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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馆：候鸟们的栖息所
建筑在山塘街上的大大小小数十家会馆，是外来经商“候鸟”们的栖息所。
会馆中厅堂楼阁是古民居建筑主要表现形式，其中的“堂”，前方称堂，后方称室；堂两头有夹室，后室两旁有房，即东厢房、西厢房。玉涵堂是苏州城外体量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明代民居建筑，也是典型的江南民居。房屋现存四路五进，建于明嘉靖十年（1532），其主人是当时的吏部尚书吴一鹏，故而亦称“阁老厅”。现有房屋分为东中西三路，中路主体建筑共有五进，第三进主厅即为玉涵堂，面阔三间16米，进深14米，如此大体量的明式建筑在苏州的古建筑中极为少见。其名取“君子于玉比德”之意，把玉比喻为修身的道德标准，体现了主人崇尚的道德准则。
美籍华裔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李政道博士参观玉涵堂后，赞不绝口，欣然写下了“文物化新，玉涵于堂”的赞语。
会馆是与官宦深宅、宗族祠堂不同的另类特色建筑，它更是百姓安居乐业的场所。如陕西会馆，又称全秦会馆，始建于乾隆二十年（1755），二十六年完工。会馆牌楼门上有精美的磨砖雕刻，檐下饰磨砖斗拱，秀雅中透着沉厚。门楼的贴面用了大幅的砖雕梅兰竹菊，门楼正中“敦乡睦里”字样。想当年来自三秦的客商们相聚在一起，一边喝着家乡的西凤酒，喝到得意处冷不丁吼上几句阳刚气十足的秦腔，一边盘点远近的生意，那一分惬意非语言可以表达。
明万历四十一年（1614），福建商人小心翼翼来到这条老街上，建起三山会馆，开通苏闽贸易，过起了宜商宜居的舒适日子。之后，他们在苏州建起8所会馆，其中6所始建于清康雍年间。
与闽商一样，粤商也是各地商帮中来吴地经商较早的。他们在苏州建起岭南会馆，这几乎与福建商人的三山会馆建于同一时期。而明代天启年间东莞商人所建东官会馆，则开启了县级商人单独建会馆之首。明清时期，广东各地商人在苏州建有7所会馆，其中有5所会馆都坐落在繁华的山塘街上。
明清时中国最活跃的经商群体晋商进驻苏州，以开设钱庄和当铺为主。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苏州有山西钱庄81家。在民间，有“北晋(晋商)南徽(徽商)”之说。晋商为了显示其雄厚的财力，在准备建造会馆时，除了选用通常的花岗岩和青石，还看中了名贵的白石。白石又称“汉白玉”，若无杂质，皮色洁白如玉，石质细腻，软硬适中，易于雕刻，磨光后非常美观，为上等的建筑雕刻石料。其产地当时仅在江苏省镇江地区发现有少量分布。自汉唐以后，白石为朝廷专用建材，赐名“汉白玉”，不经过朝廷批准，地方政府和民间不得随意开采和使用。苏州地区除了天平山的高义坊、文庙大殿的抱鼓石、万寿宫的牌坊石柱、忠王府的柱础，其它建筑很少见到白石。
全晋会馆的建筑因为使用了不少白石，故俗称其为“白石会馆”。朝廷恩赐会馆可以使用白石的原因，未见有关史料记载。财大气粗的晋商用金钱铺路，打通必要的人脉关节，也并非没有可能。会馆使用白石的建筑，为“一坊一桥二杆”。规模恢宏的会馆大门前，矗立一座白石牌坊，制式为冲天云纹柱。牌坊北面，有一条青砖镶嵌的通道。通道临河处，设置一座白石拱桥，端庄秀雅。两根白石旗杆，相映成趣。会馆门口，设置间隔有序的朱色木栅栏。隔山塘河，设置一座砖砌照墙。牌坊前的一片广场，俗称“会馆场”。夏天的晚上，附近百姓多在此纳凉。杂耍等江湖戏班，也常常在这里演出。会馆设有门厅、轿厅、大殿、关帝殿等建筑。后花园栽花植木，堆叠假山，挖掘池塘，塘内栽培荷花。其规模为当时苏州的第一大会馆。可惜，咸丰十年（1860），毁于太平军攻占山塘烧了三天两夜的一场兵火。
如今，白石会馆只留下两块碑刻，移至苏州碑刻博物馆的经济碑廊。一块是《全晋会馆众商捐厘碑》，立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凡是当初捐资建馆的晋商，都在碑上刻名留念。依靠商号捐资来募集资金，也是当时建造会馆的惯例。另一块是《全晋会馆应垫捐输碑记》，也立于乾隆四十二年。当时，捐资所得在建馆中仍不够使用。于是，发起者动员晋商再次捐资。根据捐资金额的多少，在碑上依次排列捐资商号的名称和捐资金额。晋商以坐落于半塘桥东侧的白石会馆（全晋会馆的前身）为中心，有条不紊地组织起了江南资本市场。这些走出娘子关的山西人似乎比别人更懂得利用会馆来联络乡情，互换信息，坐实买卖。
那些来自天南海北的商人们，要在这五方杂处的“东南一大都会”站稳脚跟、生存发展，会馆和公所就成了抱团取暖的亲商纽带。倘若绘制一幅明清时期苏州会馆公所分布图，那就不难发现清乾隆年之前所建的早期会馆，大都集中在山塘、阊门一带。有稽可查的明清时期苏州会馆59所，坐落在山塘街上的就有13所。
曾藏于嘉应会馆的一块石碑，有段文字这样告诉我们：
姑苏为东南一大都会，五方商贾，辐辏云集，百货充盈，交易得所。
各省郡邑贸易于斯者，莫不建立会馆，恭祀神明，使同乡之人，聚集有地，共沐神恩。
类似的会馆还有传德堂、岗州会馆、山东会馆、泉州会馆、绍兴会馆、汀洲会馆等。会馆荟萃了不同地方的建筑风格，形成了造型各异、千姿百态的建筑样式，尤其是门楼建筑精湛为世人所赞叹。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会馆是远道而来的候鸟们的栖息地，也是安居乐业的“鸟的天堂”。在这个具有家乡特色的天堂里，既保持着各自所特有的文化元素，又巧妙地引进吴文化而加以消化融合。它与店铺、民宅巧妙融合，形成山塘老街上一道独特的古建风景线。
老祖宗留下的亭台楼阁是凝固的音乐、哲理的诗篇，是一个城市文化、宗教、伦理、精神、风俗民情的曲折反映，更是城市经济和社会文明发展的历史见证。不同的古建版本，是人们纵观一座城市历史的最直观的参照物。当歌曲和传说已经缄默的时候，古建筑还在叙述着过去的故事。
一个城市的建筑应各色各样，应包括有适当比例的老建筑。没有那些看似破旧的老建筑，城市很容易失去活力——面对那些曾经栖息着人类欢笑悲伤的老建筑，“征服”有时也会变成贬义词。所谓老建筑，指的不仅仅是博物馆之类的老建筑，也不是那些需要昂贵成本去修复的气宇轩昂的老建筑，更不是专指王府宫殿，而是很多普通的、貌不惊人的、普通人住过的老建筑，包括一些可能已经破旧的老建筑。
贝家是首屈一指的钟鸣鼎食之家，从贝家祠堂就可窥其一斑。它原为清礼部儒士、贝氏家族四世贝启祚的夫人贝程氏的节孝祠。清乾隆十九年（1754）江南名士孟樾籁《丰暇笔谈》中记有贝家“金蟾发家”的传说，其实能使贝氏一脉得以传宗接代发扬光大，贝程氏功不可没。她自幼聪慧勤俭，孝敬高堂，18岁时嫁到贝家，育有一子，取名“贝珽”。其夫君32岁就因病去世，贝程氏哭得死去活来。她想到膝下孩儿刚满7岁，翁姑都已白发苍苍，便擦干眼泪，默默挑起家庭重担。她起早贪黑，靠绩麻纺棉聊以度日，家里贫寒，难以供儿子上学，就自己教子读书习字。贝程氏赡养翁姑，抚养孤儿34年，最后累病了，一病不起，享年61岁。独子贝珽长大成人，经营药铺，施药救人，深得乡人敬爱。
江南学政张元臣得知其母贝程氏的节孝美德后感慨万分，特地赠送“不愧所天”的匾额给贝家，还题了“节孝”二字。乾隆三年（1738）苏州知府将贝程氏的事迹上报江苏巡抚，再经礼部奏报。乾隆旌表“节孝”二字，下诏在山塘桐桥西侧立坊建祠。
现在修复的贝家祠堂在原址东移50多米，祠堂门前有贝氏节孝坊，门厅为引导区，内院以一段与贝氏有关的传说作为主题。祠堂大厅为史料区，展现苏州贝氏家族兴衰史。西花园有凉亭，影壁上以连环画形式讲述贝程氏的事迹。
山塘街上的众多会馆，是外来的候鸟栖息所，也是不可多得的建筑遗产。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每当春归江南时，墨色的家燕就飞回来寄宿在会馆的屋檐下，“唧唧喳喳”地叫唤着旧时主人归来，而留在会馆回廊里的主人足印早已落满岁月的尘埃，只有那些旧时的飞燕还记得这些会馆的飞檐翘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