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断续续下了几天的雨终于停了，晚秋早晨的阳光竟灿烂到出门时觉得刺眼的地步，分不清上天是在道歉还是在嘲讽。我在这片晴朗中早早地出了门没错，但并不是为了享受这晴朗本身；我是要去见一个有故事的人没错，但我今天去见她并不是为了更多的故事；我与她的缘分严格意义上起源于社会学没错，但这份现在进行时的缘分能与过去完成时的故事交汇成奔腾的江河，是因为诗。一只淡黄的蝴蝶贴着草地飞过，几乎与树下湿漉漉的落叶融为一体。
没错，诗。
“那天发生了什么？那天我常坐的那条纽约的地铁线上有人卧轨自尽了——说来也怪，有太多人跟我谈过我这首诗，但你是第一个问我诗中写到的那天发生了什么的人。”她的语气淡然，像是在讲久远到与自己脱节的故事，但我明白那份淡然的脆弱与倔强，脆弱是因为它不过是为赤裸的现实遮了层面纱，倔强是因为硬撑着拿那层面纱当铠甲。我能明白到这一层是因为我自己也写诗，但更多的是我不明白的事；她经历的远比我能想象的多。
她是个诗人；虽然我在创意写作项目的申请系统上填推荐人信息时不得不一遍遍填下她与自己的关系是“大一大二两门选修课的TA”，但她在我心目中始终先是诗人，再是其他。大一上学期一节讲社会调查方法的必修课上她被教授请来讲自己的博士论文时，丝毫没有隐瞒自己这一层身份；一小时的演讲，以诗开头，以诗结尾，中间还穿插了两三首用采访对象的遣词用句创作的诗。澳洲原住民女性的怀孕生产体验并不算特别常见的博士论文选题，但让刚上大一没多久的我深深震撼的，是诗与社会学在她身上的完美结合，前者是我此前始终觉得登不得大雅之堂的爱好，后者是我要读三年的专业，二者都不是完整的我，但二者确实在眼前这人身上完美结合着。攒了一肚子的问题想在结束后问她，但当排队终于排到自己时支吾半天只是挤出一句：“我，我也写诗。”
“挺好的，”她不知有几分认真地说，“哪天给我看看。”
“哪天”到得比预料中快不少；大一下学期她便成了我某门课的TA。碰巧那是我大一学得最好的一门课（试问“日常生活中的亲密关系”谁能学不好呢），便常趁课后借讨论问题的名义与她见缝插针地聊诗。一次她问我下了课去做什么，我说去同一层楼的礼堂旁听一门感兴趣的文学课的后半截，顺势提了个有些困惑的问题：“诗人们常说‘叙事’（narrative）这个概念，——我想问问你，作为美国黑人，你觉得包括非洲与太平洋岛国黑人在内的所有黑人，他们仅仅因为肤色与你相同，就有着与你一样的的‘叙事’吗？”
她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而是反问我：“你是从中国来的，对吧？”
“是的，土生土长。”
“那你想必不会觉得其他东亚人或是美籍华人与你有着相同的叙事吧——尽管你们的肤色是相同的。”
“没错。”
“对嘛，决定你的叙事的不是你的肤色，是你的文化、你所处的社会环境、你自身的经历、你的信仰与追求……这些加起来组成了你的故事，你的‘剧本’。”
“我明白了……所以我也不该因为其他人拿到的剧本很‘酷’就假装自己跟他们一样，因为——”
“因为什么？”
“因为他们有他们的故事，而我有我自己的故事。”
她赞许地点了点头：“很好，我很高兴看到某种意义上和我一样的人有用诗来讲出自己的故事的欲望。”
“和你一样？什么意思？”
“你我都不是白人，都算少数族裔，而包括诗在内的文学领域如今很大程度上依旧是被白人主宰的——许多玻璃天花板都得是靠我们去打破的。”
这句话当时的我似懂非懂；直到暑假去纽约大学修了一门文学课，意识到少数族裔费了多少年的努力才使自己的作品在文学课纲里有一席之地时，才深深理解了那时她望着我的眼神为何在赞许的同时带着层落寞的底色。“一直写到天底下全部的文学课本都收录我们的作品的那一天”——这句话在我大二刚过半便开始准备申创意写作MFA时被我写进了文书。大二一整年我都在发了疯似的写诗，总觉得每码一行字离“被世界听见”就又近了一步。几乎每首诗我都拿给她看过，她也几乎都不厌其烦地点评；如今回想，或许她的某些念头借我的笔头说出来了也说不定。
那天我约她的office hour并不是为了讨论课堂内容，尽管大二下学期她又成了我某门课的TA。我拿着新买的她之前出版的诗集，去找她签名的同时顺便来了场不正式的采访，对诗集中自己最感兴趣的两首诗提了一堆不着边际的问题，分享了好几首自己的新诗，也听来了不少她的故事。她写童年的意淫，写母亲生育与感情的不易，写生父与继父的离世，写对自己的肤色与性别的困惑与探索，写其他诗人以及社会学对自身创作的影响，写婴儿来到这世上啼哭的缘由，写缠绵、不舍与离别。那本诗集其实不过是薄薄的一本小册子，但恍惚间我觉得世间一切能写成诗的她全写了。
大二的那个午后我们聊到后面的一节课我差点迟到，但她不知有意还是无意，对自己的毕业论文只字未提。直到我上了大三，从其他教授那里听闻她已经毕业并在其他大学有了教职，才突然好奇她那篇从选材到研究方法都别具一格的论文究竟写了些什么。在Google Scholar上挖到了她的论文；三百多页的文字，一下午全读完了。明明是学术文章，不少片段却都使我浑身一阵阵起鸡皮疙瘩；那文字太有诗性、太美了。她在论文中写到自己之所以对澳洲感兴趣是因为儿时曾在澳洲一所以原住民为主的学校待过一段时间，之所以与原住民在怀孕生产过程中于医疗系统中承受的种族歧视深深共情，是因为自己继父的死某种程度上是医疗疏忽造成的，但医院拒绝承担责任。那文字，那对自己读博岁月的交代，哀而不伤，冷静而不冷漠，仿佛是她所有诗作的延伸，为那些沉默的人发声。三百多页纸，我去图书馆全部打印了出来（谢天谢地最近学校在重装打印机，一切打印暂时免费）；我始终觉得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表达这篇论文在自己心中的分量，无论是向自己还是向她。
她是个诗人。当她为我的创意写作项目写推荐信时她是我的TA，但对我而言她永远先是诗人，再是其他，从她穿着高跟鞋差点被绊了一下、从礼堂门口一路小跑到讲台前那天起，始终如此。
满地的落叶使脚步放慢了几分；我自己也差点绊了一下。今天很冷，但走到Arthur Lewis Building时外套已被阳光晒得多少不那么冰凉。推开旋转门时莫名冒出几分小学生进办公室的胆怯，尽管那里本就是社科学院的大本营。今天去见她并不是为了更多的故事，只是为了讨论近日读到的一首诗，为了整理出一点笔记用来写某个可申可不申的MFA要求的论文。申请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它属于未来；故事其实也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它们属于过去。唯一重要的是当下，是眼前的诗，是为眼前的诗而相聚的分分秒秒。
她迟到了二十来分钟，轻快但掩不住疲惫地叫了一声坐在办公区外面沙发上发愣的我。跟在她身后走进教授们工作的地方，静悄悄的走廊上唯一的声音来自我们压低嗓门的谈笑；她絮絮叨叨地讲她在谢菲尔德大学的新教职，讲近日忙乱而充实的生活，问我有没有写什么新诗，全然没有将近半年没见的生疏。比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更难得的，大概是三秋不见如隔一日吧。
办公区中间有一间玻璃隔出的会议室一样的房间，阳光透过玻璃直直打在桌面上。“我知道你时间很紧，但开始谈诗前我想先说个事，如果你不介意。嗯，我就是想告诉你，你是我的英雄，因为，因为我读到了你的博士论文——是的，我读过你的博士论文后，你就是我的英雄了。”
我拿出那一大沓纸和早已准备好的立体折叠卡片，草绿的背景衬着花丛中亮红的蝴蝶，“你是我的英雄”几个词潦草地写在角落。我告诉她我之所以选了蝴蝶是因为蝴蝶象征生命；我没有告诉她的是，我始终觉得那纸蝴蝶就是我们。我和她和无数人一样，都是这姹紫嫣红的世间纸裁的蝴蝶，在一众抢尽风头的真蝴蝶的边缘求生存。太多人不承认我们的存在，不觉得我们能飞，但我们也有诗，也有翅膀，也有御风翱翔的欲望与能力。我们不易遇见彼此，一旦遇见便倾尽全力相互扶持；在离家万里的曼彻斯特这片说不上恨也说不上爱的土地上，她是我遇见的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给我支持的同时也使我把自己看得一清二楚的人，宛如十二月天黑得太早的冬日火上滚着的热汤，温暖，但清澈见底。
她擦了擦眼睛说，谢谢，谢谢。
在她身旁坐下，往柔软的酒红色椅背上一靠（办公室里的椅子比教室里的舒服太多），低头准备从包里掏出电脑时瞥见了自己胸前的项链。今天我正好穿了件带彩虹色图案的黑色T恤，所以搭了一条同样是彩虹色的蝴蝶项链；此刻它正静静地靠在胸口，在窗外打进来的灿烂得几乎与曼城的调性不符的阳光中，琉璃般闪烁着。
笔者注：
文中提到的博士论文的citation：Davis, A. (2024). Birthing Vital Stories: an examination of First Nations Australian maternal care narratives (Doctoral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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