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少时酷爱评书，不但每天中午守着电台听，还四处找书。直到今天，我书架上还有一排评书，如《三侠剑》《续三侠剑》《后续三侠剑》《英雄大八义》《呼杨合兵》《月唐演义》《瓦岗寨》《雍正剑侠图》《赵匡胤演义》……
《三侠剑》里的胜英虽然不怎么样，可飞天玉虎蒋伯芳却是我当时心中偶像之一，贾明、杨香武和欧阳德这几个活宝也让我一直记在心里。至于《雍正剑侠图》，童林也是高大全，算不上鲜明，可真假张方极是有趣。
不过我所读的评书都已经过整理，整理者还会在序言中例行公事般加上一句“在整理过程中，剔除了一些封建糟粕”，带着浓郁的时代烙印。旧时评书其实并无实体书等文字呈现，而是由艺人口述，甚至是想到哪儿讲到哪儿，其间多有前后不一等错漏。至于前期高手在后期成了弱者，更是评书常态。
评书的文字整理倒也不是这几十年才有的事，早在民国时代便已出现。前些年读新闻史，也读通俗小说史，二者都提到了这么一桩事：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在曲艺评书盛行的天津，有一份《新天津报》为了争取读者，专派记者进说书场进行记录，将口述评书变成武侠小说连载，见诸报端。此举使得该报读者大增，《三侠剑》和《雍正剑侠图》都于那时连载。
这份《新天津报》的掌舵人，名叫刘髯公。
刘髯公（1893—1938）▲
在新闻史上，这份报纸留下的印记不仅仅是善于经营和刊登评书。1937年7月底，天津沦陷，刘髯公宁折不弯，《新天津报》公开向天津人民告别，拒绝被日军利用。1937年8月3日，刘髯公被捕，遭严刑拷打，腿被打断。亲友多方取保，才将他救出狱中，不久便因伤重，在家中辞世。
如今他的故居仍在，位于天津河北区的意式风情街，地址为建国道66号，《新天津报》报馆也设在这里。
这是一个独立庭院，花岗岩配铁栏杆围墙，院门上有铭牌，写有“刘髯公故居”，建于民国时期，砖木结构二层楼房。外出檐柱走廊，塔楼相连，华丽、气派。因宣传抗日而被日寇拷打致死的著名报人刘髯公曾居此”的字样。院内是一栋红墙白边的意式二层楼房，造型大气，前后由椭圆型塔楼相连，很是别致。
刘髯公故居（周彧绘，原为《故人何寂寞》一书插画）▲
我寻访时，这里冷冷清清，内中无人。查阅资料得知，1949年后，这里一直是天津市木材公司的办公用地，数十年未变。后来木材公司搬走，这里便人去楼空，暂时没有用途。也许是因为此前一直作为办公楼使用、勤于保养，又于2006年经过整修的缘故，刘髯公故居不像曾作为居民大杂院的那些故居般破败陈旧，虽沧桑感十足，但仍干净大气，可见旧时气派。
据载这栋意式建筑的总面积达两千三百多平方米，地上两层有24个房间，地下室结构相同，有房间12个，另有一处后楼相连。刘髯公家族当年分两层居住，后楼则是《新天津报》报馆，地下室则作为印刷厂使用。那时的《新天津报》，每日最高发行量达五万份，采编人员达五六十人，可见旧时传媒之兴旺。
刘髯公是回族人，幼时家贫，仅读过几年私塾，十八岁离家赴京自谋生路，但又不得门路，只能流落街头。有一日，他捡到一个公文包，没有据为己有，而是四处寻找失主。恰好失主是法国使馆的武官，他感激刘髯公，又看他有点文化，便留他在使馆做录事。不久后，他又被派到天津，任天津法租界工部局探长。
刘髯公天生侠骨，又好交际，在租界中颇有名气。1923年8月，他自任社长，以段松波为副经理，薛月楼为主笔，创办《新天津报》，办报口号为“平民化的报纸”。尽管一无后台、二无资金，起步时也仅有数百份发行量，可刘髯公主打平民市场，一方面抨击社会弊端，另一方面大量刊登平民爱读的趣闻。后来更是连载评书，发行区域不但涵盖华北，还拓展至西北。
盛时的《新天津报》，几成报业集团，先后有《新天津晚报》、《文艺报》、《新天津画报》、《新月刊》等子报子刊亮相。刘髯公还办私人电台与新闻函授学校。
他亦爱京剧，擅长老生，是津门名票。
如果日子就这样走下去，等待刘髯公的也许是波澜不惊与名利双收。可时局动荡间，他身上的报人风骨也随之尽现。
其实自办报开始，刘髯公就极具独立思维。当时，全国舆论曾一致吹捧冯玉祥，可他反倒对吴佩孚颇多赞誉。值得一提的是，刘髯公死于日本人之手，他的偶像吴佩孚也在日本人的威逼利诱前坚守气节，拒做汉奸，后遭暗害。
他也以“髯公”之笔名，写了不少社论，大骂贪官。据载，李景林、褚玉璞、张宗昌和孙殿英等大人物都挨过他的骂，对他亦恨之入骨。不过，民国时的传媒业虽也常遭打压，但军阀政客们大多还是爱惜羽毛，对舆论颇为忌惮，公开撕破脸的极少。所以刘髯公骂便骂了，倒也未遭实质性报复。
1937年7月底，天津沦陷，《新天津报》立刻推出号外，表示停刊。日寇对此自是恼火，但也鉴于该报影响力极大，若能收为己用，当是极好的宣传工具，于是便威逼利诱。他们先是请刘髯公参加“伪天津市治安维持会”筹备会，刘断然拒绝。8月3日，日军趁他离开租界、救济灾民之际，将他抓到宪兵队刑讯。面对毒打，酷爱京剧的他高唱“大将难免阵头亡”，面对日本人的合作、复刊等劝告，他无动于衷，破口大骂。最后，他被毒打至左腿骨折，并被关入注满污水的水牢。
探望者曾有这样的记载：
“黑屋子约五六平米，有二搭搭密（即榻榻米），一只尿桶。刘髯公蜷曲侧卧于搭搭密上，衣服褴褛，乱发长须，如南市乞丐。细看时，裤腿有血污并粘附伤腿上，稍动就牵动皮肉，极为疼痛，不觉为之毛骨惊然。”
他还记载，刘髯公曾在狱中对他说：
“我们身经这般磨难，须把国家的凌辱、人民的涂炭，原原本本写成信史，留给后人。”
此时的刘髯公已形如瘫痪，仍拒绝日本人提出的“复刊即释放”条件，但亲友们见他已奄奄一息，只能背着他答应复刊条件，取保救人。
回家后不久，刘髯公因伤重去世，年仅46岁。临终时，他还将《新天津报》同仁召至病榻前，留下“千万不要把《新天津报》拱手送给日本人”的遗言。
在民国报人中，刘髯公算不得大腕。在许多人眼中，他只是个成功的商人。他没读过多少书，没有留下什么文字，可“报人风骨”四字，他当之无愧。
图源 |网络
作者| 叶克飞
编辑|二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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