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4日，《人物》杂志发布声明指责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科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系主任孙萍，冒认曾经火爆一时的文章《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
《人物》希望明正典刑，标明关于《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这个名噪一时的稿件，是基于记者扎实的采访，而并非某个学者。
媒体报道新闻，学者研究学术，两个专业不同的人因共同的关注及研究对象而产生了交集。
PART.1
没有分歧的著作权归属争议
11月4日 《人物》发微博称《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是由作者赖祐萱和编辑张跃经过16个月的辛苦工作，独立操作、编写完成的原创报道，全文21570字。
其中《人物》作者通过访谈和调查获得的原生细节和故事高达100多处，引用孙萍访谈及相关论文中的细节和故事5处，论点11处，共约1586字，且所有引用均严格遵守报道规范，清晰标注信源及出处。
在《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发布后的一段时间内，杂志认为孙萍老师多次以《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原作者”“原始研究者”的身份出席讲座、公开活动，在《人物》与其正式沟通后，在其参与的媒体采访、出版物推荐语中，又多次出现“《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一文是‘基于孙萍的研究结论’‘基于孙萍的田野研究’”等不实观点。
对于新传学生来说，孙萍是今年的学术明星，一项外卖研究进行6、7年，一本书让她彻底破圈。甚至很多人都难以说清，认识她是因为那篇《人物》报道——《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还是因为她本身扎实的田野调查。
《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这篇稿件发布在2020年的9月发布。一石激起千层浪，这篇稿件让美团、饿了么一夜之间陷入舆论风波。中国许多辛苦工作的打工人开始“物伤其类”，对外卖平台算法开始口诛笔伐。
到目前为止，人物这篇声明在微博的阅读量已经破了100w+，其中指出了《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这篇文章采编写作的时间线条。
时间、内容的事实俱在，问题的关键就指向，孙萍是否将《人物》的文章作为自己的作品进行宣传，以原作者的身份和title参加公众活动并为自己谋取利益（也包括声望）。
《人物》杂志认为，仅仅因为第五稿完稿前对一个学者的访谈和规范引用而变成了“基于”他人研究，甚至变成了他人作品，令人不解。
多数网友认为《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著作权属于《人物》杂志，要分清研究和文章著作权的界限。他们指出孙萍只是被采访者和论文被引用者，不能将文章著作权据为己有。
事实也如此，著作权无可指摘，这篇文章著作权本属于人物，采编人员会签署确认在平台上创作的内容著作权归平台所有，署名的作者对外标明是自己撰写的内容，合情合理。
著作权（Copyright）是知识产权的一部分，旨在保护创作者的原创性作品，确保其在创作、传播和使用过程中享有一定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著作权包括对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的保护，涵盖了书籍、音乐、电影、软件等多种形式。这些权利通常分为经济权利和人身权利。经济权利允许作者从其作品中获得经济利益，而人身权利则保障作者的署名权和保护其作品不被歪曲的权利。
在信息化时代，著作权的保护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它不仅关乎创作者的经济利益，还涉及文化产业的发展、学术研究的诚信以及公众对知识的获取。保护著作权能够激励创作者的创新，促进知识的传播与共享。
最起码，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普通读者、《人物》记者、包括孙萍本人都有的共识是：“这篇新闻报道的著作权并没有争议，孙萍老师也在书中认可，这篇文章是《人物》杂志团队经过长时间的独立调研、采访和创作完成的。”
但问题的暧昧点是在于，在系列采访孙萍老师的新闻媒体、自媒体机构文字中，编辑、主持人都将孙萍老师视为《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原作者，这才引发了这场舆论战。
这实际上是对著作权归属的一种模糊化处理。根据著作权法，作品的原创性和创作完成是归属于具体创作者的，而在此案例中，杂志团队的独立调研和创作实际上已赋予其版权。这一认知的差异可能源于公众对“作者”一词的理解，即更侧重于内容和观点的发起者，而非法律意义上的著作权持有者。
这不仅反映了他们对内容创作过程的理解，也可能反映了对孙萍老师在社会问题讨论中的重要性和代表性。
媒体在传播信息时，往往会突出某些人物或观点的“作者”身份，以增强报道的权威性和吸引力。然而，这种做法在缺乏准确的法律背景和对著作权的清晰界定时，容易引发误解和争议。
PART.2
媒体转载的二次加工
4日下午，孙萍对于此次争议在小红书个人账号发布声明，称自己从未说过自己是《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这篇文章的作者；同时强调了《人物》杂志在4年前采访自己时，在最终成文中引用了自己学术论文3篇，故事5处，论点11处，共约1586字。
《人物》杂志认为自身引用孙萍论文内容的行为既符合学术规范，又能为报道增色，绝非抄袭。同时，对于孙萍的一些行为，杂志有着自己的看法。孙萍在《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这篇报道发布后，多次以该文作者名号参加活动。
考虑到孙萍原本在社会面名气不大，在这篇报道后却频繁使用相关名号，杂志方认为这有炒作自己之嫌。
在媒体看来，这种行为容易让人误解为孙萍是在利用《人物》杂志的影响力来提升自己的知名度，甚至有部分人认为这是一种“碰瓷”行为。
一方面，媒体口口相传，一层接着一层，引发报道的创作者身份混淆，更加容易在学术界和公众中造成误解，让更多的人误以为这篇报道是基于孙萍研究而创作的，原来的采编记者反而被隐埋。
尤其是，公众在接触这类报道时，往往会基于媒体的呈现形成初步认知。如果媒体将孙萍老师视为文章的原作者，那么读者自然会在潜意识中认同这一观点。这种认知的逐渐形成可能导致舆论的偏向，认为孙萍老师在这篇报道中拥有更大的创作贡献，从而引发对《人物》杂志团队的质疑和对孙萍老师的支持。
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二次转载的媒体不仅要承担信息传播的责任，还需在著作权和原创性方面保持伦理的高度敏感。
将孙萍老师标记为“原作者”，如果没有明确的解释和法律依据，可能会引发著作权的争议和不必要的舆论风波。这一现象体现了媒体在报道时需要更加明确地界定创作的来源和责任，以避免误导公众和引发社会争议。
另一方面，在当今媒体与学术界面对大众话语权和流量红利的复杂局势下，二者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心理博弈。随着信息传播的庞杂性，媒体在校正细节与追求热点之间常常难以平衡，导致其报道的内容在某种程度上被流行话题所主导。
新闻的特殊性体现在作者需要尽量隐去个人主观看法，以更客观的态度呈现事实。然而，这种客观性并不意味着完全中立；每篇新闻稿从一开始便带有某种主观倾向，作者在表达时可能未必意识到自己潜在的偏见。尤其是深度报道中，涉及的专家学者的字数和观点往往繁多，然而这些观点的引用不代表其绝对必要性。
在公众认知中，记者通常被视为传声筒，承担着二次传播内容的责任。流量时代的背景下，任何人都有机会成为信息的发声者，但不可忽视的是，信息的生产与传播往往依赖于更深层次的背景和支持。
浮躁的媒体环境催生了轻浮的报道风格，话题性和爆点成为吸引眼球的主要手段，媒体在这种氛围中往往选择大胆创新文章标题。
然而，对文章创作过程的同步与核对并非难事，尤其是在当前数字信息化的背景下，只需轻点几下，即可查阅到赖祐萱为该文作者的明确信息，也能了解孙萍老师的角色。
当前的信息传播环境中，含糊其辞甚至故意诱导的现象普遍存在，这成为了时代传播特征的一部分。在这种氛围下，追求细节的真实性可能被视为一种堂吉诃德式的悲剧，然而，这种状况并非必然，也不应是一成不变的常态。
PART.3
表达无意义，表达者无价值
近期，孙萍老师新著已被评选为社科院重大成果，从成绩来看的确是青年学者中的佼佼者。但倘若没有《人物》这一篇文学色彩极强、极具感染力的特稿，新著是否还会有这么高的曝光度，她的学术上升之路是否还能如此顺利？大家存疑。
通过《过渡劳动》一书，我们能充分领略到孙萍老师深厚的学术底蕴和对社会问题的深刻关怀。个人认为，如果没有这篇新闻报道，她的著作依然会得到新传播学术圈内人士的认可，并横扫各大奖项，但可能会以慢一些的速度进入大众视野。
对于这件事，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也有很多孙萍的学生力挺，表明孙萍是一个真心热爱学术、也真诚关心学生的学者，但所有这些都与有一些私心不违背。
作为文章重要的相关者，这中间可以模糊的表态形式太多，到底哪些需要主动承认或否认，哪些不能默认，哪些动作是常理，是顺势，不一而足。
但这场双方处于影响力话语权不对等的情况下的冲突，逐渐走向了意见领袖在引导针对个人的暴力，有些评论太过偏激，沽名钓誉，欺世盗名之辈不绝于耳，但孙萍的过渡劳动这本书确实是近几年国内最好的质性研究作品之一。
一个研究员七八年的田野调查是无法的抹杀的，以网络为链接的劳动者最后要被大规模网暴，这不太应该，因为事件中心，无论是#外卖员 还是#媒体 #新传 还是#青椒 #学术圈本身都已经够惨。
矛盾点更多在新闻传播领域和业界之间的隔阂。
学界认为业界不接受理论指导，缺乏新闻专业主义，假新闻反转新闻频繁曝出，面对新媒体的冲击也不能及时的调整；业界则认为学界空中楼阁，在双方互相的轻视酝酿之下，刺激了冲突。
泽利泽在书中曾经写道：做新闻的嫌弃研究新闻和教新闻的不懂一线，研究新闻的抱怨做新闻和教新闻的没有深度，教新闻认为做新闻和研究新闻的都不切实际。
扎实做新闻不容易，因而一旦发现自己的贡献没有被看到就会尤其的心酸；扎实做学者也不容易，因而当自己耕耘多年的领域进入到公众视野之后就会想极力延续这种关注。
两份作品背后的创作故事都能够感受到没有主观上最大的恶意，也有自己的关怀，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对话，应该有更多交流，而不是推倒任何一个学者和记者。
她在多个场合都强调了这不是她的作品，但是在很多平台又默许了外人的模糊的，模棱两可话术带来的名利光环，这种矛盾性是复杂的。
站在聚光灯下谁都有暗影，一个有些骄傲的，虚荣的作者，和一个扎扎实实深耕田野调查七八年的学者，都是一体，成名的想象笼罩着所有人。
残酷的媒介传播规律，是偏爱功劳归于一人的，外卖骑手的热门话题让许多青年学者涌入，《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是一个传播的爆发点，虽然不是论文期刊，但是最有影响力的一篇，忽略了其他早早就开始研究骑手的学者。
更深层次的鄙视链是对于劳动者，调查和争论的目的应该是改善这一群体劳动者的际遇和命运。
经济下行，延迟退休，成为平台零工者会占领更多人的视野，所以大家好奇外卖员的工作，让文章更有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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