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3年的马戛尔尼访华，是中国历史上看似不起眼却一再被书写的标志性事件。它往往呈现一种标签化书写，以体现乾隆皇帝的自大和清朝的闭塞。在晚清积弱挨打的大叙事背景下，马戛尔尼的访华有着隐喻和预言色彩。
学者沈艾娣这样描述这起外交事件：
这是中国同西方交往的历史中最著名的时刻之一，而乾隆皇帝不论是在历史中还是在生活中都处于舞台中央。此时他已年过八旬，简单地穿着深色长袍，盘着双腿坐在御座之上，不过他作为这个幅员辽阔的帝国的专制君主已近半个世纪。即便是和珅和福康安同他讲话时也需要下跪，他也乐于被人颂扬他在位时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在经历朝代更迭带来的百年战乱之后，人口剧增，农商俱兴，清帝国在对西北的蒙古人和准噶尔人用兵之后达到全盛，在他的赞助之下，艺术与学问也日益繁荣。远在华南海岸，中国的物产令欧洲人慕名而来：精美的丝绸和瓷器尚无法在欧洲复制。近来同英国的贸易也兴盛起来，主要是因为欧洲人和美国人渐尚饮茶，而茶叶只能在中国种植。
在接见英国使团之后，乾隆果断拒绝了英国人在京师派驻使臣和在岸边觅一小岛作为贸易基地的要求。很快在欧洲，人们便传言乾隆此举是因为对马戛尔尼不悦，马戛尔尼仅愿单膝跪地，而非行朝廷中正式的三拜九叩之礼。此后，此次出使的失败便归咎于乾隆皇帝：作为天子，自诩为文明世界的主宰，却对崛起的英国势力一无所知，也未能意识到马戛尔尼绝非仅是一位远方君主派来护送贡品的使臣。
但沈艾娣指出，“当我们把目光从乾隆皇帝身上移开并转向在场的其他人时，这次出使便有了新的意义”，她所关注的是翻译。
她在《翻译的危险：清代中国与大英帝国之间两位译者的非凡人生》一书中写道：
“1793年季夏的一日清晨，英国派往中国的首位使节、利萨诺尔伯爵乔治·马戛尔尼身着巴斯骑士团的长袍，鸵鸟羽毛垂于头顶，在乾隆皇帝面前下跪，双手将一金匣举过头顶，金匣外嵌钻石，内含英王乔治三世的信件。乾隆是17世纪入主中原的满族勇士的后裔。他能讲汉语和满语，同时也懂得足够多的蒙语、藏语、维吾尔语，接见来自这些区域的使团时无须翻译，他也颇为此自豪，但此时此刻却须得有翻译不可。年少时曾遍游欧陆的马戛尔尼，此时讲的是意大利语。他的言辞由跪在他身后的一位年纪稍轻的人译成汉语，此人身着英式服饰，戴有粉状假发，自称姓梅（Plum），但真名李自标，是来自中国西北边区的天主教徒。李氏在那不勒斯受学，讲的是简单的汉语而非朝廷中的官话，对皇帝却极为恭敬，同时也有一种他自带的引人亲近的真诚。当他转向马戛尔尼时，则是将皇帝的话以文雅且正式的意大利语转述出来。”
现场还有另一位翻译——小斯当东。他的父亲老斯当东：
“是一位接受耶稣会教育的爱尔兰新教徒，热衷于当时的科学发现，信奉卢梭，蓄有奴隶，支持新近的法国大革命，也是马戛尔尼长期的朋友、秘书和亲信。老斯当东一辈子的大事就是教育他的儿子，年方十二的乔治·托马斯·斯当东，此时也跪在他身旁。李自标仍在翻译，这次是译成拉丁语，小斯当东能听懂两边的话：他父亲自他三岁起就开始同他讲拉丁语，他在前一年见到李自标后就开始学习汉语。当乾隆帝询问英人中可有能讲汉语者，此前已见过小斯当东的大学士和珅颇懂得如何逗老皇帝开心，便禀报有个男童能讲些许，并将他叫上前。小斯当东有些腼腆，不过当皇帝解下腰间的黄色丝绸荷包并赏赐给他时，他也能用汉语讲出几句致谢的言辞。”
正如沈艾娣所言，《翻译的危险》是一本关于译者的书，李自标和小斯当东的经历引人入胜：
“因为他们都是难得的通晓多国语言的人，两人知识渊博，精通并由衷热爱彼此的文化。两人都曾在年幼时游历，因此在理解对方的文化时颇为无碍。这一点还得到了强化，因为两人在成长的关键时期都与一般的同龄人疏离：就李自标而言，他在那不勒斯天主教神学院学习时，年纪较其他中国学生小了很多；就小斯当东而言，当他被派往广州的东印度公司工作时，当地的英国年轻人排斥任何他们社交圈子之外的人员得到任命。这种疏离促使李自标和小斯当东两人在少年和青年时期都形成了超出寻常的跨文化友情，而这又塑造了他们后期认知世界的方式。两人都常常思乡，从来都将自己视作另外一个大陆上的异客，但是当他们返回故国时，却又往往显得不同于常人。”
《翻译的危险》所呈现的这两个故事，展示了一个新的维度：“中国和英国的接触并不是初次相遇的文明之间发生的冲突，而是早期现代世界全球联系日益密切的结果。”书中重新审视了英使马戛尔尼使华、觐见乾隆帝这一中西交流史上的著名事件。沈艾娣不仅描述了使团筹备、人员物色、海上航行、清朝官员一路的接待、正式与非正式会谈、翻译造成的误解、使团见闻等诸多细节。
李自标后来在山西传教，小斯当东后来在广州为英国东印度公司提供口译服务，随着中国人对英帝国扩张的愤怒与日俱增，他不得不逃回英国。沈艾娣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这一类跨文化中介者的消失，导致了鸦片战争的最终爆发。
在王笛为《翻译的危险》所写的推荐序中，将“历史是在语言中产生的”作为主题，以诠释这类跨文化中介者的意义。
王笛引用了佩雷菲特的观点，认为马戛尔尼使华的失败“孕育着以后两个世纪里的对抗：西方与远东的文化冲突；工业国与第三世界的冲突”，其实，“如果使臣以另一种方式提出建议，如果皇上以另一种方式处理这些建议，中国可能不必以世界为之震撼的方式苏醒过来：世界可以使这个国家更有创造力，使它进步得更快”。所以佩雷菲特认为，全世界都为这种“一方面的狂妄自大与另一方面的骄傲自满相对抗”的交往方式买单，结果却是“人类失却了难以估量的财富，这些财富只能随同没有发生过的历史永远埋藏在地里”。
而在这个大命题之下，《翻译的危险》所呈现的微观史，将两个小人物置于大背景下，展示清朝限制对外接触的政策，“这些政策属于更大范围内中国人看待世界方式的重塑”。
李自标的成长经历本身就是中英文化交流的见证。作为马戛尔尼使团的翻译，他实际上“不可能逐字逐句记住马戛尔尼所讲的话”。所以，李自标的角色已经超出了一个翻译的角色，他“更像是谈判者”。他并非单纯把一种语言转成另外一种语言，而是有不少自己做主的空间，“最明显的是他把一条自己的主张塞进了商谈之中”。
当然，李自标并没有自大，他深知自己的处境，表示“只有愚蠢透顶的人才会承担如此危险的任务”。正如王笛所说：
“口译员在 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初的中英外交背景下，面临着危险，但是又有着强大的力量。通晓外语的人，一直不受到政府的信任，在中国近代几乎是一个普遍现象，留下了许多令人唏嘘的故事。……沈艾娣认为，其实‘当时的中国有为数不少的人对欧洲知之甚多，但是英国的威胁让拥有这些知识变得危险，因此便无人愿意显露’。”
这样的讽刺在晚清无处不在，林则徐被认为是中国最早开眼看世界的人，但即使是他，也曾向皇帝上奏，表示英国人“其腿足裹缠，结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沈艾娣因此坦言：“在同欧洲人密切接触两个世纪之后，这种荒唐的说法居然出现在关键的决策过程中。一种可能的解释无疑是中国精英历来崇仰本国文化而轻视他国文化，这也是长期以来的论调”。
有些事情，其实一直没有改变。
图源 |网络
作者| 叶克飞
编辑|二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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