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清算胡适思想
郭沫若说，他从来没有读过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李希凡、蓝翎的文章，也是在引起注意后才读的。然而读了之后，他说：俞平伯先生研究“红楼梦”已经三十年，据他自己说是“越研究便越觉糊涂”。李、蓝两位同志都只是二十几岁的青年，他们研究“红楼梦”据说只有两年光景，但他们一箭就射到靶子上了[1]。
这不是郭沫若阅读理解能力突然变差了，而是他脑子转弯太快了。几乎是同时期，胡适说，郭沫若这个人，最善做阿谀文字。转弯的结果，是文化学术界从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转向了清算胡适，形成了一场“反对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1954年11月8日，光明日报发表郭沫若谈话，他说：“讨论范围要广泛，应当不限于古典文学研究的一方面，而应当把文化学术界的一切部门都包含进去。”无论是在历史学、哲学、经济学、建筑艺术、语言学、教育学乃至于自然科学的各部门，都应当来开展这个思想斗争。作家们、科学家们、文学研究工作者、报纸杂志的编辑人员，都应当毫无例外地参加到这个斗争中来[2]。
12月8日，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召开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周扬在会上宣称，胡适“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思想的最早的、最坚决的、不调和的敌人”。中国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人物当然不只胡适一人，但他却是中国资产阶级思想的最主要的、集中的代表者。他涉猎的方面包括文学、哲学、历史、语言各个方面。而他从美国资产阶级贩来的唯心论实用主义哲学则是他的思想的根本。资产阶级唯心论是有各式各样表现的，它在人民和知识分子的头脑中还占有很大的地盘。
全面地、彻底地揭露和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的唯心论，就是当前马克思主义者十分重要的战斗的任务。[3]。
没有被批判的，只有胡适倡导的“白话文运动”，这个实在批不了，反而一些人在文章中承认胡适有提倡白话文的贡献。台湾倒是有腐儒，说什么正因为胡适的白话文，国民党才丢了大陆。会议确定了分工，艾思奇、侯外庐、范文澜、黄药眠、冯友兰、何其芳、尹达、张天翼、聂绀弩，分别担任课题的召集人。同时还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由郭沫若、茅盾、周扬、潘梓年、邓拓、胡绳、老舍、邵荃麟、尹达九人组成，郭沫若为主任，领导讨论会的工作。每项问题由主要研究人写成文章，公开报告，并进行讨论。我们想用这样的办法，把胡适的反动思想在文艺界和学术界的遗毒，加以彻底的清除。我吁请各位朋友注意这件事，请尽力协助，让我们能够胜利地来完成这项共同的战斗任务[4]。
胡适一直关注大陆的思想动态，虽然双方远隔重洋，信息沟通不便，但七十年后再看这段历史，实际上他们有着另一种对话。这九项内容，最根本是批判胡适的实验主义哲学，这个问题很紧迫。有人问郭沫若，“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为什么这是唯心论的方法？可见困惑是普遍的，“好些人一直到今天都还受着这种研究方法的影响[5]”。这是把科学的研究方法根本歪曲了。科学是允许假设的，科学当然更着重实证。假设是什么？假设是从不充分的证据所归纳出来的初步的意见。它还不能成为定论，但假如积累了更多的证据或经得起反证，它有成为定论的可能。所以真正的科学家倒是采取着相反的态度的，便是“小心的假设，大胆的反证[6]”。
这种回应，很难说服一个科学家，至于学者作家，只有越发糊涂了。于是胡绳发表长篇论文《论胡适派思想对科学的曲解和污蔑》，他说，杜威实验主义哲学宣称一切“唯心论和唯物论的争论”，“都是不成问题的争论，都可以不了了之[7]”，这是“把哲学根本问题一齐抹煞”，是卑怯地回避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世界的根本答案。胡绳说：哲学的根本问题是抹煞不了的。在现代思想界中，凡是企图躲开哲学上的根本问题的人，实际上总是在根本问题上采取了唯心主义观点，而且是极端腐败的唯心主义观点。
胡绳重提1923年科学人生观大论战，认为“张君劢和胡适虽然都是唯心主义，但一边的做法是同科学抢地盘，而另一边的野心是要俘掳一切科学，——所谓‘科学’和‘玄学’之争的真象就是如此。”在现代的历史条件下，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特别是在认识论问题上展开了极其尖锐的斗争。这方面的问题，对于科学是有关生死存亡的问题。
相信科学家对这种哲学的根本问题没什么兴趣，他们也不懂，在科学领域，他们只掌握了方法。唯物还是唯心的争论，连杜威都可以绕开，科学家费这个脑细胞干什么呢？1957年1月，纽约华人举办了李政道、杨振宁、吴健雄三位物理学家欢迎会，吴健雄的“宇称不守恒”实验，为杨振宁和李政道提出的理论假设做出了有明确证据的实验结果。吴健雄在致辞时说，他们研究的方法，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不过是胡适先生“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一科学方法的应用。结果胡适站起来说了一个多钟头，他从五四时代讲起，声称自己不过是传播了一种科学方法，杨振宁和李政道是“大胆的假设”，吴健雄就是“小心的求证”。比如艾思奇的《实用主义哲学的反革命性和反科学性》，文章经文联和作协联席会议讨论修改，发表于1955年1月22日的人民日报：人的认识能够符合于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性，这就是具有真理性的认识，否则就是谬误。这也是一切真正有科学头脑的人所要承认的原则。实用主义的“真理”观，……把真理看做纯粹主观的东西，实用主义者否认了任何能反映客观事物及其发展规律的知识，把人的认识——包括科学知识在内——看做仅仅是人们主观地虚构出来的“应付环境的工具”。......他们不承认是与非之间，真理与谬误之间有任何客观的标准。他们把真理与谬误的标准完全看做主观的，胡适说：“真理是对付这个境地的方法，所以他若不能对付，便不是真理；他能对付，便是真理”。
胡适反复表达过，自己从来没有写过一篇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为什么实验主义哲学要在这个时候拿出来批判，原来分歧是在三十多年前“问题与主义”争论时种下的，虽然那次争论他并不是针对马克思主义，而是针对所有“抽象的名词”，但他的观点，为三十年后所不容：一切主义，一如学理，都该研究，但是只可认作一些假设的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
胡适说：“这是我三十六年前自己宣布的一个思想方法，这是实验主义思想方法的一个重要部分。想不到在三十多年后成了最犯忌讳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反动思想了”，“他们的重点便是阐明胡适思想的全部和胡适所有的学术著作，都是以反对马克思主义为目标的[8]”。实验主义所指的“实践”，正是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所理解的那种“实践”——狭隘的、利己的、应付环境的生物学观点的“实践”，而不是社会的革命的实践。从这样的“实践”里，只能学到一些零碎片断的知识和圆滑的剥削阶级的处世哲学，根本谈不上对社会发展规律的了解。
在实验主义者看来，任何理论和思想，只要适合他们的主观目的和利益，便可以宣布为“真理”。在这种论调里我们可以嗅出一股美国生意人和统治集团的臭味。
实用主义重视“行动”“实践”，从表面上看来，这好像与马克思主义重视实践有相似之处。其实，辩证唯物论的实践观与实用主义的实践观是根本对立的，二者没有任何相似之处。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是知行统一论，我们重视实践但决不轻视理论。通过实践所取得的正确反映客观物质世界的科学理论，就可以反过来指导实践。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就是盲目的实践。而实用主义者却为着“实践”的目的而且仅仅为着“实践”，垄断资产阶级竭力反对客观规律性，以自己主观的反动意志来行动，这与无产阶级的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革命实践是毫无共同之处的。
实用主义哲学是世界上最反动、最愚蠢的哲学之一，它应该受到而且已经受到了我们的鄙夷和唾弃[9]！
不得已还要回顾一下胡适于1921年说过的话：“一切理想，一切知识，都只是待证的假设，并非天经地义”，这样“可以解放许多‘古人的奴隶’”；“一切学说与理想都须用实行来试验过，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30年后再起争论，恰好此时哥伦比亚大学邀请胡适作口述自传，胡适先后录音16次，后来经过唐德刚结合胡适遗留的残稿，整理了《胡适口述自传》。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实验主义”告诉我，一切的理论都不过是一些假设而已；只有实践证明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时要证明一个理论之是否有真理的唯一的方法，也便是想出这个理论在实际运用上牵涉到各种情况；然后再实验中观察这一特殊理论是否能解决某一问题的初步困难，从而进一步找出一个原来所要寻找的解决方案[10]。
胡适的录音完成于1958年，把这一段话当作一个孤悬海外的人对几百人批判的回应，大概是可以的。胡适在1921年的“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到五十年代，进而表达为“实践证明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三个字的微小差别。胡适跨越三十年反复提醒的，是小心理论成为教条。真理是否有客观属性，哲学家尽可以绞尽脑汁争论上千年，而在社会实践中，某一种理论，一旦被描述为客观真理，那么他就会有教条化的危险，任何人都可以声称我的理论，就是客观真理，你的观点，就是主观谬误。正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指出的：“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这种态度是错误的。”四十多年后，季羡林说当年批判胡适：“在当年那种极“左”思潮影响下，满篇僵硬庸俗的教条，有的竟流于谩骂、污蔑，殊不足以服人。我没有读到一篇真正能搔到痒处的文章[11]。”金岳霖是哲学大家，他晚年说胡适不懂本体论和认识论，胡适哲学只是人生观哲学。这个评价很对，和他写的那篇批判文章，完全是两码事。胡适与国共两党的分歧，在于实验主义哲学相信苏格拉底的“归纳法”，反对亚里士多德的“演绎法”。前者不设什么“终极真理”，由个别证明一般；后者先根据普遍性结论，然后推导出个别性结论。这两种方法生活中经常用到。比如每一个人都会死，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不死之人，归纳法得出的结论就是“人总是要死的”。因为人总是要死的，所以演绎法得出“你我一定会死”的结论。胡适在三十年代批判孙中山“知难行易说”，就是认为国民党先设了一个先总理的“终极真理”，要求人们都要学习信奉，他的哲学思想反感这一套。如今不存在这种争议了，一切理论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胡适搜集了200多万字的批判文章，三联书店出版了8本《胡适思想批判》，他缺少第四册，特意给朋友写信帮着寻找，他关注的篇目主要集中在哲学方面，如王若水的《清除胡适的反动哲学遗毒》，孙定国的《批判胡适哲学思想的反动本质》，曹孚的《杜威批判引论》，最让他感兴趣的，是侯外庐五万字长文的上百条注释，里面标明胡适从未发表过的日记、函件、电报，甚至给江冬秀的信件，胡适给杨连陞写信说，他们把我的一百多个书箱子打开了，而且还编了号。实验主义被彻底否定，其他领域就迎刃而解了。王元化、何其芳、黄药眠、钟敬文批评胡适的文学思想，白寿彝批判胡适的历史研究，童书业批判考据学，其实引用的材料都是实验主义的那一套论述。其中显得另类的是高一涵的《实用主义的政治思想的反动本质》，通篇说的是杜威的反动哲学，没有提胡适一个字。这大概是这位《新青年》同人，这位我国政治学的先驱，奉命交了一篇作文。也有比较刺耳的话，吴景超《我与胡适——从朋友到敌人》，更像是一篇回忆录，这个《独立评论》的同人说：“胡适，过去是我的朋友，今天是我的敌人。我要坚决与胡适所代表的一切进行斗争，不达到最后的胜利，决不罢休[12]！”冯友兰写了一篇《哲学与政治》，把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古哲学史》（残稿）、《名教》、《说儒》等篇章，分别对照不同年代，得出结论：胡适哲学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同一时期，胡适评价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想说几句好话，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好处”。胡适的学生罗尔纲写了一篇《两种人生》。罗尔纲曾经在胡适家里住了很久，帮助整理史料，辅导胡思杜的作业，受到了子侄一般的待遇，此人老实木讷，临别时感激的话说不出来，给胡适留下一封长信。后来他写了一个小册子《师门五年记》，这本书交给胡适写序，但是1948年没来得及出版，书稿也留在了胡适手里。罗尔纲在《两种人生》中，怒批胡适干预他治《太平天国史》的史观和方法，因为胡适告诫他要把曾国藩和里李秀成等量齐观，批评他只写了太平天国的光明面，没有写太平天国的阴暗面，这让自己中毒太深了，教训太深刻。同一时期，胡适却把罗尔纲的《师门五年记》出版了，还写了一篇后记：“尔纲和我两人，称了‘隔世’的人已近十年了[13]”。这本书不出售只赠朋友，不知道后来罗尔纲是否知道这本书的存在。罗尔纲在《师门五年记》里评价自己的老师说：“我还不曾见过如此的一个厚德君子之风；抱热诚以鼓舞人，怀谦虚以礼下人，存忠恕以体谅人”，这一点可以从胡适面对围攻的言论中看出来。他说：那些朋友除了骂我，他们能怎么样说呢？我对他们报以无限的同情。胡适带着旁观者欣赏的态度，兴致勃勃地搜集挨骂的资料，三年以后，他完全没了兴趣，原因是“板眼太死，腔调太陈旧了”。
[1]郭沫若《三点建议》，在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席会议上的发言，《胡适思想批判第一辑》，17页。[3]周扬《我们必须战斗》，1954年12月10日，人民日报[4]周扬《我们必须战斗》，1954年12月10日，人民日报。[5]郭沫若《三点建议》，在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席会议上的发言，《胡适思想批判第一辑》，10页。[6]郭沫若《三点建议》，在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席会议上的发言，《胡适思想批判第一辑》，10页。[7]胡适《实验主义》，《胡适全集》第一卷，301页。[8]《胡适口述自传》，《胡适全集》第十八卷，360页。[10]《胡适口述自传》，《胡适全集》第十八卷，308页。[11] 季羡林《胡适全集序》，《胡适全集》26页。[12]吴景超《我与胡适——从朋友到敌人》，《胡适思想批判》第三辑，111页。[13]胡适《<师门五年记>后记》《胡适全集》第二十卷，70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