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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华兴，男，浙江杭州人，1960年10月生，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哲学博士。任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名誉院长，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首席专家，浙江省马克思主义学会副会长等。获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浙江省 “151人才工程”重点资助人才，浙江省“五个一批”人才，浙江省突出贡献专家等荣誉。主要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政治学理论与实践，在《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发表论文80余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全文转摘20余篇。冯前兵，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人工智能作为人类智能的技术载体,是人的生命实践活动的成果,其本质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时代后果。它促进了人和社会的发展,但同时也孕生出自身的对立面,对人类生命的自然、社会、精神属性造成了技术遮蔽。马克思的生命观是对处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关系之中的人的整体性生命存在的深刻反思,它强调人类现实生活世界中生命的整体性意义,帮助人们抵御生命意义的虚无主义倾向,启示人们在技术日益智能化的时代中寻求一种更为全面和深刻的生命理解与实践方式,为构建“以人为本、人机协同”的发展新进路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人工智能;马克思生命观;人机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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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是一种技术手段,它模仿、增强或扩展着人类的智能,使计算机系统能够学习、推理、理解和处理复杂任务,以实现类似人类智能(人的思维、感觉、意识等)的活动。人工智能的发展在有力推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必然引起生产方式的变革,从而形成了技术的智能化新样态,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但是,智能技术为人类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它的颠覆性超强能力也引发了人们的生存忧虑。史蒂芬·霍金认为:“在未来,AI可以发展自身的意志,那是一种与我们相冲突的意志”,人工智能技术开拓者比尔·盖茨和埃隆·马斯克也意识到人工智能背后潜藏着威胁人类生命生存的风险,这种双重变革直接触及了人类生命存在方式的核心议题。为此,学术界广泛探讨“数字生命”“人工生命”和“后人类生命”等命题,以期探解智能技术如何塑造人的生命生存境况以及对人类生命发展的可能影响。本文旨在运用马克思生命观,对技术智能化时代人类所遭遇的生存挑战进行深入分析,并提出“以人为本、人机协同”的解决路径,满足人的生命整体性生存和发展的价值诉求,展示人类生命活动的内在本质和时代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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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技术遮蔽:人工智能的冲击
当前,智能技术已与人类社会高度融合,人们一旦离开智能技术的加持,个人日常生活和社会运转将无法正常维系。人工智能作为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最新呈现,理应是对人的生命实践活动的积极确证。然而,现实的境况却呈现出另外一幅图景: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以致智能技术加剧了对人的生命异化程度,遮蔽了人类对自身生命的全面考量。“技术轨道或技术范式一旦确定,技术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就会由原先相对的无意识转向自觉性行为,技术路线图则更是如此。有意而为必然具有某种‘排他性’。在做出一种选择之时,也就排除了其他可能,这也就是所谓‘遮蔽’。”当人工智能成为一种普遍意识和规则全面实现对人类的生活世界的入侵和控制的时候,人类便可能失去了对生命意义的真正理解,从而引发人类生命整体性的破裂和生命意义的虚无。在人类文明的演进史上,技术始终扮演着双刃剑的角色。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步入一个被称为“后人类时代”的全新纪元。这一时代标志性特征是人机融合技术,它不仅极大地扩展了人类的物理和认知边界,同时也引发了对人类生命自然属性的深刻反思。人机融合技术的核心在于将人类生物学特征与先进的机器技术相结合,旨在创造出超越自然人类能力的智能体。这一技术趋势的倡导者,如物理学家泰格马克,提出了人类生命的演化进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生命1.0(生物阶段)—生命2.0(文化阶段)—生命3.0(科技阶段)。在生命3.0阶段,人工智能的发展使得生命进化不再局限于生物体的自然选择,而是可以通过自我设计硬件和软件来实现。这种演化模式的转变,预示着人类对自身命运有更多的控制权,同时也带来了对生命自然属性的重新定义。然而,技术的进步并非没有代价。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人类的生命是大自然漫长进化过程逐步演化而来的,其人体组织结构和存在方式都具有高度的生物性和自然特征。随着生物基因工程、芯片技术、量子科学等领域与智能技术的交叉融合,出现了大量增强型技术,如脑机接口和生物芯片等。这些技术在强化人体功能的同时,也对人类生命的自然形态造成了深刻的改变。智能技术的介入打破了生命自然演化的模式,使人类获得了改造自身生命的可能性。生物保守主义者艾伦·布坎南对此提出了批判,认为人类有机体是一个经过大自然亿万年精心雕琢的精细平衡整体,试图篡改自然的智慧以改造人体,不仅忽视了自然进化的复杂性和价值,而且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智能技术的过度介入可能会削弱人类原生身体结构和生存方式的生物独特性,甚至引发人类生命的自然属性的非自然化,由此导致人类面临自我身份迷失和对生命同一性的质疑,辱没人类对生命内在价值的共同信仰。人机交往的兴起与普及,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社会交往模式和生命社会属性。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其在模拟人类思维、情感交流方面的能力,使得机器能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参与到人类的社会生活中。这有力地挑战了传统的对人类的社会定义,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人类生命的社会属性,引发了对人类社会交往本质的重新思考。人机交往的基础在于人工智能的“拟人性”和“虚拟性”。通过大语言模型、超级自然语音技术及神经网络渲染等技术,人工智能能够收集和处理带有大量隐含人类兴趣、偏好和情绪的数据,创造与人相似的性格、技能、声音、外貌等生命特征。这种能力使得人工智能在人类的互动中,能够展现出集情商和智商于一体的实时交互能力,从而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地被视为可交流的“生命存在”。由此,“生命与机器”和“真实与虚假”之间清晰的界限被模糊,导致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对自我认知和交往对象认知产生了怀疑。人机交往的普及可能导致人际交往的减少,改变了个体的社会角色和身份认同。传统的人际交往是个体或群体之间的互动与沟通过程,它传递信息、表达感情、协调关系,是真切的、确定的、灵活的,是对人的生命社会属性的积极确证。然而,人机交往往往是单向的,缺乏真实的感情交流和精神诉求。这种单向交流难以触动人的内心世界,导致人的生命发展更加片面化、非人化,不断解构着“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削弱着人的生命社会属性的生成来源。此外,人机交往的单向性可能影响社会互动的质量和深度,与有自主意识和情感的人类不同,智能机器人理解人的情感和想法是通过程序性的设计和编程来实现的,是按照机械的规定线路来做出相应的回应。这种有限交流模式无法提供真正的相互理解和共情,从而限制了人类生命的社会属性的发展。人类生命的精神属性具有明显的超越性,超越感性指向理性、超越个体指向社会、超越当下指向远方。“人们试图要超越本能的生命活动,开始有意识地自己去创造自己的生活样式”,成为人区别于其他生物的独特标志。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③,人类不仅满足本能的生存需要,更通过创造性的活动来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追求生活的个性化和美学化。然而,在高度智能化的生活中,过度依赖智能技术可能会压抑人的内在精神素养。首先,智能技术的普及构筑了一种技术陷阱,诱使人们沉溺于由算法精心编织的信息茧房。这种沉溺不仅削弱了个体的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动能,也限制了人们与多元文化的接触、与不同思想的碰撞。马尔库塞认为技术理性已取代价值理性而成为统治理性,即技术理性的意识形态化,“技术的解放力量——使事物工具化——转而成为解放的桎梏,即使人也工具化了”,导致社会的文明进步伴随着对人性的奴役和摧残。人们逐渐成为被操纵、被控制的“单向度的人”,失去了自我表达和创造的空间。其次,生命活动的轨迹被各种智能电子设备、智能服务App、监视设备、大数据算法精确地记录、整合、分析,成为技术优化自身的数据与各种指标。这种异化现象不仅剥夺了生命作为个体个性表达的权利,更使生命沦为技术更新迭代的服务工具。在这种背景下,个体生命的自我超越和创造性追求受到了抑制,人类生命的精神意义和价值被技术逻辑所遮蔽。再次,智能技术在艺术创作领域的应用,虽然表面上提高了创作的效率和多样性,但实际上却可能导致艺术内核的丧失。人正是在追求“美”的过程中,生命的内涵不断丰富扩展,尤其是在艺术活动亦即美的创造、鉴赏和体验活动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而当人们仅凭文字或语言描述即可不断使人工智能生成出理想的作品——涵盖文学、诗歌、影视、音乐和绘画等多个领域,人类的“美的活动”便失去了精神内涵。智能技术生成的“艺术作品”本质上只不过是一种高级的机械复制,虽然可能在形式上有着高明之处,但只不过是徒有其表,缺乏艺术的灵魂和情感深度,“把一件东西从它的外壳中撬出来,摧毁它的光韵,这是感知的标志所在,它那‘视万物皆同’的意识增强到了这般地步,以至它甚至用复制方法从独一无二的物体中去提取相同物”。这种现象削弱了人们追求独特生命体验和深入情感体验的动力,也对人类精神创造力的核心地位提出了质疑,导致艺术和文化本质的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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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意涵的哲学反思:马克思的理解
马克思生命观以“现实的人”为逻辑起点,强调人的生命异化与异化的扬弃,追求人对整体性生命本质的占有。马克思深入探讨了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面临的生存困境,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工人的剩余价值被无情地剥削,致使工人物质财富贫瘠,精神世界空虚压抑,整体性存在的生命被肢解。通过对资本主义历史进程的分析和对资本逻辑的批判,马克思发现了社会历史形态的发展规律,回答了实现人的生命自由全面发展的可能路径。人的生命整体性存在、“现实的人”的生命异化批判和人的生命解放的历史逻辑构成了马克思生命观的三重意涵。马克思以实践的思维范式超越了西方传统哲学对生命二元对立的片面认识,批判了将人的生命本质归结为单纯的自然生命或抽象的精神生命,而是以实践为人的存在依据,使人的生命生成为自然存在、社会存在和有意识的存在的有机统一体,构成了人的整体性生命存在。首先,生命依存于自然,也改造着自然。马克思强调:“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这意味着人的生命的起点和基础在于其生物学实体,即肉体组织。这些肉体组织不仅构成了人与自然的直接联系,而且也是人与自然界相互作用的物理基础。人要活着,首先必须具有满足其活着的条件,这个条件首先是自然。因为,自然物质满足着人的最基本的需要——生存需要,它提供给人类吃、穿、住、行等最基础的条件,自然界不仅为人们直接提供了物质生活资料以维持生命的存在和发展,而且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同时,人有思想,人的思想使得人的活动成为“想把物变成什么样子”的活动,这种能动本质使得自然不断处在改造状态并为人的发展所用。可见,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是一种“为我而存在”的关系,即人是按照自己的尺度对自然界进行改造,使自然不断人化,自然界不断变成人的无机身体,内涵不断提升,外延不断增加。其次,在人的生命发展过程中,不仅人与自然形成一定的关系,而且人与人之间也结成复杂的社会关系。人对他人的关系对于“我”来讲是一种外部关系,但对于社会来讲却是内部的关系,具体的某人都与其周围的人关联着,他与其家庭、单位、生活环境中可能遇到的人都是在同一“社会”之中。同时,人也不断地与前人、后人关联着,不断与人类历史和未来关联着,他们不断地从前人的行迹中汲取养料,又不断为后人筹划。正是这种社会的相互关系,使人类作为一个“社会”而成为整体。马克思深刻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②这表明,人作为社会动物,其生命的本质和发展是通过与他人的社会交往和互动实现的。人的社会性不仅体现在与他人的合作和共存中,而且体现在人通过社会关系实现自我认同和价值确认的过程中。社会关系为个体提供了实现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的平台,同时也是个体表达自己、实现自己潜能的舞台。再次,人的自我意识使人类生命具有超越性。意识作为人的生命的有机构成和内在标志而存在,“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③。人和动物同样从自然界获取食物和水源得以生存,通过性行为得以繁衍后代;但本质上来说,动物是本能的、无意识的,而人类进行的是有目的的、有意识的、有感情的实践活动。实践活动与动物的本能活动是不同的,它们的区别不是“动”不“动”的问题,而是以什么方式“动”、蕴含着什么内容的“动”的问题,人的实践活动是“主动的”,之所以“主动”,是因为人有“自我意识”。人的思想赋予了人类活动以创造性和目的性,这不仅改造着物质世界,也体现了人的生命具有超越性,说明了人之区别于动物并高于动物的原因在于人的精神特质。意识作为自我意识,首先是意识到自己生命的有限性,因而执着于对生命有限性的克服,自觉地追求生命的无限性,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反思探索自身生命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展现人类生命的超越性禀赋。马克思将“现实的人”视作把握生命存在的逻辑起点,深入探究了工业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内在运作,并对工人阶级的生存境遇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性分析。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是人的一种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是人类通过自身努力占有和改造自然的过程,是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背离了其本真含义,转变成了一种异化劳动。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对工人来说,劳动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别人的,劳动不属于他;他在劳动中也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别人的。这样,在资本主义制度统治下,工人的生命异化现象严重,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被置于异化状态,生命的整体性意义遭到了无情扼杀。自然界作为人的生命活动和劳动的对象,是生命活动得以展现的感性的外部世界,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场域。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工人作为依赖工资生存的劳动者,处于一种全新的强制异化关系中,自然界“越来越不成为属于他的劳动对象,不成为他的劳动的生活资料”,工人的生命活动逐渐脱离自然界,进入了资本主义塑造的商品世界。而在资本主义商品世界中,工人通过劳动为社会创造的财富越多,工人自身离财富却愈加遥远,工人生产的产品越多,他所能消费的产品越少,工人的生活也就越贫穷,工人创造出来的价值越多,他自身就愈加没有价值,人的世界随着物的世界的增值而不断贬值。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互异化。马克思认为,人同人相异化广泛存在于现实的社会关系中,原本平等自由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的控制和奴役。工人的生命被商品化为资本增值的生命力,成为机器的附庸,工人的劳动产品被资本家所占有,“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被完全异化,人人都把别人只当作手段,整个社会处于一种尖锐对立的状态,人类社会陷入了利己主义、道德丧失和精神无依托的生存困境。传统哲学不能真正从社会历史哲学的视野理解人的生命,认为人的生命只是一个被给定的、抽象的甚至被随意肢解的客体。马克思则以唯物史观去理解生命,指出人的生命是在具体的社会历史中生存和发展的,人类必将扬弃资本主义的宰制,全面占有自己的生命本质,实现生命价值的复归。依据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人类社会按照“人的依赖”—“物的依赖”—“自由个性”的阶段发展,人类生命的存在方式也在各个发展阶段呈现不同的历史特征。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由于生产力不发达和交往范围的局限,人“总是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尽管与自身的劳动保持一致性,但人的生命仅仅处于一种有限满足和有限发展的不自由的境遇。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一方面,财富的涌现和资本的野蛮扩张在某种程度上使人类超越了传统生活方式的限制,激励个体相对更为全面和充分地发展。而另一方面,人的生命内在本质充分发挥被抽象的“物”所奴役与支配,表现为彻底的虚无;人的生命处在普遍的对象化的过程,表现为全面的异化,为了纯粹的抽象外在目的而牺牲了生命本身的目的,无法体验生命的崇高价值和意义尊严,造成了人与其整体性生命存在之间的分裂状态。而在共产主义社会形态中,物质财富的充裕和精神世界的充盈,为人的生命解放状态构建提供了可能。共产主义社会不仅超越了前资本主义社会物质的匮乏和交往范围的局限,同时也超越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被抽象的“物”所支配和压抑的异化状态。在这一社会形态下,“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实现了人的生命存在的整体性与和谐性。马克思通过对“生命—技术—自然—社会”的动态历史演变进程的分析,说明人的生命与技术的关系。马克思认为技术作为人体器官的延长,是人将自身特性外化到自然界之中,同时也是自然界人化的过程。技术本是人的生命的本质力量具象化,是人的生存实践活动(劳动)的内在力量。“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却往往变成了异己的力量,统治和奴役着人的生命,钳制生命本质力量的实现,致使生命处于不自由的总体性异化状态。然而,技术异化并非技术本身的问题,而是技术在特定社会制度下的应用问题。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认为这种制度将技术作为资本增殖的工具,导致了人的劳动异化和生命异化。“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在资本主义逻辑下,技术发展带来的生产力提升并没有为工人带来福祉,反而加剧了他们的异化状态。同时,马克思秉持着进步的历史乐观主义,反对复古主义者倒退回旧时代的观点,强调生命价值需要在积极有为的生命实践中实现。技术是人类主动自觉地改变受动状态的生存方式,生命的解放是通过技术实践,并不断扬弃异化的历史过程实现的,这展示了马克思生命观的历史理性和辩证法思想。智能技术所造成的人的生存困境是一种历史现象,必将随着对人的生命的异化扬弃而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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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整体意义的实现:人工智能的发展进路
人的生命存在不是僵死凝固的,而是在具体的历史实践中不断生成演变的。人工智能技术虽然威胁着人类生命的整体性发展,但其中也辩证地蕴含着重构人类生命的内生力量和实践路径。探索人工智能时代实现人类生命整体价值的可能路径,构建“以人为本、人机协同”的生命解放形态的智能社会,既是对现代技术进步的积极响应,更是对人类生命的形态演化、主体地位、尊严价值的深刻反思。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类作为存在者,其生命形态与社会发展紧密相连,呈现出动态的演化过程。人的生命并非静止的存在,而是在历史脉络中不断演进,融合过去、现在与未来,形成连续的生命发展轨迹。生命的起源可追溯至非生命物质,其演化受物理化学反应、基因突变和自然选择的驱动。然而,随着人类文明的兴起,自然演化模式被技术革新所扩展,人类开始运用技术主动适应环境并改造环境,实现了生物学演化之外的新可能性。从石器时代的简单工具到互联网时代的智能技术,人类社会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技术进步显著地增强了人类改造世界的能力,但这种能力的提升并未与人类自身的生物进化同步。现代社会中,人体结构与现代生活环境之间的不匹配现象日益凸显,引发了诸多结构性问题,暴露了技术发展与生物进化之间的矛盾。智能时代的来临,为人类主动塑造生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技术革新不仅重塑着人类的生命存在形态,而且预示着人机共同演化的深远未来。未来学家库兹韦尔对技术与人类生命融合的前景持乐观态度,他认为,“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与不断发明中的智能技术融为一体。我们血液中的智能纳米机器人会保护我们的细胞与分子,进而维持我们的健康。这些纳米机器人还会通过毛细血管进入大脑,并与我们的生物神经元互动,直接扩展为我们的智力。这并不是很遥远的事情。”然而,人机融合也引发了对人类身份认同和生命本质的深刻反思。一些担忧者认为,过度依赖技术可能使人类失去对生命固有价值的理解,将生命视为可操控的机械实体。然而,这种观点也忽略了生命作为一个动态和历史性过程的本质。在尊重生命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利用智能技术改造并增强生命体的能力,是符合生命价值尺度的。“人机协同、人机融合将成为人类劳动形态发展的趋向。人机交互、人机融合、智能共享将催生更强大的人类智能,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人。”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人工智能是人体功能的延伸和智能化手段,而非替代人类的存在。我们不能让生命完全物化,成为单纯的智能化机器人,但生命的发展也从来没有离开过物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因此,探索智能技术在生命改造的应用时,我们应在充分理解和评估其潜力与风险的基础上,保持对生命的尊重和敬畏。这样,我们才能实现技术与生命的和谐共生,推动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塑造一个既尊重生命本质又充分利用技术潜力的未来。(二)规范智能技术社会应用,重塑主体生命的社会交往在智能时代,规范智能技术的社会应用对于重塑人类主体生命的社会交往至关重要。智能技术从诞生之初就与资本结合在一起,与不断追逐利润的资本具有同构性。资本的本性是逐利,而技术的目的是实现人的物质追求。“资本的逻辑是求利的逻辑,技术内在追求利益和利益最大化的特点和资本追求增殖本性形成内在的共契,甚至可以说是共谋。”当资本逻辑主导智能技术的发展时,技术的创新与应用可能会偏离其服务于人的初衷,导致人的真正社会交往需求被忽视。因此,制定合理的政策和规范,引导智能技术的人本化设计和应用,显得尤为迫切。社会并不是一个空洞的抽象概念,社会关系的培育与健全需要主体的共同相互承认和技术应用的合理辅助,重新定位人工智能在社会交往中的角色十分关键。“人工智能作为一种‘人为的’和‘为人的’的本质性活动”,它不能仅被视为一种技术工具,还应充当主体间交往的重要媒介,充分尊重人类的主体地位,避免技术的滥用和对个人生命活动的侵入,防止形成单向的虚拟圈层,避免脱离实际的、主体间的虚拟交往。不管是“拟人性”还是“虚拟性”的技术,都是为人的真实交往提供服务的,而不是使其成为“非生命”的交流主体或交流主体的非生命化。通过智能化的交流平台和工具,人们可以跨越地理和文化的界限,实现广泛的交流合作,建立人与人、人与机器、人与社会之间理性的交流机制,帮助人们更深入理解和拓展自我和他人的世界,促进个体的社会属性的发展,满足人的社会交往需求,消除人工智能对生命社会属性的消解。此外,人机交往不仅需要考虑技术层面的优化,更需要关注人的情感因素。在算法决策中,应将人的情感纳入考量,以实现人机协同的良性互动。也就是说人工智能的设计和应用应当更加关注人的情感因素,促进人机之间的情感共鸣与理解,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客观效率和功能的追求上。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框架内,生产方式被赋予了塑造社会结构和个体生命存在的决定性角色。“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由此可见,人的生命的形态与现实的生产方式和科学技术密切相关。高度自主化的智能技术的科学运用也可能帮助人们超越受制于资本逻辑统治的异化生命存在状态,创造生命解放的条件,使人类真正占有“整体性生命存在”。首先,人工智能的发展预示着物质财富的不断增长,为生命的生存和发展提供物质基础。智能技术的智能化和自动化特性显著地提升了生产力,优化了资源配置,引领人类进入一个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发展阶段。这有望使人类摆脱前资本主义时代的物质贫瘠状态,克服资本主义时代中人们受制于“抽象的物”的统治状态。其次,人工智能为占有人的“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节省了大量的劳动时间,使人们充分享有自由活动时间。马克思说:“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人工智能全方位赋能物理现实、虚拟应用和人体机能,并已经广泛运用于医疗护理、工厂车间、经济金融、教育教学等领域,将人们从机械繁琐的体力和智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大量的自由时间。生命的解放并不仅仅是让技术来替代人类的劳动,还让人类能够更加自由地思考、创造和实现生命的存在意义,使其能够更自由地投入更加富有创新力、开放性的劳动活动和审美活动之中。再次,人工智能的发展不仅改变了人类与世界的互动方式,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类的认知方式和价值取向,同时智能技术所赋能的强大生产力正在深刻地塑造着新的智能社会文明形态。人工智能的发展深刻影响着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它超越了仅仅作为生产工具或技术手段的角色,促使人们重新审视人类生命存在的本质和意义。通过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对话与合作,人类可以开拓出更加丰富、更有意义的生命体验,推动人类社会走向更高级的形态,实现个体生命与世界之间更加深入的共生联系。智能技术对人的生命的影响本质上取决于人们所秉持的价值原则和伦理规范。如果人们仅仅是奉行功利主义原则,无限放大人工智能的工具理性,那么可能会导致一部分群体的利益空间被挤压,形成所谓的“无用阶级”或者“数字穷人”。在这种情况下,人工智能不再是服务于人类的工具,反而成为威胁人类发展的异己力量。海德格尔认为:“如果我们把技术当作某种中性的东西,我们就最恶劣地听任技术摆布了;因为这种观念虽然是现在人们特别愿意采纳的,但它尤其使我们对技术之本质盲然无知。”技术不应仅仅被视为工具,它同样具有人类的目的性和价值性。在人工智能的设计中,开发者和决策者的主观偏见和潜在歧视可能以编码的形式隐匿其中,这可能导致人工智能系统在输出中体现出不公平性和偏见性,侵犯人的生命尊严和安全。迈克尔·桑德尔在《反对完美:技术与人性的正义之战》中探讨了科学技术改造人的生命的问题,分析了人性面对的伦理境况的抉择及其可能引发的各种后果。他主张正当合理地使用科学技术来改善生命,而不是无理性地滥用技术去追求完美。因此,如何恰当地把握技术使用的“度”,关键在于确立技术背后的价值取向,并采取措施确保人工智能的设计和实施符合基本伦理准则和社会正义原则,确保其系统不仅符合人类的利益,而且符合人类的道德标准。总之,智能技术使人类社会进入了人工智能时代,智能化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对人类的生命造成新的冲击。如何发展人类生命与人工智能的良性互动,如何使人工智能有助于丰富人类生命的意义,关键在于人类自身的智慧和选择。当“认识你自己”这个古老命题在人工智能时代以一种新的方式摆在人们面前时,构建“以人为本、人机协同”的文明社会,也许是将生命的内在激情和创造力激发出来,实现人类生命整体价值的可能路径。
⭕️文章来源：《浙江学刊》2024年第6期，注释从略，如需阅读原文，请移步《浙江学刊》。本文版权归作者和期刊所有，本文仅享有编辑排版权，文中观点不代表本公号。⭕️“学术匠”开设了投稿交流、新书咨询和学术交流类社群，有意愿参与社群互动或交流相关学术资源的学人可以在文末扫码入群或添加小编VX：XueShuJiang001，纯公益、不商业，因此也谢绝一切商业机构或相关个人营销与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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