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武举制度创始于唐代武周朝长安二年（702年），是武则天始创选拔武将的武科考试，旨在选拔有武艺的人充当军队储备人才，至清代时改称武科。
历史上武举举办的次数并不多，自唐代开设至清末科举制度废除，一共进行过约五百余次。相对于文科举，武科举历来较为不受重视，历朝的武举时而被废，时而恢复，这与古代传统文人社会的重文轻武有关。
武举兴盛是在明清两代，明代武举创制最早，但并没有一套完善的制度。到了清代，朝廷大力提倡，使得考试制度逐渐完善，录取相对公正，因此民间习武者对武举考试也较为重视。但是清代的武科考试，较为侧重应试者的身体素质，而对于军事理论方面缺乏重视与培养，这也为近代中国军事落后埋下了严重的祸根。
唐代武周朝长安二年（702年），朝廷“诏天下诸州宣教武艺”，并确定在兵部主持下，每年为天下武士举行一次考试，考试合格者授予武职。当时武举由兵部主持考试，考试科目有马射、步射、平射、马枪、负重、摔跤等。
到了宋代，武举开始被纳入国家科举体系，确定了考试的程序，分外场考武艺、内场考策论兵书的考试办法，武举制度臻于规范。
宋代规定武举不能只有武力，还要考问军事策略，比如孙、吴（孙子、吴起）兵法武科类理论等。宋以前并没有“武状元”之设，历史上首名武状元产生于宋代神宗年间，为福建人薛奕。历史上由武举出身的著名武将有唐代的郭子仪，北宋抗金将领徐徽言等。到了元代，蒙古朝廷采取了民族压迫统治政策，为杜绝汉人群体习武，因此武举选拔废除。
明代之后，武举考试又重新举办，且制度日渐趋于完善。成化十四年（1478年），根据太监汪直的建议，以文科为参照，同样设武科乡、会试。弘治六年（1493年），武科定为六年举办一次，先考策略，后考弓马，文科策略先行筛选，通过者再试弓马，未久，又改为三年一科。由于明代武职多半由世荫承袭，加上由行伍（参军）起家者，武举只是补充形式，所以明代武举录取的人数并不多。
清代制度上基本沿袭代的考试程序和办法，但形成了一套相对完善的考试流程和规则。一般来说，从一名普通的百姓，到科场扬名，考试大致分四个等级进行。
一是童试，在县、府进行，考中者为武秀才。
二是乡试，在省城进行，考中者为武举人。
三是会试，在京城进行，考中者为武进士。
四是殿试，会试后已取得武进士资格者，再通过殿试（也称廷试）分出等次。殿试的规格最高，一般由皇帝亲自主考。考试揭晓后，在太和殿唱名，西长安门外挂榜，并赐给武状元盔甲。然后由巡捕营护送武状元归第，炫耀恩荣。次日，在兵部举行盛大的“会试宴”，又赏给武状元盔甲、腰刀等，赏给众进士银两等。
殿试后共按综合成绩分出三等，称为“三甲”。一甲是前三名，头名为武状元；二名为武榜眼；三名为武探花。前三名尊称“鼎甲”，特赐“武进士及第”。二甲约十多名，赐“武进士出身”。三甲赐“同武进士出身”。
不同于文科举的是，武科选拔而出的人员通常直接授予官职，且官职品阶相对于文科可谓悬殊较大。例如顺治三年（1646）丙戌科，是清朝武举第一科，当时规定武状元授正三品的参将，武榜眼授从三品的游击，武探花授正四品的都司。二甲授正五品的守备，三甲授从五品的署守备。而当时文状元授官也仅为从六品的翰林院修撰一类的文职京官，其他二三甲的有时连官职都没有。
到了康熙年间，武举授官有所变动，改为一半授营职（外派武官），另一半授卫职（宫廷侍卫）。雍正五年（1727），规定武状元授御前一等侍卫，武榜眼、探花授二等侍卫。再从二甲中选头十名，授三等侍卫，其余全在兵部注册授于守备等营职。虽然授官有所变动，但所授品阶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更。
清代武科举考试流程和明代相反，则首先考核武课。第一场试马步射，马射二回六矢，中三为合，步射九矢中五为合。第二场比力气，包括拉硬弓、舞刀、举石。弓分八、十、十二力；刀分八十、一百、百二斤；石分二百、二百五十、三百斤。
武课考试合格者才能进行笔试，各级别的考试皆如此。武科举笔试又称“程文”考试，也称“内场”。最初是考策、论文章，“策”相当于问答题，“论”是按试题写一篇议论文。顺治朝定策二篇、论二篇，题目选自四书和兵书。康熙朝改为策一篇、论二篇，策题出自《孙子》《吴子》《司马法》三部兵书，论题只从《论语》《孟子》中出，考试难度有所降低。乾隆时，又改为策一题，论一题，题目都选自《武经七书》。内场考试对大多数武人来说，比外场考试更难应付。
到嘉庆朝，考虑到武人多不能文，所考策、论多不合格，而不少外场成绩突出者又往往败于内场，于是便废除策、论，改为按要求默写《武经七书》中一段，通常只一百字左右。正因文科笔试制度松弛，使内场考试的水平越来越低，最后差不多只是形式上的存在了。
武科举的没落
武举制度的衰败到最终退出历史舞台，与大清帝国的命运始终息息相关。自鸦片战争后，连年的御侮战争中，显露出武举人材并不能适应新的战争要求，除了冷兵器时代的装备落后以外，最为重要的还是武举产生的人员缺乏综合性的军事素养。然而整个朝廷上下墨守陈规，还在一味开展落后的武举考试，贻误了与时代接轨的时机。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军机大臣荣禄首先提出废除武举考试，他曾上书光绪帝道：“自火器盛行，弓矢已失其利，习非所用，与八比试帖之弊略同。积弱之端，未始不由于此”，并主张创设现代化的武备学堂，以西洋军事课程培养新式军人。然而荣禄的建议并没有得到大多数朝臣的响应，依旧在数年后照例举行武举考试，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武举会试，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武会试。
不久后，随着改革的呼声愈高，到了光绪二十七年（1901），武举制度宣布废止，最终走下了历史的舞台。只可惜为时已晚，在仅仅十年后，大清帝国便宣告灭亡了。
值得一提的是，武科举在中国漫长科举历史中，始终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纵观古代科举史，通过文科举登科出身的名宦权臣、文贤巨儒比比皆是，而通过武科举登科出身的名将武官却如凤毛麟角。其原因无非有二，一是文人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重文轻武思想，再者是武举制度自身存在的弊端。
武举出身者，虽有万夫莫敌之勇，但实际上缺少更具综合性的军事素养，很难成为运筹帷幄的将帅。虽武举出身所授官职品阶较高，但往往被委任为一些闲散官职，而一些重要的军队官职却长期被军功世家所承袭。因此，只靠简单且落后的选拔方式，最终造就的也只有个人功名之荣光，却始终难担强国御辱的历史重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