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三朝逐步加强的中央权力

文摘   历史   2024-04-27 19:31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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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大家都公认秦国-秦朝对于中华大地上大一统王朝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毋庸置疑,夏商周秦汉诸朝中,秦朝对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起到了一个承前启后的作用,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国中,秦国也是以最后的胜利者,开创了一个领主几乎消亡(除了秦朝皇帝、卫君角还在)的大一统时代。然而夏商周三朝时,中央权力的不断加强,对秦汉时期大一统时代的影响与秦朝相比不遑多让,这是帝王的权力扩张至关的初始阶段。
在整个夏商周近两千年的岁月里,九州内的独立政治体数量实现了断崖式的下跌,夏禹时万国来朝,商初只剩下三千、周初就仅剩下八百诸侯。这么多消失的独立政治体,相当一部分变成了商周时期的卿大夫等次级领主,随着邦国数量的不断减少,夏商周等中央王国的权力也不断增加。地方不断衰减的权力和中央持续增长的权力,不仅让中国社会从王国时代进入了帝国时代,造就了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形成,也将中国带入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帝制时期!
夏朝时的万国都是从氏族和部落演化而来,这时候的诸国称之为邦国;这点从邦字左丰右邑的字形也能看出来,发展壮大的邑自然形成了城邦国家。此时的邦国独立性还很强,夏王室将天下划分为九州,九州内的州牧概念也慢慢兴起,只是此时候州牧还不固定,也没有固定的治所。随着不同邦国实力的此消彼长,一州内州牧的位置还会在多个诸侯国内轮转,天下总体上只有帝王、国君这两个层级,州牧只能算是半级。
夏王室的权力虽然比部落联盟盟主大了很多,但是和秦汉之后的帝王比差得远了,邦国国君的权力虽然相比部落联盟受到了朝拜觐见等限制,但是和后世的地方流动官僚简直有云泥之别。
商代的政治体除了夏代之前遗留的诸国,另外一部分是商王分封的自己的子侄为国君;相比于夏启封弟弟为崇侯坐镇雍州,商王分封子侄的数量更多涉及的地区也更加庞大。商汤灭夏之前,就将儿子分封到被他灭亡的国,后世的商王将宗室分封到冀州西南部建立黎国,用以镇压监视夏朝遗民分封奄国与泰山以南,控制商人祖地和故都震慑其他夷人方国分封攸侯与徐州境内,作为攻击淮夷各方国的战略基地
这时候诸国被称为方国,从方这个代之方位的字来看,此时中央和地方的名分经过夏朝多年的影响已经深入人心,商王相比夏朝实现了更进一步的集权,四方诸国有沦为商王派出机构的趋势。商代的方国首领还分为侯和伯两种,侯大部分都是本家,从军事首领射侯演变而来,带着浓厚的殖民扩张色彩,伯大部分都是外姓方国,商后期伯有了诸方国首领的意思,当时有四大伯侯。
商朝时中央到地方层级增加为王、四大伯侯、侯、伯(侯伯平级,只是亲疏差异、类似后世日本亲藩大名和外样大名的区别)等四类领主身份,国数量从夏朝万国、商初三千、商末八百,被吞并的邦国很多变成了商朝中央和方国内部的大夫,这一阶段中央持续增强,地方不断衰弱。
周代的国也是由夏商时代的故国和周王新分封的国组成的,超过三分之一的国都是周王分封的,从中央到地方分成了天子和公侯伯子男六级君主,君主下面还有卿大夫和士,整个地方权力被分的更加细碎。国君中除了侯这个军事长官称号外,其他的公伯子男都是人伦关系,周天子视天下各国君皆为侄甥舅,从中央到地方成了一个大宗族,周王室就是这个诸国大宗族中的族长,周王的权威已经大大超过了夏商两朝的君王。
周人除了完善夏商两朝的进贡制度外,还沿用并创新了教育制度,痒序成为周王室教育诸侯国世子的场所,他们在作为人质居于京城的同时,也为周王室意志深入地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除了诸侯向中央的朝贡和世子为质子外,周王还深度干预各诸侯的内政,执掌国政的卿士很多都是周王室钦点,齐国的国、高氏就是个很好的例子。通过这种种手段,中央对地方国君的控制越来越强,九州之内逐渐开始政治一体后过程,为统一的大帝国出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夏朝邦国、商朝方国、周朝诸侯国这种名称的变化背后,地方政治体权力的萎缩、以及与地方相对应的中央权力的迅速扩张。伴随着夏商周君王权力扩张的是,王畿之地的不断增大,虽然后起的王朝,一个比一个更具有“原始气息”,但是中央的权力依然稳步增长。这为春秋战国时期形式集权形式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一个润物细无声的作用,最终混一宇内,消灭所有领主的秦帝国终于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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