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春天，人们对抗战胜利有了实质性的预期。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在八年中礼让合作，现在胜利在望，教授们开始筹划复校。正在这时，北大校长蒋梦麟出任行政院秘书长，北大校长出缺。政府拟由傅斯年接掌北大。8月17日，抗战胜利后的第三天，傅斯年就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他建议胡适出任北大校长。北京大学之教授全体及一切有关之人，皆盼胡适之先生为校长，……适之先生之见解，容与政府未能尽同，然其爱国之勇气，中和之性情，正直之观感，并世希遇。……盖适之先生之拥护统一反对封建，纵与政府议论参差，然在紧要关头，必有助于国家也[1]。
这期间胡适结束了沉闷的书斋生活。4月份他和宋子文、顾维钧、张君劢、董必武等人作为联合国大会代表，参加了联合国成立大会。这是和平主义者最高兴的事。早在1916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期间，胡适就写过一篇论文《国际关系中有代替武力的吗？》，获得了国际政治俱乐部奖金。那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正酣，他的观点是，世界之所以战乱频仍，是因为国际社会缺乏制约武力的力量，只有正义的国家团结起来，才能震慑那些四处开衅的国家；有了各国都认可的法律，建立一个国际大联盟，才能维护世界和平。我四月尾出门一次，就死了莫索里尼，就死了希忒拉（希特勒），就结束了欧洲的战事！八月初又出门一次，就有了原子炸弹，就有了苏俄对日本宣战，就有了日本屈服求和！甚矣，夫门之不可不出也[2]！
同日下午，他又给赵元任发了一封信：“八年前的今天——八月十四日，敌人第一次炸南京”。9月下旬，他到欧洲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大会。在英国，住第一等的旅馆，整整三个星期，没见到一个鸡蛋。到英国朋友家去做客，很少人家有一盒火柴，都只能用小木片向壁炉中点火给客人点烟。战争让英国一贫如洗。但英国人的知识水准高，大家绝不悲观，都能明白战后恢复工作的巨大与艰难，必须靠大家束紧裤带，挺起脊梁，埋头苦干[3]。
这应该就是新任北大校长的心情，抗战胜利了，今后的任务是建设。西南联大维系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命脉，这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但八年苦撑，教职人员凋零，英文教学水准急剧下降，外国图书和期刊严重缺乏，科研设备更是奢望。北大人如今尤其倚重胡适的影响力。弟以为今后国家大事惟在教育，而教育之基础，尤在领导者具伟大崇高之人格，想先生为民族立命之心肠当一如往昔，必不至于推却不应推却之事也[4]。
我觉得你做不做校长关系不大，但是你越能早回北大一天，于北大的好影响越大。凡是与北大有关的人几乎全体渴望你回来。不知道你究竟不能不提早回国，我们只怕北大仍旧敷衍下去，不能趁此整顿振作，未免太可惜了[5]。
现在是最重要的时期，只有适之先生能来改善北大，并影响全国大学，这就像以前蔡先生的时候一样，别人不能当此任[6]。
从此振古未有之大变局，得此千载一时的良机，我们的国家若仍旧爬不起来，站不住脚，那不止是民族的羞辱，简直是人类文明的大耻。北大的使命在新中国的建设，将更重大而艰难[8]……
众人纷纷给胡适写信，全都来自傅斯年的主意，他在给郑天挺[9]的信中说：“北大问题，请胡先生，不是办不到，要大家努力……我们应写信（分头写）劝驾去”，“我们为北大，必须积极去干，目下只有胡先生一法，只有他能号召人，北大名字也不能号召[10]”。在胡适归国之前，北大校长由傅斯年代理，他给胡适写了一封长信。仅文理法三个学院，就需要增聘教授三十人，国文系缺主任，数学教授多在国外，化学系缺人，地质系空空如也，物理系也需要添人，政治系不成样子，法律系则全是律师。这样一个摊子，北大人却雄心勃勃地想增设工农医三个学院，傅斯年担心这三个学院实在太费钱。傅斯年给胡适三大任务。第一，决定学校大计，工农医是否增设；第二，延聘教员，各大学都在上下其手抢人，北大应抓紧聚拢散落在海外的学者；第三，募集书籍、仪器、款项。胡适和饶毓泰是中国新公学的同学，胡适曾经教过低年级英语，其中就有饶毓泰。1913年，饶毓泰考取江西省公费留学，先后在美国加州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攻读物理学。1919年，饶毓泰读到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兴奋地给胡适写信：得读足下所著《中国哲学史大纲》，时人著书多无精密之思，即稍能用思，又无胆量说出来，其能用思而兼有胆量者，尚有足下。泰尝以为中国无科学之原因，在于狭义的功用主义深入于中国人脑髓，绝无一种“为学而治学”之精神，舍身求真之人几乎无有。视西方往哲之鞠躬尽瘁，以求伸其所自信者，吾国人当愧死矣。今读足下书中论吾国哲学中绝故，亦以狭义的功用主义为一大原，实吾年来所欲言而未之出者，其愉快何如也[11]。
1922年，饶毓泰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任南开大学教授，创建了南开物理系。这期间吴大猷成了他的得意门生。1931年，吴大猷获得中基金科研奖助金，入美国密歇根大学物理系。1933年，胡适因大战国民党，在上海待不下去，回到北京大学，他趁机把饶毓泰挖来，北大请其出任北大物理系主任，理学院院长。西南联大时期，杨振宁、李政道都是吴大猷的学生，吴大猷更是把李政道这个二年级学生直接推荐到了芝加哥大学。1944年，饶毓泰再次赴美开展物理学研究。现在胡适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饶毓泰，嘱其回北大继续主持理学院和物理系。关于工农医学院，胡适的看法是一定要组建。日伪在北平是有一个“伪北大”的，学校是“伪”的，但是留下了很多很好的医学设备、实验仪器，这些都不“伪”。虽然还远远不够，但这些不是要害，要害是人的问题。钱学森此时任加州理工学院副教授，胡适想请他主持北大工学院。但钱学森回信说：“现在加省理工航空系任事，与校方约定一两年后回国。故北大如定明春开办工学院，则学森无参加可能[12]。”胡适把信转给饶毓泰，饶毓泰给钱学森写信说，“北大开办工科，无传传统的负累，有布新的勇气，凡关心中国工程科学前途者不应该错过这个机会，适之先生与北大同人对钱先生具有无穷希望”，“为表示万分诚意，北大开办工学院可迟至1947年秋，以待钱先生之归[13]”。但钱学森没有归国，他还影响了另一个物理学家郭永怀，这两人归国，要等到1955年以后。他们的迟归，使新中国收获了两个“两弹元勋”。吴健雄信告饶毓泰，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物理学教授行将退休，愿以毕生所藏物理学杂志捐赠给中国某一大学，饶毓泰赶紧提议全部给北大。江泽涵说：“我们在昆明已饱尝缺少书籍之苦，我们很怕返平的第一年或第一个半年还是如此[14]”，可见北大复校之艰难。胡适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可由中华教育基金会与北大第二次合作，北大向其借款三十万美金，用于购买图书设备，分十五年还本，由教育部担保。这个提议实在偏心，最终中基会董事会决定，拿出二十五万美元，帮助北大、中大、浙大、武大的科学研究部门。北大还是获得实惠最多，独占十万美元，其他三家各五万。胡适决定这笔钱全部用于建设北大物理中心，嘱在美国的额吴大猷和吴健雄购置科研仪器。此时胡适正在酝酿一个大题目，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提法：中国教育应该走独立自主的路。比如今年政府官费派送留学生达二百余人，自费一千二百人，另有特许自费留学者五六百人，总计当在二千人左右，以每人需外汇二千美金计，全数须四百万美金。政府若用这个数字分配于几所好学校，相信可以作许多事，但今年北大以五千人之大学，经费仅只一万五千美金，以许多钱用在送许多学生出洋镀金，则等于不承认我们自己的学术可以独立[15]。
假使与日本签订和约后，我们如有成千成万学生去日本留学，那才是最可耻[16]。
1947年9月18日，这是他精心挑选的日子，他写出了《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我说的“学术独立”，当然不是一班守旧的人们心里想的“汉家自有学术，何必远去欧美”。我决不想中国今后的学术可以脱离现代世界的学术而自己寻出一条孤立的途径，我也决不主张十年之后就可以没有留学外国的中国学者了[17]。
胡适深谙一些人的思维方式，他开篇就强调，夜郎自大、关门自守绝不是学术独立。如果把自己与世界隔绝起来，那还不如五十年前大清向日本派出大量留学生的“学术依赖”呢！第一，世界现代学术的基本训练，中国有自己的大学可以充分担负，不必向国外去寻求。这说的是大学教育的普及。第二，受了基本训练的人才，国内应该有良好的设备和师资，可以继续作专门的科学研究。这说的是提高。第三，国内需要解决的工业、医药、国防问题等等，应该有专门人才和研究机构帮助国家解决。这说的是教育对国家发展的实质性贡献。第四，对于现代世界学术，本国学人应该与世界各国合作，共同担负人类学术进展的责任。这说的是在全球的影响力。胡适提议，“中国此时应该有一个大学教育的十年计划，在十年之内，集中国家的最大力量，培植五个到十个成绩最好的大学，使他们尽力发展他们的研究工作，使他们成为第一流的学术中心，使他们成为国家学术独立的根据地。”这个十年计划可以分做两个阶段。第一个五年，先培植五个大学，五年之后，再加上五个大学。中国现在专科以上的院校一百四十余所，形成“大家同喝稀饭”的现象，如此下去，一千年也走不上学术独立的路。以日本为例，明治维新以后，仅用全力专办两所国家大学，从没有第三所出现，结果成绩已斐然于世界，……此足以为我国取法。我国若以十年为期，政府应不客气规定第一个五年特别以全力帮助北大、清华、浙大、武大、中大五个大学，使他们限期成为国内最好的大学，成为世界有地位的大学[18]。
胡适三十年不变的观点是，大学是研究大学问的地方，在普及和提高之间，他更看重提高。这个十年计划应该包括整个大学教育制度的革新，也应该包括“大学”的观念的根本改换。近年所争的几个学院以上才可办大学，简直是无谓之争。今后中国的大学教育应该朝着研究院的方向去发展。凡能训练研究工作的人才的，凡有教授与研究生做独立的科学研究的，才是真正的大学。凡只能完成四年本科教育的，尽管有十院七八十系，都不算是将来的最高学府。从这个新的“大学”观念出发，现行的大学制度应该及早彻底修正，多多减除行政衙门的干涉，多多增加学术机关的自由与责任[19]。
胡适说：“学术独立不是件难事，从前美国哈佛、耶鲁等大学学生，得到博士学位后，自己还认为学得不够，必须跑到欧洲去学牛津、剑桥、巴黎、柏林等大学，作专门研究，但后来美国终于在四十年中作到第一步学术独立的地位，第二步现在已为领导学术地位[20]。”他认为不难的事，在中国却是最难的事。1947年9月的国内形势，谁会考虑十年以后的大学教育问题？他主持召开北大“教授会”，“大家谈的，想的，都是吃饭”，有教授说：“我们今天愁的明天的生活，那有工夫去想十年二十年的计划？十年二十年后，我们这些人都死完了[21]！”胡适在日记里写：“回家来心理颇悲观，这样的校长真不值得做！”[1]傅斯年，致蒋介石书，《傅斯年全集》第七卷286页，湖南教育出版社。
[2]胡适致赵元任、杨步伟，1945年8月14日，《胡适全集》第二十五卷，158页。
[3]胡适《青年人的苦闷》，《胡适全集》第二十二卷，722页。
[4]汤用彤致胡适，1945年9月6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34页。
[5]江泽涵致胡适，1945年9月3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32页。
[6]江泽涵致胡适，1945年9月14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35页。
[7]丁声树，语言学家，193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文学系，1945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考察。
[8]丁声树致胡适，1945年9月19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38页。
[9]郑天挺，历史学家，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文系，时任西南联大教授。
[10]《傅斯年传》257页，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1]饶毓泰致胡适，1919年9月7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68页。
[12]胡适日记，1946年1月2日，《胡适全集》第三十三卷，557页。
[13]饶毓泰致胡适，1946年1月14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78页。
[14]江泽涵致胡适，1946年1月14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80页。
[15]胡适日记，1947年9月6日，《胡适全集》第三十三卷，649页。
[16]胡适日记，1947年9月6日，《胡适全集》第三十三卷，643页
[17]《胡适全集》第二十卷，227页。
[18] 1947年9月6日，《胡适全集》第三十三卷，650页。
[19]胡适《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胡适全集》第二十卷，228页.
[20] 1947年9月6日，《胡适全集》第三十三卷，650页。
[21]胡适日记，1946年9月23日，《胡适全集》第三十三卷，658页。
第二章：极大的勇气（连载2—5），胡适在国外对白话文的思考与探索。第三章：中国的文艺复兴（连载6—11），蔡元培、《新青年》、文学革命、新文化运动。第四章：洪水与猛兽（连载12—16），新旧思潮的交锋。第六章：实验主义（连载21—25），胡适的哲学思想。第七章：整理国故（连载26—29），国学的主张，考证水浒传红楼梦，顾颉刚古史辨。第八章：这个世界会好吗（连载30—34），创办《努力周报》，好政府主义，时事评论。第九章：中国有进步没有（连载35—37），教育发展，北大索薪风潮第十章：我的朋友胡适之（连载38—40），胡适与朋友的交往第十一章：山月娟娟（连载41—43），胡适和曹诚英的恋情，兼及徐志摩陆小曼郁达夫王映霞第十二章：人生观大论战（连载44），科学与玄学大论战第十三章：混沌时期（连载45—48），胡适开始挨骂第十六章，万山不许一溪奔。关于人权与约法的论战，同国民党的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