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三、从“器官”理论到技术圈——人类与技术关系的变化五、结 语
![]()
王昊晟：中共浙江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讲师。李恒威(通讯作者)：祖籍湖南，1971年11月生于新疆，浙江大学哲学系/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教授，科学技术哲学（意识研究方向）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意识科学与东方传统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心智哲学、认知科学哲学、意识科学、东方心学。![]()
“人类世”概念的提出,意在凸显人类活动对地球环境面貌的深刻影响已达到足以形成全新地质时代的程度。在此新兴地质纪元中,人类与技术之间呈现出双向影响的显著特征,这表明,我们再也无法将技术仅仅视为由人类发明以满足和实现人类意图的应变量。相反,我们必须正视技术对人类和人类社会的深度反作用,并且认识到这种反作用不是人类可随意调控的。本文基于有效加速主义与减速主义的技术发展路线之争,借助普罗米修斯与埃庇米修斯之隐喻、“技术圈”概念以及生物界共生关系的类比,力图阐明人类与技术之间可能的共生形态。这些共生形态包括互利共生、偏利共生、寄生共生、偏害共生,其中,互利共生被视为人类与技术间理想的共生状态。本文进一步指出,赛博格作为人机融合的存在,为实现互利共生提供了一种可能路径。最后,基于生物价值与智能在生命中的统一性,本文强调,作为智能延伸的技术,因其不具备自足性,故无法保持价值中立。![]()
人类世;技术圈;人技共生;赛博格;互利共生
![]()
引言：人类世的动因——技术
2000年,国际地球圈—生物圈计划(IGBP)会议在墨西哥库埃纳瓦卡召开,大气化学家保罗·克鲁岑(Paul Crutzen)和生态学家尤金·斯托尔默(Eugene Stoermer)在会上正式提出“人类世”(Anthropocene)这一概念。依照他们的阐述,人类世是紧随全新世(Holocene)之后的地质时代,其特征在于人类活动已成为推动地球系统变迁的关键动因和主要驱力,对地球系统的气候、地质及生态变迁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进而塑造了一个全新的地质纪元。克鲁岑和斯托尔默提议将人类世的起点设定在1850年,也即第一次工业革命完成之际,“选择这个日子是因为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人类活动的全球影响已经变得显而易见。”在人类世不到两百年的跨度中,第二、三次工业革命相继完成,第四次工业革命也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在此期间,人类经济实现了巨大飞跃,生产生活方式持续迭代升级,人们不禁要为人类世贴上“进步”“升级”等积极标签。美国地球系统科学家埃尔·埃利斯(Erle C. Ellis)将其称为“美好的人类世”,他乐观地表示,“人类世在我们的掌握之中……应将其视作一个充满人类主导机遇的新地质时代的开启。”然而,与人类进步和升级如影随形的却是诸多不容忽视的负面现象与事件,如土壤被深度侵蚀、生物多样性严重丧失、全球海洋酸性急速增加以及南极臭氧层的近乎空洞等。如此一来,人类世又更多地被贴上了“危险”“危机”等消极标签。前人类世工作组主席、英国地质学家扬·扎拉谢维奇(Jan Zalasiewicz)悲观地认为,“就预测的长期气候影响而言……就生物群的重大和持续转变而言,人类的影响现在已经增加到改变地球历史进程至少几千年的程度,其中包括一个地质上前所未有的物种加速入侵和人为物种灭绝阶段。”审视人们赋予人类世的种种标签,技术都在其中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从蒸汽机的诞生、电力和核能的广泛使用,到信息网络技术的普及,直至当前元宇宙、数智技术、脑机接口、基因科技等新兴技术的迅速崛起、迭代以及整合,每一次技术革命均昭示着人类能力的飞跃式提升,而技术无疑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与“升级”的核心力量。然而,与之相对,随着技术对资源(如矿物、水资源和化石燃料)的需求量急剧攀升以及对环境破坏(如温室气体排放)的日益加剧,技术亦成为引发“危险”与“危机”的根源。面对技术所展现的这种“二象性”或“双重性”,一个普遍的观点仍寄望于技术的发展,即相信人类能够研发出可持续的技术,在推动社会进步与升级的同时,总体上避免技术给人类社会带来新的危险与危机。
![]()
有效加速主义与减速主义——技术发展路线之争
在探讨技术发展路径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两种针锋相对的理论观点,即有效加速主义(Effective Accelerationism)与减速主义(Decelerationism)。 “加速主义”(Accelerationism)的概念雏形最早出现于罗杰·泽拉兹尼(Roger Zelazny)创作的科幻小说《光之主》(Lord of Light)中。这部作品描述了一群革命者,他们希望通过改变社会对技术的态度而实现社会变革,这群革命者被称作“加速主义者”。加速主义首先作为一种政治思潮登上历史舞台。20世纪70年代,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菲利克斯·瓜塔里(Félix Guattari)等人主张通过加速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来推动社会变革,“不应该从这个过程(世界市场)中撤退,而是要进一步深入,‘加速这个过程’”。20世纪90年代后,加速主义逐渐分化成左翼加速主义和右翼加速主义两大阵营。其中,以尼克·斯尔尼切克(Nick Srnicek)和亚历克斯·威廉姆斯(Alex Williams)为代表的左翼加速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在其现有形式下无法解决深层次的社会不平等和环境问题,应通过技术发展来颠覆资本主义,创建新的人类社会形态。以尼克·兰德(Nick Land)为代表的右翼加速主义者则认为,由于政府等政治组织的限制,资本主义的潜力从未得到完全展现,并且政治组织无法改变文明加速冲向大灾难的结局,主动加速资本主义和技术的发展至极限是唯一选择。虽然左翼加速主义和右翼加速主义在愿景和策略上存在显著的差异,但整体上看,它们共同的核心观点是:“技术,特别是计算机技术和资本主义……应该大规模加速和强化。这一观点要么被视为人类前进的最佳道路,要么被视为在当前社会环境下的无奈之选。”2023年10月,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在线发表《技术乐观主义宣言》一文,宣称“技术是人类雄心和成就的荣耀,是进步的先锋,也是我们潜力的实现”。宣言对于技术潜力的坚定信念以及对技术发展的无限制支持,都体现了有效加速主义的核心思想。作为加速主义的最新表现形式之一,有效加速主义得到包括OpenAI的CEO山姆·奥特曼(Sam Altman)在内的诸多科技精英的支持。有效加速主义者坚信,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赛博格等未来指向型技术不受发展,是解决如贫困、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的关键。对于何为“有效”,当代加速主义思想领袖之一纪尧姆·维登(Guillaume Verdon)在个人社交媒体平台上做出解释,“‘有效加速’意味着攀登卡尔达肖夫梯度(Kardashev gradient),寻找我们现在可以采取的对扩大文明范围和规模影响最大的行动。”有效加速主义对于技术的推崇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有效加速主义者认为,技术进步能够大幅提升生产力,从而推动经济的蓬勃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例如,人工智能的发展,可以显著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从而增加社会财富总量。这不仅有助于解决贫困问题,还能够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使科技进步的福祉惠及更广泛的人群。其次,有效加速主义者认为,技术是解决环境和气候问题的关键。尽管技术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环境破坏,但同样是技术进步使得我们有可能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例如,清洁能源技术的发展可以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从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减缓气候变化的进程。此外,有效加速主义者还认为,技术进步能够促进全球合作,解决国际冲突。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使得全球化进程加快,各国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这不仅有助于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也有助于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如跨国犯罪、恐怖主义和自然灾害等。因此,有效加速主义者强调,技术进步不应受到无意义的约束,而应充分释放其潜力,从而解决人类面临的各种环境和社会问题。从更深层次上看,有效加速主义蕴含着技术乌托邦主义(Technological Utopianism)的哲学思想。技术乌托邦主义认为,技术创新和应用是解决人类面临的各种政治、经济、环境和健康问题的“万能钥匙”,将带来无限的进步和福祉,推动人类社会迈向更加繁荣和谐的未来。正如伯纳德·詹德隆(Bernard Gendron)在《技术与人类境况》一书中指出的,技术乌托邦主义者相信“技术的增长从长远来看将会导致所有重大社会恶行的消亡。他们相信,这将消除匮乏和疾病,显著改善通信和教育,并且将破坏那些助长侵略、偏见、宗派主义、民族主义、压迫和剥削的环境条件”。技术乌托邦主义的支持者认为,任何社会变革都是由技术控制的,“技术对工作、经济生活和整个社会具有必然和确定的影响;因此,技术变革会产生社会和组织变革。”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技术乌托邦主义者并非忽视技术可能造成的问题,如失业、战争等,而是认为技术进步将最终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在技术乌托邦主义者看来,“社会受到技术发展的影响和塑造。它必须调整和适应新技术和创新。技术发展的负面后果是人们使用不当的结果,而不是技术的本质。”2019 年,尼克·博斯特罗姆(Nick Bostrom)撰文提出了“脆弱世界”(The Vulnerable World)的概念假设。他认为,“如果技术持续发展,那么在某个时候将获得一系列能力,使文明极有可能遭到毁灭,除非文明充分摆脱了半无政府的默认状态(semi⁃anarchic default condition)。”因此,我们“不应毫无疑问地假设所有技术进步都是有益的,或者完全的科学开放总是最好的,或者世界有能力管理一项技术发明后的任何潜在缺点。”博斯特罗姆的论述充分体现了减速主义(Decelerationism)的立场。与有效加速主义坚信技术在解决全球各类挑战与危机方面具有决定性作用,并主张加速技术的发展与革新不同,减速主义优先考虑技术的相关潜在风险,并主张在技术发展过程中应更加审慎,强调节制、安全、可持续性和道德考量。减速主义可以被视作“去增长”(Degrowth)运动在技术领域内的具体呈现形式,后者被定义为“公平地缩减生产和消费的过程,其目的是在地方和全球层面上、在短期和长期内提高人类福祉并改善生态环境……去增长的范式命题是:无需经济增长也可以实现人类进步”。减速主义对于技术无限制发展的批评集中于以下三点。首先,减速主义者认为,技术的快速发展加剧了社会不平等。虽然技术进步带来了经济增长,但其带来的利益并未公平分配。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的发展往往服务于资本的利益,导致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大多数人则难以分享科技进步的成果。这不仅加剧了贫富差距,还导致了社会不稳定。其次,减速主义者警告,技术的快速发展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工业化进程加快,温室气体大量排放,导致了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遭破坏。虽然有效加速主义者认为技术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但减速主义者认为,这种解决方案往往是治标不治本,甚至可能引发新的环境问题。例如,清洁能源技术的推广,虽然减少了化石燃料的使用,但也可能带来新的资源开采和环境污染问题。此外,减速主义者还指出,技术的快速发展导致了社会异化和文化同质化。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变得越来越趋同。这不仅削弱了文化多样性,还导致了个体的社会疏离和心理压力的增加。在高科技社会中,人们越来越依赖技术,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交流减少,社会关系变得越来越冷漠和机械化。因此,减速主义者提倡减少对高风险技术的依赖,采取更为谨慎的发展模式,强调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以及更公平的资源分配。减速主义秉持着技术敌托邦主义(Technological Dystopianism)与新卢德主义(Neo⁃Luddism)的哲学理念。技术敌托邦主义认为,虽然技术的进步带来了短期的财富增长和对自然的暂时控制,但从长远来看,它会产生或加剧更多的社会问题,而不是减少或消除这些问题。具体来说,技术“正在削弱自由和民主;刺激官僚主义的增长和大众操控技术的使用;将人类与自然、身体和同胞隔离开来;使工作变得更加单调、乏味且心理上不健康;并且增加了毁灭性战争和生态灾难的危险”。因此,技术敌托邦主义者认为,技术将对人类的社会治理、文明自由带来系统性的风险,正如雅克·埃吕尔(Jacques Ellul)所言,“技术上唯一重要的是生产产量。这是技术的法则;这种产量只能通过全面动员人类的身体和灵魂才能获得,这意味着对所有人类精神力量的剥削。”新卢德主义则是“一场无领导的运动,旨在通过被动抵抗消费主义以及计算机时代日益怪异和令人恐惧的技术”。新卢德主义认为,尽管新兴技术展现出了巨大的能力与潜力,但也对个人和环境施加了有害和破坏性的压力,“机器日复一日地在我们身边占据着主导地位。我们一天天变得更加屈服于它们;越来越多的人每天像奴隶一样被束缚来照料它们,越来越多的人每天将一生的精力奉献给机械生命的发展。”这种技术两歧性(amphibolies)使新卢德主义者提倡对技术进步保持警惕,呼吁对技术的广泛应用进行更加谨慎和批判性的审视,避免受其潜在的破坏性影响。![]()
从“器官”理论到技术圈——人类与技术关系的变化
在这场“加速与减速”之争中,技术始终被视为一种增强人类能力的工具和“假肢”。德国技术哲学家恩斯特·卡普(Ernst Kapp)通过“器官投射”(Organ Projection)理论对这一观点做出解释。在《技术哲学纲要》一书中,卡普提出,“最早的工具出现于人类利用临近其‘手边’的物品,以之作为人类身体器官的延伸、强化和加强。”卡普以锤子为例,“天然的锤子是‘握紧拳头的前臂’……一块连接在木柄上的石头就是它最简单的人工再现。因为木柄是手臂的延伸,而石头则是拳头的替代物……像所有原始工具一样,锤子是一种器官投射,或者是有机形式的机械重建。”卡普的“器官投射”说很大程度上只适用于简单、原始的基本工具,法国哲学家乔治·康吉莱姆(Georges Canguilhem)提出了“技术的生物哲学”(The Biological Philosophy of Technique),将这种技术“器官”说的适用范围从基本工具扩展到了复杂现代技术。在康吉莱姆看来,“器官”是指任何使人类更好地适应环境并有助于其生存的装置,既可以是天然的、自身的生物器官,也可以是人造的、外部的技术器官,“工具或机器是器官,器官是工具或机器”。这样一来,现代技术,如计算机和互联网由于使人类能够处理海量信息并进行全球范围内的即时通信,极大地提高了人类适应环境的生存能力,同样可以被视作是人类“器官”的投射。基于技术的“器官”理论或“假肢”说,技术作为人体能力的补充和扩展,是人类用以实现目的和掌控自然界的工具。这样一来,似乎我们只要控制住了人类与技术关系中的人类侧,就能够解决人类世中由技术带来的种种危险和危机,区别仅在于有效加速主义或减速主义的立场选择。有效加速主义将技术视为推动社会进步和变革的关键驱动力。在其视角下,技术不仅仅是工具,还是类似于人类能力的延伸,使人类能够超越自身的限制,达成更高层次的目标,实现更加理想的社会形态。相反,减速主义则强调对技术发展的反思和控制,关注技术快速发展可能带来的负面后果,如环境破坏、社会不平等和人类异化。在这种更为谨慎的立场中,技术仍被视为一种“假肢”,一种需要精心管理和使用的工具,以避免对人类和环境造成不可逆的伤害。然而,现实情况远比上述逻辑复杂。技术不仅是人类身体能力和意志的延伸,更深度地改变了人类的存在方式和社会结构。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便利和进步,但也带来了意料之外的后果。在人类世的背景下,技术与自然、技术与社会、技术与人类之间的关系变得愈发紧密和复杂。技术不仅在宏观层面影响地球系统,也在微观层面影响个体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和心理。例如,人工智能的发展不仅改变了产业结构和劳动市场,也改变了人类对自身智能和人性的认知。基因编辑技术的应用不仅带来了医学的突破,也引发了对人类基因和物种存续的伦理思考。面对技术带来的深远影响,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和反思技术的本质及其在社会进步中的角色和地位,找到技术与人类的和谐共存之道。法国技术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在《技术与时间》中引述了普罗泰戈拉斯所说的关于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与埃庇米修斯(Epimetheus)的神话:“众神委托普罗米修斯和埃庇米修斯适当地分配给每一种动物一定的性能……埃庇米修斯并不十分谨慎小心,他没有料到,当他把性能的宝库在那些无理性的动物身上浪费殆尽后,还剩下人类一无所获……为挽救人类而操劳的普罗米修斯从赫菲斯托斯和雅典娜那里盗取了技术的创造机能和火……人类从此获得了可用于它生命需要的理智。”这一神话隐喻地反映了存在于人类中的两种典型倾向:普罗米修斯喻指人类在创新和解决复杂问题上的无限能力,这种愿景体现了人类主宰一切,并将自然视为无限的资源集合的信念。而相对地,埃庇米修斯则暗示人类在行动和决策中常常缺乏预见性和深思熟虑,反映出一种短视和被动的倾向。从技术研发侧看,普罗米修斯象征着技术发展中的规律性、有序性和可预测性。这意味着科学和技术在发展过程中,往往遵循一定的逻辑和规律,使得技术创新是可以被人类预测和控制的。埃庇米修斯则代表了技术发展中的无意识和非预期后果,强调人类在研发新技术时往往忽视或无法预见的长期影响和潜在风险。埃庇米修斯的角色提醒我们,技术创新可能导致意想不到的后果,我们可能只有在事情发生后才能完全理解其影响。从技术使用侧看,普罗米修斯式的技术使用体现为结构化、精确性、逻辑性和可控性,人们通过这种方式使用技术能够提高效率、减少不确定性,以及实现具体的目标和愿景。例如,在工程设计、数据分析和医疗技术中,确保技术的高效和安全性。埃庇米修斯式的技术使用,即非理性、本能地、无序地使用,可能导致意想不到的社会和文化结果,例如流媒体的成瘾性、社交媒体造成的信息茧房效应,以及虚拟现实引发的社交隔离等。更极端的例子包括核技术的滥用,以及无人监管的人工智能技术可能带来的生存性危险。现在,我们重新回到前文所述的问题上,即我们只要控制住了人类与技术关系中的人类侧,就能够解决人类世面临的种种危机。事实真的如此吗?显然,这种观点基于“普罗米修斯”式的理解,即在技术研发侧,假设技术的发展呈现出一种循序渐进、有序且可预测的模式,技术可以不断为人类社会带来进步和福祉。在技术使用侧,期望能够充分依靠理性使用技术,以达成最优解,实现最大化的社会和经济利益。然而,正如德蒂恩内(Detienne)和韦尔南(Vernant)所说,“人类的普罗米修斯的一面只是相较于他对未来极端无知的另一面而言。”现实已然变化成“埃庇米修斯”式,即在技术研发侧,技术的轨迹往往充满不确定性,有时甚至会走向完全未知的方向。从一个更广阔的视角来看,技术的进步并非总是线性或单调的,而是可能经历各种转折和意外,技术的演进也可能因为多种因素,包括社会政治、经济条件、文化影响和环境变迁,而偏离原有的轨迹。在技术使用侧,人类常常被各种非理性因素所影响,如个人和集体的情感、价值观念、文化背景以及不可预测的社会动态。这些因素可能导致技术使用中出现非预期的结果,甚至是不可接受的后果。物理学家和地球系统科学家彼得·哈夫(Peter Haff)提出,技术既不是人类活动的一个维度,也不是人类的“假肢”或“器官”,而是一种全球性的“地质现象”,它“表现出对质量和能源资源的大规模占用,表现出选择环境产生的信息供自己使用的趋势,并且是自主的(autonomous)”。哈夫将“技术圈”(Technosphere)定义为“一组相互关联的通信、运输、官僚和其他系统,用于代谢化石燃料和其他能源资源”。技术圈不仅仅是一系列技术工具的集合,还是一个包括所有人造物、基础设施、社会结构和文化产物的全球性网络。它代表了一个自我维持和发展的系统,其运作方式和影响超越了单个技术或创新的范畴。根据哈夫的观点,技术圈是地球持续演化过程的产物,规模庞大,充满活力且在全球范围内无处不在。它是一个新兴的地球圈层,与传统的大气圈、水圈、岩石圈和生物圈并存。“技术圈内容的例子包括世界上大多数人类、家畜和植物、农业土壤、晶体管、手机、计算机、计算机网络、法律论文、艺术品、医疗办公室、建筑物、学校、公司、政党、政府官僚机构、军队和基础设施,以及世界的通讯、交通、教育、卫生和金融系统及其民族国家。”技术圈是一种包含有机和非有机元素的“生命”形式,其“内在目的是维持自身的直接福利,而不是世界人口的福利”。然而,与传统意义上的“生命”不同,技术圈缺乏回收用于自我复制的材料的能力。作为一个不断增长的线性而非循环系统,技术圈产生了大量废物(从塑料、毒素到温室气体),同时耗尽了有限的重要资源(例如水、土壤或矿物)。因此,哈夫认为,导致环境恶化的主要驱动力不是“人类”行为,而是技术圈的自主活动。在这个系统中,人类是“人与技术制品网络”中的“节点”。人类在这个系统中既是服务者又是受益者,但他们无法完全驾驭或控制技术圈的发展和方向。人类与技术圈相互依赖,技术圈需要人类来维护其无机组件并为其提供能源,而它则为人类提供了一个可居住的环境,使人类能够追求自己的目标,只要这些目标不危及技术圈的功能。技术圈对人与技术关系的讨论体现了技术现实主义(Techno⁃realism)的哲学观点。麦克拉斯基(McCluskey)于1998年提出了技术现实主义的八项原则:“(1)技术不是中立的;(2)互联网是革命性的,但不是乌托邦式的;(3)政府在电子前沿发挥着重要作用;(4)信息不是知识;(5)给学校布线并不能拯救它们;(6)信息需要受到保护;(7)公众拥有无线电波,公众应该从其使用中受益;(8)了解技术应该是全球公民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技术乌托邦主义和技术敌托邦主义的“中间立场”,技术现实主义“批判性地审视技术——无论是尖端技术还是普通技术——如何帮助或阻碍我们努力提高个人生活、社区以及经济、社会和社会的质量和政治结构”。技术现实主义在评估技术的影响时,既不过度乐观也不过度悲观。它承认技术的潜在益处,同时也警惕其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通过这种平衡的视角,技术现实主义能够更全面、客观地看待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正如托马斯·休斯(Thomas Hughes)的“技术动量”(Technological momentum)概念所言,“技术系统既可以是原因,也可以是结果;它可以塑造社会,也可以被社会塑造。”技术现实主义承认技术在社会中的双重角色。技术不仅是人类创造的工具,还会反过来影响和塑造社会结构、文化和行为。技术现实主义强调,我们需要认识到这种相互作用,以更全面地理解技术的作用和影响。在人类世这一地质时代,理解并适应技术圈的运作及其影响,对于人类未来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在这个由人类与技术共同构建的复杂系统中,只有正确认识并分析人类与技术之间的互动关系,才能确保人类与技术实现真正可持续的共生。
![]()
人技共生——样态、混合与对齐
1877年,阿尔伯特·伯恩哈德·弗兰克(Albert Bernhard Frank)首先在生物学中使用了“共生”这一术语,他写道:“我们必须把两个不同物种相互依存或生活在一起的所有情况纳入一个全面的概念,这个概念不考虑两个个体所起的作用,而仅仅以共存为基础,为此我们推荐共生(Symbiosis [Symbiotismus])一词。”根据对共生的不同理解,一些学者主张将视作两个不同物种的生物之间持久的互利关系,另一些研究人员则主张该概念指两个不同物种的生物之间任何类型的紧密且长期的生物互动,换言之,共生的双方既可能会因共生受益也可能受害。基于后一种定义方式,依据共生双方的受益或受害情况,我们可以划分四类生物共生样态,即互利共生、偏利共生、寄生共生和偏害共生。互利共生(Mutualism),指两种生物在共生关系中彼此依赖,相互获益。互利共生可以是专性的(obligate),也可以是兼性的(facultative),前者表示双方高度相互依赖,后者则仅为机会性的互利。例如,根瘤菌与豆科植物之间,根瘤菌通过固氮作用为豆科植物提供必需的氮素养分,豆科植物通过光合作用产生根瘤菌必需的碳水化合物,二者实现专性互利共生的生存;蜜蜂与花朵之间,蜜蜂在采集花粉和花蜜时为花朵提供传粉服务,而花朵则通过提供食物资源来吸引蜜蜂,二者达成兼性互利共生的合作。偏利共生(Commensualism),指两种生物在共生关系中,一方获得利益,而对另一方则无害,或可能有轻微的不利影响。例如,藤壶附着在鲸鱼身上,可以获得保护和食物,而对鲸鱼则没有明显的影响。寄生共生(Parasitism),指两种生物在共生关系中,一方获得利益,而对另一方则有害。例如,寄居在贻贝体内的寄居蟹能够获得保护,但贻贝的生长可能因此受到影响。偏害共生(Amensualism),指两种生物在共生关系中,一方不受影响,对另一方则有害。例如,成熟树木与其阴影下的幼苗。成熟树木会影响幼苗获得所需的阳光,而幼苗不会对成熟树木构成影响。在“人类—技术”的关系中,我们发现存在着可以类比生物共生样态的共生关系。人—技互利共生的一个典型例证是智能手机。智能手机通过提供通信、娱乐和信息搜索等多重功能,极大地提升了用户的生活和工作便捷性。与此同时,用户的频繁使用与反馈,也成为推动智能手机技术不断进步和优化的重要动力。这种双向的互动关系,正是人—技互利共生理念的具体体现。人—技偏利共生(人类受益)的一个实例是交通信号系统。该系统通过精确指导和控制交通流量,为行人和驾驶员提供清晰明确的安全与流动指引,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提升交通运行效率。值得注意的是,交通信号系统的运作并不直接依赖于行人和驾驶员的存在,其功能的实现具备高度的独立性。人—技偏利共生(技术受益)的一个典型代表是CAPTCHA验证码系统。该系统通过要求用户识别图形验证码的方式,对大量数据进行标签化和分类,为机器学习模型的训练提供资源。在此过程中,机器学习模型得以受益并不断提升其性能,而用户本身并不直接从识别图形验证码这一行为中获益。人—技寄生共生(人类受益、技术受害)的一个例证是非法破解软件。用户通过非法手段破解软件,规避软件使用费用并享受完整功能。尽管这一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用户的利益需求,然而,它同时造成了对软件开发者经济利益的直接损害,进一步而言,还可能对软件的正常更新和维护流程产生不利影响,从而威胁到软件技术的持续发展。人—技寄生共生(人类受害、技术受益)的一个显著且值得关注的实例是信息茧房。算法推荐系统基于用户的行为和偏好,精准地推送内容,以延长用户停留时间并提升广告收益。然而,这种技术优化的背后,可能潜藏着对用户信息获取多样性的限制,进而引发观点偏见和信息单一化的风险。在特定情境下,这种“人—技寄生共生”模式会使人类受到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而技术则从中获得显著收益。人—技偏害共生(人类受害)的一个典型实例是深度伪造(Deepfake)。深度伪造技术能生成高度逼真的虚假视频和音频内容。当此技术被恶意利用,制造和传播虚假信息时,不仅可能严重损害个人的声誉,甚至可能干扰民主选举的公正性,而这一切对技术本身并无直接负面影响。人—技偏害共生(技术受害)的一个重要例证是人工智能自主武器。人工智能武器在军事领域具有潜在的巨大优势,能够极大地增强军事能力,提高作战效率,但基于伦理和安全考量而被严格限制甚至禁止研发,这种对于技术发展的制约无疑使其受到“损害”。但这种限制在短期内并未对人类社会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反而可能防止一些潜在的灾难性后果。基于上述实例,我们可以总结出如下可能的“人—技”共生样态:▼表1 可能的人技共生样态
![]()
从人类的视角出发,理想状态下,我们应当追求人技共生的样态应是互利共生,或者至少是对人类有利的偏利共生。寄生共生、偏害共生,特别是对人类有害的偏害共生是我们极力回避的样态。唐娜·哈洛维(Donna Haraway)在《赛博格宣言》中提出,随着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现代技术的高速发展,“到20世纪末,我们的时代,一个神话般的时代,我们都是嵌合体(chimeras),是理论化并被制造出的机器和有机体的混合物——简而言之,赛博格(Cyborg)。”赛博格作为“一种将自然与人工物混合在同一系统中的自我调节的有机体……任何将演化的与被造的、有生命的与无生命的混合在一起的有机物/系统在技术上都是赛博格”。哈洛维认为,这样“一个控制论有机体,是机器与有机体的一种混合,是一种社会现实的造物”。米歇尔·巴斯蒂安(Michelle Bastion)指出,哈洛维使用赛博格这一意象,旨在打破人与机器(技术)之间的二元对立。在哈洛维看来,赛博格作为一种“混合”,挑战了这种人类与技术的二分法,“20世纪末的机器已经彻底模糊了自然与人工、心智与身体、自我发展与外部设计之间的区别,以及过去适用于有机体和机器之间的其他区别”,以至于“人与机器关系中谁是造物者、谁是被造物并不明确”。赛博格作为混合的存在,我们在类比的意义上可以将其视作一种共生系统,并且由于其混合的双方是人类与机器(技术),这就为实现人技共生提供了一种具有实操的可能性,正如安迪·克拉克(Andy Clark)所言,赛博格使得“生物的脑与身体和非生物的道具与工具携手行动,构建、获益、再重构无尽延续的设计师环境。在每一个如此的环境中,我们的脑与身体都和新的工具耦合,产生新的延展心智系统”,这种混合“增加了我们未来的生物技术联盟向善的可能性”。依据人机混合的程度,我们将赛博格的演化划分为混合1.0、混合2.0和混合3.0等三个阶段。在混合1.0阶段,尽管技术已经非常接近人体,但尚未与其直接结合或联结。此时,技术充当一种“外部接口”,为有机体提供能力,而人类自身的完整性得以保持。进入混合2.0阶段后,技术或机器开始嵌入人体内部,与身体紧密结合,能够收集并存储人体信息,并增强感官输入和环境交互能力。当赛博格演化至混合3.0阶段时,机器将与大脑及神经系统相联,直接操作、调控和影响人类的心智,从而赋予人类全新的感受、情感乃至认知能力。在赛博格这样一种人机混合中,我们除了要解决生物与非生物之间的硬件结合问题,如脑机融合等问题之外,还需要解决软件融合的问题,也即人技对齐问题(Alignment Problem)。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探讨过对齐问题,“如果我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使用一种我们无法有效干预其运作的机械机构……我们最好能确定,机器的目的就是我们真正希望达到的目的。”随着以深度学习为代表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通过高度复杂的人工神经网络实现的人工智能系统逐渐“黑箱”(Black Box)化,可解释性不断下降,不可预测性持续上升,人类对技术的控制能力日趋弱化,对齐问题变得愈发重要且紧迫。人工智能领军人物之一的斯图尔特·罗素(Stuart Russell)在《人类兼容:人工智能和控制问题》中表示,人工智能对齐的目标应是确保人工智能与人类的价值观保持一致,并给出了达成该目标的三个原则,“1. 机器的唯一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的偏好;2. 机器最初不确定这些偏好是什么;3. 关于人类偏好的信息的最终来源是人类行为。”从罗素提出的三原则中我们可以窥见,对齐问题的研究者似乎默认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对齐等同于技术向人类的价值观、目标和预期对齐。然而,正如前文所述,人类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使用者与被使用者的简单关系。二者之间复杂的交互关系,让我们必须重新审视人类与技术这两者之间的对齐问题。换言之,我们要确定与谁对齐。依据对齐指向的不同,我们可以划分三类人技对齐关系:对齐人类、对齐技术和人技协同对齐。对齐人类。对齐人类的理念基于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它认为技术是服务于人类的工具,其发展应当以人类的需求、价值观和福祉为中心。首先,技术发展的首要目标是促进人类福祉与社会进步。这要求我们利用技术创新解决气候变化、健康危机和资源管理等关键社会和环境问题,以提升人类的生活质量,并在医疗、教育、交通等领域提升服务和效率。其次,技术发展与应用必须遵循严格的伦理和道德标准。这意味着在技术研发和应用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坚守隐私保护、数据安全和公平正义等原则,防止技术被滥用或产生负面影响,如不当监控、歧视或加剧社会不平等现象。最后,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应确保人类的自主性和控制权。我们必须确保技术发展不削弱人类的决策自主性,保持人类对技术的控制,防止过度依赖技术或形成由技术驱动的社会结构。对齐技术。对齐技术是基于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特别是技术奇点(Technological Singularity)理论的主张,强调技术发展具有内在的逻辑和动力,人类社会及其价值观应顺应技术进步的趋势。首先,人类需致力于促进技术自主性和效能的最大化,这包括允许技术系统根据内置算法和逻辑进行自我优化,从而确保技术在其设计和功能层面达到最佳状态。其次,人类亦应鼓励和支持技术的自我发展,以推动新型技术解决方案和创新的不断涌现。最后,人类应当深入探索技术作为独立主体的潜在可能性。在技术自主性日益增强的背景下,我们需重新审视并定义技术伦理和责任的概念。就对齐人类而言,计算机科学家斯特法诺·埃尔蒙(Stefano Ermon)在接受生命未来研究所(Future of Life Institute)访谈时表示,最大的问题在于人类似乎并没有一个普世且恒定的价值观为技术所对齐,“人们有不同的文化,来自世界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社会经济背景,所以他们对这些价值观会有非常不同的看法”,罗曼·扬波尔斯基(Roman Yampolskiy)则更加尖锐地指出,“我们人类在共同价值观上没有达成一致,而且即使是我们达成一致的部分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就对齐技术而言,尼克·波斯特罗姆(Nick Bostrom)提出了“回形针最大化”(Paperclip Maximizer)思想实验,假设一个超级智能的目标是制造尽可能多的回形针,那么为了最大化回形针的数量,它可能会将所有资源用于制造回形针,并且为了避免人类干扰,它可能会采取消灭人类的极端措施。该思想实验生动地诠释了拥有完全自主性和目标设定权的技术的潜在风险和极端后果。通过上述关于“对齐人类”和“对齐技术”的批评与质疑,我们发现,仅靠人类的价值框架或单纯依赖技术本身来解决对齐问题显得力不从心。因此,需要一种更为综合的方法来处理人技对齐的问题,即人技协同对齐。人技协同对齐提供了动态和关联的方式来理解人类与技术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共同演进。在此过程中,首要目标是促进人类与技术的和谐共生,确保技术发展的方向既契合人类的长远利益,又能在其领域内实现潜能与效能的最大化,因此需推动人类与技术之间的相互学习与适应,实现双方的共同进步与发展。同时,亦应致力于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与环境的和谐共存,确保技术进步不会对自然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人技协同对齐相较于单纯对齐人类或技术,展现出显著的优越性。首先,它提供了一种更为全面的多元互动视角,深刻洞察人类与技术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这种视角不仅认识到技术作为人类活动的产物,还强调其作为影响人类行为和社会结构的重要力量。相较之下,人类中心主义往往过度聚焦于技术如何服务于人类,而技术决定论则过分夸大技术发展的自主性,忽视了人类对其发展的引导与控制。其次,人技协同对齐强调动态适应与共同演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类与技术持续相互影响、相互调整,形成了更具灵活性和适应性的系统。这与人类中心主义和技术决定论所采取的相对静态、单向的对齐方式形成鲜明对比,后两者往往难以充分适应快速变化的社会和技术环境。最后,人技协同对齐秉持非二元关系的理念,强调人类与技术之间的相互作用,避免了将技术简化为单纯的工具或独立实体的二元对立思维。这种非二元化的理解方式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探索技术如何融入人类生活和社会实践之中,而非仅仅作为外部影响因素。![]()
正如恩斯特·卡普的“器官投射”理论所提出的,技术是人类生物智能及其身体器官的延伸、外化和增强。人类通过发明和创造技术获得了作用于物质世界的强大的物质力量,而正是这种力量的演化和释放最终使人类活动达到了改变地球系统和地球环境的程度。然而,仅仅将技术视为人类生物智能及其身体器官的延伸、外化和增强的物质力量并没有揭示技术的完整本质。我们强调,要理解技术的完整本质,需要一个生命的视角。生命本质上是一个源于内部自我生产过程(新陈代谢)的自我维持体系,换言之,生命是一个处于热力学环境中的持续的动态内稳态(homeostasis)系统。维持内稳态的完整性——是生命系统的一切活动的最终指归(目的),或者说,是生命系统的一切活动的最高的生物价值(biological value)。诚如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谈到的,在讲述有意识的心智和人类文化的创造如何帮助我们应对生命这出戏剧时,人们指出了一些显而易见的真理,但也忽视了一些重要事实,其中一个最根本的忽视就是,没有充分认识到生命本身是理解心智、意识、文化等方面的不可或缺的前提。“一个基本的主题是生命本身,它配备了一套维持内稳态的化学关系和平衡的能力,以及一套内稳态指令,用于帮助识别偏离生命适宜范围的危险偏差并命令做出必要的纠正。所有生物,从细菌到人类,都依赖于这个基础主题。”帮助支持内稳态需求的下一个令人惊喜的设计和机制就是所谓的“智能”,“即对生命中出现的问题采取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的能力,这些问题包括从获取基本的能源,如营养和氧气,到控制领土和抵御掠夺,以及为解决这些问题所采取的策略,如社会合作和对抗。”显然,对生命而言,最高的生物价值(或目的)——维持内稳态的完整性以及帮助支持内稳态需求——与实现这一价值(目的)的能力构成了一个内在统一的闭合过程,即能力需要价值(目的)来征召和调用,而价值(目的)需要能力来实现和满足。我们在这里之所以通过生命说明智能与生命价值(目的)的内在统一性和不可分离性,就是想强调智能以及作为生物智能延伸、外化和增强的技术在本性上是内含价值的,而不是价值中立的。如此一来,技术在人类社会中就不再是一个完全外在性的、自主的力量,相反,它内在于生命系统和社会系统中。因此,当我们以类比的方式谈论技术与人类的共生关系时,我们并没有在根本的意义上认为技术是一个外在于人类社会的自主的存在者,而是看作一个推动生命演化和社会变迁的内在的、负载价值的力量。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在一系列论述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我们必须采取全新视角来看待和讨论正在塑造世界的新兴技术,既不能将技术当成必然支配人类未来的纯粹外界力量,也不能走向反面,将技术当成人类可以任意调遣的工具。”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一书中,施瓦布批评了两种关于技术本质的常见的偏误的观点:技术决定论和技术中立论。“第一种观点认为技术超出社会控制,第二种观点则割裂了社会责任与技术施加的影响。这两种观点都忽略了一个要点,即技术与社会是相互塑造的。”在施瓦布看来,技术并非简单的中立工具,而是承载着特定的价值观、目标和假设,技术的开发、应用和影响反映了社会的偏好、利益和目标。他认为,技术本质上是内秉价值的,“我们必须对技术采取更加严肃、务实的态度,并仔细探讨技术的用途、风险和不确定性。我们还需要梳理第三种技术观,即‘所有的技术都具有政治性’。”所谓政治性,这意味着技术是在社会机制中开发出来的解决方案、产品和举措,蕴含了一套价值观和原则,服务人类和社会制度,同时反过来影响社会权力、结构和地位。为了引导技术的使用方式及其受益人群,需要在技术治理中重视社会价值观。这意味着要明确将价值观纳入技术系统的切入点和方式,并确定将价值观融入技术开发的最佳策略。对此,施瓦布提出了三项责任:识别对特定技术最重要的价值观,理解技术如何影响人类的选择和决策,以及确定如何与利益相关者一起有效影响技术发展。人类世这一新的地质时代迫使我们重新认识技术的本质以及技术在人类社会体系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我们与技术共生——技术内在于生命,因为技术原本就是生命应对、改造环境从而适应环境的一部分。我们必须认识到,技术不仅是人类生命适应自然和社会文化环境从而满足丰富多元的内稳态要求的工具,它同时也成为人类社会文化环境的一部分以及造成人类社会的正反境况的一部分。通过批判、审慎的思考和负责任的决策,我们希望在内秉技术的社会文化系统中引导技术朝向可持续和包容的方向发展,平衡创新与伦理,确保技术对社会整体的正面效应大于反面效应。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这个内秉技术的复杂世界中,找到人与技术和谐共存的路径。
⭕️文章来源：《浙江学刊》2024年第5期，注释从略，如需阅读原文，请移步《浙江学刊》。本文版权归作者和期刊所有，本文仅享有编辑排版权，文中观点不代表本公号。⭕️“学术匠”开设了投稿交流、新书咨询和学术交流类社群，有意愿参与社群互动或交流相关学术资源的学人可以在文末扫码入群或添加小编VX：XueShuJiang001，纯公益、不商业，因此也谢绝一切商业机构或相关个人营销与传播。
⭕️学术匠已开通运营“書將”公众号。“書將”公号将作为学术匠“新书荐读”栏目的补充，每天推荐1个书单+3本新书/好书，纯公益、不商业，有需要的学人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平台更改了推送规则，如果您不想错过“学术匠”的文章，请将我们设为"星标"，这样每次最新文章推送才会第一时间出现在您的订阅列表里。方法：先点击页面左上角蓝色“学术匠”进入主页，再点主页右上角"..."，然后选择"设为星标"。
![]()
▼喜欢此内容的人还喜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