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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念史：一种研究范式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出场四、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更好应用概念史范式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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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冉，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国家级青年人才计划获得者，教育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指导委员会委员兼专家指导组副组长，教育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教育部人文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郭小凡，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学界将概念史范式引入该学科并形成了一批研究成果。就应用可行性而言，该范式的适用条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典型特征相契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处于由社会实践变革引起概念巨变的“鞍形期”之中。就必要性而言，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离不开对于概念形成充分的理论认知、通过历史研究彰显学科厚度、经由概念史范式揭示术语革命精神。应当主要在学科本体概念、基础理论概念、学科重要概念这三个论域内展开研究。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更好地应用概念史范式，应当在加强与唯物史观的融合中突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规制作用、在加快对相近学科的借鉴中形成合乎自身定位的方法与策略、在加深对同类概念的集成中获得更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结论。![]()
概念史；研究范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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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了“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命题，要求善于融通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成果及其文化形态”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的资源[1](338)，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以下简称“中国化学科”)的重要地位由此进一步得到凸显。近年来，学界尝试将更多研究范式引入该学科，从而拓宽研究视野、形成知识增量，其中便包括概念史范式。但是，现有研究较少对应用该范式的必要性、论域构成、实践路径等基础性问题作出回答。在中国化学科内应用概念史范式究竟何以可能？具体何以实现？只有回答好如上问题，才能真正展现该范式对于推动中国化学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意义，并为更好地应用该范式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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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史：一种研究范式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出场
所谓“研究范式”，指的是研究所遵循的规范和依据的模式，具体包括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研究线索等。就概念史范式而言，其秉持“历史沉淀于特定概念，并在概念中得到表达和阐释”[2](8)的立场，认为历史实践过程以理论化的形式浓缩于概念之中，概念能够反映思想发展史、实践经验史。其核心要义在于通过分析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发生了何种历史变迁，洞悉概念所蕴含的内在规定性，进而深化对概念相关历史阶段或进程的认知。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率先提出“概念历史”[3]，但是概念史研究范式的形成来源于20世纪60—70年代的德国历史学界。国外一些学者早已开始运用概念史范式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例如德国汉学家李博(Lippent)于1978年出版了《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书中涉及“矛盾”“实践”“社会主义”等概念。概念史范式于21世纪初正式进入中国，2016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召开后，尤其是2022年“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任务被正式提出后，中国化学科应用该范式的成果不断涌现。《兰州学刊》《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学报》等核心刊物曾专门设置“马克思主义汉译概念史研究”栏目。自2018年起，该学科的部分学位论文也应用了这一范式。自2019年起，陆续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史研究相关的课题被确定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概念史范式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化学科中日渐得到应用，主要得益于该范式本身所发挥的功能。概念所充当的是历史内涵与理论嬗变的结合体，正所谓“‘概念’表征思想，并为思想所用，这些思想已经浓缩在‘概念’中”[4]。以概念为基础，开展动态的、历史主义的研究，所形成的概念史范式便可以成为“沟通社会实践与语言文本的桥梁”[5]，呈现出概念背后的思想演变和文化发展过程，即“背后的整体历史”。应用概念史范式、开展概念史研究的着力点则在于发现概念背后的逻辑推演基础，即概念的生成源于历史的需要，概念的内涵随着历史的演进而经历嬗变，概念与整个历史进程之间存在密切的互动关系。对应到中国化学科，相关概念“背后的整体历史”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有学者专门就中国化学科中开展概念史研究的机理进行了阐释：“发掘概念如何被赋予政治与社会内涵以及相应的社会政治语境……理解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国家的互构脉络。”[6]笔者总结将概念史范式应用于中国化学科之后的研究对象和根本目标如下：研究对象依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一系列概念的起源与发展过程，但是借助这一范式对相关对象进行梳理，其根本目标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形成一种并非停留在表层结构，而是深入其具体样态和内在机理的分析和阐释。由此，学界得以更好地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社会背景、时空线索、途径载体、话语转换等问题，在呈现概念流变的同时展现出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真理所具备的思想穿透力。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化学科中的部分研究虽然自己冠以“概念史”之名，但实际上并非严格遵循了概念史范式，而是仅仅在对概念本体进行解释，忽视了“概念变迁背后的思想沿革”[7]。对此必须澄清概念史研究与概念研究之间的区别。概念史“着眼的是‘概念’，关注和究心的却是‘历史’，它试图通过对历史上某些特色或重要概念的研究，来丰富和增进对于特定时期整体历史的认知”[8]。因此，“概念”属于手段而非目的，该范式真正的落脚点在于“史”，既包括概念本身的历史，也包括概念孕育和发生的宏观历史环境和过程，即“背后的整体历史”。概念研究虽然也涉及概念发展演进史，但其落脚点在于概念自身的本体意义。归根到底，概念史研究与概念研究并不处在同一维度上，前者依然属于历史研究的范畴，而历史研究与概念研究之间是并列的。但是概念史研究与概念研究之间存在互动关系。一方面，概念研究可以为概念史研究奠定基础，这是因为概念史将概念作为历史的表征，离不开对概念本体的认知，在研究过程中也可以借鉴概念研究中的对比研究等具体方法。另一方面，通过概念史研究，具体概念可以更好地被置于特定的历史场景和语境中进行考量从而体现出深刻的出场必然性，这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对概念本体的认识，促进概念研究。还要补充的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中最早设置的二级学科之一，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不断推进，中国化学科一直深受学界关注，已经取得了颇为显著的发展成就，形成了颇具规模的研究成果。但是，从学科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化学科在建构学科知识体系方面依然存在一定的发展空间，学界对于其研究方法、主要原则、研究边界等基本问题仍处于探索过程之中。在此情况下，要促使概念史范式真正在中国化学科的学术场域中立足，必须论证作为前提的应用可行性问题，说明该范式并不会蒙蔽建构学科知识体系过程中所理应坚持的平稳、系统等原则。从概念史范式的适用条件来看，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典型特征相契合。在该范式形成之初，便有学者针对其适用条件提出了“鞍形期”假设[9]，认为社会巨变期恰如两座山峰间发挥连接作用的低落的鞍形过渡地带，该时期的社会实践变革往往会引起概念层面的巨变，带来一系列富有新的内涵意蕴的概念，恰恰能较好地反映社会变革。因而，在史学家们看来，概念史与其说是专门研究概念的历史，毋宁说“是一种认知转型期整体历史的独特视角或方法”[8]，“鞍形期”就是这样的认知转型期。有学者提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是“鞍形期”，为概念史范式在诸学科中的应用提供了方向性依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属于中国现代化宏伟进程中最重要的片段，集中展现着20世纪、21世纪的中国所经历的重大政治转折与巨大社会变革。这也促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富含着思想激变的意味，中国共产党与不同政治或思想势力间争夺概念解释权的斗争从未中止，传统与现代概念间的交替和迭代从未断绝，本土与外来概念间的碰撞和融合从未停息。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确实处于“鞍形期”之中，一系列生发于这样的历史实践土壤中的概念定然承载着连续而厚重的历史进程，经由概念史范式展现出自身诠释历史、呈现历史的重要价值。![]()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应用概念史范式的必要性
任何新的范式进入一门学科，并不应当是研究者主观设想或刻意为之的“创新”，必须从学科发展规律和要求层面探寻应用这一范式的清晰依据。在考量中国化学科应用概念史范式的可行性的基础上，还需考量其必要性，说明“为什么要应用这一范式”。(一) 发展中国化学科离不开对概念形成充分的理论认知人类思想发展的历史是一部概念史。黑格尔逻辑学体系中居于最高地位的便是“概念论”，强调概念经由自我否定实现了自在自为，形成了对现实的抽象把握，是现象与本质的统一[10]，同时指出“真正的思想和科学的洞见，只有通过概念所做的劳动才能获得”[11]，说明概念是科学研究中开启理性思考的基本单元，只有经由概念研究方能更好地实现文本与不断变化发展的实践之间的互证。马克思主义同样强调概念的价值，列宁指出了对概念本体展开科学研究，进而更好地认识和改造世界的重要意义：“从逻辑的一般概念和范畴的发展和运用的观点出发的思想史——这才是需要的东西！”[12](148)毛泽东由此得到启发，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突出对概念的把握，他在《实践论》中指出：“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13]他在此经由现象与本质、片面与全体、外部联系与内部联系这几对关系，专门就把握概念的方式和应当把握的内容提出了规范，说明对概念形成充分认知的重点在于揭示其核心意涵、完整样态和根本规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善于使用丰富的概念。首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概念作为载体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落地生根。其次，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中，理论成果的产生和理论飞跃的实现往往伴随着新概念的生成和演变，有时也包含着旧概念的被替代和消灭，有时还包含着对既有概念的澄清与重释。例如在以“真理标准”问题、“姓资姓社”问题为代表的历次大讨论中，恰恰伴随着对“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社会主义”等关键概念意涵的发展，党由此得以对具体理论问题形成更新更深的认识。因此，概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重要载体，倘若缺少了概念，相关历史便难以得到持续推进，“任何政治共同体和语言共同体都不会产生”[14]。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概念具备了象征性意义，成为“历史现实中的经验和期待、观点和阐释模式的聚合体”[2](12)，反过来也能够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鲜明特征。具体概念和总体进程的这种互动也对中国化学科的发展提出了系统性、整体性的要求，即在关注学科内的概念时不能仅仅停留于简单的语义层面，外在地关注使用何种词汇来表述概念，还应当进行更深入的追问，考察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及其与理论成果整体、历史进程整体之间的关系，最终认识到这些概念作为社会意识是怎样由社会存在所决定的。(二) 发展中国化学科离不开通过历史研究彰显学科厚度历史研究之于中国化学科的意义绝不仅限于单向度地呈现史实。历史研究既是“回望走过的路”，这是因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15]，只有如实地反映历史境况，从中解析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特征，才能对理论形成更加深刻、透彻的解读。历史研究又是“远眺未来的路”，这是因为“弄清楚我们从哪儿来、往哪儿去，很多问题才能看得深、把得准”[16]。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离不开从历史反思走向现实批判。只有具备了历史作为支撑，中国化学科才可以在总结理论创新以及发展的经验、教训和规律的基础上再从现实批判逐步接近未来建构，针对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给出理论答案。历史研究的最终结果便是呈现一定的理论发展规律，进而展现理论进步和历史发展的有机统一，同时形成马克思笔下那种“被揭示出来并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历史路标”[17]。在诸多历史研究范式中，概念史范式具有其优势和特点，能够更好地契合中国化学科的需要。在列宁看来，黑格尔当时所做的“探讨客观世界的运动在概念的运动中的反映”[18]这项工作使其比康德等更为高明。而强调以概念为切入口观察某一时代社会与政治语境的概念史范式恰恰类似于黑格尔所做的更为高明的工作，因为该范式的研究思路并不是从历史到历史，而是从概念看历史，避免了始终沿着历史轨道进行单线条梳理进而陷入“当局者迷”的困境。而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尤其是早期进程而言，其本身就涉及多个层次、维度和面向，“单线条和粗放式的研究范式远不能充分展示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过程”[19]，恰恰最需要提防陷入困境。此外，在史料有限的情况下，倘若就某一问题难以找到新史料，也只有通过更换史料解读方法，即引入之前在这一领域内尚未得到广泛应用的研究范式，方能实现学术创新。就中国化学科而言，其中多数具体历史问题的研究尚且依然遵循思想史范式，概念史范式的推广无疑会为该学科的历史研究带来一定的知识增量。这主要缘于概念史范式在关注经典的学术或政治文本等正式文献的同时还特别注重富含大众话语特征的非正式文献，这便有助于进行资料互证，同时可以更好地契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鲜明的大众化特征，进而对这一历史进程形成更加客观、系统、全面的认识。(三) 发展中国化学科离不开经由概念史范式揭示术语革命精神“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20]术语革命是一种关于思想理论变革的方法论，堪称“思想革命的逻辑枢纽”[21]，由之产生的新术语成为形成新的科学理论的内在支撑。“术语”与“概念”之间是内在联通的，前者可以被理解为对某一特定学科范围内的后者集合的称呼。恩格斯认为任何一门科学的进步都离不开思想观念的创新，即开启术语革命，这便是概念发展演进的过程，其运行机理可以概括为：在社会变革的推动下，概念也具有了思想、文化、政治等层面的彻底变革意义，在经历了建构新意涵的过程后，也因具有能动作用而对社会变革产生影响。随后，这种影响又会经由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作用反射到自身之上，进一步促进概念发展。如此循环往复，概念发展的历史与整个社会实践的发展变革历史相互交织作用，契合了概念史范式的内在逻辑。尽管中国共产党人并未直接提及术语革命这一说法，更没有将其与概念相联系，但是这种方法论和精神始终在场。阿尔都塞在解释术语革命的含义时就特别指出：“任何术语都是同作为这一术语基础的理论体系相联系的，任何术语自身都包含着特定的、有限的理论体系。”[22]这启示我们要将具体的术语或概念置于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中去理解：一是从整个理论体系来看，具体概念本体虽然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其具体内涵可能经历了演化、迭代和更新，这便反映了整个理论体系所真正经历的术语革命；二是在整个理论体系经历了术语革命之后依然流传下来的概念，定然合乎时代需要、顺应历史潮流，自然也成了能够反映理论体系发展过程的概念。这样的认识过程既关注概念的发展过程，也由此呈现了理论体系的发展过程，实际上已经暗含了概念史范式的内在逻辑，即不仅关注概念本身的历史，更聚焦概念“背后的整体历史”。应用概念史范式关注具体概念，进而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术语革命精神，可以综合获得两点启示。其一，纵观整个历史进程，尽管具体概念可能会因经历了术语革命而产生问题意识、基本意涵和实践要求等方面的变化，但是其从未背弃广大无产阶级的价值立场。例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以提炼标识性概念为标志”[21]的术语革命过程中，始终保持着马克思主义鲜明的人民性、革命性等特征，从而“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树立了‘术语革命’的新典范”[23]。其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完善和丰富概念的内涵展现了术语革命精神的核心要义在于严谨与科学。“要不想让人家在一个不妥当或不确切的词句上抓住你，在表达上多么慎重都不过分。”[24]马克思主义高度重视观点阐发过程中的严谨性，要求规避滥用甚至随意混淆概念的现象，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发扬术语革命精神落实了这个要求。例如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对于“市场经济”概念的诠释由先前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修改为“起决定性作用”，一词之差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地对照宏观历史过程把握具体概念含义的严谨作风。![]()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应用概念史范式的论域构成
在对中国化学科应用概念史范式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予以阐释之后，应当关注研究实操层面的问题。现有研究较多地涉及了该学科应用这一范式需要关注哪些与概念相关的问题(例如译介、转换等)，却没有回答具体应该关注哪几类概念的问题，即论域构成尚不明晰。相比较而言，中共党史学科对此回答得较清楚，主要依据研究对象的类别，在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制度等概念集合内分别进行概念史的解读。中国化学科应用概念史范式的论域构成不同于中共党史学科，应当依据学科本身结构，以最能凝聚学科基本特征、反映学科相关信息的概念为抓手。所谓学科本体概念，指的是展现学科最基本的表征、构成学科最基本的内在规定性的概念，其往往与学科名称有颇为密切的联系。就中国化学科而言，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独立概念，以及由之组成的“中国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等组合概念。聚焦这部分概念的原因，不仅在于可以通过对其进行学术化研究达到概念史研究的一般目的，更在于中国化学科本身与实践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只有把握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相关主体对这些概念的认识经历了怎样的流变，方能更好地为中国化学科勘定研究的范围、对象、内容等要素，展现出其对于推动学科发展的重大意义。谨以“中国化”概念为例。“中国化”概念的出场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中西文化论战”，其在政治、文化、社会等多个领域得到了运用，语义尚未固定，但往往是为了与“欧化”概念相对立而提出的，其发展过程中体现着理论的交锋、权力的争夺和话语的建构。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化”概念逐渐开启了科学化的进程，“社会学中国化”“心理学中国化”“新诗中国化”等复合概念相继出现[25]，也加速了“马克思主义”概念与之交融。终于，在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中国化”概念被吸纳进中国共产党的语义场，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经由概念史的解读可知，“中国化”概念自身的历史变迁折射出在相应时段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界逐渐具备了影响力，并不断充实自身内涵的过程。“中国化”也得益于与“马克思主义”的组合，实现了精神上的升华，即不仅仅强调中国青睐外来思想文化的一面，更突出中国将自身实际融入其中的一面，“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26]。这种解读可以传递出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品质与历史主动精神。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并科学阐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深刻命题。“语言使用中的变化方式是与广泛的社会文化过程联系在一起的”[27]，从“中国化”到“中国化时代化”，应用概念史范式在“史”这样的时空线索中对概念嬗变进行解读，可以理解其背后更深更广的社会历史图景。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运动关系来说，理论之变必然源于时代之变，“中国化”天然蕴含着“时代化”的意涵。但是，倘若原先的“中国化”这一概念无法再容纳“时代之变”的深刻语义内涵，无法将“时代之变”带来“理论之变”直观展现为一个自然而然的运动过程，那么这个概念就会被丰富乃至突破，结果便是形成了“中国化时代化”新概念。运用概念史范式分析可知，从“中国化”到“中国化时代化”并不只是从一个概念跳跃到另一个概念的机械运动，并不能仅仅停留在语义层面对其进行阐释，而是要从“史”的时空线索中看到“中国化”过程受到了更大的外力感召，从“时代之变”到“理论之变”的过程中伴随着重要的历史性飞跃，因此要专门强调“时代化”。这种具有感召作用的外力，即概念“背后的整体历史”，其实就是不断加速演进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样的背景下，必须更加敏锐地把握“时代之变”，所以需要在本体概念中突出“时代化”，以彰显在实践中所需发挥的历史主动精神和历史创造精神。而“中国化时代化”作为新的学科本体概念，对于中国化学科的意义便得到了凸显——启示相关研究更多地结合大变革时代的特征。所谓基础理论概念，指的是学科相关核心理论所囊括的基础性概念。与本体概念不同，基础理论概念往往与学科定义相关，能够展现学科最为本质化的内在含义。与一般概念相比，基础理论概念的覆盖面更广、抽象性更高，接近列宁笔下“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12](78)的“范畴”的含义。中国化学科的基础理论概念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占据重要地位的“老祖宗”，例如“主义”“辩证法”“唯物史观”“剩余价值”“革命”等，它们有的来自对19世纪西欧三大先进思潮中既有概念的扬弃和改造，有的来自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间关系的考察和升华。有学者强调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过程中运用概念史“考察马克思主义是如何由名词而概念，由概念而观念，最终为中国人所逐渐接受的”[19]，所涉及的就是这部分概念。其中还特别涉及马克思主义理论译介问题，即通过观察汉语与其他语言间的互动，考察这些概念如何融入本土场域，成为政治和社会变迁的观念体系中的重要概念和“构建中国现代话语体系乃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化体系的重要基石”[28]。总体来说，这部分概念“有助于呈现马克思主义话语如何参与中国的社会实践等问题”[29]，同时也能彰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心的流变。谨以“革命”概念为例。尽管中国古代典籍《周易》中存在“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这样的记载，但是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的“革命”并不是“变革天命”，而是特指共产主义者“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30](527)。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翻译《共产党宣言》的过程中推断出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革命”的含义，实现了由最初传教士所译介的具有贬义色彩的“乱党起事”向代表阶级斗争最高形式这样的褒义词的转变[31]，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历史进程伴随着对基础理论概念的重释，实现了对旧世界观的改造和新世界观的确立。该过程以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为立足点，恰恰契合了概念史范式同时关注概念“背后的整体历史”的特点。纵观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不同时期对于“革命”概念的诠释也有不同的政治含义，这与中共党史上不同时期作为历史实践的“革命”有不同的目标指向是一致的。“对政治分析家来说，对‘革命’这一概念的研究不只是必要的，它简直就是使政治研究得以进行的恰切步骤。”[32]由概念史范式观之，从战争年代的“革命是暴动”，到改革开放之后的“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再到新时代突出强调的“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这实际上反映了社会实践环境的流变——从暴烈政治革命突出获取政权这一目的，到作为社会革命的改革虽然不涉及政权但也意味着积极促成“改变世界”，再到自我革命突出表明革命领导力量的自我完善，将革命对象直接指向中国共产党自身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33]。这其中也有贯穿始终、恒定不变的因素，如“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34]的鲜明使命导向，再如中国共产党永葆革命者本色的优良作风。在此基础上，我们得以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等重要命题形成更深入的理解。所谓学科重要概念，指的是直接关联学科知识内容的概念，其往往涉及学科知识结构的具体组成部分。中国化学科的重要概念就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具有标志性意义并富含中国特色的概念，例如毛泽东依据中国革命实际提出的“新民主主义”“为人民服务”“党指挥枪”“本本主义”等概念，再如改革开放之后党依据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提出的“一国两制”“三农”“中国精神”“脱贫攻坚”等概念，它们都来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实践过程，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植根于“现实田野”的基础上构筑的，并深耕“理论田野”，合乎列宁所说的“概念来自本质，而本质来自存在”[12](147)的规律。应用概念史范式开展研究，不仅有助于揭示概念的理论含义，还能够通过解读其“背后的整体历史”，即孕育概念的社会实践背景，进而更加清晰地勾勒出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这一“概念链条”。谨以“新民主主义”概念为例。尽管学界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理论、《新民主主义论》的研究早已硕果累累，但是有学者通过对“新民主主义”进行概念史考察，得到了新的成果，认为由此可以管窥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脉络和时代背景[35]。相关研究对“新民主主义”概念的提出原因、影响因素、发展流变、接受情况等进行了探讨，同时还与“半殖民地半封建”“旧民主主义”等相关概念进行了联系，从而真正遵循了概念史范式的要求，跳出了单个概念的范围，广泛触及了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尤其是毛泽东思想的知识图谱和时空图谱。这样的研究对解释一个时期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诠释其价值含义构成了重要影响，是一项视野更广、轨迹更长的研究，由此也可以说明“新民主主义”这一概念在一段时间内较大程度上充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助推器。在笔者看来，学界在中国化学科中应用概念史范式时，对于学科重要概念，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形成的概念的研究仍较为有限。固然，部分概念的形成时间相对较短，历史积淀尚且较为有限，但是“概念一经形成就具有解释、批判、规范、引导现实的语用功能”[36]，而概念史范式更强调关注概念“背后的整体历史”，即使是形成时间有限的概念，依然可以成为研究对象，只不过研究的侧重点并非在于概念本身的变迁过程，而是概念应当被放在什么样的社会实践历史中去理解，其与后者之间又存在什么样的张力。譬如就“全过程人民民主”概念来说，虽然其在2021年才正式诞生，作为其雏形的“全过程民主”概念也是在2019年才首次出现，但是在应用概念史范式的基础上，可以认识到其“背后的整体历史”就是长期以来党和国家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由此便可以拓宽研究视野。通过概念史范式可以更好地发现，在不同历史时期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都遵循着当时的社会实践背景及语境，过程中既保持着一致性，又存在显著的差异性和创新性，所以需要每一代人针对这一进程不断进行诠释、不断完整和丰富其思想片段和话语片段，这一点即使是对于形成时间尚不长的学科重要概念而言也同样适用。![]()
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更好应用概念史范式的路径
在确定了论域构成、明确了研究目标对象的基础上，还应针对“怎么做”给出具体答案。推动中国化学科更好地应用概念史范式，进而积极彰显其优势，不仅需要遵循相应的普遍原则，更要对照中国化学科的特殊价值取向和内涵要义，促使该范式真正与之契合。(一) 在加强与唯物史观的融合中突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规制作用概念史范式进入中国之初，其适用性便遭受到了质疑：“概念史研究受制于西方近代知识制度和观念的形塑，内嵌着适合西方语境的价值预设。”[7]对此，有学者提出其必须“不断适应不同地域历史文化的研究取向”[37]，避免陷入“橘逾淮则为枳”的境地[38]。在笔者看来，将该范式应用到具有极强意识形态属性和本土特色的中国化学科中，使之真正“为我所用”，最重要的是突出唯物史观的统领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规制作用，进而将概念真正嵌入宏观的历史场景、清晰的历史链条之中。一方面，要运用社会历史的辩证运动规律，认识到概念与现实间存在张力。“概念并不无条件地直接就是现实，而现实也不直接就是它自己的概念。”[39]概念的形塑与社会发展并不可能保持同步，两者间必然存在一定张力，具体表现为概念的形成和推广具有滞后性。所以，在理解学科概念“背后的整体历史”时，应当有更加长远的眼光，从连续、完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过程链条中全面解读其含义。例如对“自我革命”概念进行概念史分析时，倘若因其在新时代正式出现，便将其“背后的整体历史”界定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进程，那么视野就未免过于狭窄了。另一方面，要运用辩证法中事物普遍联系的原理，避免独立看待某一概念。仅仅看到单个概念与“背后的整体历史”的联动，夸大概念对于历史的能动作用，无异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的那种“从人的概念、想象中的人、人的本质、人中能引申出人们的一切关系”[30](553)的思辨哲学，容易陷入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的窠臼。正确的态度是将具体概念对应到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相关理论体系的层面，例如对“解放思想”概念进行分析时，倘若不联系“实事求是”，便会误以为真理标准大讨论等重要事件仅仅意味着冲破历史禁锢，从而忽略了恪守马克思主义基本准则的一面。当然，概念史范式的立场和方法也有诸多与唯物史观相契合之处，例如其强调看到概念“背后的整体历史”，本身便截然区别于“不是把历史事件、人物、制度、思想等置于历史场景中加以分析，而是脱离特定历史条件”[40]的历史虚无主义。倘若概念史范式能够避免简单移植其他国家或学科应用过程中的既有经验，而是在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基础上乘势而上，通过加快与中国化学科的深度契合与有机交融总结出新的经验，则不仅将有助于解决中国化学科内部悬而未决的问题、创造出知识增量，而且将有助于为学界倡导的“概念史研究的中国转向”[41]任务贡献宝贵经验。(二) 在加快对相近学科的借鉴中形成合乎自身定位的方法与策略尽管近几年中国化学科以极快的速度发展，不同主题的著作接连涌现，但是尚未出现严格遵循概念史范式的研究著作。中国化学科内应用概念史范式的研究虽然日渐增多，但是主要表现为论文的形式，每项研究中聚焦的往往只是单个概念，尚未出现系统性或对比性研究。归根到底是因为中国化学科具体应用概念史范式的方法与策略体系依然缺位，资料搜集整理等环节的操作难度依然较大。但是，中共党史、政治学、社会学等相近学科比中国化学科更早地应用了该范式，中国化学科内也有学者指出：“‘中国化’概念史方法的提炼依赖于中国概念史研究实践。”[42]这些学科对中国化学科概念史研究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部分学科内部已形成数量可观的成果，其中部分与中国化学科相关，从中可以总结出资料搜集整理、关键信息提炼等方面的经验，并将其应用于中国化学科。例如中共党史学科，由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可以被视为中共党史的思想史部分，因而两个学科所涉及的概念有较多相通之处。“中共概念史研究为马克思主义概念史研究提供了直接借鉴。”[43]《中共党史研究》自2013年起先后发表了多篇概念史论文，其中涉及了“群众路线”“新民主主义”等与中国化学科直接相关的概念。《近代史研究》也是自2018年起就发表了多篇涉及中共党史概念史的论文，其中对“封建”“帝国主义”等概念的考察便是以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理论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建构过程为视角基础的。另一方面，部分学科已形成遵循概念史范式的代表性著作，展现了一套合乎学科定位的研究方法与策略，可以从中抽象出方法论，并在中国化学科中展开为具体方法与策略。例如政治学学科，其与中国化学科之间的联系颇为紧密，有学者直接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从政治学的角度研究”[44]，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政治发展演进之间有着颇为密切的关系。政治学中部分关于本学科学术史的著作便梳理了学科典型概念，并运用了概念史范式对其演进的历史过程予以把握，在这之后又反过来借助后者深化了对前者的认知。中国化学科可以对相关典例进行考察，进而借鉴其蕴含的方法论和方法。此外，中国化学科在借鉴其他学科的过程中还有两个得天独厚的优势。一是该学科具有较强的学科交叉性，不少学科概念也是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概念。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的其他二级学科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也早已应用了概念史范式，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就有通过概念史范式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整体性的研究，进而说明马克思新唯物主义是“新的世界观”[45]。这些都是中国化学科在探索合乎自身定位的方法与策略的过程中可以关注的“捷径”。(三) 在加深对同类概念的集成中获得更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结论“一个概念总是概念群中的概念；不涉及其他与之有关的概念，我们是无法把握一个概念的。”[2](12−13)社会科学概念具有“多元普遍主义”的特点[46]，不同社会甚至同一社会对于相同事物的理解可能存在差异，而概念有其表达限度，不可能涵盖所有理解。中国化学科在应用概念史范式的过程中，同样不能寄希望于借助单个概念就能完整地解读出其“背后的整体历史”，而是要在加深对同类概念集成的基础上形成“概念群”，进而更好地展现历史演进脉络和逻辑理路，获得更为全面和深入的结论。譬如针对“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这组概念间的关系，学界存在等同关系、包含关系和并列关系等几类理解。倘若运用概念史范式进行分析，便可以发现更突出的重点在于认识到它们都指向近代以来无数中国人的上下求索实践这一宽广的历史场景，以及救国、兴国、富国、强国的思想谱系这一深厚的理论底蕴。因此，这些概念本质上有着极大的同质性，所形成的“概念群”也有助于更加全面地展现近代中国历史与思想变革的场景，同时诠释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加深中国化学科中的概念集成，进而更好地开展概念史研究，首先需要明确政治概念和学术概念之间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建构的任何概念都是政治性和学理性相统一的，所谓政治概念和学术概念只是相对而言的，并非截然对立。前者指更多地在政治宣传中得到应用的概念，往往更加朗朗上口、生动形象、通俗易懂，本身并不拒斥学术性。后者指更多地为学术研究所惯用的概念，往往更加合乎学科体系的语言风格，并非不顾及政治性。尤其是就后者来说，其涉及的学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必须依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展开，这便是其最大的政治性。况且，中国化学科有其特殊性，其涉及的许多概念本身就是在政治实践中提出的，最初以政治概念的样态出现，经过一定的演化之后才进入学术场域中成为学术概念，例如当前学界热议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新发展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概念都依循这一逻辑。在明确两种概念间关系的基础上加深概念集成，有助于中国化学科的概念史研究获得更为全面和深入的结论。譬如有学者聚焦“中国精神”概念，发现其在经历长期的学术史流变进而“积淀了实践的经验和文化的痕迹”、充当了学术概念的同时，受到了“中国价值”“中国力量”等概念的影响，因而也较多地展现出政治性[47]。三个概念所集成出的“概念群”便兼具政治性和学术性。在此基础上再加以概念史的分析，可以发现任何具体的“中国精神”样态的出场都会受到相应时期内政治价值导向的感召和政治力量的影响，反过来又会对后两者产生作用。由此便可体现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更为深刻的规律，即由之建构的中国特色的理论和话语体系作为“批判的武器”付诸实践后将会实现向“武器的批判”的飞跃。这一结论与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更加契合，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西方学者秉持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国际领域多停留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偏见以及由此带来的“中国学者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并未得到国际认可”[48]的局面。![]()
余论：概念史范式带来了什么？
中国化学科真正应用好概念史范式，需要经历从自发走向自觉的过程。实际上，许多学者在研究中将某一概念作为贯穿始终的线索，并将每一时期的史实分别对应到这一概念上时，已经不知不觉地贴近了概念史范式的思路，但是学者自身却并未主动明确相关的定位。这说明这部分研究处于自发状态，亟待严谨的概念史范式对其进行走向自觉的引导。相比于思想史等主流范式而言，概念史范式在中国化学科中尚属于“羊肠小道”，其要成为“康庄大道”，必须真正彰显出自身对于促进该学科发展乃至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繁荣的价值。一方面，概念史范式有助于涵养扎实学风。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深刻指出：“我看过一些西方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书，其结论未必正确，但在研究和考据马克思主义文本上，功课做得还是可以的。相比之下，我们一些研究在这方面的努力就远远不够了。”[49](11−12)这是对广大研究者敲响的警钟。古代中国有着良好的经学和理学传统，强调从考据方面下功夫，我们却对此传承得不够。作为对其他学科发挥着指导性作用的“灵魂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必须带头重视对文本文献的研究和考据，从学术层面形成知识增量。概念史作为聚焦文本文献的研究范式，具有一定的实操艰巨性，其发祥地德国在编写具有奠基性意义的相关巨著时，有逾百位学者参与其中，工作周期少则15年，多则30年[50]。这说明概念史研究对于学术功底、学术积累的要求较高，并不能急于追逐“短平快”。“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不能采取浅尝辄止、蜻蜓点水的态度。”[49](12)概念史范式严谨的实操逻辑无疑将有助于在中国化学科内涵养扎实学风和优良治学品质，并带来更为严谨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概念史范式有助于明确学术方向。当前，中国化学科的部分研究者依然没有准确理解学术化、学理化要求，容易出现“宏大而空洞”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在中国化学科中应用概念史范式能够促进该学科“由以往的宏大叙事向微观实证转换”[7]，在笔者看来，概念史范式依然应以宏观历史为落脚点，但是可以经由严谨的微观手段实现，这有助于强化研究的学术性和学理性。同时，该范式所彰显的超越既有概念、从“概念”进阶到“新概念”的术语革命精神，恰恰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1](346)这一现实任务相契合，更加有利于实现“一国的学术话语转变为世界学术话语”[51]，进而为中国化学科应对经世致用的要求、避免与实践相脱节提供行动路径。⭕️文章来源：《中南大学学报》2024年第5期，注释从略，如需阅读原文，请移步《中南大学学报》。本文版权归作者和期刊所有，本文仅享有编辑排版权，文中观点不代表本公号。⭕️“学术匠”开设了投稿交流、新书咨询和学术交流类社群，有意愿参与社群互动或交流相关学术资源的学人可以在文末扫码入群或添加小编VX：XueShuJiang001，纯公益、不商业，因此也谢绝一切商业机构或相关个人营销与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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