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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威胁不是动荡,而是延续旧思维
文化
2024-11-27 23:42
北京
当前经济面临的重大问题,总结起来有两点:
需求不足、结构失衡
。
虽然历史上我们也经历过几次需求不足的危机时期,但是这一轮差别太大了,如果继续再沿用历史经验指导当下和未来,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还可能导致进一步恶化。
这就让小镇想起彼得∙德鲁克的一句名言:“
动荡年代最大的危险不是动荡本身,而是仍然用过去的逻辑做事
”。
改革开放后有过四次需求不足的时期。
第一次是改革开放初期,农业与工业、轻工业与重工业、积累与消费等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因此1979年决定实施紧缩政策对经济进行再平衡,负面影响就是从1980年到1981年需求不足;第二次则是1989年到1990年因通货紧缩导致经济增速下滑,影响了需求。
这两次属于改革开放探索时期,对今天的参考价值很小。剩下的两次则是市场经济机制构建后出现的,一次是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因为进行推动国企市场化改革,大量员工下岗失业叠加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内外因素导致出现了比较长时期的总需求不足,一直持续到入世前。
第四次是因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危机冲击下全球很多国家需求下降导致中国出口急剧萎缩,尤其沿海地区受到很大冲击,不过这一次虽然下降很猛,但由于采取了4万亿的大规模刺激政策,加上各国很快暂时稳定了金融问题,所以到2009年二季度已经基本回复。
那么这一次的区别是什么呢?
注意上面的四次需求不足危机,基本上没有超过3年的,最短的2008年只用了不到一年就基本结束,最长的上世纪90年代的也不过4、5年,平均下来也就两年半时间。然而这次需求不足导致的增长乏力,已经持续了6年时间,而目前仍然看不到扭转的迹象。
与持续时间长相对应的,是需求缓慢下行。
过去几次危机,需求几乎是瞬间下降,这种猛烈的变化一般是由突发因素导致的,虽然应对起来很紧张,但是只要路子对了,扭转也很快。但这次太不一样了,从2018年至今有一种不温不火、阴阴柔柔的下行感,也不能说不好,但也不能说好,而且还出现了不同领域的分化,有的行业红红火火,有的行业几乎躺平,而网络的空前发达,也让这种别扭的感觉更加刺激人。
还有一个特别重大的不同是,过去的几次危机,都伴随着外需的下降,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但是这次太不一样了,总体经济增速下行,但却是出口空前的黄金时代,预计今年顺差甚至有可能突破1万亿美元,而且正如小镇在《
因为强大,所以被针对
》一文分析的,中国出口商品结构出现根本性变革,工业制成品占比激增,顺差增长快于整体,工业品顺差已经占到全球的三分之二,工业品中的科技产品顺差增速更快。
也就是说,这次需求不足,是在外需大爆发之下的不足,当然不能继续沿用过去一碰到需求不足,就想着继续扩大出口的老逻辑。
现在因为中国强大的产业优势,已经触碰到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命根子,又因为中国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历史战绩,美国又不可能像对日本和德国一样通过强力进行干预,于是发达国家对中国出口进一步增长的警惕心很重,更加弱势的发展中国家怨气也开始大了。
毕竟但凡有千万以上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想要促进经济长期增长,就必须建立在制造业等实体经济基础上,靠农业和初级产品出口、旅游、加密货币、避税等等,繁荣不过是虚假的,经不起波浪。
除以上根本区别外,还有一些其他不同。比如房地产,起码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房地产就成为中国经济的主动力,帮助中国度过了一次又一次危机,然而有利就有弊,现在到了还债的时候,目前虽然已经开始系统性纠偏,也提出了“止跌回稳”,但是房地产的阶段性调整至少需要5到10年,同时还要面临大量房产开始到了第一个集中维修期的压力。
而由于多年来“短期刺激长期化”,海量资金、资产被闲置,也导致居民收入和消费在国民经济的占比一直起不来。早在2000年“十五”计划,就提出“
力争居民消费增长率比GDP增长率每年高出1-2个百分点,使居民消费率达到50%以上,最终消费率达到60%以上
”,然而到2023年,居民消费率仍然只有39%。
长期以来增长依赖投资、工业、出口,这的确简单易操作,但是投资增速一定会伴随规模增加而迅速下降,这是无可避免的。不可能1万亿的时候年增速20%,到了10万亿、100万亿仍然保持20%。
事实上,进入新世纪以来,投资增速就在迅速下降。从第一个十年的20%,下降到第二个十年的10%左右,而近几年已经下降到10%甚至5%以下,2023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增速仅为3%,制造业投资也只有6.5%。
继续指望投资?这当然是相关部门最擅长的,但是用什么办法,不能看擅长什么,而是要看目的是什么,要实事求是。
更不能一遇到需求不足就指望出口。
中国在全球市场的地位,已经从十几年前的国际贸易小国变成举足轻重的大国,甚至是与美国并驾齐驱的独一档的大国。关键区别是,中国的进出口对全球的影响。
小镇之前在《
生死存亡面前,哪有什么感情可讲
》,就谈到中国大豆进口的微小波动,对于印尼这样的国家都会带来巨大的影响。中国一年进口大豆超过9000万吨,而印尼大豆90%以上依赖进口,但一年进口量也不过200多万吨,大概相当于中国进口量的3%,这是印尼极为关键的蛋白质来源,中国需求哪怕个位比例的变化,都会在印尼引起很大冲击,要知道印尼可是有近3亿人,其他中小国家呢?
出口更是如此,以前遇到内需不足就想办法加强出口,比如小镇在《
出口退税政策改革不过是刚刚开始
》提到的,从2008年之后为了应对危机、提振出口,连续7次上调出口退税率,以至于从退税欠账变成超额退税。
刚开始的时候,因为中国的体量有限,对全球市场的平衡影响还有限,但是随着中国的高速发展,现在的中国如果还像过去那样毫无顾忌的大量向国际市场出口,一定会极大影响国际市场均衡,全球各国感到忧虑、恐慌太正常了,仅今年上半年,全球各国对中国提出WTO申诉,其中六成以上是发展中国家。
现在还有很多人有闲心去争论增长到底依赖投资还是消费,这真是闲的没事干,无论增长来源于投资还是消费,都必须承认这二者是循环互动的,更要承认,投资与消费之间必须维持一个合理的比例。
搁置理论争议,聚焦问题本身。
现在的问题不是增长到底来自于谁,而是要解决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调问题。
就算是如某些人一直坚持的,增长要靠投资,扩大投资才能创造更多就业,然后大家有钱了才能更多消费,假设就按照这样的顺序。那么当前消费远低于投资和产能,这是不争的事实吧,如何继续维持健康增长?
美国的问题是消费大于投资,这当然绝不可取,必然导致严重的贫富分化和通胀;但是消费长期弱于投资,难道就没有问题吗?
为什么这几年劳动者压力很大,就业难?
很关键的问题就在于长期投资强于消费、短期刺激长期化、海量资金砸给机构和投资,已经导致经济结构出现越来越大的问题。
制造业能够吸纳的就业总数早在2012年就已经见顶,之后随着技术、资金的投入,工业升级、效率提升、落后产能淘汰和转移,提供的就业岗位持续下降,大概一年下降300万左右。这也是所有发达国家都经历过的,工业核心就是不断提高效率,比如日本制造业员工数,从2002年的1100万下降到2020年的606万,日本可从未放弃制造业,除了中美,德日韩已经是全球少有的工业国。
之所以过去中国就业感觉不错,关键是服务业顶了上去。注意服务业不仅仅是饭店理发等生活性服务业,还包括金融、电信、教育、文化、物流、设计等等产业,从2012年到2019年底,虽然制造业就业岗位基本匀速下降,但服务业每年能够提供约800万新增就业,完全可以抵消制造业减少的约300万就业,还富裕500多万。
但是从2020年开始,因为种种原因,服务业不增反减,尤其2022年据统计局数据,城镇就业人数减少842万,但注意因为出口的火爆,所以制造业就业的下降仍然保持基本匀速,而从2020年到2022年服务业就业锐减达1200万,直到2023年服务业就业新增才基本回归到2019年的水平。
想想看,从2020年开始,三年时间,制造业就业年均减少300万,服务业的增量没有了,反而减少了1200万,一正一反差了大概3000万,当然就业不能这么简单折算,但可见为什么就业变得这么难。
尤其是大学生,较高水平的制造业门槛高、数量有限,能够大量吸纳大学生的就是服务业。
显然制造业并不需要过多操心,真正需要操心的是服务业、是消费。
这二者是高度捆绑的,消费上去了,服务业才能上去,才能创造更多就业,反而来提振了消费,然后才能消化庞大的产能,不要再指望靠出口增长解决问题了,短期内,出口已经基本到极限了。
而且还要注意到,过去长期偏重投资,意味着资源大量集中在公共部门,由于此前非公共部门资源占比很高,参考发达国家标准,确实需要提高公共部门资源占比。但到了现在,把广义财政预算收入还有国有企业、公共部门资产折旧等等全部加在一起,公共部门掌握的社会资源总量已经在四成以上,跟当前发达国家的占比大致差不多了,四成已经是极限了,毕竟中国有14亿人。
所以解决办法很明确了,那就是尽快完成经济发展思维的转变,尽快从投资为主向消费为主转型,根本不用担心这么干会影响制造业发展。
剔除房地产因素后,2023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其实很不错,民企的固定资产投资也在增长,中国这么大,只要有机会,有的是人想要抓住机会。
对于制造业、产业发展,根本不用政府太操心。
政府需要帮助解决的是攻克技术瓶颈、保障度过商业化之前的脆弱期以及捍卫海外正当利益,剩下的发展壮大、商业发展问题,就应该放手让市场、让企业自己来,而现在很多地方无力帮助解决技术难题,但是又想参与其中,想着支持自家企业。
而中国太大,于是本应该被市场淘汰的落后企业,也一定能够找到愿意扶持的地方政府,结果就出现严重过剩的投资和产能,只能靠财政补贴勉强生存,根本无法创造任何正价值。
如果能够把这种努力放在促进消费增长上,会不会更好呢?当然这很难,但也没有其他的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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