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如何在数字化社会做田野调查
数字社会学与数字民族志
(一)数字社会学与数字化社会
数字民族志的兴起,与数字社会学紧密相关。“数字社会学”概念据称最早可追溯至韦恩(J.Wynn)的论文,他指出数字技术可用于研究和教学目的的各种方式,比如使用录音机、照相机等数字记录设备(digital recording device)进行民族志研究(Wynn,2009)。杜涅尔(M.Duneier)在纽约街头研究黑人摊贩时,不仅用录音机收集数据,还邀请黑人摄影师卡特尔(O.Carter)进行了纪录片制作,便是其一实证案例(Duneier,1999)。
在随后的十多年间,“数字社会学”概念逐渐主流化。根据拉普顿(D.Lupton)的说法,2012年英国社会学会批准建立了一个新的数字社会学研究分会,2013年澳大利亚社会学会年会首次以“数字社会学”为主题举行了两次会议(Lupton,2015)。近两三年,中国也出现了极大的“数字转向”,比如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推进建设数字治理研究中心,哈尔滨工程大学等高校举办学术论坛,讨论诸如数字治理、数字劳动等数字时代的社会学议题。
与此同时,海内外学者也从各自角度对“数字社会学”概念加以界定,比如拉普顿基于四重类型学的定义(Lupton,2015:16)(表1),或如赵一璋等人的定义:
数字社会学是以社会学的分析视角和研究方法探究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关注数字技术对人类行为和社会运行规律的影响、研究数字技术与社会环境相互建构的作用机制的社会学分支学科。(赵一璋、王明玉,2023)
尽管数字社会学的内涵与外延仍有待明晰,但既有的讨论或多或少反映了同一个时代背景,即数字技术的发展正在推动人类社会形态的转变。以城市规划与高频数据为例。在过去,城市规划的数据基础大多以年为单位,而规划编制的计划时长往往也在5年甚至10年以上。随着摄像头、气象监测仪、通信基站等在城市空间内的布设,这些感应设备在单位时间内所产生的总体数据量急剧增加,产生了诸如“高频城市”(high frequency city)的现象;而对大数据(big data)的技术应用反向提高了城市规划从业者的时间敏感性,并推动了城市规划编制的时间刻度精细化。
此类例子仍有很多,比如:人类本体(ontology)“赛博格”(cyborg)化,即人类从自然人过渡到机器人的倾向(包括近年来的人体脑机接口芯片植入技术试验);人类社会空间的拟象化,即应用数字技术对真实生活的一种高度仿真。这些人类社会形态的转变,往往绕不开物人关系、互动、组织、制度等社会学核心议题。更为重要的是,对这些新兴现象的观察与解释,都有待新的研究方法与分析框架。
(二)民族志的数字化前景
在“数字社会”“数字社会学”概念兴起的同时,数字民族志作为方法论意义上的新说法也逐渐显现。与数字社会学类似,数字民族志的定义也处在尚待丰富的状态。根据既有文献,它被视为“一种用来研究数字空间(digital space)的社会与文化的方法”(Góralska,2020),能够结合“参与式观察与导引技术”(elicitation techniques)来观察数字空间中的“赛博文化方面”(cybercultural aspect)(Antunes&Dhoest,2019)。在这个意义上,数字民族志与传统民族志具有内在的关联性:除田野地点不同,二者都基本关注研究者对局内人之特定文化意义的解释。
于笔者而言,“数字民族志”概念的定义往往需要先确定“空间”概念的边界。在本文语境下,人类社会的空间可被基本分为离线的实体空间与在线的拟象空间—这两个概念是相对的,二者分别对应日常生活相对真实(real)与相对数字化(digital)的一面。具体而言:实体空间反映现实(reality),即“自然的实体空间”(natural physical spaces,包括自然形成的山川河湖)和“人工的实体空间”(artificial physical spaces,包括城市建筑、道路);拟象空间则更多反映数字化现实(digital reality),包括互联网社交媒体平台(social media platform)的虚拟现实,以及利用新兴数字设备(如Apple Vision Pro)重叠在线虚拟现实与离线实体空间的混合现实。
在人类社会数字化进程中,经典民族志方法如参与式观察、随意闲聊、半结构访谈等的实践范围将从实体空间(如三维的城市街头)拓展到拟象空间(如二维光滑的手机屏幕),而田野工作者与信息提供者的互动也会从面对面的直接关系转向以数字设备为中介的间接关系。就“数字民族志”的概念定义而言,它作为研究数字化社会的一种新方法论范式,不仅指向一种“切身共在”与“意义共享”的概念内涵,同时还强调一种“主体共存”的概念外延。数字民族志意味着:田野工作者通过切身共在于双重空间的民族志实践,可以尽可能借由自身感官浸润于局内的日常生活(包括人、物品、仪式过程等),敏锐地把握局内人的言外之意,实现生活世界的意义共享;继而,田野工作者得以通过民族志写作、影像记录等表达方式,向局外人转译(translate)局内知识,最后可能推动人类社会问题的解释与改善,以及对主体关系共存秩序的重新思考。
(三)数字民族志的基本特征
由于数字民族志新诞于世纪之交的数字化社会—后者比工业社会具有一些更显著的特征(如不确定性、虚拟性、匿名性)—因而数字民族志也体现出与传统民族志有着细微差异的三个主要方面,即时空条件、研究主体与研究数据。
1.数字民族志的时空条件
通常,传统民族志实践包括四个步骤:前往一处地点(travel to a site)、观察其社会互动(observe its social interaction)、与人访谈(interviews whoever will talk)、做大量田野笔记(take copious fieldnotes)。第一步往往为后面的三步提供时空前提,无论是前往一个传统社区(费孝通,2001)、一处都市街头(Liebow,2003),还是观察一个社会组织,不同田野地点往往要求民族志学者采取不同的资料收集方式。
20世纪末,民族志学者提出“多点民族志”(multi-sited ethnography)、“扩展地点法”(extended place method),逐渐拓展田野地点的空间边界,加深对局内的全貌理解,以适应全球流动的现代社会(Duneier,1999;Marcus,1995)。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聚焦于网络社群的网络民族志则进一步拓宽了田野调查的时空边界,使田野工作者无须移动地理位置便可进行线上田野(online fieldwork)和跨越时间限制的对话。
如今,数字民族志的时空条件比过去更灵活多变,田野工作者所要面对的时空维度也更加交织重叠。除了实现网络互联的智能手机、手提电脑,进行数字田野(digital ethnography)的田野工作者更能触及体现“万物互联”(Internet of everything,IoE)的在线联网设备,并更有可能通过拟象空间与实体空间的双重在场来收集不同时间线程的数据。随着田野地点的虚拟化、拟象化,田野调查方式不仅会从“地面田野”(land-field)转到“桌面田野”(desk-field),也会由后者归至前者,实现田野工作者对田野时空的双重感知。
2.数字民族志的对象选择
相比传统民族志方法,数字民族志学者在研究对象方面或有更多机会来优化样本结构。在现实生活的离线互动(offline interaction)中,研究者的个人特征通常会影响其对研究对象的接触。比如,青年女性可能比青年男性更容易接触到中老年女性群体,或是视障者比起“明眼人”更容易接触到残障群体。因此,田野工作者在撰写研究计划时往往要审慎考虑研究的可及性(accessible),思考诸如“我能不能找到守门人(gatekeeper)顺利进入田野”“我是否可以找到足够多的受访者”“我如何获得对方的信任”等问题。
不过,由于互联网的匿名性和公共性,田野工作者可以更容易检索到研究对象的在线互动区域,并与之建立研究关系。安图内斯(D.Antunes)等人的研究显示,Web 2.0技术为那些呈现孤独症状的人(autistic people)提供了一个相互交流的包容性环境,研究者可在“孤独症相关社区”(autistic communities)中观察孤独症状者及其家属与其他照料者(caregivers)的社会互动,而这往往在实体空间中难以捕捉(Antunes,Dhoest,2019)。不过,如果想要知道目标社群的真实生活,仅仅在网络上做田野调查是远远不够的。据米勒团队(Miller,Rabho&Awondo et al.,2021)的数字人类学研究,他们不仅观察东亚、南美洲等地区居民使用Line、微信、WhatsApp等应用软件的习惯,还结合居民的线下生活与社会背景来理解智能手机对全球人类社会文化的总体性影响。
3.数字民族志的数据来源
在数据方面,仰赖于与数字技术有关的事物(如数字设备、数字平台),数字民族志学者可接触到海量数据,如文本(text)、图像(image)、视频(video)等。这些海量数据不仅包括对实体空间或拟象空间的单一数字化记录,更涉及两个空间的双重数据交叉。
通常,数字民族志研究有两类倾向:一是以数字技术为研究对象来探究其社会影响;二是以数字技术为研究工具来推进研究。研究者将数字技术应用(digital technology use)融入民族志的传统实践中,能获得丰富、高度情境化的“厚数据”(thick data)。例如,贝尔(G.Bell)对印度、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的50多个家庭进行调查,观察这些家庭成员使用数字技术的方式与具体活动,并进行采访、拍照和制作技术清单(Bell,2006)。当然,这两类倾向也可以在一项研究中结合起来,如米勒(D.Miller)等人不仅将数字设备作为研究对象,以此来探讨智能手机(smartphone)与老龄化(aging)的关系,还将这一数字设备作为研究工具。总之,无论是哪一类倾向,数字民族志学者都能够从中获取来自实体空间或拟象空间的双重数据,这不仅拓宽了资料收集的渠道,也增大了数据的规模量,提高了数据的颗粒度。
数字民族志的机遇与挑战
上文提到数字民族志的三种新特征(或机遇),分别对应三种新挑战(表2)。在方法论层面,我们可以通过理论上的廓清,来一窥社会学田野调查的数字化前景及其应对的可能路径。
(一)时空边界的不清
数字民族志带来的挑战之一,是如何应对田野工作时空边界不清晰的问题。在线下民族志的经典实践中,田野调查的时空延伸是田野工作者进入田野后获得局内人信任、深度感知局内情境的重要条件之一。有的民族志学者会以纪录片形式来记录少数民族祭祀仪式的全过程,包括前期人力物资的准备、不同人物的仪式实践、祭祀仪式后的人物对谈,以此描绘当地传统风俗在当代中国的流变。与单纯参与式观察或结构式访谈不同,民族志传统不止步于白描局内人干了什么或说了自己干了什么,更希望通过比较二者之偏差来进一步问题化(problematize)。
一旦田野工作者将视野从实体空间拓宽到拟象空间,就要理解研究对象在双重空间中的话语与实践。这种民族志实践的转变有助于整体性地理解研究对象,借助拟象空间里的田野观察来加深对实体空间的思考。比如,里特尔(C.Ritter)在挪威一家游戏公司进行民族志研究时,不满足于仅仅在现实的办公室内观察软件开发者们,还在Slack协同办公平台上观察他们是如何工作的—这被他称为针对数字平台界面(interfaces)的“技术漫游”(technical walkthrough),从而分析人与技术之间的动态关系(Ritter,2022)。里特尔指出,数字平台劳动的实践社区之双重意义结构,能被这种漫游法和参与式观察的结合所捕捉。这种融合法也有助于拓展“数字实体连续统”(digital-physical continuum)中的民族志知识范畴。
与此同时,往返于拟象空间与实体空间的数字民族志特征,对田野工作者来说是不小的挑战。一方面,比起传统的线下民族志,数字民族志意味着田野工作者要更长时间蹲守在数字设备前;他们或许会无意识地拉长“桌面田野”的工作时间,甚至24小时都在线,以免错过任何可能的重要线索。另一方面,相比全然驻扎线上的网络民族志,数字民族志又意味着实体空间—拟象空间的反复移动,以及个人生活与学术工作的边界模糊化;田野工作者可能过于沉浸在双重时空的田野调查中,继而因为对个人身心健康的疏漏而间接影响研究质量。
针对数字民族志带来的这一挑战,田野工作者须自行划定清晰的田野工作边界(clear fieldwork boundaries)。戈拉斯卡(M.Góralska)给出了一些建议:通过规律性休息、限定在线时长、设定离线时间点来提高研究的质量与可持续性(Góralska,2020)。值得注意的是,数字化时代背景下的时空边界并不清晰,甚至进一步模糊了日常生活的真假边界。随着虚拟人物形象技术的广泛应用,“数字主播”“数字客服”等新兴现象会干扰田野工作者识别人工智能生成产品的准确度,继而重构民族志学者对于时空之真实(感)的理解与把握。
(二)研究关系的处理
将数字技术引入民族志研究,可能会影响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关系。数字民族志带来的挑战之二,是研究者如何(或在何种程度上)公开自己的学术身份,以及如何(或在何种程度上)考虑研究对象的匿名性(anonymity)与保密性(confidentiality)—这些是社会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伦理议题(Babbie,2009;陈向明,2000)。
公开研究(overt research)还是隐蔽研究(cover research),一直是困扰民族志学者的问题。一方面,如果研究者公开自己的学术身份,也许符合了尊重研究对象、确保其知情的研究伦理规范,那么这可能不利于研究资料的收集;另一方面,如果研究者选择不公开学术身份,这虽然有违伦理规范,但或许有助于观察研究对象在自然状态下的言行举止,避免研究者对他们施加的可能干扰。总之,“公开还是不公开,这是一个问题”,并且“公开或不公开,都会成为问题”。
对于这一问题,至少有两派主流说法:一派坚决主张公开,另一派则主张根据情境与后果来选择是否公开。借由《欲望交易:亚洲的崛起、西方的衰落和全球性工作的隐性货币》(Dealing in Desire Asian Ascendancy Western Decline and the Hidden Currencies of Global Sex Work)一书,我们可以理解如何有选择性地公开。作者黄(K.Hoang,音)在胡志明市的四个酒吧工作以便接触性工作者的过程中,会刻意闭口不提自己的真实身份,但也会在需要访谈男性客户时透露自己的学术身份或部分研究问题(Hoang,2015)。作者认为,一旦学术身份公开,则与自己接触的人可能会被认为是与性产业有关的人,有所保留的公开有助于保护研究参与者的隐私权利。
在现实生活中,研究者往往要对访谈对象的个人信息进行保密和匿名化处理,从而保证研究伦理的核心之一—尽量避免研究参与者受到伤害(no harm)。当田野地点从实体空间转移至拟象空间,处理研究关系的问题并不会骤然消失,反而可能更为紧张。在高度匿名化的拟象空间里,田野工作者更有可能成为“看不见的观察者”(invisible observer),即只要他们选择潜伏(lurk),几乎没有一个网络社区成员会意识到自己正在被窥探(spy on)。尽管这在某种程度上会减轻研究者的研究伦理压力,但其中的张力在于:一旦研究者向某网络社群透露了自己的学者身份,其行为所留下的痕迹数据将迅速被转送至其他网络社群,从而可能影响田野工作的实质进展。
进一步的问题与“双重匿名”有关。在拟象空间中,田野工作者可能需要对本就已经匿名化的对象进行第二次匿名。假如有学者想通过某款热门健身类应用软件及其网络社群进行观察来分析日常生活空间使用的性别差异,可能难以通过用户自设的标签(如性别、年龄、地区等)来直接判定其真实情况。尽管通信运营商所掌握的手机信令数据可以提供较准确的用户信息,但这些数据并不能够轻易获取,其数据规模之大与更新频率之高也会给民族志学者带来极大挑战。与此相关的新问题仍有很多,比如:数字民族志学者如何获取研究对象的人口学特征?在多大程度上能确证研究对象提供的个人信息契合实际?此外,对读者来说,如何判断数字民族志学者在文章中呈现出的研究对象是真实存在的?如何判断数字民族志学者是否为了其他目的而虚构出所谓的“研究对象”?这一系列疑惑不仅涉及匿名性,还关乎研究本身的真实性与可靠性。
(三)数据的收集及储存
信息时代的主要特征是数据太多、太杂且更新频率太高,而数据的时间刻度单位也从(十)年缩小到周、日,甚至分、秒—这无疑增加了资料收集的难度。尽管海量数据意味着数字民族志学者更有机会接触到“不方便样本”(inconvenient sample),即尽量扩展可能会影响原初结论的样本结构,实现更令人信服的民族志研究(Duneier,2011),但面对这么多的数据,田野工作者难免会更加困惑:如何知道自己收集到了足够多的研究数据?在田野调查进行中或结束后,如何妥当储存所收集的研究数据?
通常,对质性研究者或民族志研究者而言,“数据是否饱和”是判定资料收集程度的一个主要标准。而在往返于实体空间与拟象空间的过程中,田野工作者可能会担忧数据不够充足,因而想要尽可能多地收集数据。这里存在两个挑战:一是数据收集未必那么顺利,二是所收集的大量数据未必都能用得上。虽然数字民族志学者有机会接触到海量数据,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拟象空间展开访谈是容易的。戈拉斯卡在研究数字平台的健康知识生产时,就意识到在网上做深度访谈并没有参与式观察那样行之有效,因为前者的拒访率较高(Góralska,2020)。与此同时,田野工作者也需要花费更多时间、精力来整理这些数据,包括识别哪些数据更加契合研究,剔除那些与研究议题无关的数据,或是对数据进行清洗使之便于分析。
可以说,伴随着人类社会数字化而来的挑战,也许不是数据收集不够饱和,也可能是过于饱和或者假性饱和(看似收集了很多数据,但无助于对研究问题的回答)。或许,数字民族志学者在反复切换于双重空间的过程中,可以通过拟象空间与实体空间的相互限定(比如借由面对面访谈的线索来限定线上观察的范围),于数据浪潮中抓到一条主线,继而在数据收集方面更游刃有余。
除研究数据的收集之外,研究数据的安全也十分重要,这也往往涉及研究关系的处理。即使研究者能够恰当处理身份公开问题,收集到经研究对象知情同意的数据,但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规避因个人数字设备里的数据泄露而曝光研究对象的意外情况?在过去信息与通信技术尚不发达的年代,学者们通常采取手写、手绘等朴素方式记录田野中的所见所闻,比如曾对美国唐人街做过城市民族志的吴景超先生便善于使用手写卡片。如今,具有录音、摄像等功能的在线联网设备极大提高了研究数据收集与储存的效率,但诸如黑客窃取用户隐私、Cookie技术应用等也带来了数据安全风险。万巴伦(S.van Baalen)为此提出了十条基本原则,包括做数字风险评估(digital risk assessment)、在所有电子设备中设置复杂密码、在与研究参与者沟通时采用加密技术等(van Baalen,2018)。总体而言,研究数据的收集及其初步阶段的储存、整理,仍是数字民族志学者需要高度重视的方面之一。
数字民族志的方法论反思
(一)数字民族志的余论
基于对既有文献的梳理与评述,笔者从时空条件、研究主体与数据收集三个方面讨论了数字民族志的新特征,也探讨了这三个特征可能带给田野工作者的机遇与挑战。此外,还有许多可以展开的重要议题。一是在民族志实践方面,鉴于有的文献存在以“数字民族志”之名而冠以“内容分析”之实的情况,如何进一步明确数字民族志的核心特征,使之展现时代新貌又可复归民族志的传统(包括局内外视角与意义共享)。二是在研究伦理方面,如何斟酌田野过程中研究关系的处理(包括匿名性、保密性等),使田野工作者更恰当有效地理解、转译数字化的日常生活。三是在民族志写作方面,尽管已有不少文献声称采用数字民族志,但其中关于研究方法的讨论是相对缺失的,如何在实质性作品中呈现数字民族志的运用过程,从而提高自身研究论点的说服力。四是在田野工作者一端,如何应对资料收集及初步整理阶段可能出现的心理压力。因文章篇幅有限,笔者不便就此展开,而留待后续探讨。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数字民族志可作为研究数字化社会的一个新方法,但它并不是一个必选项。毕竟不是所有的民族志学者都具备相应条件,如充足的资金、先进的设备或相关的敏锐性等。正如在过去工业化社会里的快速城市化趋势下,民族志学者愈加难以找到一处时空条件相对稳定的社区进行长期参与式观察,如今伴随着数字技术应用而来的实体空间拟象化与时空不稳固化,在数字化社会里做田野工作的难度也无疑大大增加了。
可以说,数字民族志看似轻松,实则挑战与机遇伴生。仅仅在网络上收集文本或是做做在线访谈,或许难以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数字民族志。因为它不仅涉及研究技术的实际操作,更触及方法论的反思与认识论的深究。
(二)方法论反思:共在、共享与共存
最后,笔者希望借由新兴的数字民族志来完成方法论反思的下一步任务。前文谈到的三个特征其实并不新鲜,相反,这些议题早已置于田野工作者的“论坛圆桌”上了。尽管人类社会的数字化趋势为这些议题附上了新貌,但它们的内在机理往往与社会科学史相关联。
如果把民族志比喻为一棵洋葱,则它最表层的机理是具体操作方法,比如怎样通过参与式观察收集到有针对性的线索、在街头偶遇他人时如何展开闲聊。第二层机理是方法论探讨,比如怎样看待研究主体间的深厚情感而干扰研究者价值中立的具身性代价(embodied cost),以及如何应对因过于深描细节而忽略结构性因素的民族志谬误(ethnographic fallacy)。第三层机理则从方法论层面转向认识论层面,包括如何界定民族志与其他质性研究方法(如内容分析)之异同的民族志性(ethnographic)问题(福伯格、希尔特,2023)。最内核的机理则抽象到社会学乃至社会科学的历史脉络上,回应更为长期的根本性问题:应秉持一种怎样的研究立场及使用什么实践方法来完成解释人类社会的学术使命?在既有民族志作品中,关于前三层机理的讨论通常体现在方法论附录里(Duneier,1999;Hoang,2015;Vaughan,1996),同时也会体现于正文的重点段落中(Desmond,2016;Klinenberg,2015);对最内核机理的阐述,往往折射出学者对自我与他者之主体关系的深层次反思,而非仅仅将田野调查视为研究局内的一种科学方法。
换言之,对(数字)民族志的方法论反思是十分重要的。一套科学系统、逻辑自洽的研究方法往往有助于夯实一部作品之研究论点的论证基础,使之令读者不仅感到无比信服,还能对局内生活感同身受。不过,与其把民族志视为一种方法,倒不如说它是一种观察力(a way of seeing),是“我们活在世上的本质状态”(Desmond,2016;Wolcott,1999)。因而对于社会科学工作者而言,更为关键的是思考方法论之上的学术使命:作为和常人一样的人类个体,我们可以用何种方式来知道别人在想些什么或做些什么,以及要以何种姿态来加以看待?并且,通过这样一系列的实践与理论,我们如何描绘、解释自身以外的生活世界之变化,使之不仅有助于人类社会问题的解决与改善,还能推动人类与其他主体(如动物、植物等)关系的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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