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0月10日，北京大学举办了隆重而又特殊的开学典礼。这一期学生结构极为复杂，有西南联大分发北上的700多人，还有新生、先修班等1200人，更有台湾学生、八年沦陷区的学生、沦陷十四年的东北学生1500多人。1945年9月，教育部下令解散“伪北大”，原沦陷区的在校生要先补习再进行考试，已毕业的学生要重新提交毕业论文，并撰写蒋介石《中国之命运》学习体会，经审核通过后方可授予毕业证书。此举引起这些学生和民众的极大反感，他们认为，国土是你们沦陷的，你们走了，我们成了亡国奴，现在你们回来了，我们却要被歧视。最后教育部取消了甄审考试，改为临时大学补习班，收容未毕业的学生。胡适作了一个多小时的长篇演说，他把北大的历史分为五个时期：开办时期、革新时期、过渡时期、中兴时期、流亡时期，核心是重提蔡元培、蒋梦麟两位校长三十年“自由研究的风气，独立研究的风气”。“希望同学都能‘独立研究’，不以他人的思想为思想，他人的信仰为信仰”。希望学校没有党派。
但对学生、先生的政治宗教信仰不限制，那是自由。只有一个前提是学生要将学校当作学校，学校将学生当作学生。北大不愿学生、教授在这里有政治活动，因为学校是做学问的地方，学作人作事的地方[1]。
胡适说，中国的大学如果从汉代的太学算起的话，那么有两千一百年历史，但是北大人谁也不肯认这两千多年的“大学史”。根据历史看，欧洲大学不是政治制度的一部分，中国太学却是文官考试制度的一部门，太学博士是官，司业是官，祭酒也是官，出去作官，回来可以当太学博士，也可以当司业，可是不就也会又出去作官，所以这制度受政治的牵涉太大，不能把学校看成是自己的学堂，……学生也认为学堂是敲门砖，毕业生对学校毫无感情。私立书院也是如此，所以，千年以来我国大学没有固定的持续性[2]。
胡适说，“欧洲大学的能以继续有两个因素：一个是主持财产的董事会，一个是终身任教职的教授会[3]”。这等于是重申当年蔡元培“教授治校”的思想。这是胡适及很多教授们的妄想。北洋时代，军头们顾及不到思想，知识分子享受了春秋时代的自由，待到国民党开始训政，他们的好日子就结束了。胡适在上海与国民党发生的一系列冲突，直至中国公学被国民党搞得四分五裂，核心都是对思想的争夺。胡适乐颠颠地大力支持，他在政治上永远是个天真的书呆子。这次国民党结束训政，是一件政治史上稀有的事。其历史的意义是国民党从苏俄式的政党，回到英美西欧式的政党。这是孙中山遗训的复活。中山当日接受了共产党的组织方法，但他终不认一党专政为最后阶段，只认为过渡到宪政的一个阶段。国民党执有政权二十年，今日宣告结束训政，故是稀有的史实[4]。
1946年11月15日，国民大会召开，会议的任务是制定宪法，被称为“制宪会议”。胡适当选为主席团成员，并作为“决议案整理委员会”委员，负责整理宪法修正案文句。12月25日，国民大会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这次会议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均未参加，只有中国青年党、中国民主社会党两个小党派充当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小跟班。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均严正声明不承认这次“国大”和“宪法”。就像当年出席段祺瑞的善后会议一样，胡适很快招来不满，“听说郭沫若要包办七个副刊，专攻北大和我[5]”。胡适博士似乎好久没有做诗了，最近在《文汇报》上看见他的一首近作：
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似中年。
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虽然不那么悲壮，但总要更显得老实一点——我想，倒不如把“拼”字索幸改为“奉”字[6]。
这是把胡适当成蒋介石的小卒了。蒋介石此时陷入严重的政治孤立，也的确需要有人站台。他找傅斯年、王世杰传话，想让胡适出任国府委员、考试院长。我在野，——我们在野，——是国家的、政府的一种力量，对外国，对国内，都可以帮政府的忙，支持他，替他说公平话，给他做面子。若做了国府委员，或做了一院长，或做了一部部长，……结果是毁了我三十年养成的独立地位，而完全不能有所作为。结果是连我们说公平话的地位也取消了。——用一句通行的话，“成了政府的尾巴”！
十月里我有一次到行政院是看翁咏霓，秦景阳也来了，他们坚留我坐，这是他们聊天的聚会，每天都是聊天，无一事可办。我坐了一点钟，听他们聊天，心里想：“这是中国两个最有脑力的人才，干吗不到一个学校或研究室去？干吗要把他们困在一个完全自私自利的宋子文手下吃闲饭，聊闲天[7]？”
考试院长决不敢就，国府委员也不敢就。理由无他，仍是要请政府为国家留一两个独立说话的人，在要紧关头究竟有点用处。……我不愿意放弃我独来独往的自由。
当了官，进了官僚体系，就不再有说话的自由。蒋介石想让他充门面，他却想着为国家留下“独立说话的人”，这种自由，除了批评的自由，还能是什么？跟两个好友他可以敞开心扉，但是拒绝蒋介石，应该有更直接的理由。他反复请二人转告，自己身为北大校长，现在脱不开身：我愿意做五年或十年的北大校长，使学校有点成效，然后放手。此时放手，实无以对北大同仁，亦对不住自己[8]。
这的确是个很好的托词。此前蒋梦麟出任行政院秘书长，郑天挺和傅斯年大发雷霆，傅斯年甚至找蒋梦麟大吵一架，最后北大教授们强烈要求蒋梦麟辞去北大校长。因为正是蒋梦麟任教育部长期间，制定了“大学组织法”，明确规定官员不得兼任大学校长。惟改组后之国民政府委员会为集议决策机关，并无行政烦琐工作，其职权大于参政会，而性质则相同。且系过渡时期机构，为期不过数月[9]。
这等于是说，国府委员相当于傅斯年担任的参政会参政员，不是官。胡适眼见破裤子缠腿，有摆脱不开之势，赶紧动员傅斯年：此事于我个人绝无益而有大损失，于国家除了“充幌子”之外亦无其他用处。但我的子弹已用光了，不得不求教于炮手专家。若老兄别有奇“兵”妙计，可以保护小人安全出险，则真是大慈大悲的大菩萨行了[10]！
胡适看得清楚，蒋介石找了四个无党派的人充任国府委员，陈光甫、莫德惠[11]、胡政之[12]和他胡适。陈光甫是抗战时期借款的功臣，其余三人则是马歇尔心目中所谓“中国自由主义者”，“此四人皆是对美国人的幌子[13]”。蒋介石的亲笔信是要回的，焦点在于国府委员是不是官：府委是特任官，决不应兼任大学校长，况此是最高决策机关，尤须常川专任。北大此时尚在风雨飘摇之中，决不许适离开，道义上适亦不愿离开北大。万一命下之日，学校人心解体，不但北大蒙其害，亦甚非国家之福。故只有恳请我公许适不参加国府委员，许适以超然地位继续为国家社会尽其棉力[14]。
然后汤用彤、饶裕泰、郑天挺立即跟上，他们给教育部长朱家骅发电，请其转告蒋介石，国府委员是官。国府委员会为国家最高决策机关，更不宜由国立大学校长兼任委员。此事倘经实现，不惟妨碍北大前途，又与大学组织法不合。今日大局不安，教育界往往为不安之主因，适之先生在北大，对整个教育界之安定力量异常重大[15]。
这些都还是纸面上的有来有去，接下来是胡适和蒋介石的正面对峙。晚八点，蒋主席邀吃饭，先约我小谈。我申说我的意见，请他不要逼我加入政府。他说，你看见我的信没有？是托何市长转交的。我说没有。他最后说：如果国家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决不勉强你。我听了，很高兴。出来对孟真说，“放学了[16]！”
胡适不知道，大人物和人沟通，话是不能说细说尽说到一个唾沫一个钉那种程度的。几天后，王世杰奉命来谈，考试院院长可以不做，只要他参加国民政府委员会，做无党派的一个代表。这次胡适换了一个角度，不说北大离不开：“国府委员会为最高决策机关，应以全力为之，不宜兼任[17]。”下午四点，蒋先生约谈，他坚说国府委员不说官，每月集会二次，我不必常到会，可以兼北大事。我对他说，现时国内独立超然的人太少了，蒋先生前几年把翁文灏、张嘉璈、蒋廷黻、张伯苓诸君都邀请入党，又选他们（廷黻除外）为中委，这是一大失策。今日不可再误了。他承认那是错误。但他一定要我考虑国府委员的事。
胡适告辞时，蒋介石问，胡太太在北平吗？胡适趁机说：内人临送我上飞机时说：“千万不可做官，做官我们不好相见了！”蒋先生笑着说：“这不是官[18]！”
在是不是官的问题上，最终是一班大学教授，外加江冬秀说了算，蒋介石终于无可奈何了。1947年5月，全国各地爆发“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大游行，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召开茶话会，邀请平津两地专科以上院校校长、教授，商讨对策。胡适的言论又一次让国共双方都讨厌他。面对一日高涨的学潮，蒋介石发布告全国同学文，说学潮受共产党直接策动，胡适说，“这一立言不太公道”，“不能说几个、几十个人能号召使几千人的学校罢课游行，因为牵牛到水边容易，叫牛喝水就困难了。”还不如说这些行动是青年学生在对当前困难感到烦闷而发生的，比较公道些。国家各方不上轨道，政治不满人意，没有合法代表民意机关，监督政府，改革政治，所以干预政治责任，当然要落在青年学生身上，这事在古今中外，并无例外，这是二十年来我推测政治改变的通则[19]。
对青年人应该给予合理的自由，而如今仍然存在不合法逮捕的事，这是一种遗憾[20]。
他对青年运动表示极大的理解和同情，但是同时也重弹他的老调：学生罢课，决不是改革政治的一种好方法，……若是大家去研究政治，发表改革言论，或者干脆跑到校外参加政治活动，在地上在地下工作，都无不可[21]。
胡适说，“我在政治上没有颜色”，他只把自己当作一个教师，学生不管是什么党派，终归是他的学生。不断有学生被捕，他不断要求当局放人；同时也有的同学被抓进去，面对学生自治会的质问，他又强调学生要守法。改革政治，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革命，一种是经过合法民意机关去改革。学生要干预政治，宣传也好，实地工作也好，也离不开这两个方式[22]。
中国虽已列四强之一，但中国已在很危险的时候了，建设困难，破坏容易，房子铁桥破坏起来，只须几秒钟的工夫，破坏了再建设就困难，要血汗、苦工，但教育还是第一[23]。
这话讲给中学生是没问题的，但是这种幻想回答不了大学生的提问。1948年6月，一个北大一年级学生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说：生自小学到中学，过了八年沦陷生活，苦闷万分，夜中偷听后方消息，日夜期盼祖国胜利，在深夜时暗自流泪，自恨不能为祖国作事。对蒋主席之崇拜，无法形容。但胜利后，我们接收大员及政府所表现的，实在太不像话。……生从沦陷起对政府所怀各种希望完全变成失望，且曾一度悲观到萌自杀的念头。……自四月下旬物价暴涨，同时内战更打的起劲。生亲眼见到同胞受饥饿而自杀，以及内战的惨酷，联想到祖国今后的前途，不禁悲从中来……
第一，国家是否有救？救的方法为何？
第二，国家前途是否绝望？若有，希望在哪里？请具体告知。
第三，青年人将苦闷死了，如何发泄[24]？
胡适的回答依然是“九一八”之后的滥调：“我们今日所受的苦痛，都是我们这个民族努力不够的当然结果”。在胜利的初期，国家的地位忽然抬高了，从一个垂亡的国家一跳就成了世界上第四强国了！大家在那狂喜的心境里，更不肯去想想坐那世界第四把交椅是多大困难的事业。天下那有科学落后、工业生产落后，政治经济社会组织事事落后的国家可以坐享世界第四强国的福分！
这三个问题他一个都没能回答，只有归结为“努力”，这简直又回到三十年前办《努力周报》的时代了。大战时须要吃苦努力，胜利之后更要吃苦努力，才可以希望在十年二十年之中做到一点复兴的成绩。
我们将来的恢复与兴盛决没有捷径，只有努力工作一条窄路，一点一滴的努力，一寸一尺的改善。
对比同期傅斯年的话，可以看出胡适的观点是多么言不及义，隔靴搔痒：古今中外一个公例，凡是一个朝代，一个政权，要垮台，并不由于革命的势力，而由于他自己的崩溃！
国民政府自从广东打出来以后，曾办了二件大事，一、打倒军阀；二、抗战胜利。至于说到政治，如果不承认失败，是谁也不相信的[25]。
傅斯年本是炮轰宋子文，但这话用来回答这位学生的苦恼，倒是很贴切。国家搞成这个样子，正是因为政治上的失败。什么打倒军阀、抗战胜利，都掩盖不了政治的失败。胡适却带着他的所谓“乐观主义精神”，去参与失败的政治，与其说是为蒋介石站台，不如说是为了自己心中的那点理想，让自己心里舒坦些。尝试么，不试一下，他是死不瞑目的。这次会议要选举总统。蒋介石忽然说，根据中华民国宪法，实权在内阁，大总统应为虚位，自己不想做总统了，建议无党派的胡适先生当总统，胡适就位后，可以任命自己为行政院长。季羡林认为胡适是个书呆子，竟然相信蒋介石真的会让他当总统，我以为胡适的“呆”，未必是看不清楚，而是宁愿天真幼稚：我承认这是一个很聪明，很伟大的见解，可以一新国内外的耳目。我也承认蒋公是很诚恳的。
他说（指蒋介石）：“请适之先生拿出勇气来。”
但我实在无此勇气[26]！
“很聪明、很伟大的见解”，是符合自己的政治理想；“蒋公诚恳”则全然不顾实际政治：即使蒋介石真的是诚恳的，国民党如此庞大的组织，能让他坐上那把交椅？李宗仁也给他写信，劝他“本着大家加入赛跑的意义，来参加大总统的竞选[27]”。王世杰奉命来征求胡适意见，胡适在犹豫中同意了，但想了一夜，第二天告诉王世杰：“昨天的责任心逼我接受。今天还是责任心逼我取消昨天的接受[28]。”国民党召开临时中央全会，蒋介石声明他不候选，提议国民党提一个无党派的人出来候选，这个人应该具备五个条件：守法；有民族精神，对中国文化有了解；有民族思想；爱护国家，反对叛乱；对世界局势、国际关系有明白的了解。与会者都猜这个定位就是胡适，果然他们都不同意蒋介石的提议，总裁怎么可能不当总统呢？蒋介石最后给胡适的交代是，“不幸党内有纪律，他的政策行不通”。胡适说：“党的最高干部敢反对总裁的主张，这是好现状，不是坏现状[29]”。这是违心的敷衍，黄袍加身的时候都是搬一把椅子硬按上去的，杯酒释兵权的时候谁敢逆龙鳞？1948年10月28日，胡适跟蒋介石谈了一个多小时，“都是很逆耳的话，但他（指蒋介石）很和气的听受”。他讲了十大问题，其中一条是“必须认错，必须虚心[30]”。有知识还不能称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本质是超然的，非功利的；独立的，非依附的；批判的，非唱赞歌的。自从陈布雷成了蒋介石的“文胆和智囊”，他身上知识分子的属性就丧失殆尽了，每日只能写那些自己都不相信的话，这样的人生毫无意义。于是最终他只能保留中国传统士大夫的那点可怜的“从一而终”，宁可自杀，也不敢说要蒋介石认错。他连“文死谏”都没有做到。胡适却不同，他才不会去死，他要继续聒噪下去，所以他在傅作义的护送下，泰然上了南下的飞机。他临走时，在一百多箱书中，只挑了那个十六回的脂评本《红楼梦》，其余的全都寄存在北京大学。儿子胡思杜拒绝同行。[1]胡适《在北京大学开学典礼上的演说》，《胡适全集》第二十卷，216页。[2]胡适《在北大工学院四十四周年纪念会讲话》，《胡适全集》第二十卷，248页。[3]胡适《在北大工学院四十四周年纪念会讲话》，《胡适全集》第二十卷，249页。[4]胡适日记，1947年3月18日，《胡适全集》第三十三卷，627页。[5]胡适致傅斯年，1947年2月20日，《胡适全集》第二十五卷，225页。[6]郭沫若《替胡适改诗》，《郭沫若全集》第二十卷，229页。[7]胡适致傅斯年，1947年2月6日，《胡适全集》第二十五卷，222页。[8]胡适致王世杰，1947年2月22日，《胡适全集》第二十五卷，227页。[9]胡适致傅斯年，1947年3月22日，《胡适全集》第二十五卷，232页。[10]胡适致傅斯年，1947年3月22日，《胡适全集》第二十五卷，233页。[11]莫德惠，曾任东北大学校长，时任国民参政会主席团主席。[12]胡政之，《大公报》总编，1946年参加旧政协，1947年为国大代表。[13]胡适致傅斯年，1947年3月22日，《胡适全集》第二十五卷，233页。[14]胡适致蒋介石电稿，1947年3月，《胡适全集》第二十五卷，237页。[15]汤用彤、饶裕泰、郑天挺致朱家骅，《胡适全集》第二十五卷，238页。[16]胡适日记，1947年3月13日，《胡适全集》第三十三卷，625页。[17]胡适日记，1947年3月17日，《胡适全集》第三十三卷，626页。[18]胡适日记，1947年3月18日，《胡适全集》第三十三卷，627页。[19]胡适《向记者谈学生运动》，《胡适全集》第二十二卷，711页。[20]胡适日记，1947年5月18日，《胡适全集》第三十三卷，632页。[21]胡适《向记者谈学生运动》，《胡适全集》第二十二卷，712页。[22]胡适《向记者谈学生运动》，《胡适全集》第二十二卷，713页。[23]胡适《在母校澄衷中学的演说》，《胡适全集》第二十卷，245页。[24]胡适《青年人的苦闷》，《胡适全集》第二十二卷，720页。[25]傅斯年《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傅斯年全集》第四卷，344页。[26]胡适日记，1948年3月30日，《胡适全集》第三十三卷，683页。[27]胡适日记，1948年1月15日，《胡适全集》第三十三卷，677页。[28]胡适日记，1948年4月,1日，《胡适全集》第三十三卷，684页。[29]胡适日记，1948年4月8日，《胡适全集》第三十三卷，686页。[30]胡适日记，1948年10月28日，《胡适全集》第三十三卷，698页。第一章：引子。
第二章：极大的勇气（连载2—5），胡适在国外对白话文的思考与探索。
第三章：中国的文艺复兴（连载6—11），蔡元培、《新青年》、文学革命、新文化运动。
第四章：洪水与猛兽（连载12—16），新旧思潮的交锋。
第五章：五月四日（连载17—20），五四运动。
第六章：实验主义（连载21—25），胡适的哲学思想。
第七章：整理国故（连载26—29），国学的主张，考证水浒传红楼梦，顾颉刚古史辨。
第八章：这个世界会好吗（连载30—34），创办《努力周报》，好政府主义，时事评论。
第九章：中国有进步没有（连载35—37），教育发展，北大索薪风潮
第十章：我的朋友胡适之（连载38—40），胡适与朋友的交往
第十一章：山月娟娟（连载41—43），胡适和曹诚英的恋情，兼及徐志摩陆小曼郁达夫王映霞
第十二章：人生观大论战（连载44），科学与玄学大论战
第十三章：混沌时期（连载45—48），胡适开始挨骂
第十四章，鲁迅和胡适（连载49）
第十五章，文明的成绩。胡适对西方文明的基本态度
第十六章，万山不许一溪奔。关于人权与约法的论战，同国民党的冲突
第十七章，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关于中西文化的论战
第十八章，无地自由。胡适在中国公学
第十九章，独立评论。九一八之后，关于抗战的主张
第二十章，全盘西化大论战
第二十一章，出使美国
第二十二章，执掌北大
往期回顾：
胡适传76，第22章3：北大校长
其他各期，请点击合集：万山不许一溪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