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很多“问题-对策”类研究是缺少问题意识且违背价值中立的!

文摘   2024-11-01 11:35   美国  


 


长期以来,很多学术研究论文写作套路是:设定的研究目的是要“发现”某一领域(本文以教育领域为例)中的“不良现象”“错误方向”“弊病”或“存在问题”。
因此,在方法论上,“问题—对策”范式类研究往往提出的各种方法或政策建议,但这只是一种猜想、假设或解决问题的可能路径,这些方案方法是否可行有效需要后续的检验(含证伪),然而这些本来很重要的后续工作却没有下文了,而这些建议真正被采纳会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后果。
问题意识是学术研究的安身立命之基。规范研究预设某种价值或理想状态时, 其关键在于能否把规范性命题还原为实证性命题,即经验地描述出这些价值所依托的事实和事实关系。本文就是C刊编辑对“问题-范式”研究的一种反思与建议,学人值得阅读。

   

编辑:学术匠

来源:四川师大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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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预期和现实之间的反差出发,问题应当分为三类:理论与现实的差异、政策与实践的差异、同类事物比较的差异。

——曹锦清

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或“真问题” 主要有以下四类:第一种是,现有“知识库存”中还无法找到的,堪称填补空白的开创性问题;第二种“问题”是,采用不同理论对一个旧的问题给予新的诠释,或者采用新的方法进行再研究;第三种“问题”表现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已有研究发生了新变化,或者原来的理论不能有效地解释变化了(着)的社会(教育)问题与现象。

——仇立平


 

“问题-对策”研究范式


长期以来,教育研究论文写作套路是:设定的研究目的是要“发现”教育领域中的“不良现象”“错误方向”“弊病”或“存在问题”,然后广泛、全面地寻找这些现实问题的原因,接下来是要找出解决办法,例如建议有关当局设立相应的政策来引导等,以便能将这些“走入歧途”的教育实践或发展“指引”到“正确”的方向上来。
有些论文是整篇论文的主旨就是这个,有些论文则是在行文中或多或少流露出这样的意识,有时政策建议还是论文的重心。这种现象如今虽有减弱,但依然占据主导地位。
他们的论文标题常常是类似“改革人才培养模式要着眼于价值重建”“新农村建设的教育发展战略研究”“必须由教育家来办大学”“大力推进教育供给侧改革”等表述。这是一种较为典型的规范研究路数,笔者把这种研究下的写作风格称之为“问题——对策”范式。 
 

规范研究中的角色定位之困


从实证研究角度看,上述“问题——对策”范式的写作路数,在某种程度混淆了研究人员的角色定位,也即学者“干了不该干的活”,把学者身份等同于“官员”、“国师”、一线工作者,或者把学术论文与政府调研报告等文体等同起来,从而混淆了服务面向。
也就是说,一个写手不是不能写这类文章,但是要明白自己的读者或服务对象是谁?如果是为学术交流、获得学术共同体的认可而写作,此时的身份就是学者。如果是为政策咨询、教育实践工作而写作则无可厚非。实际上,这种研究范式对于一些有志于研究工作的一线教育工作者也起到一些不好的导向,他们认为教育研究就是这种套路(找问题、分析原因、寻找对策),否则就不是教育研究。
在方法论上,这样一种范式下提出的各种方法或政策建议,只是一种猜想、假设或解决问题的可能路径,这些方案方法是否可行有效需要后续的检验(含证伪),然而这些后续工作却没有下文了,如果这些建议真正被采纳会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后果。
这种范式下提出来的对策与政策建议也受到一线教育工作者、了解基层情况且具备一定决策权和执行权的教育行政官员的提防,“他们是知识分子是学者,他们写这些东西是为了职称为了课题。如果按照他们提出的这些政策方案去决策或执行,造成失误和损失,最后挨骂的是我们又不是他们”。
这种用理念建构现实也许是受“理论指导实践”这一宣传的影响,某种程度上表现出学者的“专制”,但这种做法也属于乌托邦革命。其实,经验科学只能帮助决策,而不是自身做出决策。因此,一些教育学者常常抱怨“政府不听我的”,官员又抱怨“学者写的东西没用”。
也有的官员为此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学者为什么急于干后面的事,提一大堆政策建议,而不打个提前量,把事情和问题真相搞清楚,把逻辑理顺。”其实,作为有实证精神的社会科学家,往往有意识避免做出具体的政策建议,因为意识到两个问题,一是自己的研究也具有价值关联性,二是研究方法具有局限性,无法达到不容置疑的结论。相对于纯思辨讨论和规范性研究而言,实证研究更强调“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
 

规范研究作为研究的价值中立之困 


就本体论而言,教育的定义要排除“恶的教育是教育”这一命题。但我们要明确,“教育”与“教育科学研究”不是同一件事情,二者遵循不同的逻辑和伦理。价值中立,强调的是科学家对待科学的态度而不是对待社会的态度。
与自然科学的不同,社会科学的对象更为复杂,而且研究者也置身于切实的文化与社会之中,这很容易诱使人们将价值与利益的关系置于事实本身的考虑之上。在主流研究还处于哲学的思辨与道德说教的教育学研究背景中,重提价值中立问题是有必要的。
一门学科要走向成熟,就有必要将信仰和理想、个人好恶、流行的价值观念做为科学立论的根据,因为这是缺乏科学解释力的。价值中立原则强调科学探究自身的逻辑, 不能从事实判断中逻辑地导出一定的价值判断,也即“是”与“应该”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不能简单地从“是”与“不是”中推论出“应该”与“不应该”。
韦伯整合了实证主义与新康德主义,区分了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相关性和价值中立性。作为科学家的科学研究可以估量行为的可能后果,但不能做出“价值判断”(即“应该做什么”)。这是一个科学研究者和政治家或者普通公民的区别。但是,价值中立也并不必然地排斥一切规范性的研究和科学命题中的价值含义。“一门经验科学,并不能教人应该做什么, 而只能告诉人能够做什么, 或在特定情况下人想要做什么。”
吉登斯为此提出,社会科学的核心任务是说明行为情境及其认知能力的局限性。如“吸烟有害健康”,这是一个具有价值判断色彩的陈述,但这一陈述的科学性依赖于经验证明(吸烟行为造成的大量的病理事实), 而不仅仅是主观好恶的表示。同理,社会科学中,我们需要思考规范研究的可能性及其界限,这几乎具有决定性意义。或者说,规范研究中预设某种价值或理想状态时, 其关键在于能否把规范性命题还原为实证性命题,即经验地描述出这些价值所依托的事实和事实关系。
 

问题意识:写作高水平论文的关键


科学研究的任务在于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这看似不言而喻,但却常常被忽视或漠视。其实,这关乎学术研究的一个本质特征问题:问题意识。同时,问题意识也是学术研究的安身立命之基。
如果缺乏问题意识,没有问题的引导,哪怕是一名学者,写出来的文字也未必就必然是学术论文,可能只能成为新闻报道、政策分析、情况描述,等等。我们也不否认学者、科学家从事科普工作的意义。
然而,现实中,我们(研究人员)讲故事可能不如新闻记者、民间故事人、小说家等生动有趣,做政策分析不如政府官员等实践工作者那些有针对性和实效性。那么,作为研究者或学者的职业/专业的正当性(legitimacy)何在?
笔者认为,大致地可以从服务对象的视角来考察,记者、故事人等的受众是社会大众、实践业者,他们的作品更倾向于得到普通大众的认可,而学者的受众是学术界,其学术成果更多的是要取得学术共同体的认同,当然也不排除“雅俗共赏”的学术成果。其本质区别在于,学者的研究工作需要回答学术共同体中的问题,参与学术共同体对话。
就教育与社会现实而言,学者与一般人对日常生活的思考,其本质不同在于,学者提出的理论通常是根基于过往学者所提出的理论之上,即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具有“系统”与“累积”的知识成为现代学术的特色。
几乎所有的学者都已仔细研讨过前人的著作,他们知道前人是谁,他们的肩膀在哪里,他们的思考是需要进入学术或理论脉络的,有一批可供理论上或对话上的他者。在这里,相对于自说自话任意空谈,“问题意识”与“理论意识”密切关联,学者通常在一定的理论概念下思考和分析教育与社会现象。
诚然,实证研究者的研究资料来源于经验事实,但要求超自身直接经验,如社会学的想象力要求“局部环境中的个人困扰”与“社会结构中的公众问题”勾联起来,摆脱个人观点的束缚以探索社会各种复杂关系。
比如一位学者,作为一位父母可能也困扰于自己过于关注自身学术成长而忽视了自己小孩的身心发展,但当他作为学者时,思考的是如“社会阶级、社会资本与文化再生产之间的关系”等更通则性的问题。
笔者自己的兄弟姐妹家里也有不少留守儿童,笔者与他们常常困扰于孩子的身体健康、学习成绩等,但笔者作为学者时思考的问题则是“分隔多地的家庭成员如何维系家庭这种亲密共同体生活以弥补或促进儿童的成长”。相对于普通人更倾向于思考狭隘的甚至是个人的议题,“科学知识的目的在于去掉一切个人的因素,说出人类集体智慧的发现。”
一般而言,学者则针对广泛的教育与社会议题做总括性思考,其借用或提炼出的理论模型能够在脱离于具体现象的层面上明晰的表述出来,对类似问题具有一般层面的解释能力。当关注普遍性问题成为一种习惯时,或说习惯于从普遍层面解释命题时,注定是痛苦的。
因为,首先,你不知道是否真的存在这样的普遍框架。其次,那怕已经提出一种框架,但不知道它能否顶住后续出现的现象的考验。当然,专业和非专业的思考方式并没有确定的鸿沟,如社会学家瑞泽尔提到,“如果你读过一本普及性的理论读物后,也去研讨过去的理论,然后以更系统化、更一贯性的方法去研究一般的社会议题,你也可以成为社会学者。”
问题意识既然是学术研究的本质特征,那么,提问则则成为理论创新之源。何为问题?或者说,什么样的才是好问题,我们要如何提问?在科学研究中,所谓“问题”就是需要进一步探索和研究的问题。
也就是说,“问题”是相对于现有的“知识库存”而言的,是现有的“知识库存”不能解决或解答的问题。曹锦清从预期和现实之间的反差出发,将问题分为三类:理论与现实的差异、政策与实践的差异、同类事物比较的差异。
仇立平将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或“真问题” 主要梳理有以下四类:第一种是,现有“知识库存”中还无法找到的,堪称填补空白的开创性问题;第二种“问题”是,采用不同理论对一个旧的问题给予新的诠释,或者采用新的方法进行再研究;第三种“问题”表现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已有研究发生了新变化,或者原来的理论不能有效地解释变化了(着)的社会(教育)问题与现象。
最后,解决问题的方法以及问题本身也是一个问题,因其背后隐藏着理论或者方法论的选择,而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其中,第一个问题,关于是否“填补空白”,学界有两种争论,一是“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一是“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不过,不管居于何种立场,都是将问题与知识库存进行对比(将今天的太阳与历史上的太阳进行比较)之后才能得出结论。一般认为,社会科学发展到今天,填补空白是可遇不可求的事(当然不排除特例),需要反思自己对前人成果的掌握程度。

⭕️本栏目是学术匠新开设的“走好学术路·观点”专栏。原文刊发于《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本文是学术匠在遵从原内容基础上,对标题和内容均有改动,如需阅读原文,请查阅《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版权归原作者和原出版单位所有,学术匠仅作学术知识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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