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如何化解来自大辽与西夏的双重危机？

财富 2024-12-18 06:30 北京

今天为你带来的，是罗振宇老师主理的《文明之旅》节目。

《文明之旅》是一档周更的历史文化节目，每周三0点在得到App更新。节目从公元1000年开始讲述，计划持续更新20年。

今天讲述的是公元1042年的故事。这一年关注的是宋夏战争。

以下是节目文稿精编版，enjoy：

（全文稿及视频节目，可在得到App内免费观看）

来源：文明之旅

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042年，宋庆历二年，大辽重熙十一年，西夏天授礼法延祚五年。

大宋和西夏的战争打了三年了，大宋这边的局势一直没有转机。一方面是内部情况不容乐观：战场周边的几个地方，陕西、山西、河北和开封周边地区老百姓的赋税负担，比战前一下子多了将近50%。遍地流民的情况在大宋腹地已经开始出现。

另一方面，战场形势也一直在恶化。前两年，已经有三川口、好水川连续两场大败，每场都是上万人全军覆没。而1042年的11月8日，宋夏之间又爆发了第三次大战，也就是定川寨之战。宋军再次惨败，主帅葛怀敏，还有其他十多名将领阵亡，士兵损失又是将近1万人。前方消息一传来，关中地区，就是今天西安一带的恐慌气氛就起来了。对啊，李元昊兵锋所指，下一步威胁的就是关中了。但是，大宋在关中的防守兵力不够啊，从远处调也来不及，怎么办？朝廷就赶紧派人在路上拦人，拦那些本来应该调回中原的军队，让他们赶紧回去，防守关中。那你想，这些士兵能干吗？本来在塞外驻军时间就长了，好不容易调回中原，现在朝廷打败仗了，元昊的西夏军队如狼似虎地就在后面，让我们回去？这不就是让咱们去送死吗？这些军队差点就要哗变。你看，定川寨之败，已经不只是边疆战场上的一次普通失败了，大宋朝的整体局势已经被牵动得有点不稳了。

但是，如果这个时候你在开封朝堂上，在大宋君臣们的身边，你可能也会感受到另一种情绪。他们可能会说：老天爷！幸好是这个时候大败。如果定川寨之败早上一两个月，那局面就更不堪设想了。从这句话里面，你甚至还能听到一种很庆幸的味道。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年，大宋最头疼的事，不是和西夏在战场上的对攻，而是和大辽在边境上的对峙。后者更加凶险。1月份，大辽开始集结兵力，并且派来使者，狮子大张口地提条件，要大宋割让土地。如果不答应，就要撕毁澶渊之盟，再次掀起宋辽大战。以大宋现在的国力，能不能同时承受两场战争？不知道。但大宋君臣们知道：西边的西夏只是肘腋之患，而北边的大辽是心腹之患啊。打西夏败了，顶多是窝囊，打大辽败了，那是真可能灭国啊。这是两个级别完全不同的威胁。

好在，经过大半年的交涉，宋辽双方在今年10月11日达成了新的和平协议。大辽关于割地的要求，就算了，但是大宋每年给大辽的岁币要涨一涨：从过去的每年30万增加到50万。一场危机解除。因为这是庆历年间发生的事儿嘛，所以历史上把这件事称为“庆历增币”。

这件事情过去不到一个月，就传来了定川寨惨败的消息。你现在应该明白，为什么我们说，大宋君臣这个时候的心情很复杂。如果这场惨败再早一两个月发生，让辽朝知道大宋在军事上如此不堪一击，那个协议还能不能签的下来，就很难说了啊。

这一年，看起来似乎也就是宋夏之间打了一场仗，宋辽之间使者来来回回地吵了几架。但实际上，无数个念头在大宋、大辽、西夏的当家人脑子里转来转去，历史的平行空间里有无数个电光火石的瞬间，每一步都险象环生，每一步都落子千钧。

好，这一期的《文明之旅》，我们就来看看1042年发生的这个远比表象复杂的故事。

忍辱的故事

关于“庆历增币”这个事，我们先来看看大宋这边的版本。

在宋朝君臣看来，这就是个无妄之灾。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正忙着和西夏打仗呢，突然被大辽找上门来敲竹杠。哎，我们两家1005年就签了澶渊之盟好吧？你家大辽皇帝当时怎么说的？“如果违反盟约，天打五雷轰”，对吧？两家和好了快40年了，你们怎么能突然提这种无理要求呢？

那大辽方面的要求具体是什么呢？宋朝这边的情报工作做得很不错，辽朝使团还没到开封，大宋朝就已经花钱买到了一份辽朝国书的副本，已经知道他们的意图了。

辽朝在这封国书里面先是扯了一堆过去的事，然后说了三层意思：第一，你们大宋不知道西夏和我们大辽的关系吗？他向我们称臣啊，娶了我们家好几个公主啊，又是我家女婿又是我家外甥的，你们大宋怎么无缘无故打他呢？第二，你们大宋好像在边界上修防御工事来着？这是什么意思？这是要挑衅吗？第三，这么着吧，把咱们之间有争议的关南之地，还有当年北汉的地方——就是山西太原附近的那块地方——都归还我们，这次的事情就算了。

这里面提到的关南之地，就是莫州和瀛州，今天白洋淀附近的那一块地方。大辽和中原王朝为它争来争去，已经快100年了。但是，作为历史遗留问题，澶渊之盟已经解决了啊。至于当年北汉的太原附近地方，那就更是属于漫天要价，只是大辽那边的谈判筹码。真正开始谈判的时候，马上就不提这茬事了。

你想想看，大宋君臣突然接到这么一封信，会怎么想？一定是觉得被无赖、流氓乘火打劫了啊。但这是国家大事，光有道德义愤有什么用？还是得打起精神应对。宰相吕夷简就推荐了一个人来负责处理这个事。这个人的名字你可以记一下，他叫富弼。因为他活得很长，出生在1004年，就是澶渊之战爆发的那一年，一直活到了1083年，将近80岁才去世。未来几十年，他对大宋朝的政局都有重要影响。这次处理对辽外交交涉，就算是他初出茅庐的一战。

富弼接到这个任务之后的表现，是非常悲壮的。他被仁宗接见的时候，那话说的，皇上为什么事担忧了，这是我们做臣子的耻辱，我担下这副担子，连死都不怕。仁宗皇帝很感动。

你可能会说，有这么可怕吗？不就是去搞个外交交涉吗，哪至于就生啊死啊的？你想两点。第一，在那个时代，宋朝人看契丹人的感受，那是华夏看蛮夷。出使蛮夷，万一对方情绪不稳定，凶性大发，什么都有可能发生。你看汉朝派到蛮夷的使者，不就经常有被杀、被扣留的吗？当然更重要的还是第二点，这种外交交涉非常困难。要么搞不定，不能替皇帝分忧，要么搞定了，又会被局外人指责为丧权辱国。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差事。

所以，富弼在处理这件事的过程中，表现得非常决绝。第一次出使辽国的时候，家里的一个女儿死了，第二次出使的时候，家里生了一个儿子，他都不闻不问，坚决启行上路。路上收到家书，连信封都不拆，直接烧了。他说，何必看呢？看了，不管家里是好事还是坏事，都是徒乱人意啊。富弼在出使大辽过程中的表现，堪称完美。无论对方说什么，都是你有来言、我有去语，既坚决，又机智。

但是，如果不管过程，只看结果的话，宋朝仍然是吃了大亏的，里子面子都吃了大亏。

先说里子。富弼去辽国的时候，身上带着三封誓书，也就是三份具体的条约。第一份誓书呢，是宋朝嫁一个公主给辽朝。富弼反复强调，选这一条呢，嫁妆是一次性的，而且最多给10万，所以不推荐。第二份誓书呢，是宋朝每年增加10万的岁币，没有附带条件。第三份誓书呢，是宋朝每年增加20万的岁币，请注意，又多了10万，但有一个附带条件，那就是辽朝必须帮助宋朝制服西夏，让西夏重新臣服于宋朝。来来来，请选择。

结果，辽兴宗选了第三份誓书，也就是宋朝每年增加20万岁币。不过，辽朝不同意把帮助宋朝制服西夏这一条白纸黑字地写进誓书，也就是正式条约。作为弥补措施，辽朝同意在国书，也就是两国皇帝的日常通信中提那么一嘴：哥们你放心，这事包我身上。请注意，国书的约束力，比誓书要差很多，全凭个人信用了。

这是里子上，也就是实际利益上的损失，还有面子上的损失：除了加钱以外，辽朝还要求以后交割岁币，要用“献”字或者“纳”字。这笔钱是你奉献给我的，或者是我笑纳的，你听出来了，甭管用哪个字，这都是逼着宋朝承认比辽朝低一等、矮一头。富弼一听这个要求就急了，这么行？他甚至指着远处的高山说，你们就看看那座山，高不高？那山你们都可以越过去，但是你们要想得到那个“献”字或者“纳”字，别说登山，那是比登天还难啊。你们就是在这儿把我砍了脑袋，我也不会同意的。

辽朝皇帝一看，哟，态度这么强硬呢？好吧，我不跟你说了。我派人直接跟你们皇帝说去。富弼说，你说去、你说去。然后赶紧给大后方写信，说有这么个事儿，我这儿是以死相争，我看他们的气焰已经被我打下去了，你们可别答应啊。结果你猜怎么着？大宋朝廷居然还是答应了，“纳”就纳吧，据说这是宰相，也是大词人晏殊给皇帝出的主意。顺便说一句，晏殊和富弼还有一层特殊的关系，晏殊是富弼的岳父。一家人在这件事上也是两个判断。咱们也别忙着指责宋仁宗和晏殊。在当时的通讯条件下，后方的朝廷和前方的谈判使团沟通起来没有那么方便，而大宋又实在是不能冒险和大辽开战，这个决定太难做了，最后选了这么个委曲求全的方案，也是各有各的考量。

到了这一年10月11日，宋辽双方正式达成新的协议。双方事后的反应是这样的：大辽那边，给办理这次外交的官员刘六符升官，升到汉人能升到的最顶级的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还刻了个碑，记下这个功劳。你看，这事在大辽看来，是一场辉煌的胜利。那在大宋这边呢？皇帝也觉得富弼把事办成不容易，要升他的官儿。但是富弼说，办成这么个结果，要说功劳，我肯定是没有的。要说赏赐，我肯定也是不敢受的。惟愿陛下您哪，好好建设国防，勿忘国耻啊。到了下一年，庆历三年的时候，朝廷又要给富弼升官，富弼还是不肯。直到皇帝专门派宰相跟他说，这回升你的官儿，就是朝廷想启用你，跟你出使辽国的事儿丁点关系都没有。富弼这才接受。你看看，大宋朝虽然拿到了和平，但至少当事人一点也不觉得光荣。

好了，刚才我说的，是这个故事的第一个版本：一个被恶人趁火打劫，大宋朝花钱买平安的故事。往好了说，这就是所谓的“幸福者退让原则”，假如你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而你遇到了一个街头烂仔的挑衅，那你最好忍一忍。不是因为你胆小，而是因为你值得珍惜的东西更多。简单说就是“你命贵，你先退”。而往坏了说呢？这就符合我们对于大宋朝的一般印象：有人上门敲竹杠，软弱的大宋耻辱地退让了。

但历史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同样一组事实，在不同人的眼里，可以讲成不同版本的故事。同样是宋朝人的角度，庆历增币的故事，其实还有另一个说法。

一般我们都会认为，被大辽这么一威胁，大宋朝怕挨打，直接就怂了，所以才落得个吃亏收场。其实并没有，宋朝是尽可能地摆出了一副我要和你决战到底的架势的。我们可以简单来看几个事实：

第一，是让宰相与枢密院长官互相兼任。要知道，宋朝从开国之初就定下了这么个治理结构：在中央，中书，也就是宰相掌民政；枢密使掌军政；三司掌财政。分权制衡，皇帝居中决断，这可是祖宗之法。但是现在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和大辽大战在即，提高决策效率才是当务之急。所以，让宰相兼任枢密使，基本等于是建立了一个战时决策体制，是真的准备要打仗。

第二，光做组织上的准备不行，还得动点真格儿的。大宋朝决定要营建“北京”。请注意，这个北京不是今天的北京，而是当时位于今天河北邯郸的大名府。准备打仗，总得加强城防吧？那是应该加固东京开封，保障根本呢？还是加固西京洛阳，开封万一守不住，做个备份呢？这个时候宰相吕夷简力排众议：哎，怎么能那么示弱呢？咱们偏偏要在黄河北岸营建新都城。一旦辽军敢于南下，宋仁宗就可以御驾亲征，到北京去，到前线去，这不光是给大宋臣民看，展示老赵家抗争到底的勇气和信念，还可以给辽朝人看，让他们觉得大宋皇帝没那么好惹。

而且，快速修建一个大型城池，本身也是大宋的长项，确实可以展示国力。这一年，辽朝派使臣南下，当然要路过澶州的北城，就是当年澶渊之盟的时候，真宗渡过黄河亲临前线的那座城。已经过去快40年了嘛，城池早就荒废了，现在正好拿来做文章。辽朝使者来的时候，大宋这边假装在这里动工修河堤，等过了10多天，辽朝使者回去的时候，突然看到一座新城矗立在黄河北岸，史书记载他们的直接反应是“甚骇”，就是惊着了。这是不是夸张咱不清楚，但辽朝使者对大宋国力产生了感性认识，那是肯定的。

除此之外，大宋还做了第三项准备，就是随时准备开决五条大河。辽朝军队骑兵多，在古代能限制骑兵机动能力的手段有限，在平原地区，也就大江大河和塘泊泥沼了。你不是准备来打仗吗？好啊，我大宋现在派人到河北去，准备随时把黄河以北的五条大河的口子掘开，把河北平原淹成一片汪洋。这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大宋朝拉开了鱼死网破的决战架势。

除此之外，你就看这一年大宋的动作，什么选拔官吏、将领，预备粮草、甲胄，从陕西前线往河北调兵等等，这些准备工作都在做。

更重要的还不是这些，而是有人觉得，危机危机，有危就有机，为啥不利用大辽这次向我们伸手的机会，让他们帮我们把西夏搞定呢？如果办成了，那不就是所谓的借刀杀人、驱虎吞狼、一石二鸟、花小钱办大事吗？

没错，当时大宋这边确实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一步步实施的，那你说最后成功了吗？

得意的故事

其实，要动用辽朝的力量来制约西夏，这个想法在大宋这边早就有了。那还是前年的事，当时在陕西主持对西夏作战的范雍就给朝廷打过报告，说，我们这些年跟北边的辽朝关系不错啊，每年30万岁币结下的交情也该用用了。如果我们派个使臣劝他们帮着我们打西夏，那多好？我们要是能得了西夏的地盘，哪怕每年再多给大辽10万岁币呢？那也值啊。就是他们没能打赢西夏，至少也破坏了他们两国的关系。试试有什么不好？

你听听啊，借大辽的刀杀西夏的人，这个想法早就有了，而且连价码都是那个时候想好的，每年加10万岁币嘛。

到了上一年，又发生了一件事。有一个民间人士，一个没有考取功名的读书人，给朝廷上书，说应该借大辽的力量打西夏。宰相吕夷简看见了，表示非常赞赏。你看，这个借兵大辽的共识在悄悄地达成。

所以，当今年大辽突然发难的时候，大宋君臣虽然觉得突然，但是多少也有点“来得正好”的感觉。你提出割地，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岁币可以加。加也得有条件，那就是帮我制服西夏。这就是富弼带给辽朝三份协议的缘起：你既然提这事，我就每年加10万岁币，不能让你白张一回嘴，但是如果你愿意帮我搞定西夏，咱们每年加20万岁币！你看，这是早有预谋的。

要特别说明一点：在这个阶段，大宋上上下下的舆论对“岁币”这个事没有那么反感。它既不同于上对下的岁赐，也不同于下对上的岁贡，就是算笔账而已。所以，这和我们今天的人不太一样。我们多少还是会觉得，用钱买来的和平有点丢人。而当时距离澶渊之盟不远，大宋老百姓刚刚享受了将近40年的和平，富弼就说过，岁币这点钱，还不到用兵费用的百分之一二，所以澶渊之盟是正确的。范仲淹还算过一笔账，说我以前在越州当知州的时候，越州每年的收入就是30万。用大宋一个州的收入，免掉外部的重大威胁，真是划算啊。

所以你看，这个时候的大宋君臣并不觉得再加20万岁币，把西夏搞定，在政治上有什么不妥。这就是一个纯粹的策略问题。你就这么想嘛，每年出20万军费，雇大辽这么个雇佣兵替我镇着西夏，你说便宜不便宜？

好，那这个策略成功了吗？成功了。不仅成功了，而且是让人大喜过望，比想象的还要成功。

大宋这边本来指望的，只是大辽对西夏的元昊施压：别闹了！当什么皇帝？听大哥一句话，你接着对大宋称臣，回到1038年之前的原状。能达到这个目的，大宋已经非常满意了。大辽的辽兴宗也是这么承诺的，那口气，真的是大包大揽，说你放心，不就是让元昊对你们称臣吗？我以为多大事儿呢！我一句话就能办到。

但是没想到，大辽不仅对西夏施压，而且两年之后，大辽竟然对西夏出兵，打起来了。小弟不听大哥的招呼，大哥直接愤而动手。这事就超出大宋的计划了：我只是托你去平事儿，你怎么还打人呢？

出了这个事，大宋这边的心思可就多了去了。比如范仲淹，他刚开始是担心其中有诈：啥？大辽和西夏打起来了？不会吧？他们都把军队集中到边境，但是他们交界的边境，离我们大宋的山西也很近啊。别是他俩商量好了，要一起出兵来打我大宋吧？我们在山西的防守可是非常空虚的啊。很是紧张了一阵儿。

后来发现，大辽和西夏，不是假打，是真打。辽兴宗给大宋写信，说你们大宋可别忙着和西夏和谈，等我揍它一顿，打服了你们再谈。他甚至还对大宋的使者说，你们的人可别经过交战区域啊，别误伤了你们。无关人等闪开，别溅你一身血。

到这个时候，范仲淹又嘀咕了，说麻烦了。他分析了五种情况。

第一，我们本来只是求辽兴宗出个面，把事儿平了就行了。现在他出兵打仗，那他打赢了之后，跑来跟我们邀功，再伸手找我们要钱，比如让我们把军费出了，这可咋办？

第二，别忘了，我们大宋现在正在跟西夏的元昊谈判，让他别当皇帝，继续向我们称臣，本来谈得差不多了。现在辽朝上去乒呤乓啷一通打，那我们和西夏还谈不谈？如果不谈了，那岂不成了我们看辽朝的脸色行事？那我们可就是既失信又丢人。

第三，如果我们现在就停止和西夏谈判，但是万一元昊向契丹服软，他们俩倒是重归于好，西夏最恨的是谁啊？最恨我们大宋啊。那我们岂不是里外不是人？

第四，万一他们哥俩和好了，大辽反过头来又逼我们宋朝与元昊讲和，是不是还得听他的？那岂不是我们被大辽指挥得团团转？

第五，咱们接着想，那个时候，如果再和元昊谈判，本来就失信于元昊了，而且他也没有大辽这个后顾之忧了，那谈判可就难喽，元昊还不漫天要价啊？

你听听，范仲淹是不是心思还是挺细的？方方面面的情况都想到了？当然，这个时候的范仲淹也没别的办法，只是提醒朝廷，当务之急是加强国防，有备无患。

但是范仲淹千算万算，还是算漏了一种情况。他万万没有想到，大辽打西夏，居然打输了。

事情的经过很有戏剧性。1044年，辽兴宗御驾亲征，讨伐西夏。元昊知道双方实力相差太远，赶紧认怂，我服了还不行吗？元昊态度还是很诚恳的，亲自带人到大辽的军前请罪。辽兴宗看他认错态度良好，就派人赐酒给他，好吧好吧，喝过这杯酒，以后好好做人，可不许这么不听话了。准备就这么放过元昊了。

但事后，大辽的大臣们一商量，说别介啊，大军都召集齐了，动员一回不容易，干脆一鼓作气把西夏灭了得了。于是又开打。具体过程不细说了，总之，在最后的决战中，突然起大风，飞沙走石的，眼都睁不开，辽军大败。

你可能会说，大辽打西夏，那还不手到擒来？这肯定是大意了。还真不是。四年后，元昊去世，辽兴宗一看，机会来了，第二年又打了一回西夏，结果是互有胜负，大辽又是无功而返。

这一幕，可就把大宋这边看傻了。什么？辽朝也打不过西夏？但是转念一想：这不正好吗？范仲淹的所有担心烟消云散了。一方面，大辽败了，还有什么脸面在我大宋面前装大哥？老老实实拿着我给你增加的岁币回去养伤吧。北方的威胁，解除！另一方面，西夏虽然赢了，但是心里也知道不可能和我大宋长期抗衡，还是得向我低头。西边的麻烦，解除！你看，多好？一切又回到了几年前的局面，真是苍天有眼啊，万没想到居然是这样的结果。哈哈哈哈，真是睡着了还要笑醒了。

但是，局面演化到这一步的时候，庆历增币这件事在大宋这边的感受里，就变成了两个故事。一个故事，当然是大辽不讲信用，趁人之危敲竹杠，大宋这边委曲求全，很屈辱地增加了岁币的故事。但是与此同时，这个故事还可以这么讲：大辽是夷狄嘛，所以打破道德底线来讹诈，但是我大宋非常机智勇敢啊，我们营建大名府做北京，调兵遣将，甚至做出开挖五条大河，玉石俱焚地准备和来犯之敌决一死战，而且我们派出富弼这样的使臣，用三寸不烂之舌，既灭了对方的威风，也用增加20万岁币的代价，就成功地挑拨了大辽和西夏的关系，让他们打起来了，最后大流氓意外失败，回家养伤，小流氓还算识趣，也不再闹事儿。最后看起来，还是我大宋以夷制夷，妙计安天下。

这个心态，集中体现在后人对富弼的评价上。比如，到南宋的时候，就有人说富弼这次出使辽朝，是“一言息南北百万之兵”，太伟大了。到了元朝修《宋史》的时候，对富弼的评价也是，牛啊，他为中国南北双方的老百姓赢得了几十年的和平啊。

其实，富弼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话说富弼晚年的时候，退休在洛阳，家里经常来客人。客人来了，自然要奉承几句主人，几乎都是那几句话，您老当年出使大辽，功劳大大的啊。富弼那么大岁数，只要一听这话，就气得面红耳赤的，客人都发懵：这是咋了，老头儿为啥生这么大气？有一次，有晚辈实在憋不住就去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富弼说，当年我出使大辽，就是因为国家武力不行，打不过人家。增加岁币，那是一件很丢人的事，哪是我的本意啊？我哪有什么功劳？只有往事不堪回首啊。

你看，庆历增币这件事，即使在当时，也是一个故事，两种表述：一个是面红耳赤的耻辱叙事，一个是得意洋洋的成功叙事。

隔了这一千年，我们到底要相信哪个故事呢？

隐藏的故事‍‍‍

刚才我们说了，庆历增币的故事，有两个讲法，一个是大宋忍辱负重的故事，一个是大宋计谋得逞的故事。到底哪个才更符合事实？

其实，如果你真的身处历史现场，你会觉得，何止是这两个故事？在平行空间里，还有更多的故事可能发生。如果它们发生了，那可就更加不堪、更加惊心动魄了。

复盘整个过程，有一点，你不觉得奇怪吗？辽兴宗为什么要打西夏？我不妨请你代入他这个角色：现在你就是辽兴宗了，我们来看看，随着事情的演化，你本来应该做什么样的正确决策？

我看见宋朝和西夏打起来了，而且宋朝那么大的体量，居然打不过西夏。我决定上去敲大宋一笔竹杠。这个可能不符合道德，但是符合理性。没啥可能说的，我做得对。

紧接着，宋朝派使者来了，说我有三个选择：嫁个公主过来，附带一次性的嫁妆，这个不考虑，利益太小了。加10万岁币，没有附加条件；加20万岁币，附加条件是帮大宋搞定西夏。我福至心灵，我突然意识到，一个历史性机遇出现了。于是我毫不犹豫地选了20万岁币，而且不做正式承诺，只在口头上说，包在我身上。

辽兴宗如果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这时候肯定是高兴坏了啊。这不用我们现在去猜，当时宋朝就有个大臣，叫余靖，把辽兴宗这个时候的心理活动分析出来了。

首先，这等于是给了大辽一个机会显示力量啊：你大宋损兵折将都打不过西夏吧？而我大辽身不动膀不摇，写去二指宽的条子，元昊就听我的话。怎么样？大辽和大宋，一南一北谁强谁弱，是不是一目了然了？

好了，有了这么个对比放在这里，辽兴宗下面的选择就多了：等搞定西夏之后，20万岁币？开玩笑，那叫预付款！现在事儿办成了，你不谢谢我？再加！加多少我说了算。如果不答应，我那个时候再出兵打你啊，而且我和西夏一起打你啊。你现在就这么怕打仗，等将来我搞定西夏，我们之间的强弱之势就更明显了，你们大宋内部肯定就更无斗志了。你看，你要求我帮你办这件事，你一张嘴，就等于把战略主动权拱手送给我了。

这一点，不仅是余靖，大宋这边，还有欧阳修也看出来了，说求辽朝搞定西夏，太不划算了，即使搞定了，我们得的便宜并不多；但是他如果真去搞了，还搞成了，那反而是我们的大麻烦。

好了，局势分析清楚了，作为辽兴宗，这个时候最符合大辽利益的行动策略是什么？当然就是把这个送上门的战略优势尽可能放大，利用大宋有求于我的心态，一边支持小弟西夏给大宋捣乱放血，一边假装和事佬，嘴里喊“别打了别打了”，同时找机会继续向大宋敲诈利益。哎呀呀，我是在替你办事，经费不够啊，再加点，我就能替你办成。

这就意味着：从1005年澶渊之盟以来存在了将近40年的宋辽平等机制，终于被打破了。到时候你再看：整个东亚政治舞台上，哪有什么三足鼎立？只有我大辽一家独大。这可是大宋主动送上门来的战略机遇啊。

你看到没有，只要辽兴宗这么做了，那 1042 年的大宋，可能就没有这么容易度过难关了。历史可能就走进了另一条岔道。

但是在现实中，辽兴宗没有这么做，而是真的去帮大宋搞定西夏，搞不定，甚至还出兵去打。这听起来，就是一个傻乎乎的黑老大，搞不清自己的真实利益，只因为看见小弟不听招呼，就恼羞成怒、大打出手的故事。

其实也未必。辽兴宗的算盘有可能是这样的：东亚舞台上，现在有三股力量，除了我们大辽，就是宋朝和西夏。宋朝是一贯的对手，西夏以前虽然是小弟，但早就不怎么听话了，三天两头的在我大辽西边搞事，抢我部落，威胁我跟西域、吐蕃的贸易往来。在这两个对手之间，宋朝明显更强大一些。那好，如果我要颠覆现在共存鼎立的局面，我应该向谁先下手？当然是西夏啊，它比较弱嘛。那我为什么现在下手？因为宋朝求我搞定它，我表面上是应宋朝的要求动的手，一方面有岁币可以收，这是现实利益，拿了再说；另一方面，我现在打西夏，至少宋朝不会和西夏联手，让我腹背受敌、两面作战。多好？

等我拿下西夏之后，哈哈，再以泰山压顶新胜之势面对宋朝，下面要发生什么，是继续敲诈更多的钱财，还是干脆一鼓作气灭了宋，那就看我心情，到时候再说了。

当然，后来发生的事实证明，辽兴宗还是太自大了，最终居然被西夏打败了。但是，在历史现场，几乎没有人猜中这个结尾，连西夏的元昊也没有猜中。要不他怎么冒那么大的风险，居然亲自去大辽的军前去请罪呢？

那你说辽兴宗是不是蠢呢？

我们这些后人看历史，最好不要做这样的假设。历史当事人都置身于自己的处境中，他们做决策的因素，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就拿辽兴宗来说，他也有一大堆的难言之隐。比如，他继位之后，皇位一直就被自己的亲生母亲法天太后萧耨斤，还有，他的弟弟耶律重元，威胁着。如果只看辽朝内部，他是急需要证明一次自己的能力，才能巩固权力的。

这里有两个间接证据啊：第一，在庆历增币的协议达成两个月以后，辽兴宗就为自己上了一个12字的尊号。很明显，这个动作，就是要在功劳簿上给自己当众记上一笔啊。第二，就在给自己上尊号的同一天，他还把自己的长子梁王晋升为燕国王。这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信号：原来他的法定继承人，是他的弟弟皇太弟耶律重元，现在提拔自己的亲儿子，隐隐然又是在企图调整皇位继承人的顺序。

所以你看，辽兴宗贸然发动对西夏的战争，确实着急了，自大了，莽撞了，但是背后的原因，恐怕不是对外欲壑难填，而是非常理性地借机对内急于树立权威。

我们继续要问：如果历史没有出现这个戏剧性的失败呢？如果大辽真的就灭了西夏呢？那对大宋来说，可就真是不堪设想了。你还别觉得不可能。

事实上，70多年之后，几乎一模一样的形势，居然就再次重演了：前半段的故事和这次几乎一模一样：大宋朝和新崛起的大金结盟，希望借大金之手搞定大辽。大金答应了，也出手了。但是，故事的后半段不一样了，戏剧化的转折这次没有发生，彼时的金太宗没有犯这次辽兴宗的错误，金朝赢了，辽朝灭亡了，然后，北宋也灭亡了。

那是一个更加悲伤的故事。它在70多年后，在历史的重重烟幕后面盯着1042年，庆历二年的大宋君臣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看着他们的挫败感或成就感，自觉屈辱或自觉得计，嘿嘿地冷笑啊。

今天，我们透过1042年“庆历增币”的故事，隐隐约约地看到了历史发展的多重可能。是的，后人看历史，经常有所谓的“后见之明”：哦，原来是这个原因导致了这个结果，一切都那么条分缕析、判然分明。我们非常容易轻率地得出结论：你看，大宋文弱吧？所以只好忍辱负重；或者，大宋聪明吧？所以只用20万岁币就借力打力，以夷制夷，又赢得了几十年的和平。

我们回望历史，如果总是满足于这些廉价的、简单的结论，就会和历史现场的那些丰富的可能性，平行时空里的那些更不可思议的故事擦肩而过。

最后说一个不相干的故事，请你感受一下其中的玄机：

话说，加菲猫的故事里面有这么一段：有一次，加菲猫走丢了，被卖给了宠物店。加菲猫很痛苦啊，担心会和主人乔恩从此永别。过了一些天，加菲猫突然看见主人乔恩走进了这家宠物店，然后就看见了加菲猫。哇！意外之喜。然后乔恩就把加菲猫又买回去了。

表面看，这就是一个很俗气的一家团圆的故事。

但是，故事中还交待：当乔恩抱着加菲猫往家走的时候，两个人各有一段内心独白。加菲猫心想：我永远不会去问乔恩，你今天为什么会走进宠物店？是不是不打算找我了，打算买一只新的猫了？而乔恩心里想的是：我永远也不会告诉加菲猫，我今天是带着最后一丝希望，走进这个城市的最后一家宠物店的。如果今天再找不到你，我就不再找了。

我看到这段故事的时候，怦然心动：原来，在表面的事实后面，还有无数的隐而不显的事实；在浅层的因果下面，还有无数未能呈现的因果。

意识到它们的存在，我们才能对历史现场、历史当事人的每一个重大抉择，心存敬畏。

好，1042年，就这么过去了。1043年，我们将把目光转向大宋朝的内部，庆历新政就要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开始、唏嘘一声结束的改革，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下一年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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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

（元）脱脱等撰：《辽史》，中华书局，1974年。

（元）脱脱等撰：《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

（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

（宋）徐梦莘著：《三朝北盟会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

（清）李有棠撰：《辽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1983年。

林鹄《忧患：边事、党争与北宋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

陶晋生：《宋辽关系史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

杨浣：《辽夏关系史》，人民出版社，2010年。

陶莎：《澶渊之盟后辽朝战略布局的演变》，《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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