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2月17日是北大校庆日。胡适和朱家骅、蒋梦麟、傅斯年等人在南京开了一个纪念会，胡适讲话时大哭：“我是一个弃职的逃兵，实在没有面子再在这里说话[1]。”他经历了在大陆的最后一个春天，到台湾安顿家属后，回到上海准备出国。蒋介石仍然是要他“出去看看”，一不必肩负使命，二不要他争取美援，其实这是相当有算计的一招。在上海期间，胡适得知周作人已恢复自由，于是想去见这位老友，但约了两次，都被拒绝了。大概周作人愧对故人。当年胡适劝他赶紧离开北平，他不听，现在见面，能说些什么呢？胡适沮丧地上了海轮，这时候他读到陈独秀的一本新书，让他一扫心头的阴霾：“读《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深喜他晚年大有进步，已不是‘托派’了，已走上民主自由的路了[2]。”当年办《新青年》的老友已经凋零，不要说意见一致，现在连笔战吵架的对象都没有了：周作人，1949年留在祖国大陆，住在北京八道湾故居，以稿费为生，1966年以81岁高龄被揪斗，请求服安眠药早死未果，1967年5月突然病逝。高一涵，1949年留在祖国大陆，后任民盟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委员，1968年病逝。沈尹默，1949年留在祖国大陆，后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1971年6月病逝。一代书法大家死前焚尽诗稿，传递了他最后的绝望。这些人中，胡适和陈独秀私交甚笃，陈独秀五次被捕，每次营救都有胡适的影子。1937年抗战爆发后，胡适在出国前，特地呼吁立即释放陈独秀。但两人争执也最激烈，胡适妄图以单纯的思想文化运动改变中国，在国共两党看来，这种想法是天方夜谭。无论是两千年的改朝换代史，还是中国思想界极度孱弱的现实，仅仅依靠什么“输入学理，再造文明”就可以使中国变得富强，这岂不是书生的臆想？1949年之前，胡适从来没有批评过中国共产党，甚至对中共表达了诸多同情，他对国民党倒是大加挞伐，导致国民党对他集中围剿。为什么在1949年，在诸多知识分子企盼新中国的时候，他又反其道而行之，选择为一个失败的政权摇旗鼓噪？这一切，都与他对苏俄的认识有关。把这事讲清楚，得从二十年前说起。1925年，《晨报副镌》的创办者张慰慈和徐志摩发起了“苏俄是敌是友”的讨论。此时在南方，国民党联俄容共，喊出“反帝”“反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口号，构成了此后北伐的内在逻辑；在北方，直系奉系等军阀则打着“反赤化”的旗号，对抗南方的政治攻势。《晨报副镌》试图改变“从前一味瞎恭维、瞎攻击”的态势，“进入着实研究讨论时期[3]”，徐志摩更是宣称，“我办什么报，不论是副刊或是什么，要保持的第一是思想的尊严与它的独立性，这是不能让步的[4]”。讨论由北京大学教授、具有国共两党双重身份的陈启修引发，他在《晨报副镌》上发表了《帝国主义有白色和赤色之分吗？》，认为苏俄是中国的朋友；随后政治学家张奚若发表《苏俄究竟是不是我们的朋友？》，反驳陈启修的观点。徐志摩认为，中国对苏俄的问题，“至今是个不曾开刀的一个毒瘤。尽管里面脓水已满，却没有一个人去触动它”。张奚若敢于捅破这个毒瘤，“是这个最无耻的时代里能够挺身而出的最知耻的人”。短短一个月时间，报上发了三十篇稿子，形成了一个专栏。徐志摩站在陈启修的反面，他在报上刊登了两个不知名作者的文章，其中一位与胡适的观点极为接近，“高呼反对帝国主义的学者所下的帝国主义的定义尚且各各不同，普通人对于帝国主义见解的混乱可想而知了”。陈启修难以回答的问题，就是赤色的帝国主义，是不是带有侵略扩张的本性。反驳他的人问，“苏俄继续占据中东路，唆使蒙古独立，中俄会议延不举行，最近是擅捕华人，种种举动，是否不含侵略色彩[5]？”反对玩弄名词的胡适没有加入这次讨论，他的理由是：“去年许多朋友要我加入‘反赤化’的讨论，我所以迟疑甚久，始终不加入者，根本上只因我的实验主义不容我否认这种政治试验的正当，更不容我以耳为目，附和传统的见解与狭窄的成见[6]”。这说明此时胡适是完全中立的，甚至认为苏俄进行政治实验的正当性。1926年秋天，胡适到英国去，途经苏联，在莫斯科住了几天，他先后给张慰慈、徐志摩写了四封信，讨论苏俄模式问题。徐志摩将其摘录，刊登在9月11日的《晨报副镌》上，张徐二人还加了按语。10月4日，胡适接到徐志摩的长信，又一次长篇回复，于12月亦刊载出来，形成了一次小小的论战。第一，徐志摩认为，胡适对苏俄的新奇，完全是在国内呆久的缘故。他们（苏俄）的理想也许有我们爱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赞同的，但他们的意志的专笃，却是我们不能不十分顶礼佩服的。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的政治新试验；他们有理想，有计画，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已足以使我们愧死。
我们这个醉生梦死的民族怎么配批评苏俄[7]！
我是一个实验主义者，对于苏俄之大规模的政治实验，不能不表示佩服。
在世界政治史上，从不曾有过这样大规模的“乌托邦”计画居然有实地试验的机会。
研究政治思想与制度的朋友们，至少应该承认苏俄有作这种政治试验的权利[8]……
徐志摩认为，胡适归国后，已经在国内呆了十年，他对苏俄的钦佩完全是一种走出国门之后的兴奋：提到我们自己，如何能不诅咒：我们这里空气的沈闷，人道的腐败，生命的消残，的确是全世界没有比的。因此你一出国游历去，不论你走那一个方向——日本，美国，英国，俄国，全是一样——你总觉得耳目一新，精神焕发……
除非是白痴或是麻痹，谁去俄国都不免感到极大的震惊，赞成或反对他们的政治或别的什么另是一件事[9]。
这一点上徐志摩几乎是完胜。不要说胡适，1921年，高尔基因不满苏俄对知识分子的镇压愤而出国，1928年回国后，看到苏联的发展，一样是兴奋不已，欢天喜地为斯大林站台。待到斯大林开展大清洗，高尔基才悔之晚矣，然而这只老“海燕”已经飞不起来了。高尔基的晚年，最重要的著作，就是唱反调的《不合时宜的思想》，可见惊叹社会发展的成绩，与见解是否一致，根本就是两回事。第二，胡适强调苏俄有政治实验的权利，徐志摩追问这种方法是否具有普遍性。徐志摩说，谁也没有否认，苏俄有作这种政治试验的权利，“俄国革命所表现的伟大精神与伟大理想，如同太阳时光亮的事实一样[10]”。我们应得研究的是进一步的问题：我们应得研究苏俄所悬的那个“乌托邦理想”，在学理上有无充分的根据，在事实上有无实现的可能，……我们可以再进一步研究他们的方法对不对，这经程中所包含的牺牲的值得与否……苏俄有否权利到中国来宣传他们单独发明的“政治福音”[11]……
说到“顶礼佩服”乃至感动的话，我们完全与适之先生同意。
我们也十分赞成他具体研究苏俄的计划，本来我们早该派考察团去的。
徐志摩追问了四个问题：苏俄革命，理论上的依据；方法对不对；是否具有普遍意义；有没有牺牲比较小的办法。作为实验主义者的胡适向来不注重“主义”，他反驳说：“资本主义有什么学理上的根据？国家主义有什么学理上的根据？政党政治有什么学理上的根据？”“这个大试验的成绩如何，须有事实上的答案，决不可随便信任感情与成见。”胡适认为，全世界对苏俄模式的最大成见就是，“私有财产废止之后，人类努力进步的动机就没有了”。其实何尝如此？许多科学家把他们的大发现送给人类，他们自己何尝因此发大财？
我做了十年文章，只有几篇是卖钱的。然而我自信，做文章的时候，决不因为不卖钱就不用气力。你做诗也是如此的。
无论在共产制或私产制之下，有天才的人总是要努力向上走的。……
他们在这几年的经验里，已经知道生产的问题是一个组织问题。资本主义的组织发达到了很高的程度，社会主义的组织没有完备，所以赶不上资本主义的国家的生产力。……我们不能单靠我们的成见就武断社会主义制度下不能有伟大的生产力[12]。
我以为简单说来，近世的历史指出两个不同的方法：一是苏俄今日的方法，不容有资产阶级的存在。一是避免“阶级斗争的方法，”采用三百年来社会化的倾向，逐渐扩充享受自由享受幸福的社会。这种方法，我想叫他做“新自由主义”或“自由的社会主义”。
十七八世纪，只是贵族争得自由。二十世纪应该全民族争得自由的时期。这个观念与自由主义有何冲突？为什么一定要把自由主义硬送给资本主义[13]？
苏俄虽是狄克推多（独裁），但他们却真是用力办新教育，努力想造成一个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依此趋势认真做去，将来可以由狄克推多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民治制度[14]。
徐志摩却没有胡适的那种乐观的展望，他毫不客气地嘲讽他的“胡适大哥”：这是可惊的美国式的乐观态度：由“愚民政策”过渡到“社会主义民治制度”！这不是等于说由俄国式共产主义过渡到英国的工党，或是由列宁过渡到麦克·唐诺尔德吗？[15]
苏联教育事业的发展，最令胡适艳羡：“我看苏俄的教育政策，确是采取世界的新的教育学说，作大规模的试验。可惜此时各学校都放假了，不能看到什么实际成绩。但看其教育统计，已可惊叹[16]。”徐志摩立即抓住这句话：原来适之先生一个学校都没有看到，他所看到的，只是统计数字，“数目是不能说瞎话的，但说瞎话的人可以造数目”。就我所知道的，他们的教育几乎完全是所谓“主义教育”，或是“党化教育”；他们侧重的第一是宣传的能力，第二是实用的科目，例如化学与工程，纯粹科学与纯粹文学几乎占不到一个地位；......这也许是适之先生所谓世界最新教育学说的一部吧。我们一般人头脑也许是陈腐，这念头还来抱残守缺似的争什么自由，尤其是知识的自由，思想的自由......[17]！
胡适和徐志摩争论的基点完全不同，胡适有感于苏联的发展，进而思考苏俄模式是否能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民治制度，是否能组织起发达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是否可以带来他定义的“新自由主义”，是否能带来普及的公民教育；徐志摩则笃定自由主义的立场，对苏联模式完全是一种怀疑甚至是否定态度。徐志摩信心满满地笔战胡适，是因为在1925年3月他到欧洲，曾经路过苏联。他还写了长篇散文《欧游漫录——西伯利亚游记》。莫斯科在他笔下是这样的：莫斯科？这里没有人道的喜色，有的是伟大的恐怖与黑暗，惨酷，虚无的暗示。
未来莫斯科的牌坊是在文明的骸骨间，是在人类鲜艳的血色间。莫斯科，集中你那伟大的破坏的天才，一手拿着火种，一手拿着杀人的刀，趁早完成你的工作，好叫千百年后奴性的人类的子孙，多多的来，不断的来……
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小说中的社会全没了，……俄国的文化是荡尽了的，现在就靠流在外国的一群人，诗人，美术家等，勉力来代表斯拉夫的精神。
不但托尔斯泰笔下的社会文明不见了，徐志摩去拜访托尔斯泰的女儿，这个六十岁的老太太说，书店里托尔斯泰的书差不多买不着了，不但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一班作者的书都快灭迹了。“我问现在莫斯还有什么重要的文学家，她说全跑了，剩下的全是不相干的[18]”。假如有一天我想看某作者的书，算是托尔斯泰的，可是有人告诉你不但如他的书再也买不到，你有了书也是再也不能看的——你的反感怎样？……假如个人自由有一天叫无形的国家威权取缔到零度以下，你的感想又怎样？你当然打算做那时代代表国家威权的人，但万一轮不到你又怎样[19]？
在莫斯科期间，恰好死了一个要员，徐志摩懒得知道姓甚名谁，只说他叫“妈里妈虎”，这个“妈里妈虎”死了，于是“整个莫斯科就得关门当孝子，满街上迎丧，家家挂半旗，跳舞场不跳舞，戏馆不演戏，什么都没了”。沙皇被按倒了，但是新的特权阶层产生了。徐志摩忘不了告诉处于新文化运动中的中国朋友：“你来莫斯科当然不是来寻俄国的旧文化来的，但这里却也不一定有‘新文化’，那是贵国的专利……”[2]胡适日记，1949年2月23日，《胡适全集》第三十三卷，717页[3]刘勉己《应怎样对苏俄》，《徐志摩全集》第二卷，176页。[4]徐志摩《又从苏俄回到副刊》，《徐志摩全集》第二卷，175页。[5]《陈均来稿》，《徐志摩全集》第二卷，200页。[6]胡适《欧游道中寄书》，《胡适全集》第三卷，51页。[7]胡适《欧游道中寄书》，《胡适全集》第三卷，50页。[8]胡适《欧游道中寄书》，《胡适全集》第三卷，52页。[9]徐志摩《<一个态度>按语》，《徐志摩全集》第三卷，142页。[10]徐志摩《<一个态度>按语》，《徐志摩全集》第三卷，144页。[11]徐志摩《<一个态度>按语》，《徐志摩全集》第三卷，144页。[12]胡适《欧游道中寄书》，《胡适全集》第三卷，57页。[13]胡适《欧游道中寄书》，《胡适全集》第三卷，57页。[14]胡适《欧游道中寄书》，《胡适全集》第三卷，51页.[15]徐志摩《<一个态度>按语》，《徐志摩全集》第三卷，145页。[16]胡适《欧游道中寄书》，《胡适全集》第三卷，51页。[17]徐志摩《<一个态度>按语》，《徐志摩全集》第三卷，145页。[18]徐志摩《欧游漫录——西伯利亚游记》，《徐志摩全集》第二卷，91页。[19]徐志摩《欧游漫录——西伯利亚游记》，《徐志摩全集》第二卷，11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