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2月，中国文联开展了文艺工作者思想改造运动，目的是清除文艺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使文学艺术成为“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强大武器[1]”。当时文艺界正在全力提倡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作家胡风感觉很难把握这一方法，他仍然主张五四以来的创作传统。他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的分歧，可以通过一个小例子来看。当时国内在上映意大利电影《偷自行车的人》，影片写失业两年之久的安东终于找到了一个工作，但是入职有个条件，就是要有自行车，因为这项工作是到处张贴广告。安东卖掉了家当，赎回了当铺里的自行车，但是他工作的第一天，车就被偷了。第二天在找车途中，他迁怒8岁的儿子，给了儿子一个耳光，终于在一个贫民窟里找到了偷车人，但是所有人都在回护那个贫困的“贼”，反诬陷他才是偷车的人。在回家的路上，他看到路边有一辆自行车，于是把这辆车偷了，结果他马上被抓获。最后，车主看到他儿子无助的呼喊，把他放了。胡风写了一篇影评《人道在控诉》：“生活并不神秘，生活随处都是，平凡生活中的真实也能够产生感动人的力量”，“这里没有表现什么斗争，也许不合某些批评观点的胃口[2]”。文章发表以后，有文章批评胡风，恰恰是把影片的缺点当成了优点，胡风是在宣扬错误的文艺思想。这部电影的缺点，就是只关注了一个穷困的个体，因为苏联作家对影片的评价是：这部电影没有“表现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大众，没有表现意大利的共产党”，“安东尼奥是孤独的，当他处境困难的时候来卫护和支持他的只有一个弱小的孩子”，“所以安东尼奥这个人物对现今意大利工人阶级说来并不是具有代表性的形象”，“看不到无产阶级的团结的力量[3]”。可以看出，苏联人的文艺作品一定要表现“无产阶级的力量”，与在《红楼梦》中寻找阶级斗争，思路是完全一致的。1952年6月，舒芜发表《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批评自己和胡风所秉持的文艺创作的“主观精神”；随后《文艺报》发表林默涵的《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等报刊纷纷转载；接着何其芳发表《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批判胡风露出了苗头。1954年上半年，胡风写了20多万字的《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给高层领导又写了8万多字的信，后来被称为“三十万言书”，针对文艺创作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和见解。林默涵、何其芳同志所得出的结论，又都是吓人得很的大罪名，这论断一成立，就非把对方断送干净，把对方的工作机会和工作条件完全剥夺不可，而采用的又俨然是代表党中央的口气，这不但把对方吓得只有“闭口”而已，也使得关心这个问题的群众和作家们，……除了服从或避而不谈以外，谁也不能提出任何不同的意见[4]……
胡风指责林默涵、何其芳存在严重的宗派主义，习惯命令主义，习惯选定题材，习惯一切为政治服务，其结果是压抑了作家的创造性，文艺工作者“被领导得透不过气来”。在这个顽强的宗派主义地盘上面，仅仅通过林默涵、何其芳同志对我的批评所看到的，在读者和作家头上就被放下了五把“理论”刀子：（1）作家要从事创作实践，非得首先具有完美无缺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不可，否则不可能望见和这个“世界观”“一元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的影子。（2）只有工农兵的生活才算生活；日常生活不是生活，......这就把生活肢解了。（3）只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创作，这就使作家脱离了实践，脱离了劳动，无法使现实内容走进自己内部，一天一天干枯下去，衰败下去，使思想改造成了一句空话或反话。（4）只有过去的形式才算民族形式，只有“继承”并“发扬”“优秀的传统”才能克服新文艺的缺点；如果要接受国际革命文艺和现实主义文艺的经验，那就是“拜倒于资产阶级文艺之前”。（5）题材有重要与否之分，题材能决定作品的价值，……这就使得作家劳碌奔波地去找题材，找“典型”。……而所谓“重要题材”，又一定得是光明的东西，革命胜利了不能有落后和黑暗，即使是经过斗争被克服了的落后和黑暗。这就使得作家什么也不敢写，写了当然是通体“光明”的，也就是通体虚伪的东西。在这五道刀光的笼罩之下，还有什么作家与现实的结合，还有什么现实主义，还有什么创作实践可言？胡风所说的“五把刀子”，实际上正是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面临的问题。因为片面强调文学为现实服务，所以必须挖掘重大题材，分配任务赶进度，这些都不符合文艺创作的规律；一味地突出文艺的宣传功能，所以只能歌颂光明，不能暴露黑暗，因为新社会没有阴暗面。一味地摒弃“资产阶级文艺”的创作方法，那么巴尔扎克、雨果这种作家都不能借鉴。至于说要表现工农兵的生活，《偷自行车的人》肯定是不能写的，显然他们不是作为工农兵的存在，他们只是平庸的小市民，是散乱的个体，不应该把他们当成主角。胡风说出了三十万言，他觉得挺乐观，因为此时《文艺报》正陷入批评改组之中，他给朋友写信说：“缺口已经打开了”。谁知12月8日，在文联和作协批判胡适的联席会上，周扬先批胡适，后批胡风，批胡风的文字甚至超过了批胡适的篇幅。形势急转直下，此后胡风只能反复在会上接受大家的批评，然后作自我批评。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突然发表舒芜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这些“材料”，全都是胡风致舒芜的信件（只有一封是写给他人由舒芜保存的）。私信是人与人的耳语，发人私书，在任何年代，都令人不齿。随后5月24日、6月20日，人民日报分别刊发第二批、第三批“材料”，内容全都是胡风致友人的信件摘录，显然是从各处抄来的。文艺这领域笼罩着决大苦闷。许多人等于带上了枷，但健康的愿望普遍存在，小媳妇一样，经常怕挨打的存在着。
现在是，在一个罩子下面，许多读者都昏昏沉沉的。一、“舆论”一律，一个普通读者也实在难于判断。二、绝对大多数读者都在某种组织生活中，那里空气是强迫人的。三、文艺上的问题也实在以机械论最省力。不过，虽然如此，目前到处有反抗的情绪，到处有进一步的要求，所以，那些指导家，一面觉得压得很吃力，一面又更觉得非压不可。到底如何，半年左右不知能看出一点端倪否？但重要的是要读者说话，被压住也还是要说话。慢慢地，看能否冲破一些缺口来。目前，只有独占的刊物，如果不冲破，那就非闷死不可了。
这僵尸统治的文坛……
但我在磨我的剑，窥测方向。到我看准了的时候，我愿意割下我的头颅抛掷出去，把那个脏臭的铁壁击碎的。
到第三批材料发表，名称已经变更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他的“被压住也要说话”，如今已经是反革命言论了。1955年，批判胡风的文章，仅人民日报就发表了百篇以上。先是文艺家们集中批判，郭沫若、林默涵、曹禺、茅盾、巴金、叶圣陶、王元化、聂绀弩、夏衍、黄药眠、老舍、吴组缃、丁玲、等人纷纷撰文，批判胡风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然后学者陈垣、翦伯赞、钱端升、梁思成、侯德榜、黎锦熙、孙定国，甚至科学家茅以升、华罗庚都参与进来；接着是各民主党派、各团体和人民群众纷纷表达愤怒；最后各团体和广大群众是一致要求严惩胡风反革命集团。我翻遍了1955年人民日报，发现在表达愤怒环节，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陈垣、首都工人、农民，这三种“人民群众来信”，都说从来没有读过胡风的作品，而陈垣这个中国最有学问的人，和大家一样愤怒。许广平撰文称：“一想到二十年的敌人在打埋伏，在我面前也曾看到过‘用微笑包着侮蔑’和我‘握手言欢’，就感到恶心想吐”，“我切齿痛恨”，请求“依法惩办[5]”。胡适不明白为什么胡风成了“胡适之风”，说俞平伯、顾颉刚是他的传人尚可，可是胡适从来不认识胡风，也没读过他的作品。胡风是左联作家，继承的是鲁迅的衣钵，就像前面许广平说的，二十年前他们就谙熟。胡适有个习惯，友人去世，他必定在日记中记载，梁启超、蔡元培、丁文江、傅斯年，甚至连老怪物辜鸿铭的死他都有记载有评价，驻美期间消息不畅，陈独秀的死是他后来提到的，唯独没有记载鲁迅的死。可见他一定没有把鲁迅视为朋友。但是胡适从来没有忘记鲁迅。1943年初，他卸任驻美大使没了“正事”，在街上遇到一套《鲁迅三十年集》，三十本，他在日记中写：“二十元！”“今天翻看了他的一些我不曾看过的杂感，华盖集、华盖集续编、而已集、三闲集，晚回家读到三点四十五才睡[6]。”这种心与心的交流，大概只能意会，鲁迅已死，但这种交流并没有停止。对于胡风事件，胡适最关注的是人民日报上刊载的三批材料，在给赵元任的信中说：近因注意“胡风事件”，看见这些句子：这僵尸统治的文坛，我们咳一声嗽，也有人来录音审查[7]。然后他注意到鲁迅1935年9月给胡风的信，鲁迅是这样写的：三郎的事情，我几乎可以无须思索，说出我的意见来，是：现在不必进去。……近几年，我觉得还是在外围的人们里，出几个新作家，有一些新鲜成绩，一到里面去，即酱在无聊的纠纷中，无声无息。以我自己而论，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样起劲的做，也是打，……你看这是怎样的苦境[8]？
鲁迅说的“三郎”，是指萧军，他不建议萧军加入左联，因为他觉得“一到里面去，即酱在无聊的纠纷中”。胡适对赵元任说：“鲁迅若还活着，也是应该被清算的[9]！”对鲁迅的看法，胡适和陈独秀是一致的。陈独秀只把鲁迅定义为作家，他最早反对给鲁迅的脸上涂脂抹粉，最早给了鲁迅准确的定位。比如下面这段：在民国十六七年，他还没有接近政党以前，党中一班无知妄人，把他骂得一文不值，那时我就曾为他大抱不平。后来他接近了政党，同是那一班无知妄人，忽然把他抬到三十三天以上，仿佛鲁迅先生从前是个狗，后来是个神。我却以为真实的鲁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个人，有文学天才的人。
这位老文学家终于还保持了一点独立思想的精神，不肯轻于随声附和，是值得我们钦佩的[10]。
1952年，上海的《亦报》连载周作人的《呐喊演义》，为鲁迅的文章重加注解，也作了一些考证，但突然无疾而终，报刊登了一个小小启事：《呐喊演义》自今日起不再发刊[11]。大概这时候的鲁迅，只能以权威的解读为准，周作人再熟悉鲁迅，也没这个资格。1936年，苏雪林在给胡适的信中大骂鲁迅，她是一个终生反对鲁迅的作家。胡适给她回信说：关于左派控制文化一点，我的看法稍与你不同。青年思想左倾，并不足忧虑。青年不左倾，谁当左倾？只要政府能维持社会秩序，左倾的思想文学并不足为害。青年作家的努力，也曾产生一些好文字。我们开路，而他们做工，这正可鼓舞我们中年人奋发向前。他们骂我，我毫不生气。
关于鲁迅，……我很同情于你的愤慨，但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鲁迅狺狺攻击我们，其实何损我们一丝一毫？他已死了，我们尽可以撇开一切小节不谈，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究竟经过几度变迁，究竟他信仰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些什么，有些什么是有价值的，有些什么是无价值的。如此批评，一定可以发生效果。余如你上蔡公书中所举“腰缠久已累累”，“病则谒日医，疗养则欲赴镰仓”……皆不值得我辈提及。至于书中所云“诚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廿五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一类字句，未免太动火气（下半句尤不成话），此是旧文字的恶腔调，我们应该深戒。
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早年的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通伯先生当日误信一个小人张凤举之言，说鲁迅之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真是万分的冤枉[12]！
这一封长信，最能看出胡适和鲁迅不同之处以外的相同之处。相同之处是，胡风的思想，的确可以说是胡适的，也是鲁迅的，是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人自由呼吸的那点新鲜空气。胡风写了三十万字，阐述的只是文艺创作的规律性东西，是一个作家要一点创作的自由，这就是胡风和胡适的紧密联系。不同之处，胡适被踩到脚下，鲁迅被捧到天上。试看鲁迅1934年话：文人的遭殃，不是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耻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衒，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13]。
这是鲁迅回忆韦素园的文章，想不到后来在自己身上应验了。他更想不到的是，最懂得他的人，最终仍然是陈独秀和胡适这最初的朋友；而后来截取他的语言的人，何尝懂他，又何需懂他？当他鲁迅只能有一个解释，文坛就真的酱在一起了。胡风被判刑14年，1965年出狱，随后又进去了，这次是无期徒刑。1979年胡风出狱，从1980年到1988年，他经历了三次平反，第三次撤销对他“五把刀子”的批判时，他已经逝世三年了。在本章中，批俞平伯、批胡风、批胡适，出现了众多人物，他们尽管站稳了立场，但是王元化、聂绀弩仍然直接受到胡风案牵连。然后吴景超、钱端升、黄药眠、丁玲等人很快跟上，其他人在此后若干年，还有各种命运等着他们。比如钱端升，这个1937年和胡适到美国开展国民外交的法学专家、1954年宪法的参与制定者、和美国学者费正清交好的人，在1957年公开发表《我的罪行》，那语言撕肝裂肺，于1972年又参与接待了费正清访华，因为尼克松来了。![]()
又过了一些年，当年劫后余生的人都老了，他们纷纷留下文集全集，叶圣陶、郭沫若、巴金、冯友兰、曹禺、老舍、何其芳、周扬、周汝昌、丁玲等人，关于批胡适、批胡风、批俞平伯、批老舍、批巴金、批丁玲的文章全都不见了，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可能他们也是觉得“板眼太死，腔调太陈旧了”？今天要想找这些文章，只有寻找五十年代出版的书籍和刊物。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因为这些东西虽然没什么学术价值，但却是难得的史料，将来也许会成为一种专门研究的课题。顾颉刚、朱光潜、金岳霖批胡适的文章都在他们的集子里，我们对他们表示钦佩。[1]胡乔木《文艺工作者为什么要改造思想》，1951年12月5日，人民日报。[2]胡风《人道在控诉》，《胡风全集》第四卷，481页。[3]《对偷自行车的人的影评的意见》，1955年1月12日，人民日报[5]许广平《认清胡风真面目》，1955年6月13日，人民日报。[6]胡适日记，1943年1月1日，《胡适全集》第三十三卷，473页。[7]胡适致赵元任，1955年10月23日，《胡适全集》第25卷，653页。[8]鲁迅致胡风，1935年9月12日，《鲁迅全集》第十三卷，543页。[9]胡适致赵元任，1955年10月23日，《胡适全集》第25卷，653页。[10]陈独秀《我对鲁迅之认识》，《陈独秀文章选编》下册，564页。[11]胡适日记，1952年4月5日，》《胡适全集》第三十四卷，214页。[12]胡适致苏雪林，1936年12月14日，《胡适全集》第二十四卷，309页。[13]鲁迅《忆韦素园》，《鲁迅全集》第六卷，70页。往期回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