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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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与“爱国”：战后日本的民族主义与公共性》
引言
在这一过程中，后世称为“战后民主主义”的思想潮流发挥了确立共识，指明前路的基础性作用。他们与日本共产党知识分子分庭抗礼，主导了对战争的反思和在此基础上的自由民主主义话语建构。乃至今日人们仍然使用“战后思想”这一极为笼统的说法来指代以丸山为代表的战后左翼进步主义思想系统。
然而在《“民主”与“爱国”》的作者，历史社会学家、庆应义塾大学教授小熊英二看来，到了本书写作的千禧年前后，舆论界对战后民主主义的认识正逐渐模糊扭曲。随着冷战体制的落幕，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再次成为国内国际舆论焦点。无论是“新历史教科书编篡会”和小林善纪这样的右翼历史修正主义者，还是持调和立场，主张“只有首先哀悼本国的三百万战死同胞，才能获得通向对亚洲两千万死者哀悼的道路”的加藤典洋，都将攻击的矛头对准了确立战后观念基调的战后知识人，对其功过是非自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小熊英二看来，这些论战对“战后思想”的理解不仅违背原意，甚至矛盾重重。比如他们有人批判“战后民主主义”是一味追随美国的个人主义，有人又说那是一种共产主义信仰，这显然是不能两立的。然而通过这类历史发明，小林善纪的人气漫画将当代消费社会中的自私自利、道德沦丧归罪于战后改革，成功地在不满于现状的大众之中挑动起了民粹主义情绪。这是作为原西伯利亚滞留士兵之子和前岩波书店编辑，长期濡染于战后思想的小熊所不能接受的。
面对这一状况，作者感觉有必要澄清战后思想的建设性意义，以期能够“把这种潜藏的社会能量导向更好的发展道路上去”（参考作者就本书写作所进行的访谈，中译可参照https://book.douban.com/review/9876352/）。此一动机化作了这本近千页的巨著，它旨在梳理战后日本以“民族主义”“民主”“爱国”“公共性”为关键词的思想话语和社会心性，探讨究竟“何谓战后”、如何把握战后民主主义留下的文化遗产。
战后思想：近代主体的成立与公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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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至右依次为丸山真男（1914～1996）、大塚久雄（1907～1996）、荒正人（1913～1979）、竹内好（1908～1977）
与丸山类似，经济史学家大塚久雄在战后发表的文章《近代人类型的形成》，同样是在提倡一种顺应近代经济组织形式的，具有“自发性”的主体精神。大塚深受马克斯·韦伯的影响，主张战后重建和民主化进程不能仅仅依赖制度的革新，而必然要求一种近代人生活态度的形成。但这并不是一种个人主义或利己主义礼赞，而是在倡导一种具有禁欲苦行色彩的经济伦理。
在小熊看来，丸山和大塚这些被共产党批判为“近代主义”的思想并不是对西方思想的照搬照抄，其所提倡的“近代的个体”并不与“国家”形成对立。丸山提倡以“国民主义”概念来代替过去的“国家主义”，以之来指称一种超越了“个人”和“国家”间对立的可能性。在丸山的福泽谕吉论中，他重申福泽“一国之独立基于一身之独立”的理想，强调当个人能够将公共之事视为自己之事，带着责任意识进行政治参与，那么在他身上“个人主义”与“国家主义”便能同时得以实现。类似的，大塚则认为近代资本主义精神的那种具有主体性的生活态度包含着对社会连带的要求，这一主张未必是其所引用的韦伯理论的原意，而是一种创造性的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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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文学》
图一 战后民主主义观念示意图
“60安保”斗争：战后民主主义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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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岸信介（左一）和美国总统D.D. 艾森豪威尔（左二）在华盛顿特区签署了《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
1960.06.19
该条约不仅构成规定日本从属美国的法律依据，而且使美国可以在日本几乎无限制地设立、扩大和使用军事基地。条约签署后，岸信介宣布辞职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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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议者包围国会议事堂示威
1960.06.18
安保斗争，是指在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签订的日本大规模示威、反政府及反美运动。首次安保斗争发生于1959年，次年结束。此后在1970年又发生了一次安保斗争。这场示威最终发展成为日本现代最大的民众抗议活动。
第二战后：分化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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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至右依次为吉本隆明（1924～2012）、鹤见俊辅（1922～2015）、小田实（1932～2007）
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随着战争体验的风化、经济的日益增长和国家地位的提升，大众的政治关切逐渐降温。第一战后那种进步民族主义理念，逐渐被一种不自觉的大众民族主义（基于国家经济实力增长的民族自豪感）所代替。
与此相对应的，左翼中也孕育出激进反对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思想，年轻一代的左翼学生反感日共的“一国社会主义”路线，并开始对“世界革命”理念产生共感。以吉本隆明为代表的新左翼思想家展开了对日共以及战后民主主义的批判，获得全共斗学生的广泛接受。吉本隆明、三岛由纪夫等年轻一代的战争体验与战败前就已踏入社会的丸山一代人极为不同。这些属于战争受动员主力的“战时派”世代的知识分子在战争中度过了人格形成期，因而他们的意识中往往有一种感觉，仿佛当下的和平是无法长久延续的，动荡和破坏才是常态。自小接受皇国教育洗脑，时刻准备着为天皇捐躯的吉本和三岛都没有实际参战经历。他们常常将自身的战败体验描述为一种突如其来的冲击，伴随着一种价值观的绝对断裂。前一刻还口口声声要为天皇尽忠，杀尽鬼畜美英的教官和师长，下一刻便开始成为宣传美式自由民主主义的急先锋。这种战败体验促使他们产生了对一切权威的彻底怀疑态度。
在高度经济成长背景下，吉本的理论得到激进派学生的广泛阅读，这些战后出生的学生反对日本共产党软化的议会政治方针，并已经对上一代知识分子反复诉说的战争悔恨感到厌烦，强调个人自由和自主选择自己生活道路的权利。吉本作为这种新时代个人主义要求的思想代表，标志着社会对国家政治关心的减少和进入高度增长期后“回归生活”的诉求。而战后民主主义所作出的使“民主”和“爱国”两立的尝试，也因为这种对“公”的瓦解而逐渐失去了可能性。
然而，本书并没有以战后民主主义从历史舞台上的黯然退场收尾，而是转而描绘鹤见俊辅、小田实的思想以及他们所发起的“越平联”运动，展现了战后精神得到传承的面相。鹤见早年赴哈佛大学留学，战后积极从事对实用主义哲学的引介。他后年转向对大众文化的研究，尝试从庶民的生活感受之中到达全人类共通的普遍原则。这种对普遍性的追求既与其民众志向相通，又并不与民族主义相矛盾。在他的哲学观念里，国家机构层次之下存在着古来的民族文化，而民族层次之下又有着更加基础的无法被命名的自己，如果能在这个层次出发重新建构，就可能到达新的世界结合方式，这就是通过民族主义到达国际主义的道路。丸山真男曾指出，竹内好的思想同时是民族主义的也是世界主义的。竹内说直面自身的黑暗面时便能与他人的痛苦相联系，因此自己所处的位置同时也就是世界的所在。在这一点上，鹤见俊辅与丸山和竹内的立场是一脉相承的。
在后来的访谈中小熊提到，如果这本书以新左翼的展开甚至是全共斗运动结尾，不免使得全书的基调过于阴暗。为了“让现在二十岁上下的、什么都不知道的年轻人们读了之后怀有希望”，也“考虑到这本书或许能成为战后史相关的基本文献”，小熊希望在最后留有一个光明的结尾。这就是他以鹤见、小田和越平联的事迹作结的初衷。
总结与阐发
总结全书内容，作者主张战后思想的主体是一种战争体验的思想化。战后思想对战争体验的依赖既带给各个知识-实践领域以共同的思考基础，却也同时是其最大界限所在。丸山等人对民族主义的革新所形成的观念纽带正基于战争反思之上，而其在六十年代后的逐渐瓦解也源于战争体验的日益风化。
在本书的字里行间，常常反映了作者对战后意义上那种“民族主义”之没落的惋惜，以及他试图为战后民主主义辩护并复兴其成就的努力。在结论一章中，他指出战后意义上那种基于共通的战争体验所形成的民族主义并不依托于国家和民族，因而甚至可能成为一种作为变革与反抗原理的民族主义。这一总结无疑最好地点明了战后思潮蕴含的丰富政治能量。然而随着战争记忆的风化，借以统合“民主”与“爱国”，连接主体性与公共性的基础已然瓦解，今日的社会也便不再具有第一战后的主体参与，而更多呈现为第二战后，也即吉本意义上的对“公”的瓦解之后的面貌。这并非只是日本的情况。在后现代状况普遍铺展开来的任何社会中，公共性的消退都在导致主体性的政治参与愈发变得不可能，以及随之而来的犬儒主义的蔓延。
在今日这样与战后迥然相异的环境下，战后民主主义在知识上的遗产如何继承？作者为此作了不少探索，比如在分析当代社会运动的著作《改变社会》中，作者基于后现代/风险社会的当代境遇判断，认为普遍存在的那种无法被既有的党派政治所代表，不受重视的共通感觉，能够成为连接社会大众的全新纽带（参见拙文《今天的社会运动就像一场火锅派对》，《上海书评》2017年7月27日）。
部分也是源于上述这种对象和方法上的偏差，笔者认为作者的考察未能深入地揭示隐藏在战后思想背后的“二重性”问题的呈现过程。这还要从小熊比较“冷淡”“喜欢不起来”的吉本隆明说起。小熊将吉本的大众观念看作一种从草根立场对知识精英的反叛，然而吉本并非旨在推崇“大众”与其“纯粹”，而是在从根底上对未能解决“大众性”问题的日本知识状况展开批判。吉本的出道作《高村光太郎》所描述的诗人高村那种“庶民出生”和“欧洲的知性”之间的矛盾并非孤例，而是吉本的著作中一以贯之的课题。吉本自小受其影响的高村和宫泽贤治等人，无不是在作为平民出生，具有浓厚乡土感觉的同时，又广泛学习西方近代思想的知识分子。这一“二重性”课题因而很早便在吉本心中生根发芽，并贯彻于他此后的整个思想历程。如《转向论》一书中的课题，便是外来的马克思主义教条与日本社会现实之间的不相容性，如何在日本马克思主义者中引发了两种（非）转向；而在《共同幻想论》中，吉本在开篇便表示“日本既不是先进国家，也不是后进国家，这样的日本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思想”，并在研究中同步地援用了列维·布留尔的普遍主义人类学及《远野物语》《古事记》这样的民俗和神话，展开对国家幻想之起源的探讨。这种“本土主体性”与“西方近代化”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虽然在战时思想界便已得到充分问题化，却在战后被美国的影响及丸山等人所举起的“近代化”大旗所遮蔽。“主体性”被简化为一种变革主体，而其作为自我认同的部分则遭到了遗忘。继竹内好之后吉本进一步将日本社会所面临的这种二重性难题提示了出来。
与此同时，吉本所展开的知识批判锐利地暴露出战后思想虚假（拟制）的前卫性，指出这种知识缺乏大众根基，因而无法真正站住脚跟。他对于战后思想之启蒙者姿态的批判，正预示了齐格蒙特·鲍曼所指出的知识分子角色由“立法者”向“阐释者”的转变。当前的知识条件正是由这种启蒙理性不再赋予其代理人绝对权威的状况所定义的。当我们在像小熊那样畅想可能唤起共通感觉的新语汇时，也必须考虑到这一角色变化为知识-实践所带来的全新挑战。
（陈诗雨、路平、吕若叶对本文写作亦有贡献，特此致谢。文责作者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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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与“爱国”：战后日本的民族主义与公共性》
目 录
作者简介
小熊英二，日本社会学者，专攻历史社会学。出生于东京都昭岛市，曾就读东京都立立川高等学校、名古屋大学理学部物理学科，后来转到东京大学农学部并在1987年毕业，后进入岩波书店工作。之后又进入东京大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国际社会科就读，于1998年3月时提交论文《「日本人」の境界：支配地域との関係において》，取得博士学位。1997年起成为庆应义塾大学综合政策学部专任讲师，分别于2000年、2007年升任助教授和教授。著有《“民主”与“爱国”：战后日本的民族主义与公共性》《单一民族神话的起源：“日本人”自画像的系谱》《活着回来的男人：一个普通日本兵的二战及战后生命史》等。
《单一民族神话的起源》
《活着回来的男人：一个普通日本兵的二战及战后生命史》
[日]小熊英二
黄耀进 译
《改变社会》
[日]小熊英二
王俊之 译
《拥抱战败》
[美]约翰·W·道尔 胡博 译
胡博 译
《共同体的基础理论》
[日]大塚久雄
《思想地震 柄谷行人演讲集：1995-2015》
[日]柄谷行人吉琛佳 译
《日本人为何选择了战争》
[日]加藤阳子
章霖 译
章霖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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