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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Hello大家好呀！在进入正文前，感觉还是有必要简单解释一下姐妹瓜为何断更了一个月。一句话概括之，就是突然没有输出的欲望了。一方面因为高强度的工作，另一方面是自己的状态没有调整到很好，害怕写出来的东西太负面对读者不负责任。但究其根本的原因，是感觉生活和工作突然进入到一种重复的单调里，缺少新鲜的素材刺激日渐麻木的表达欲。
我们干脆给自己放了一个月小长假。八月底我的论文入选了国际会议，有幸前往温哥华做现场展示，小伞也请了一周年假结伴出行。对于将近3年没有出过国甚至没有坐过飞机的我而言，这次旅程像一场久旱甘露，细水长流地滋润着我们本已枯竭的创作欲望。我们为这次旅程准备了系列推送，会在九月逐周发出。而我也将在九月底再次踏上前往大洋彼岸的旅途，在异国短暂交换和生活一段时间，希望能有更多的观察和思考与大家分享。
我们还为这次旅程剪了个小视频，敬请期待哦！～
作为重启公众号的第一篇文章，思来想去，打算先把快乐的旅程放一放，来写写最近对我触动最大的一件事情——北卡大学博士生齐太磊枪杀了自己的中国籍导师。关于这个新闻的热点讨论在网络媒体上早已层出不穷，但我打算让子弹再飞一会儿，到这个时候才出来写写我对这个事情的思考。准确来说，是它带给我的间接思考——为什么博士生更容易受心理问题困扰？我们在求学过程中会经历怎样的至暗时刻？有什么可能的应对办法？
今天这篇文章并不以科学的学术论文作为主要写作参考，因为我本人目前也是在读博士生，日常生活里几乎都在跟年轻学者打交道，我相信更有价值的讨论应来源于一手观察和亲身经验。另外，这篇虽然探讨博士生的精神健康问题，我相信大部分也是一般抑郁患者的common cause，希望这次的深度思考能给所有读者带去些许启发。
#1
「别人家的孩子」的价值崩塌
有时候找病灶并不容易，但一个可行的办法是通过观察比较风险人群与普通人群的异同来思考可能的原因。先来说说我观察到的风险人群（仅限于我个人观察）——实际上是比较反直觉的，那些更容易对自我产生怀疑的博士生往往是非常优秀的好学生，或许他们就是你父母嘴里的「别人家的孩子」。这些博士生大部分是一路名校读上来的，成绩没有跌下过专业前10%，有许多甚至是本科直博，读博的时候年纪还非常小。
那么你就要问了，他们都已经是「天之骄子」了，为什么还会自我怀疑？
我跟许多这些优秀的同学深入交流过，发现最根本的原因恰恰就在于他们被「天之骄子」——这种强行把他们与普通人群区分开的高期待所绑架。实际上他们也很想犯傻，很想偷懒，或者干脆毕业后从事一份极其普通安稳的工作，但他们身上一路被叠加了太多光环，让他们只能朝着一个单一方向前进。
齐太磊目前已被逮捕，但带个两个家庭的创伤或许久久无法弥合
这些优秀博士生的自我价值几乎都建立在别人对他们的期待上，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以前在读本科或者硕士的时候还有相对清晰的评价体系，他们靠好成绩不断获得正向反馈，以为人生就这样下去是顺其自然的事情。而身边长辈又一直给予错误的方向指导，比如「成绩好就应该继续读研读博」。我可以说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人生建议，因为成绩好与做科研之间差了十万八千里。
等真正做了科研，好学生才会渐渐察觉，科研的世界里再也没有清晰可循的高分套路，没有稳居不下的专业第一，没有持续不断的正向反馈，而相反，长期被应试思维模式禁锢，他们曾经的考试能力往往成为做科研的绊脚石。
评价体系的大转变可以体现在许多方面。最典型的，我们学校博士生的课程成绩只有Pass（通过）和Fail（不通过）两种。换句话说，只要考到及格就可以了，你的大部分时间应该用于做科研创新上。我的一个北大同学在考生物统计前花了一周时间手抄PPT复习，最后兴致勃勃地在系统上查分，发现尽管她考了接近满分，页面却只显示一个孤零零的通过。她无比失落地问我：「如果考试没有排名和分数，那考试还有什么意义？」
评价体系的转变带来的是自我价值的推倒再重建。一方面每个博士生都在争取导师的有限关注，再也没有人因为你是考试第一名给你「特别优待」；另一方面科研的正向回馈周期被拉得无限长，从此前每学期一大考每两周一小考，到现在每两三年才出一篇学术论文。优秀学生的自我价值以前仰赖于奖惩明确的应试体制和「自以为是」的夸夸长辈，而一旦进入以自我探索和驱动为核心的博士生活，自我价值的重建几乎变得无从下手。
一个有趣的观察是，我也发现了一群不那么容易抑郁（甚至可以说非常积极）的博士生。这些博士生往往草根出身，也许没有特别光鲜亮丽的学历背景，但都有两三年丰富的工作经历。跟两种人群交谈会有很不一样的感觉，最直观的不同是，工作过的人大部分把博士称为「工作」，而优秀的直博学生仍会自我定位为学生，博士不过是过往学习的延伸。越是将博士等同于学生，越是容易产生跟过往学习生涯的巨大落差，也越难在新的身份里适应全然不同的自我定位。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工作过的人并没有一直留在象牙塔里，多元的工作经历塑造了他们更全面深入地观察社会和自我的视角。换句话说，读博更可能是他们主动探索的选择结果，而非来自「顺其自然」或长辈建议的被动选择。
我也很感谢自己有过几年不同的工作经历
#2
与导师的「相爱相杀」
刚才分析的都是个体原因，但博士生抑郁其实很大一部分亦来源于结构化问题，我们一般称之为toxic environment（有毒环境）。
而在有毒环境里，矛头通常直指主导师（primary supervisor），因为TA是博士求学过程中跟我们联系几乎最密切的人。小到每周的进度检查，平时的论文修改；大到读博的时候学生要做什么课题，能否顺利毕业，这些都在导师的职责范围里。但我这么概括依旧把导师的功能说得太单一了，实际上，除了学术成果的把控，导师更重要的任务是培养年轻的独立学者。这里既包括培养学生好的学术习惯，正直的学术品德（academic ethics），独立思考的能力，以及健康成熟的心智（包括如何面对学术中的失败与冷板凳）。
学术圈的游戏规则更像是一个mentor mentee的互惠制度，我们的共同目标是持续培养和输送优秀的年轻学者。导师也从他们的导师那里观察成长起来，TA亦会把好的practice传授给自己的学生。这里的问题是，怎么确定导师传授的一定是好的practice？答案是，很抱歉，我们往往很难确定。这背后的原因跟制度有很大关系。
比如有些学院实行的是所谓「家族产业」，意思是博士毕业了继续留在团队里做博士后，再晋升为教授带自己的学生，团队很少吸纳外部学者。这么做的好处是大家知根知底，极大提高工作效率。而弊端也显而易见，除了闭门造车很难发展创新外，更隐形的问题就是我们刚所提及到的，一套有毒的培养学生制度被「代代相传」，而导师自己是幸存者，所以TA从没意识到这样做有什么问题。
还有一种有毒制度是把学生培养成论文或项目机器，没有让学生自己去探索TA真正想做的科研。我在之前的读博感悟里写过这一情况，大家感兴趣可以再回头阅读。我这次在加拿大开会也跟很多欧洲和北美的博士生聊天，我问他们具体做什么课题的时候，很意外地，所有人的叙述模式都是：我在生活里/工作中偶然发现了某某现象，我觉得很有意思，问我导师能不能做，TA说可以尝试，于是我就开始着手做了。如果这个问题问我们的中国学生，我猜大部分的回答是：导师让我做的，或者是，我们就刚好申请到了这个项目。
一个没办法在生活中观察到科研问题的博士生，也很难在毕业后成为有持续创造力的学者吧。
很幸运自己遇到很好的导师，也一直在探索自己想做的课题
（图片摄于加拿大会议上）
#3
如何穿越博士的至暗时刻？
不知不觉聊了好多，也许因为自己也是博士生，许多学术的艰辛和痛苦都太能感同身受了，这也迫使我去思考，作为年轻学者要如何穿越这些至暗时刻，不至于让北卡的悲剧一遍遍上演？
篇幅关系，我只能简单扼要地谈谈我的看法。从个体角度而言，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树立坚实稳固的自我，这个自我不会因为一时的失败或别人的看法而轻易动摇。长辈们也应该停止「成绩好就该继续读书」的错误建议，而是在更早的时候就鼓励孩子去探索真正的自我。充分的自我认知是很重要的，它能够帮助我们确认自己在哪个职业方向上能有最好的发展。举个例子，假如你是一个经常性需要外部反馈的人，那学术也许并不适合你。
另外，一定要在学术之外培养一两个生活兴趣。运动也好，画画也好，每周都花些时间好好经营这些兴趣爱好。我愈发相信，一个对生活没有热情的人是不可能做好学术的，因为大部分学术灵感其实都来源于生活。Living loose is living good，活得松弛就是活得自在，这是我们这次加拿大之行最大的感悟之一，之后会有一篇专门的文章来跟大家分享。
在加拿大街头抓拍的Living loose moment
还有最重要的，多去寻求社交支持。无论是认识新朋友，还是定期维系一下跟老朋友的关系，健康具象的社交网络能稀释掉大部分的坏情绪。我有许多博士生同学为了节省时间会选择中午打饭回来一边工作一边吃，我其实并不太赞同这样做。午餐是最好的社交场景，我会找不同的饭搭子一起聊天吃饭，或者就是简单地相互吐槽一下导师（这个能写吗-.-），你会发现聊完后自己又能元气满满地投入下午的工作了。
最后，在制度层面我们或许面临更大的阻力，但我也希望未来有更开放、多元、自由自在的学术环境，为培养优秀的学者提供健康的文化土壤。如果有一天我们都能听到学生称呼自己的导师为「Mentor」而不是「老板」，或许我们离更好的未来就又更接近了一点吧。
如果你有烦恼，姐妹瓜是你永远的树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