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堀田善卫（1918~98）

中岛健藏在以上文字中解释了第二次访华作家的派遣其实是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与日本文艺家协会经过共同协商后决定的结果。1956年3月23日，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在东京丸之内的工业俱乐部成立，中岛健藏被选为理事长。同年11月，青野季吉、久保田万太郎、宇野浩作为第一次文学代表团成员前往中国。翌年11月，以山本健吉为团长的第二次日本文学代表团访华。这些由日中文化协会中心策划的活动，其实是对建国之初周恩来倡导的中日民间交流路线的积极回应。

追根溯源，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之所以能够成立，其本身就是日本前首相片山哲与中国总理周恩来进行政治交涉的结果。1952年，周恩来提出“以民促官”的对日外交方针，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与日本贸易界签订的第一次中日贸易协定开启了破冰之旅。此后一系列的民间外交活动更是推进了日本国内对新中国的关注与讨论热潮（马场公彦，2015:145-151）。在文学文化交流方面，据中国外交部所藏档案（105-00213-04），1955年11月15日片山哲作为日本宪法拥护国民联盟的代表到访北京，次日拜会周恩来，27日与中国人民对外协会代表签订了《文化协定》。双方就战争赔偿问题、中日贸易问题、日本的战犯及被征用的日本人遣返问题、亚洲安全保障问题、中日航路的开通问题、中日技术合作问题等政治经济问题进行交涉。与此同时，也将文化交流，尤其是与中国对外文化协会签订文化交流协定视为重点问题。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由此应运而生，从而促发了上述的日本文学代表团的访华活动。

但是在此，我们不得不指出一点，第二次访华文学代表团的成员，即山本健吉、井上靖、多田裕计、十返肇、中野重治、堀田善卫、本多秋五虽然都是中岛健藏所谓的“中坚骨干”，但他们的文学倾向与政治立场实际各不相同。日本文艺家协会之所以决定让他们代表日本的文坛和批评界，目的在于以此为契机展开战后的中日文学文化交流活动。换言之，此次文学文化交流活动是在美苏冷战、日美同盟、中日无邦交这样一个极为特殊的政治形势下，经片山哲和周恩来的积极推进，为促进中日交流、实现文艺统战这一政治目标展开的，故而不能流于文字表面的“文学交流”，其中潜在的政治性意向更是不容忽视。

无产阶级文学家中野重治在随笔集《中国之旅》（1958）中明确体现了他此行与中国进行“政治统战”的使命感。（杨雪，2021：11）他说：即便站在与政治完全对立的文学立场，他也能明显感受到岸信介跟随美国，使用冷战思维对新中国采取围追堵截的不正当行径。因此，从属于政治的文学，必须有所作为。（中野重治，1978:370-372）显而易见，中野重治在此把文学下置于政治，以至于后来被川村凑评价说这一点妨碍了中野对中国“宏大现实”的认知。（川村凑，1995:22）

与之不同，艺术派立场的本多秋五在访华归来的第三届《学苑》刊行纪念文艺演讲会（1958）上，坦诚了自己的心路历程，并对中国的“文学和政治关系”颇有异议。他说原本以为是和中国的文学家进行对话，却发现没有中国文学的专家参加，文学的交流也没有想象中的顺利。在中国感受到的触动，大多来源于文学之外。其中最发人深省的就是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本多秋五，1995:255）也就是说，不论是主张文学服务于政治的中野重治，还是主张把政治摒弃于文学之外的本多秋五，皆察觉到这次的文学交流活动充满着令人无法忽略的“政治”色彩。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所藏的第三次日本文学代表团的接待方针（105-00436-01），即所有的文学交流活动都着重强调政治接待、强调文艺统战工作，或许可佐证同时代中国政府接待日本文学代表团的基本立场。中国方面认为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派遣该团来访，显系想加强他们反对日美安全条约的斗争，并扩大日本文艺界的统战工作，因此不能作为普通的文艺代表团来看待，应该以日本有代表性的、进步的，且对反对日美军事同盟条约斗争具有贡献的代表团来予以对待，从而在招待计划中明确规定要“着重政治接待”。

就上述日本第二次文学代表团成员对中国的认知反应而言，或许他们在出发之前未能“统一”各自的政治力量，也未能明确“政治与文学”应该如何的问题。事实上，自1956年下半年开始，日本反安保条约运动日趋激化，不仅日本媒体，就连中国媒体也进行了大篇幅报道，《人民日报》和《人民文学》刊载了诸多“支持日本人民”的文章。在这样的社会形势下，中国方面对第二次日本文学代表团的接待方针基本立足于支持日本反美运动、加强文艺统战的政治立场，具体表现为宣传中国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路线、百家争鸣、革命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的创作方针、过去的斗争经验，并展示工农业社会建设的三面红旗，向他们传授中国革命的成功经验等，其中浓厚的政治气氛毋庸赘言。

二、第二次日本文学代表团访华行程梳理

所谓第二次日本文学代表团访华，是指1957年10月26日至12月4日，山本健吉、井上靖、十返肇、堀田善卫、中野重治、多田祐计、本多秋五，以及日本文艺家协会的小畑真一和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木村菊男的中国之旅。考察这次访华日程也主要依据以上成员在访华结束后写下的文字资料或参与的座谈会记录。堀田善卫的《在上海》（1958）、中野重治的《中国之旅》（1958），以及本多秋五和山本健吉等同时期散发在各大报刊的文章，皆以评论或随笔的方式断片性地呈现了他们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井上靖的《朱门》（1959）则以小说的形式描绘了此次中国之行，小说本身的虚构性一般让人难以采信，在此只是将它作为与其他记录对照的辅助材料。其他如中岛健藏的《点描·新中国》（1958年），也以照片和文字的方式记录了他与第二次文学代表团成员同期但不同行的中国访问。

遗憾的是，以上成员们留下的文字作品大多是断片式的场景描写或事件评论，缺乏完整的行程记录，因而无法让研究者获悉他们与中国或中国人的接触动态，进而难以把握成员们对中国这一他者的叙事重点放置于何处。另外，由于这次访华行程模糊不清，致使各作家的研究者将其大而化之，笼统地归于“友好访问”。如卢茂君（卢茂君，2019）把井上靖的1957年访中简括为“行程从首都北京经由上海最后一站是广州”的旅程。

为了完善1957年第二次文学代表团的访华日程，笔者造访了日本神奈川现代文学馆所藏的堀田善卫文库，找到了一册类似记事本的手册，内有“中国访问札记”（t/H04/220/00093347）。其中记录了自1957年10月26日到11月3日的行程，以及11月30日在武汉的安排，也就是说11月3日至30日之间存在空白。不过，这里的空白部分可以依据中野重治、本多秋五、山本健吉等人的文章来进行整理。以下将撷取各成员在文中的零散信息，对其进行梳理，最大限度地还原1957年第二次文学代表团访华行程全貌，从而掌握各成员对新中国的关注要点。

首先是出行，堀田善卫在册子中详细记录，他们是1957年10月26日晚11時45分从羽田机场出发，10月27日8点抵达香港，中国旅行社带他们从九龙站花一小时到深圳罗湖，等了20分钟过境进入深圳。10点半，与中国人民对外协会的王继平见面。中午12点从深圳出发，下午3点到达广州，入住爱群大厦。但他并没有提及中野重治在《中国之旅》（中野重治，1978：423）中所记的韩北屏带领他们参观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镇海楼和人民体育场之事，只是在记事本上留下“韩氏亲切”的字样。另外，还列记了当晚由中国对外文化协会广州分会举行的欢迎宴会，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理事王起、中国作家协会广州分会常务理事韩北屏、陈素云、欧外鸥、李育军、韩于西等人出席宴会。

继而是去往北京的行程。堀田在10月28日的日程里用繁体汉字记录着“6时半起床，7时发8时27分北京行。”然后10月29日用日语写着“11时武昌着（临时停车场），坐巴士去参观长江大桥，坐巴士去汉口，惊叹于百货大楼、城市的情况。1:06汉口发”。10月30日的记事本上写着：“晚8:10北京着 漂亮女子迎接 北京饭店的6楼 晚上 郭劳为请客（对外文化协会日本科科长）。”此处数行文字无从辨认，予以省略。由此得出这几日行程的大概：10月28日8点27分坐火车从广州出发，10月29日11点多到达武昌，参观了武汉长江大桥。随即下午1点多从汉口出发，于10月30日晚8点10分抵达北京，入住北京饭店6楼。中国对外友好协会日本处处长郭劳为举办接风宴以示欢迎。他们一行到达北京的时间，可以从《人民日报》（1957年10月31日）刊载的简讯得到确认。至于途中参观长江大桥一事，本多秋五在《白色梦想之桥》中也做了详细描写，但本多记录抵达武昌的时间是11点半，与堀田的记载略有出入。

随后的10月30日至11月10日的十一天里，第二次日本文学代表团成员逗留北京。不过，如前所述，堀田善卫的行程记录停笔于11月3日。他在10月31日的日程里写着：“8时半起床，在6楼客厅行程商讨会 郭 王 董德林 叶谓（原文-笔者注）渠 军翠霞（女） 12时 老舍 阳翰笙 田汉 欧阳予倩 萧三 谢冰心 严文井 田间、楼适夷、邢野 作家协会与文化协会住所 和平宾馆121 坐巴士， 文教地区建设 5时天坛 去祈年殿 1时晚会，欣赏京剧 人民剧场 无底洞 井上欠席 ”。结合井上靖的《朱门》（井上靖，1959:132-148），可以大致整理出10月31日的行程安排：早上与叶渭渠等商讨日程安排，中午12点去和平宾馆参加作家协会与文化协会举行的欢迎会，与老舍等作家见面，然后市内观光，去了郊外的文教大学区。下午5点参观天坛后，去人民剧场观赏京剧。井上缺席。

在11月1日的行程中，堀田记：“午前上海、郭　王　山本　木村　小畑　午后　鲁迅博物馆与旧居文物　新华社女摄影师　夜　东安市场内的吉祥戏院　本多与我外出　没见马连良”。此处的“午前上海”意味不明，关于参观鲁迅故居一事，中野重治的《中国之旅》（中野重治，1978：438）和井上靖的《朱门》（井上靖，1959:149-150）中均有介绍，也略微提及了晚上去吉祥戏院看四川剧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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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故宫博物馆

源于『点描·新中国』，中島健藏，東京：六興出版部，1958

11月2日，堀田记录：“紫禁城 故宫博物院 中法合同摄影 ‘风筝’（中略）5时　在田汉宅与梅兰芳、欧阳予倩宴会　欧阳氏6时回去、喝了茅台后胃好了 田汉夫人 半身不遂 “渔光曲”作词者　抗日大力”。井上靖在《朱门》（井上靖，1959:151-156）中详细描述了一行人参观故宫之事。至于晚上去田汉家赴宴之事，却只字未提。而堀田善卫却对田汉夫人安娥印象深刻，甚至在《在上海》中引用了其作词的《渔光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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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十三陵的入口‍

源于『点描·新中国』，中島健藏，東京：六興出版部，1958

11月3日，堀田的记事本上留下了“9时半―10时、八达岭万里长城 居庸关约2时间（中略）在八达岭吃中饭　2时左右　出発　明十三陵的长陵坎坎”。表明这日他们主要是爬长城和参观明十三陵，可《朱门》（井上靖，1959:158-165）只描写了去长城的经过。中野重治在《北京大学的午后》一文中对这几日行程倒是有笼统提及。

自11月4日至10日的行程，主要参考中野重治和本多秋五的文章。根据中野重治《在北京大学的午后》（中野重治，1978：458）一文的记载，他们于11月4日访问北京大学日语系，并与陈信德、徐祖正、钱稻孙进行了交流。11月5日上午，一行人前往中国作家协会，与周扬、萧三、王任叔、楼适夷、邢野等人会面，关于这次会面，本多秋五和山本健吉曾多次提及，将在后文中详细说明。其后，本多秋五和十返肇去北京大学以“战后文学”为主题做演讲，本多秋五的演讲题目为《战后文学的阅读方法》。

11月6日上午，全体成员访问中国文学改革研究委员会，晚上参加了在北京体育馆举行的纪念苏联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晚会，这两个活动分别在中野重治的《中国之旅》和《在北京大学的午后》（中野重治，1978：462）中有所提及。而井上靖在《朱门》中对于十月革命纪念晚会做了详细的描写（井上靖，1959:175-178）。11月7日的重大活动是下午参加天安门城楼庆祝苏联革命四十周年的庆典（山本健吉缺席），《朱门》（井上靖，1959:178-190）同样详述了此事经过。

11月8日上午访问中央民族学院，下午访问戏剧学院（中野重治缺席），并于晚上与本多秋五去文化部拜访夏衍，及在东来顺就餐等诸事，这日行程只有《中国之旅》稍有提及。此外，《中国之旅》还（中野重治，1978：440）提到，11月9日山本健吉和中野重治去北京大学演讲，其主题分别为“柿本人麻吕、松尾芭蕉”和“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并于该日深夜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中岛健藏夫妇抵达北京等事。尤其对11月10日上午，中岛健藏与日本文学代表团成员一同前往中国作家协会签署了《共同声明》一事，进行了详细说明，与对此事闭口不言的其他成员形成鲜明的对比。

11月10日，日本文学代表团成员与签署完共同声明后，乘坐下午4点40分的火车奔赴上海，并于11月11日下午抵达上海，入住锦江饭店（中野重治，1978：395）。另据本多秋五的《生活与文学》（本多秋五，1995:251）的记载，代表团在杭州游玩了两天，苏州一天，并于11月20日离开上海。在上海停留的八日间，根据《朱门》（井上靖，1959:199-201）提供的线索，他们于11月12日上午坐车市内观光，去了上海大厦、人民剧院、玉佛寺等地。又据堀田的《鲁迅之墓》记载，11月12日，中野重治、多田裕计、本多秋五探访虹口公园的鲁迅墓地；堀田善卫则访问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并发表演讲，后与唐弢、叶以群、芦芒、杜宣、刘知侠、肖岱、章靳以等作家会面。又据中野重治的《中国之旅》（中野重治，1978：419），可以了解到他们于11月13日参观了旧上海以贫民窟出名的普陀区石灰窑，解放后改为曹杨新村，是上海第一个劳动人民新村，后去永安百货听取了总经理郭琳爽的介绍。山本健吾、井上靖和十返肇则是去参观了海燕照相馆。14日一行人转道去苏州，15日去杭州，16日游览西湖，参观岳飞像、秋瑾故居。17日回上海，20日下午6点40分离开上海。

本多秋五在《从上海至重庆》（本多秋五，1995:159）之中提及，代表团成员在离开上海之际，分成两队。第一队的山本健吉、井上靖和十返肇从上海坐飞机经广东和香港返回日本；第二队的中野重治（新任团长），堀田善卫、本多秋五、多田裕计则转道去往重庆，其路线为上海→重庆→成都→重庆→武汉→广州，直至12月4日经由香港抵达日本羽田机场。

关于第一队的返程，井上靖在《朱门》中有详细描述，但因为这部分的人物和情节多为虚构，又无足够的佐证资料，而不予采纳。第二队的重庆参观等行程，在中野重治的《瘦小的人》（中野重治，1978：473-477）和本多秋五的《重庆的印象》（本多秋五，1995，326-345）等文章中皆有大篇幅讲述。前者的关注点在于与重庆作家曾克的见面，而后者的关注点则在于覃家岗农村合作社的见闻。中野重治、堀田善卫、本多秋五、多田裕计在重庆的三天里，访问了第一个人民公社即覃家岗的“红旗公社”，与合作社社长郑湘辉、乡长杜永霞、生产队长刘素贞进行交流，并参观了重庆第四十一中学、重庆博物馆、重庆市人民大礼堂等地，与中国作家协会四川分会副主席曾克等进行了交流。在成都期间，参观了都江堰、灌县县政府、成都博物馆等，并约见作家沙汀。结束成都的参观后，一行重新回到重庆，坐船前往武汉，经停万县，在万县的茶馆听了评书“民族英雄施国难”。再次到达武汉，根据堀田善卫的笔记，他们于11月30日在武汉考察了大型机械工厂及该厂工人住宅。后坐汽车前往广州，参观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

概而言之，根据堀田善卫的记事本、代表团成员们留下的文字记录，可以粗略整理出第二次日本文学代表团成员的整个访华行程。前半段的旅程较为完整，而后半段中野重治、堀田善卫、本多秋五、多田裕计访问中国西南部的行程，则因资料贫瘠只能勾勒出其大致足迹，需进一步考察。不过，大致可知道这次代表团的旅行轨迹涵盖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风景：一是抗日革命历史类，二是商业贸易类，三是传统历史文化类，四是农村建设类，五是工业生产类，六是城市生活类。由此可见，中国接待方择取典型性景点，旨在向日本作家们全面展示中国的抗日革命胜利成果与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城市与农村民众的新生活。

然而，这些于中国人引以为豪的风景，除却覃家岗、长江大桥等少量景观在日本文学代表团成员的作品中留有深刻的印迹，其他大多数都只是被粗略几笔带过而已。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的关注点基本聚集在对中国社会运动的价值评判之上。这种视线聚焦，难免落入“政治性”的视觉误区，最终因各人的视角差异呈现出迥异的指涉性，形成不同的中国认知。这一倾向在中野重治《中国之旅》中的表现尤为明显。他针对五十年代初期西方或日本的媒体抹黑中国的行为一一进行反驳，由此展现了符合中野立场的中国认知。若说这次旅行中最能洞见成员们各自不同立场与认识视角的事件，那当属11月5日与周扬的见面会。

三、凝视中国风景的多元化视角

承前所述，在日本文学代表团拜访中国作协后不久，本多秋五围绕他与周扬的对话写了两篇文章，即《问周扬氏丁玲问题》与《周扬氏与胡风问题》，在日本引起了轩然大波。前一篇描写他就丁玲受批斗一事询问周扬的情形，以及所得到的三点回复：一是策动分裂、损害团结；二是延安期间写了反党文章；三是自成一派，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本多秋五，1957）在文章末尾，本多感叹“中国文学的政治主义”的强势，对周扬的印象也是“秋霜烈日”之感。而另一篇《周扬氏与胡风问题》，则讲述了他向周扬询问胡风近况的事情。据本多所言，他本想趁此机会再见老友胡风一面，却没料到这一要求不仅被周扬拒绝，还借机被审问胡风在日本的旧事。因而在文末如是说：“这次短暂的旅行让我意识到，自己迄今关于周扬氏和胡风氏的思考，（中略）都不过是作壁上观罢了。我们应该把它切切实实地放到‘土台’中去看待，而关于这‘土台’，希望中国文学的研究者们能有更深刻的分析，分析中国文学中强烈的‘政治主义’”。（本多秋五，1958）以“艺术派”自居的本多秋五，最终把这种知识分子的遭遇归于“文学和政治的关系”，主张基于国家的根底，来思考这一现象形成的根源之所在。

本多秋五的文章在日本引起极大反响，以至于有读者向《新日本文学》的专栏“左脸 右脸”匿名投稿，题名为《胡风问题》。作者在文中揶揄本多秋五对周扬这类“报复心重”的人过于宽容，并且提出不能把胡风问题和丁玲问题看成是与文学无关的政治问题，而应以日本的标准将其明确列属为可以给予文学关心的问题。（匿名，1958：136-137）事实上，除了本多秋五之外、山本健吉也多次在《太阳》等右翼媒体上发表文章，批判周扬的强势态度，并将之“归为共产党的问题”，对此，中野重治不仅在《中国之旅》中作了严厉的批判，而且在参加竹内好主持的座谈会“中国的现实与日本的文学者”之时也颇有怨怼。（竹内好等，1958：166）

四、堀田善卫认识新中国的独特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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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にて』

结语

『堀田善衛全集』

堀田善衛

『堀田善衞 : 乱世を生きる』

水溜真由美

《在华日侨文人史料研究：堀田善卫的上海时代》

 陈童君

『堀田善衞研究論集：世界を見据えた文学と思想』

 竹内栄美子/高橋誠一郎/野村剛/丸山珪一 編集‍‍

『堀田善衞の文学世界』

笠森勇

『日本人にとっての中国像』

竹内実

《战后日本人的中国观：从日本战败到中日复交》

马场公彦 

‍苑崇利/胡亮/杨清淞 译‍‍

『〈戦後文学〉の現在形』‍‍‍‍‍

紅野謙介/内藤千珠子/成田龍一 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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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戦後文学を問う: その体験と理念』

川村湊

MEIKANN丨编辑

夏生、春生丨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