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苏俄模式论战
（本节5000字）
3、从陈垣到萧军
胡适于1949年4月21日到达旧金山，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胡适仍然公开宣称支持蒋介石。此前他的面目，是既不支持共产党，也不维护国民党，号称“政治上没有颜色”。这是一个重要动向。1949年5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陈垣致胡适的公开信，6月海外有了英译本。胡适看了之后，连续几天纠结此事。昨晚倪君带来所谓《陈垣给胡适的公开信》的英文译本。其第一段引我给他最后一信的末段，此决非伪作的。全函下流的幼稚话，读了使我不快。此公老了。此信大概真是他写的？（6月19日日记）
今天又细读《陈垣公开信》英译本，更信此信不是伪造的（？）可怜！（6月20日日记）
今日倪君送来《陈垣公开信》的中文本，我读了更信此信不是假造的，此公七十岁了，竟丑态毕露如此，甚可怜惜！（6月21日日记）
我今天细想，陈垣先生大概不至于“学习”的那么快，如信中提及“萧军批评”，此是最近几个月前发生的事件，作伪的人未免做的太过火了！（6月24日日记）
记得去年我们曾谈过几回，关于北平的将来，中国的将来，你曾对我说：“共产党来了，决无自由”。并且举克兰钦可的“我选择自由”一书为证，我不懂哲学，不懂英文，凡是关于这两方面的东西，我都请教你。我以为你比我看得远，比我看很多，你这样对我说，必定有事实的根据，所以这个错误的思想，曾在我脑里起了很大的作用。
陈垣说，我亲眼看见那么多青年到解放区，难道那些酷爱自由的青年们都不知道那里是“决无自由”的吗？于是你的话在我的脑里开始有了疑问。在北平解放的前夕，南京政府三番两次的用飞机来接，我想虽然你和寅恪先生已经走了，但是青年的学生们却用行动告诉了我，他们在等待着光明，他们在迎接着新的社会，我知道新生力量已经成长，正在摧毁着旧的社会制度，我没有理由离开北平，我要留下来和青年们一起看看这新的社会究竟是怎样的。
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我完全明白了，我留在北平完全是正确的。
今年一月底，北平解放了。解放后的北平，来了新的军队，那是人民的军队；树立了新的政权，那是人民的政权；来了新的一切，一切都是属于人民的。我活了七十岁的年纪，现在才看到了真正人民的社会，在历史上从不曾有过的新的社会。经过了现实的教育，让我也接受了新的思想，我以前一直不曾知道过。你说“决无自由”吗？我现在亲眼看到人民在自由的生活着，青年学生们自由的学习着、讨论着，教授们自由的研究着，要肯定的说，只有在这解放区里才有真正的自由。以往我一直是受着蒙蔽，适之先生：是不是你也在蒙蔽着我呢？在这样的新社会里生活，怎么能不读新书，不研究新的思想方法？我最近就看了很多很多新书，这些书都是我从前一直没法看到的。
陈垣说，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深深受了感动”，“我爱这本书，爱不释手，不但内容真实、丰富，而且笔法动人”。读了萧军批评，我认清了我们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容易犯的毛病，而且在不断的研究，不断的改正。我也初步研究了辩证法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使我对历史有了新的见解，确定了今后治学的方法。
我们的治学方法，本来很相近，研究的材料也很多有关系，所以我们时常一起研讨。你并且肯定了我们的旧治学方向和方法，但因为不与外面新社会接触，就很容易脱不开那反人民的立场。如今我不能再让这样一个违反时代的思想所限制，这些旧的“科学的”治学方法，在立场上是有着他基本错误的。所以我们的方法，只是“实证主义的”。研究历史和其他一切社会科学相同，应该有“认识社会、改造社会”两重任务。我们的研究，只是完成了任务的一部分，既有觉悟后，应即扭转方向，努力为人民大众服务，不为反人民的统治阶级帮闲。
我一直不同意你在政治上的活动，但是我先前并不知道你在服务于反动统政治权，我只是以为学术与政治是可以分开来看的。这种错误的看法，直到最近才被清除，我才知道了“一切文化服从于政治，而又指导了政治。”
三十年前，你是青年的“导师”，你在这是非分明胜败昭然的时候，竟脱离了青年而加入反人民的集团，你为什么不再回到新青年的行列中来呢？
我以为你不应当再坚持以前的错误成见，应当有敢于否定过去观点错误的勇气，你应该转向人民，要有为人民服务的热情。
我现在很诚挚的告诉你，你应该正视现实，你应该转向人民翻然觉悟，真心真意的向青年们学习，重新用真正的科学的方法来分析，批判你过去所有的学识，拿来为广大的人民服务。再见吧！希望我们将来能在一条路上相见。
陈垣是著名历史学家、辅仁大学校长，早在三十年前，他就和胡适哀叹，汉学竟然掌握在欧洲和日本人手里，此老苦心研究一生，只为夺回汉学的话语权。这封信对胡适震动很大，最后和蒋廷黻商量：蒋廷黻与我均疑援庵（陈垣的字）的公开信是他先写了一信，用作底子，留下了一小部分作“幌子”，另由一个党内作者伪造其余部分[1]。
去年十二月十三夜，得到你临行前的一封信，讨论杨惺吾邻苏老人年谱中的问题，信末说：“今夜写此短信，中间被电话打断六次之多，将来不知何时才有从容治学的福气了”。当我接到这信时，围城已很紧张，看报上说你已经乘飞机南下了。真使我觉得无限怅惘！
1948年12月13日，胡适在北平发出了最后一封信，和陈垣讨论杨守敬年谱问题，这样的私事外人不可能知道。但胡适狐疑行文风格语气和陈垣完全不同。陈垣从来不写白话文，诸如“人民在自由的生活着”，“青年们自由的学习着，讨论着”，“教授们自由的研究着”，这样流露着青春气息的话，从七十岁的老人口里出说来，难怪让人觉得不像，何况这个老人是钻了一辈子古籍的学者呢？再有，陈垣在信中提到了“萧军批评”，也让胡适怀疑真实性。萧军是左翼作家，和鲁迅交好。1938年到延安，抗战胜利后去了东北，在解放区创办了《文化报》。1948年，萧军在报上发表新年献词，文中提出要拥护民主政府，打倒蒋介石赶走美帝国主义，这些都很正确；他又提出开展民主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运动、建立新人生观，这也没什么；但他最后提出要克服工作中的诸多不足，比如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文牍主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拍马主义、欺上瞒下主义、帽子主义、言行脱节主义、假公济私主义、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主义、仗势欺人主义、山头主义、本位主义，......一共125个“主义”。这是在说谁呢？在其他文章中，萧军涉及了苏俄侨民与当地中国居民的冲突。在《来而不往非礼也》中，写苏联的侨民在优雅地用白砂糖泡红茶，中国的穷孩子在栅栏外面眼巴巴看着，苏侨驱赶中国孩子，中国小顽童拿起石头甩过去，正砸在茶几上，老太婆被茶水烫得跳了起来。在《苏联人民中底渣滓》中，写了一个俄国房东老太太，对俄国人邻里都很大量，而对中国人则极其苛刻，不是怀疑中国人骂她，就是怀疑中国人要偷东西。在纪念抗战胜利三周年的《文化报》上，刊登了萧军于1945年日本投降之际写的一首《萁豆悲》：一些人抓住“萁豆相煎”，污蔑萧军将人民解放战争敌我双方比作同根而生的亲兄弟。虽然是1945年所作，但此时刊登，是何居心？于是萧军被冠以“诽谤人民政府，诬蔑土地改革，反对人民解放战争，挑拨中苏友谊”的结论，更有“才子加流氓”“野心家”“带着封建色彩的资产阶级思想”等花花绿绿的帽子。批判文章后来汇集了一本书。东北文协《关于萧军及其<文化报>所犯错误的结论》中说：我们认为，所谓言论自由与批评自由，是有一定的历史内容和阶级立场的，......凡发表对人民有益无害的言论和批评，都应当有自由，如果某种言论和所谓“批评”直接反对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如萧军所发表的反动言论，则不应有自由[3]。如果以此衡量，那么批评的声音绝不会再有，因为谁也无法把握“人民根本利益”这个尺度，苏联侨民和中国居民的一些矛盾，都可以视为“挑拨中苏友谊”；几年前的诗，可以用今天的语境来解释，那么任何掌权者都可以上升到反对“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剥夺一个作家创作的权利。胡适认为，“萧军批评”和陈垣写信的时间相差不过一个月，陈垣一个老史学家不可能了解解放区作家的事。其实胡适对萧军事件也不甚了了，他如果知道得很详细，那么可以看到主要问题：萧军写了这么点东西，就要挨整，那么前面陈垣说的自由学习自由讨论，不是互相矛盾？胡适却陷入了考据癖。他给陈垣的信是12月13日夜写的，14日寄出，15日飞离北平，16日报纸才登出消息，可是陈垣公开信却说“去年十二月十三夜，得到你临行前的一封信”，由此断定陈垣的信有假。其实收信人谁能清晰记得是哪天收到的信？尤其隔了一些天，回信时一定是照抄来信的日期。估计也只有他胡适，像神探一样缜密。这使他的反驳显得没有力气。胡适更不知道的，是当时知识分子的心态：大家热切地盼望一个新政权，如同期盼乌云笼罩的苍穹变成蓝天一样，人们对国民党这片天已经实在厌恶透了，这也正是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因此陈垣在信中说自己不愿意离开，想看看这新社会是什么样的，这一想法和很多知识分子的心情一样，是完全真切的。本来是一封规劝的信，却起到了相反的作用。这封用白话文写成的、带着青年人语气的公开信，带来了连锁反应。胡适迅速发表了《跋陈垣公开信》，主题是著名的那句：不但没有说话的自由，而且没有不说话的自由[4]。1950年9月19日，胡适发表英文著作《斯大林征服世界战略下的中国》。胡适完全没有重复陈独秀对苏联模式的批评，而是把孙中山联俄政策、雅尔塔协定出卖中国东北利益给苏联，以及国民党政权的失败，全都归结为斯大林“征服世界的战略”，也就是说，第三国际尽管号称为了各国被压迫人民的解放，实际上是为了苏联的扩张。这又回到了1925年徐志摩等人的讨论，帝国主义有没有赤色白色之分。但在25年后的1950年，胡适触及了国际关系的话题。可以再对比一下萧军的遭遇。1948年8月，萧军发表《三周年“八·一五”和第六次劳动“全代大会”》，文中说，抗日战争胜利三周年，今年的“八·一五”标志着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战胜人民公敌蒋介石匪帮，“同时也将是各色帝国主义——首先是美帝国主义——最后从中国土地上撤回他们底血爪的时日[5]”。萧军迅速被抓住了“小辫子”，“各色帝国主义”指的是哪些？难道除了白色的美帝国主义，还有红色的帝国主义？这分明是讥讽苏联嘛！其实文中的“各色”，可以理解为“各种”，或者“形形色色”，关苏联何事？！而当时人们的观念是，“我们必须无条件的拥护苏联，信仰苏联，尊重苏联”，因为有了这个后来才被认识到的荒谬的前提，那么很容易触犯忌讳。萧军反驳说，作为革命者或共产党员，“不能失掉自信，也把苏联拉到这‘各色’里面来，否则那就是‘思想糊涂，观念有害[6]’”。可是他的辩解在一种荒唐的逻辑下，显得无比苍白。胡适如此攻击苏联，很快招致反击。三天之后，9月22日，报上发表胡思杜的文章《我的思想总结》，痛斥父亲胡适为“反动阶级的忠臣及人民的敌人”，“在他没有回到人民的怀抱以前，他总是人民的敌人，也是我自己的敌人[7]。”[1]胡适日记，1949年6月25日，《胡适全集》第三十三卷，752页。[2]《萧军思想批判》，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221页。[3]《萧军思想批判》，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5页。[5]《萧军思想批判》，223页，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6] 萧军《苏联是‘赤色的帝国主义’么》，《萧军思想批判》，223页，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7]胡适日记，1950年9月23日，《胡适全集》第三十四卷，52页。[8]胡适日记，1950年9月23日，《胡适全集》第三十四卷，55页。往期回顾：
胡适传80：第23章，苏俄模式论战2，胡适和陈独秀
胡适传79，第23章：苏俄模式论战1，从徐志摩陈独秀到萧军
胡适传78，第22章4，超然是不可能的
其他各期，请点击合集（万山不许一溪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