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东亚只有日本拥有了近代。这日本的近代正在东亚开辟新时代。我想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铃木成高“总力战的哲学”座谈会发言

通过抵抗，东洋将自己近代化了。抵抗的历史便是近代化的历史。未经过抵抗的近代化之路是不存在的。……因为没有抵抗，日本不成为其东洋的，同时因为没有自我保护的欲望(没有自我)，日本又不成为欧洲的，就是说，日本什么也不是！

               　　　　　　——竹内好《何为近代》

在我国，近代性思维不要说“超克”了，其实还没有获得呢。这个事实在一些人的眼中也渐渐看清楚了。

                　　　　——丸山真男《近代性思维》

一、战争与知识人的自我认识

历史被创造出来。世界在一夜之间改变了面貌。我们亲眼看到了这一切。感动的发颤，我们守望着彩虹一般飞翔的一道光芒的划过。我们感到了涌上心头而难以名状的某种激发之情。12月8日，宣布开战大诏之日，日本国民的决意凝聚燃烧起来。心情无比的爽快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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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内好（1910~1977）

以上所见，作为发自始终诚实面地对中国问题的竹内好口中的词语，虽说带着特有的倾向性，然而开战给予知识分子以“感动”“爽快”一类的感慨，并非仅仅属于竹内好等一部分人。对于日本近代化过程中不断感到西洋重压的知识分子，这开战的布告不能不给他们以某种感慨的。议论看上去仿佛千差万别多彩纷呈，总之，那一时代的代表性知识分子集聚一堂，围绕“近代的超克”进行讨论，也源自开战所给予日本知识分子的冲击。主持这次会议的河上彻太郎用下面一段话表述了这种冲击。

我们，如果允许我这样说的话,我们面对如明治以来流入日本的时代趋势,未必走的是相同的生存道路。就是说，我们是从各自不同的角度,面对当代这一时势各自走过来的。从各种角度走过来,而特别是12月8日以来，我们的感情仿佛获得了一个天衣合缝的使感情得以凝聚起来的套语。这个套语实在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就是说，我用“近代的超克”来说明这个套语的……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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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上徹太郎（1902~1980）

名为“近代的超克”的座谈会于开战后半年多的昭和十七年(1942)7月召开。座谈会主持人河上的上述言词所展示的，亦是开战给知识分子的冲击促成了该座谈会的召开，并给他们带来某种凝聚的“套语”。河上首先强调，明治以来直到开战，我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走过日本的近代历程。即是说，我们并不是带着同样的意识观念走过了近代历程。他强调，从多样的角度走过近代历程的“我们的感情”，在12月8日开战以后，“仿佛获得了一个天衣合缝的使感情得以凝聚起来的套语”。这个“套语”作为某种意识，河上称之为“近代的超克”。

开战给走过多样的近代历程的知识分子以重新认识近代历程的可谓冲动一般的感慨。而河上彻太郎则试图将此称为“近代的超克”。因此，以开战为契机召开的座谈会“近代的超克”，所谈论的决不仅仅是所谓日本浪漫派的那个“近代的超克”主题。勿宁说支配座谈会的共同主题乃是开战所促动起来的知识分子重新认识近代的问题。仅以此角度观之，这个臭名昭著的座谈会，和那个京都西田学派主导的更为臭名远扬的座谈会“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一样，如实记录了因战争所导致的知识分子对近代日本自我反省的状态。例如，座谈会上中村光夫在所提交的论文中，这样描述了战争所提供的重新认识日本近代的机会。

因为西洋特殊的影响，我们陷入了如此混乱(盲目适应西洋文化所引起的混乱)的状态，如果说这正是我等的责任，那么，如今再来排斥西洋文化也是无法救治其弊端的。相反，明治以来我们所经历的文化混乱，如果主要是来自于西欧与日本之间存在的力量不均衡和基于此被扭曲了的西洋认识的话，那么，这种不均衡得以恢复到我们已不再感到那种“盲目”的压迫之当代，不正是真正理解西洋的好机会吗？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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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村光夫（1911~1988）

就是说，与欧美的这次交战，给我们一个真正理解西洋文化的机会，这个西洋文化曾经给近代日本以绝大的影响，并因“盲目”的接受该文化而使日本陷入混乱。人们从中村光夫的发言可以轻易发现一个反省近代日本的类型。这个类型属于对日本近代化过程进行反省和再认识的话语，即反思地重观因盲目表层地接受西洋文化而导致日本社会的畸形和混乱。

在此，测定以“近代化论为理念型而建立起来的“近代”社会所达到的程度，从实现“近代”的可能性或论及实现过程的近代主义概念中解放出来，如果我们将这个“类型”理解为是此意义上的对“近代化论”历史过程进行反省的认识论式话语，那么，这种“近代化论”话语中，既可能存在近代主义式的“近代化论”，也可能包含反近代主义之“近代的超克”论；既有将“未完成的近代”视为问题的议论，也会有主张正视“作为既成之近代”的。而战争给知识分子的冲击，我们可以认为，在于使他们一齐表明自己的近代化论是这种意义上的近代化论话语。我在此提出“日本的近代与近代化论”的议题，是要讨论有关太平洋战争开战给知识分子带来的冲击，以及由此促成他们关于“近代”和“近代日本”的反思性自我认识的表态，也就是我上面所说意义上的近代化论话语。

二、他们谈了什么，什么却没有谈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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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的超克”座谈会的部分参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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龟井胜一郎（1907~1966）

虽然近代来自于欧洲，但事实上我们自身也成了近代的了，还包括我们获得了近代这种情况，都说明近代具有世界性。……近代便是我们自身，近代的超克也便是对我们自身的超克。如果有谁像批评他人之事一样谈近代的话，那只能说是一种简单的不负责任。④

“近代便是我们自身”，这个认识不仅在这次座谈会上是个例外。即使在近代主义话语光彩地支配着言论界的战后，不也是一种例外的认识吗？就是说，战争诱发下的近代化论话语所暴露出来的近代视角，或者观察“近代”的认识论架构，虽然期间有如何评价上的上下沉浮，但基本上是被战后所继承了，或者依然在时代转化的今天被不断地再生和反复着。也可以说，战争诱导下的有关“近代”的反思、认识论式的话语，乃是战后近代化论话语的开始。与战败一起实现了价值转换这一神话掩盖了认识近代视角的连续性。不过，我们不必急于得出结论，现在，还是来看这个例外的认识问题。如果从我眼下的关注点出发，将“近代便是我们自身”这一认识分层化，发动那场战争的日本已是将“近代”作为自身之物的近代国家，因此，追究“近代”便不再是他人之事而同时也是自己的问题了。进而，如今开始的战争并非不健全的日本近代及其国家体制所带来的非合理的结果，也不是一场承担着克服“近代”课题的日本所进行的“当代”战，更不是已被“近代”污染了其文明的日本精神的革新。相反，正是将“近代”化为己有而成功实现了“近代国家化”的日本，作为其归宿而有了这场战争。可是，那场座谈会出席者则几乎完全没有触及到以这样的视角所看取的“近代”。特别是京都学派的哲学家们无论怎么饶舌来谈论这场战争，结果终归是如用知识来粉饰太平一样，作为日本“近代国家化”的归宿而有了这场战争这一认识则被隐蔽、被模糊了。

三、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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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史的立場と日本』

[日]高坂正顕，西谷啓治，高山岩男，鈴木成高，2024

(铃木)然而，东洋没有这样的近代。而日本具有了近代故唤起了东亚的新时代，高坂说这是非常具有世界史意义的，我也这样认为。(《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

因此我国在这一点上［针对欧洲的自主性］显示出独自的态度，不久将于现代世界史的转换上对发挥我国的作用带来特殊的意义，亚洲中日本已实现近代国家化的事实是具有世界史意义的重大事件，我们应予以充分评价的。……亚洲中的日本通过摄取欧洲式的东西而得到强化，这与欧洲的扩张使自己的非独立的依存性得以加强的趋势一起，都是有着世界史的重要且奇特意义的事实。(高山岩男《世界史的哲学》) ⑥

由主张“世界史的立场”之人所施知识粉饰的事态，正如这里所述，乃是与欧洲和日本这一地缘政治图式中的近代日本相关的。日本在亚洲是唯一一个在接受欧洲近代上获得成功，并实现了“近代国家化”，得以与西洋先进国为伍的强国。这一认识首先是他们所共有的。那么，通过这种摄取日本实现了强大的“近代国家化”，其所摄取的“欧洲式的东西”是什么？高山这位最有力的“世界史的立场”理论家，将此细分为“军事、经济、技术、科学上”的东西。可以清楚地看到，这里没有讲到的“精神上”的东西而预留下来的是作为日本的自主性、主体性。至于此处所列“欧洲式的东西”的名单上应该有与近代国家的存在相关联的“政治上”一项的。这难道不正是作为强国而“近代国家化”了的日本所具体展现出来的“欧洲式的东西”吗？

他们是把“近代”这一世界史的一个时期，作为“欧洲世界史的阶段”来把握的。“欧洲世界史的阶段”正是“欧洲扩张”的时期。如铃木成高座谈会上的下述发言所讲：“所谓近代欧洲世界史的阶段，是以其扩张为媒介而进入此时期的”。若用高山岩男《世界史的哲学》来详细补充说明这个“欧洲世界史的阶段”，则可以说，首先是经济上“欧洲近代资本主义作为工业资源地和商品市场，自然要求获得欧洲以外的地域，而引起欧洲世界向外部的扩张，最后达到了这样一种相互关联的阶段∶如果没有欧洲以外的地域之存在，那么，欧洲本身的存在也将难以维持”。如果从文化上来看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引起的欧洲之扩张，便是近代欧洲文化的传播使得“非欧洲地域之欧洲文明化”的出现。在此，高山看到近代世界史作为欧洲的世界史而形成的“历史和现实根据”，“非欧洲地域之欧洲文明化出现后，世界文化走向统一的文化世界得以成立。在此有着本质上近代世界史乃是欧洲中心的世界史，或者欧洲式的世界史的历史和现实根据”。作为欧洲文化普遍性的延伸之近代，与欧洲近代国家原理上的普遍性的延伸相伴而生。对此，高山有着明确的认识。他说∶“这[历史性世界实质上将成为一个整体的世界]不久将归结为非欧洲地域的国家将具备欧洲式的资本主义体制，成为与欧洲国家对等的近代国家”。这里，高山还同时讲到以欧洲为中心的近代世界会达到崩溃地步的根据。不过，“崩溃”可以不论，总之，欧洲近代国家原理之普遍性延伸扩张，当然包含着对立性的延伸扩张，这是确切无疑的。这种对立引起了世界规模的战争，即第一次世界大战。高山等人正是要在这世界规模的战争中，来观看以欧洲为中心的近代世界的终结。

可是，如果说“近代”因其是欧洲的世界史，作为“真正的近代” ⑦才得以出现，那么，巧妙地接受了欧洲近代而“近代国家化”了的日本，其在世界史中的自我实现，不正是自己按照其“近代”的逻辑而实现的吗？然而，也正是这样推测出来的事实，才是主张“世界史的立场”之哲学家们，以各种独具匠心的哲学话语要掩盖和粉饰的事实。不断将“近代”原理化为己有，又要不断为自己准备克服这种原理的逻辑根据。或者，必须强调超越作为欧洲世界史之“近代”的新“世界史的立场”和新的历史认识。如果“近代国家化”的强国日本所挑起的这场战争，其逻辑依据不是与欧洲帝国主义相同的“近代”逻辑，那么，就必须理解为这是承担着超越“近代”之历史意识的战争。这场战争的性格不仅要规定为超越“近代”的“当代战争”，而且实行这场战争者必须具有强固的作为后现代的“当代”历史意识。这正是他们倡导重新估价和重构“近代＝欧洲世界史”之新的“世界史的立场”的原因所在。

他们所主张的后现代历史意识，必须是具有为了刚开始的“这场战争”之话语的历史意识。这不是在战争中觉悟到包括自己在内的一般近代国家的危机和世界史转换的历史意识。危机的只是欧洲。正如座谈会上的发言所讲，仿佛是呼应瓦雷里(Paul Valéry)等于西方讲“欧洲危机”的人一样，“(铃木)所以在欧洲是危机意识，在日本则曰世界秩序”。在这里，后现代历史意识和世界新秩序的主张，作为“为了战争”的哲学话语而闪亮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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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尔·瓦雷里Paul Valéry（1871~1941）

(铃木)当代战争要求总力战或者国防国家体制，我想这意味着近代秩序在走向崩溃。带有市民的、资本主义性质秩序的国家在走向崩溃。或者说，近代世界观本身在走向崩溃。也就是在这里出现了当代战争，出现了总力战。……总之，近代已走投无路的地方有总力战，总力战便是近代的超克。

(高山)因此，若不思考由近代世界观向当代世界观的转折，则今日之总力战的理想状态怎么也构想不出来的，我对此确信不疑。

(西谷)这次的战争非常不同之点在于，它作为民族国家的战争，同时又包含了全新的积极性的动机。就是说，这不仅是为了一己的国家之存亡，这存亡与建设共荣圈或者世界新秩序联系在一起的。

(高坂)以往的战争意图在于恢复被破坏了的既成秩序或者力量均衡，而重返原先的阶段，以保持原有的均衡。即所谓的保守战争。但是，今天这场战争完全不同，乃是向不同的秩序做彻底的转移。

四、暗含的主题“支那”

(西谷)至今为止，在支那所进行的，从外观上看某种程度是被误认为帝国主义的行为。在政策上好像也被这样看待的，但是……

(铃木)就是说，有不透明的地方。

(西谷)我想有一种不透明性的。

不管人们是否认识到，处此当代世界变换的主导趋势中，存在着真正的世界史性质的世界格局理念。在这个意义上的特殊世界(具有地域上、历史上之特殊性的共性世界)进而与更为统一的普遍世界相关联而得以形成，应该说，这里存在着当代世界史之所以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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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尔赛和约主要签订者

《凡尔赛和约》（英文：Treaty of Versailles，又称：《凡尔赛条约》），全称《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协约国）对战败国（同盟国）签订的和约，其主要目的是削弱德国的势力。

高山岩男在此强调的是，存在于亚洲与欧洲作为具有特殊性的共性世界，并各自保有其特殊性又与“统一的世界史相关联”的“世界新秩序”。但是，以这种历史哲学式的修辞所强调的“世界新秩序”，真的能够成为超越作为欧洲世界史之“近代”的东西吗？我们再进一步考察一下叙述超越“近代史”的“当代世界史”之成立的高山理论。他首先将作为欧洲近代原理的普遍性自我主张的“普世”世界史置换成“特殊”的欧洲世界史，并试图在作为欧洲普遍性之自我主张所孕育出来的对立者亚洲身上，确认其对于世界史进行自力性主张的场域。他强调这个近代的“普遍性”世界史，经过自我解体而成为“特殊的”欧洲和“特殊”的亚洲，两者必须向“各得其所”的普世性世界之确立迈进。

这里我要再一次追问。这种历史哲学的话语作为修辞是否漂亮不得而知，它真的是超越“近代”的吗？如上所述，“近代”乃是在接受了欧洲政治、经济、乃至文化上的扩张压力的亚洲这个地缘政治图式中被主题化了的概念。“世界史的立场”之哲学家们关于“近代”的话语，尤其强烈地受到了这个地缘政治图式的制约。在作为反欧洲近代的、于地缘政治上所把握到的亚洲之中，悄悄地塞进了作为指导者的近代日本。因此，不得不把欧洲近代的“普遍性”世界史推回去，使之成为“特殊性”的欧洲世界史。把欧洲重新推回到“特殊”，只能是将原本为欧洲的“近代”原理推回给欧洲。然而，这个欧洲“近代”普遍性主张所孕育出来的对立者亚洲，可以逃脱“近代”原理吗？使对立者登上世界史舞台的不正是近代欧洲世界史发展的结果吗？而使日本成就为最强有力的对立者的，不正是因为成功地接受了近代欧洲的国家原理所使然的吗？这也正是高山岩男等人所强调的地方。除了漂亮修辞以外，哪里有可超越的“近代”呢？在这里，历史哲学家们需要拿出更进一步的逻辑来的。

重新形成的特殊性世界乃是在否定近代欧洲的国家原理之上所形成的世界，所以，高山岩男说，这应该是“超越国家之上的东西”。他甚至认为，这决非国家之“契约式的结合体”，而是“以地理、命运共同体之连带为基础、更通过新的道义原理而结成的“特殊世界”。不用说，这就是“共荣圈”。如此这般，“大东亚共荣圈”作为克服“近代欧洲世界史”的“当代世界史”理念、也作为超越欧洲式近代国家原理的共同连带国家群之理念，而登场了。高山认为，日本之退出国际联盟乃是预告这“当代世界史”新理念登场的“警钟”。

然而，这位历史哲学家关于促使日本退出国际联盟的历史事实，即“满洲事变”和“满洲国”建设这一与中国相关的行进中的现实，是怎样论说的呢？那是一种充满反复辩解和信口开河的逻辑展开，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呢！

对于欧美在东亚的统治趋势，日支(日本与中国)只有坚决合作予以抵抗的命运。然而，日支之间却没有形成这样的亲密合作。支那排外运动的对象常常改变，我国也成了其排斥的对象。这源于他们将我国的对支行动理解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在我国的行动的确有可以做这种解释的一面。然而，我国为什么要一面致力于阻止支那的被分割，一面又不得不做出仿佛是阻碍日支合作那样的行动呢？我们必须认识到这里存在着可悲而又难以逃避的历史根据。这实际上不是别的正是我国经济落后于欧美的事实所使然。

这难道说的是因“落后于欧美”而日本的某些“对支行动”可以免除责任吗？使这种辩解露出马脚的，是在反欧洲近代这一地缘政治学式亚洲认识图式中对“近代国家日本”认识视角的欠缺。因此，这个涂抹着反近代之后现代色彩的话语，虽然提供了尽可能的反近代话语的语词一览表，结果，还是昭示出这不过是一种伪装、隐蔽自己的“近代国家日本”的信口开河的逻辑。“世界史的立场”这一哲学话语，乃是以反欧洲近代这一历史意识为伪装，隐蔽自己之“近代国家日本”面目的逻辑上之强词夺理。

五、东洋的抵抗与近代

我们对于支那事变，暗自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感情。疑惑不解在折磨着我们。我们热爱支那，因热爱支那反而支撑起我们自身的生命。支那在走向成熟，我们也不断地成熟起来。这种成熟可以确信无疑。及至支那事变发生，这一确信开始崩溃，被残酷地撕裂了。残酷的现实无视我们的存在，这使得我们对自己产生了怀疑。我们真的无能为力。现实越是迫使我们去承认，我们就越是后退、走向枯萎。如失去了船舵的舟伐随风飘荡，我们没有了目标方向。

欧洲为了成为欧洲，它必须入侵东洋。此乃伴随着欧洲的自我解放而必有的命运。……不管欧洲如何，东洋的抵抗在持续着。通过抵抗东洋使自己近代化了。……理解东洋、实现东洋，这是欧洲具有的欧洲式思考。

抵抗的历史便是近代化的历史，不经过抵抗的近代化之路是没有的。欧洲通过东洋的抵抗，在将东洋包括到世界史中来的过程中，确证了自己的胜利。……东洋也在同样的过程中，确认了自己的败北。败北乃是抵抗的结果。不经由抵抗的败北是没有的。因此，抵抗的持续便是败北感的持续。……对于败北感的自觉，乃是通过这种拒绝二次性的自我之败北(忘却败北了的自己之败北)，即二次性的抵抗(对于忘却的抵抗)而产生的。这里，抵抗是二重的∶对于败北的抵抗；同时也是对不承认败北或者忘记败北的抵抗。即对于理性的抵抗，同时也是对于不承认理性之胜利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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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学》

Orientalrism

[美] 爱德华·W·萨义德 著，王宇根 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中国的革命包含了挫折与成功、破坏与建设的全部过程，可以视为是对欧洲文明的挑战。所谓的近代化论即使可以说明日本的近代化，却难以解释中国的近代化。因为，在侵略的一方来看，挑战和抵抗本来是无益的、不曾预料的要素。假如说日本的近代史是没有抵抗而脱离亚洲的历史，中国的近代化则是通过抵抗实现了亚洲化。⑩ 

六、作为非亚洲的日本

通过这些(参加五四运动)青年的精神风貌，杜威洞察了中国文明表面上混乱的背后所流动着的本质。并预见到今后中国将在世界上具有发言力。而表面上先进的日本却是脆弱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崩溃。他当时说，中国的近代化是内发的，就是说，是作为自身的要求而迸发出来的东西，因此非常强固。⑪ 

东洋这个观念也和其他观念一样,在日本近代化的某个时期曾经显示过进步的方向(如《东洋自由新闻》时期),可后来却一直堕落下去。而在处于堕落方向的精神主观上,当然注意不到这种堕落。但在欧洲的东洋观念(是运动着的)投射过来时,其差异会反映到意识层面来的，却不能达到将这个差异置于对方的进步观念上从而认识到自己的堕落这一自我认识的层面。原因在于，这里没有抵抗,即没有想保存自己的欲望(自己本身不存在)。没有抵抗说明日本并非东洋的，同时没有保存自己的欲望(自己之不存在)又说明日本并非欧洲的。就是说，日本什么也不是。(《何谓近代》)

七、近代性思惟的未成熟

我越来越希望能认真考察有关日本近代思维的成熟过程问题，这也是我一直以来学问上所关心的最为切实的对象。因此，虽然有客观形势上的变化，但我的问题意识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然而，近代精神这个概念本身变得相当显眼，在我所尊敬的学者、文学家、评论家口中，仿佛此乃现代各种罪恶之终极根源、或认为“近代”已是完成其使命的过去时代之遗物一般、只有努力超克之才是问题所在那样的言辞，成了这个国家或者只有在这个国家里近年来的时代风气。如果将此与接受了达雷斯·麦克阿瑟将军有关近代文明ABC辅导的当代日本加以比较的话，我不能不产生一种交织着悲惨与滑稽的感慨涌上心头的感觉。⑬

痛感日本近代性思惟的未成熟，仿佛在夸耀自己早就开始了对其成熟过程加以研究的那个视角的正确似的，丸山与把日本作为对于民主主义还是未成熟的孩子一样对待的联合国军总司令一道，来数落议论过“近代的超克”的那些人的“悲惨与滑稽”。当然，丸山那种并非正面批判，只是蔑视一般的嘲笑口吻，在此可以不论。而这一段话难道不是可以看出所谓“近代主义”式话语的特征吗？接着上文丸山继续说道，“在我国，近代性思惟哪里是该‘超克’的，实在还没有获得呢，这一事实不久便在一些人的眼里得到了证实。因此，针对我们的近代精神史研究，有必要对这个基本命题加以不客气的说明”。如果丸山对所说的这种必要在战后状态下有所减少而加以溯源的话，那么，“近代主义”的观点是怎样的视角将会明朗起来的。丸山在追问“近代”时几乎总是将其还原为对“近代性思惟”的追问。在他那里，探究“近代”就是探究“近代性思惟”的是否成熟。

对于“世界史的立场”之哲学家们来说，所谓“近代”乃是作为欧洲世界史而被实现了的世界秩序。通过欧洲“近代”原理之普遍主义的主张，“近代”这一世界史阶段得以存在。而主张“超克”的也正是这样的“近代”世界秩序，以及支撑这一秩序的文明原理。即使在对日本绝望的竹内好那里，“近代”亦是同样作为欧洲世界史的实现而存在的。不过，竹内一面追寻“东洋的近代”，一面在不断抵抗着的“自我”中去发现其近代之真正的主体性形成者。不知是否有意，丸山真男把他们主张“超克”的“近代”置换成了“近代性思惟”。将他们的主张通过有意置换为“近代性思惟的超克”这一奇妙的语词，然后才谈到其“悲惨与滑稽”的。而我们在这种有意的置换中，可以看到丸山对近代日本的反省式认识的结构，或者对“近代”问题的构成方式。在丸山那种反省式认识中，近代日本成了“近代性思惟”未成熟的社会国家，因而是以扭曲的形态，在没有内发性力量情况下勉强被动发展过来的国家。可是，这样的国家却被人们视为可以与西欧发达诸国为伍的大国。这个矛盾作为国家规模的败局而昭显出来的便是其1945年的战败。丸山借漱石《从此以后》中的主人公之口，一边引用“这完全是与和牛竞争的青蛙一样的，你，肚子可要崩裂的”一句来嘲弄日本难以胜任一等国，一边强调漱石对事实的正确认识和先见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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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的事》

『それから』

[日] 夏目漱石 著，章蓓蕾 譯，麥田出版，2016

这是在明治四十二年，可以说几乎完整无误地预示了此后日本的发展道路。要与一等国为伍而十分的焦虑。例如，在唯有在军备方面获得了与其他方面非常不均衡的发展。由此形成了门面不小而没有纵深的日本。人们满脸的神经衰弱表情而疲惫不堪，自私自利，只考虑自己的生活，这种我们眼前所经验到的现象，已然在明治四十二年经漱石之口而一语道破了。⑭

从如此这般谈论近代日本的丸山真男反省式认识来讲，也就当然会有下面这样的观点了：从其精神基础上使近代社会得以确立的近代性思惟，这种思惟在日本国家还未成熟，(请注意在丸山那里这种情况也可以说成)即在近代的合理性构成之上建立起国家社会这一点，也因此是非合理性的日本国家、社会的建立所带来的非合理的政治性归结。而日本所策划的战争及其战败，乃是因为在近代性思惟上不成熟，并且在近代社会的合理性构成上不完善的日本国家所必然导致的政治结果。丸上就是在这样的反省式认识上，来把握近代日本，特别是昭和时代的日本的。曾经给战后言论界以巨大冲击的丸山论文《超国家主义的逻辑与心理》所提示的，就是这样一种理论。

八、日本社会的结构性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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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国家主義の論理と心理　他八篇』

[日] 丸山眞男，岩波文庫，2015

今天，我们有必要认清丸山这篇把日本天皇制国家权力结构病理作为日本社会的结构性病理来加以揭穿的论文，其才气焕发的逻辑展开。正是这一逻辑展开，不仅在学术性话语上，而且在评论性解说性话语方面，把人们的视线以及分析日本社会的视角规定到对其结构性病理的分析上去了。

整个国家秩序以绝对价值体的天皇为中心连锁性地构筑起来，自下而上的统治其根据以和天皇的距离为比例，在价值逐渐稀薄化的地方反而难以产生独裁观念。因为，原本的独裁观念以自由的主体意识为前提，可是在这里自上而下却不存在这样的个人。

而且，这种没有自由主体意识的各个人在其自我良心上没有对行动的制约，只能被更上级者（从而接近终极价值者）所规定，因此发生了取代独裁观念而通过压抑的转让保持其精神上之均衡的现象。这是一个来自上面的压迫感以恣意向下面发泄的方式依次转让从而维持其整体均衡的体系。可以说，这正是近代日本从封建社会继承下来的最大“遗产”之一。（《超国家主义的逻辑与心理》）

对挑起战争的日本近代国家权力结构由上至下自觉行使权力的主体性意识的欠缺，丸山真男将此作为天皇制国家特有的病理做了如上分析。他后来将这个结构性病理称之为“不负责任的体系”(《日本的思想》)⑯。不久，这个词成了天皇制国家的同义语得到了广泛的使用。进而，他又强调日本权力结构中掌权者的主体性意识的欠乏产生出了“通过压抑的转嫁保持精神均衡”这一日本独特的社会心理。作为“压抑的转嫁”居上位者按顺序向下位者依仗权威恣意地行使暴力，由此“精神均衡得以保持”的日本式集团病理，在此被揭露出来了。

我这样追究《超国家主义的逻辑与心理》，为的是要观察丸山对日本近代国家的反省式批判是怎样从挖掘日本社会结构性病理的视角出发的。或者说，是为了观察对日本近代的反思性叙述，在丸山那里是怎样作为对日本社会的病理之追踪来叙述的。竹内好以“什么也不是”的讽喻彻底否定掉了的日本近代，在丸山揭示其结构性病理的视角中，其不完善、非合理性遭到了攻击。

然而当丸山如此揭示日本近代社会的病理时，他同时也构筑起了理念型的“近代”⑰。比如，上引文章里，是通过与“自由的主体意识为前提”的政治权力之理念型比较，来指出日本权力结构中掌权者主体性意识的欠缺的。这里丸山真男说到“本来的独裁观念以自由的主体意识为前提”，不过，人们一般是忌讳把本来的独裁观念之前提――主体意识称为“近代”的理念型的。然而，丸山毫无顾忌地讲“本来的独裁观念”，还援引了纽伦堡裁判中“戈林的大笑”的例子。这一切即使是作为对日本的未成熟非合理的权力结构和“懦弱”掌权者的尖锐讽刺，在此亦不期然地暴露了丸山理论的缺欠，不期然地落入了逻辑的陷井。就算丸山用“本来的独裁观念”想说的是近代国家为其前提的绝对主权者的概念。因为他是以这个主权概念为理念型概念，从其视角所观察到的大概只有在主权概念上不完善、未成熟的日本近代权力结构的病理。与理念型的“近代”同时被构筑起来的，是另一方面关于“日本近代”病理的话语叙事。于是，只有日本近代国家的病理在丸山的视角中反映出来，相反，作为纳粹独裁而出现的近代国家德意志却从他的视角漏掉了，纳粹独裁只是在作为对不值得称其为独裁之名的日本权力结构和懦弱掌权者的讽刺性话语中，才得以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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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曼·威廉·戈林 Hermann Wilhelm Göring（1893~1946）

美国的德国现代政治史研究者，在其著作《保守革命与现代主义》中是以下面一句话起笔，分析纳粹统治下近代国家德意志的现代主义独特性的。而且，哈佛在该书日文版序言的开头也使用了这句话，这对日本的现代主义批判性分析来说是一个有益的暗示。我在追溯从战时到战后日本知识分子的近代认识问题，及其对“日本近代”认识视角的缺欠而结束这篇文论时，愿意把哈佛的提示出以往近代认识之缺欠和分析现代主义新视角的这句话，抄录于此。

一般普遍的近代性是不存在的。有多样的民族国家，每个民族国家是以各自独特的方式转变为近代性社会的。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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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革命とモダニズム : ワイマール・第三帝国のテクノロジー・文化・政治』

[米] J.ハーフ 著，中村幹雄・谷口健治・姫岡とし子 訳，岩波モダンクラシックス，2010

目 录

作者简介

『戦中と戦後の間：1936ー1957』

丸山真男

《忠诚与反叛ーー日本转型期的精神史状况》

［日］丸山真男

路平 译

《近代的超克》

『竹内好という問い』

『日本近代思想批判: 国知の成立』

『「維新」的近代の幻想: 日本近代150年の歴史を読み直す』

 子安宣邦

《近代日本的亚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