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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誠與叛逆：日本轉形期精神史的多重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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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誠と反逆：転形期日本の精神史的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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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丸山思想史學中的《忠誠與叛逆》

在中文世界裡，已有中文譯本的丸山眞男著作除了前述提到的以外，還有《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徐白和包滄瀾譯，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0年；王中江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2022年）、《現代政治的思想與行動》（林明德譯，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4年；陳力衛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年）、《丸山眞男講義錄(第六冊) 》（唐永亮譯，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17年)、《日本的思想》（藍弘岳譯，新北市：遠足文化，2019年；唐利國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2年）、《忠誠與反叛：日本轉型期的精神史狀況》(路平譯，上海文藝出版社，2021年)。在此，我想先談談這些著作在丸山思想史學脈絡中的相互關係和《忠誠與叛逆》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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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

《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是丸山思想史學開創期的代表作。特別是其中的兩篇日本近世思想史研究論文，著力於考察日本江戶時代的儒教近代化＝朱子學的解體過程，從徂徠學以及國學中發掘日本自身的「近代思維萌芽」。儘管當時丸山已讀過不少關於西歐近代危機的學說，並對一些批判近代的觀點有所贊同，但他所面對的現實是一種悖論性的現象，即反近代思潮與近代的頹廢＝法西斯全體主義怪異地結合在一起。所以，他反而覺得需要以近代的原初「理念」來對抗近代的頹廢「現實」，自己應站出來擁護那個被打成「替罪羊」的近代「理念」。此著涉獵了幾乎整個江戶時代，但並不是網羅近世期的政治思想或政治學說的通史，而是一部以上述問題意識為主軸的「問題史」。從這時起，他的思想史學就已顯示出以「超學問的動機」來推動嚴謹的學術研究的性格，這個性格貫穿於丸山眞男一生所有的思想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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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政治の思想と行動』（上下卷）

《現代政治的思想與行動》收錄的是丸山在日本戰後改革的過程中撰寫的一系列分析現代政治的論文和評論。丸山回顧說，「戰敗後，我經過了半年苦苦思考，終於得出了我的結論：天皇制，對於日本人的自由人格形成……是致命的障礙。」①他把日本人依存於天皇權威而不能根據自己的良心去判斷和行動的思維方式，稱為「天皇制的精神結構」。論文〈極端國家主義的邏輯與心理〉就是對這種精神結構的挑戰宣言。書中以這篇論文為代表的第一卷，是對戰前日本的法西斯全體主義的病理分析，第二卷和第三卷主要是對現代政治問題的分析。全書基本上屬於政治學的論文和評論，丸山稱之為「夜店」（副業）的工作。到了20世紀50年代後期，他就收起了「夜店」，回歸到他本行的陣地＝政治思想史的「本店」(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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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の思想』

但是，這個回歸絕不是單純的領域轉換，丸山是要通過「本店」的思想史研究，來解剖「夜店」揭示出的問題的深層結構。而且，這個回歸也不是原原本本地復歸其思想史學開創期的學問，因為他在關心的問題和學術方法上都做了重大的轉換。轉換的過程，他首先經歷了1956年至1959年在東京大學法學部的日本政治思想史講座的艱苦探索，然後從60年代開始呈現出嶄新的思想史學，並迅速走向完成階段。1957年發表的論文〈日本的思想〉是象徵他回歸「本店」和重新出發的代表作。1961年這篇論文以及相關作品被編成岩波新書《日本的思想》出版時，丸山在「後記」中談到了他所嘗試的工作是，一方面揭示出日本沒有形成一個能對各種思想發揮「坐標軸」作用的思想傳統，以致各種寶貴思想難以「傳統化」；另一方面提示了「從古到今上千年來世界的重要思想財富幾乎都庫存於日本思想史中的事實」，將這兩個方面作為「同一個過程」來把握，從中考察日本思想的繼承方式和對外來思想的接納方式的結構性問題。在此他提出了雙重課題：一是對日本的思想結構做出病理診斷，二是探索「通向將來的可能性」。1964年至1967年，他以「原型」（後改稱「古層」「執拗低音」）為核心概念做了連續四年的系列講座，通過雙重課題的實踐，把丸山思想史學推向完成。

丸山做出上述轉換的動因，無疑是由於他學術研究的「超學問的動機」發生了重大變化。如果說丸山思想史學的開創期，是意圖通過闡明徂徠學對朱子學的解體和近代思維的萌芽，來實證「德川封建體制崩潰的必然性」，那麼戰後丸山思想史學的轉換，則是意圖從結構上分析阻礙思想「傳統化」的要因及其與外來文化接納方式的關係。前者聚焦於作為前近代的德川期，注重摧毀封建因素和發揚近代因素，重視西洋模式。後者則採用追溯至古代的長期視野來把握日本思維方式的執拗特性，並給縱向的思想史導入橫向的「文化接觸」視野，以解剖那種執拗特性對外來文化（包括亞洲和西歐文化）的修改作用，當然也同時發掘「通向將來的可能性」（即便是曾經被壓滅的可能性因素）。本譯著《忠誠與叛逆》正是這個轉換期從探索到完成階段的主要成果。本書所收的論文，除了〈近代日本思想史中的國家理性問題〉（1949年）這篇較早發表的論文之外，全部都是上述轉換期的論文。其中〈開國〉、〈忠誠與叛逆〉、〈關於思想史的思考方法：類型、範圍、對象〉等篇是其探索階段的助跑論文，還有後來撰寫的〈幕末的觀念變革：以佐久間象山為例〉、〈日本思想史上問答體的譜系：中江兆民《三醉人經綸問答》的定位〉，這些都屬於探索「通向將來的可能性」的研究。而〈歷史意識的「古層」〉則是完成階段的代表性論文，主要集中於對日本的思想結構做病理診斷。

在探索「可能性」方面，早期的徂徠學研究和一系列福澤諭吉研究也是發掘優良思想的，但是20世紀50年代末以後的探索表現了完全不同的特徵。比如，徂徠學研究論文是聚焦於前近代德川期而積極發掘日本的近代因素。與之相對照，論文〈忠誠與叛逆〉則追溯到中世期武士的原初特性，來發掘那些內在於自我的忠誠和「諫諍」精神，同時也闡述了這些精神在江戶時代的武士文官化和近代的官僚化中被壓抑和消退的過程，表達了對近代化的反思。這個手法與一般流通的「近代主義者」丸山形象似乎大相徑庭，以致學界不少人認為他已轉向保守主義或回歸東洋傳統。相反地也有人認為，丸山是假託歷史中被遺忘的「英雄」來謀求其精神在今日的復甦，認為他所描寫的武士精神是表達近代市民的一種戰鬥性。②但丸山並不是那種通過發現過去的「美」來把歷史理想化的浪漫主義者。正如〈關於思想史的思考方法〉一文所說，他用武士主從關係的「君即使不君，臣亦不可不臣」這個「最屈從於權威的命題」進行論證，「是想說明連這樣的命題都可以抽出對權威的屈從與抵抗的雙重可能性」。③他是要嘗試從「消極」的圖像中讀出「積極」的圖像。④這是丸山思想史學探索「可能性」的一個重要方法。當然，〈忠誠與叛逆〉同時揭示出連「屈從」倫理中包含的「積極」可能性，也在日本近代過程中被消滅殆盡，這就不僅僅是近代化本身的問題，而另有日本文化結構的病理在起著執拗的作用。

在病理診斷方面，〈歷史意識的「古層」〉是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此論文追溯到古昔的「記紀」（《古事記》《日本書紀》）時代，從最古文獻中解剖出一種習慣於甩掉價值意義的「歷史相對主義」思維方式，稱之為「古層」。具體地說，就是日本的歷史意識一貫地潛藏著一種由「自然而然」之「勢」來推動歷史的「古層」思維，在這種思維裡，善惡是非的判斷是不需要的，歷史只是毫無價值意義的「自然時間的經過」而已。對外來文化毋寧是開放的，隨著時間的流動而毫無抵抗地不斷吸取，但在異文化的接納方式上，無論是對古代中國思想還是對近代西洋思想都習慣性地甩掉其抽象的和普遍（永恆）的價值。丸山的這些觀點強烈地衝擊了日本學界，不少人認為此論文「帶有對日本思想史作出幾乎整體性定罪的色調」，以「揭露出日本思想史中隱藏的秘密」而勾動人心，同時又給人一種「宿命論的絕望」。⑤也有人將「古層」誤解為具有褒揚意義的東西，因而把丸山視為日本主義者，但丸山的「古層」論恰恰是要克服日本主義的。從以上兩例可知，無論是發掘「可能性」還是診斷病理，丸山都採取了超越歷史發展階段的手法，來把握貫通日本思想史的東西。當然，這並不意味著他拋棄了人類逐漸走向文明的進步觀。丸山思想史學在50年代末以後的一個特徵，就是不拘泥於封建還是近代、亞洲還是西洋，而是高度關注貫通人類古今東西的普遍價值，以「開放」的立場來思考人類的文明進步。

二、丸山思想學術中的矛盾格鬥

有一部分以西歐近代的「國民國家」為指標來評價近代化的政治學者，較早就察覺出丸山思想史學的轉換，他們從〈極端國家主義的邏輯與心理〉等一系列診斷日本人的思想和行為方式病理的政治論文中，已看到不同於戰前論文那種發掘日本「近代思維」的風格，感到那裡存在著與早期相反的「價值志向」。即使是〈近代日本思想史中的國家理性問題〉（1949年）這篇較早的論文，丸山也在結尾處耐人尋味地指出：「個人主義與國家主義、國家主義與國際主義」在福澤那裡取得的出色平衡只是「幸福的一瞬間」，此平衡不久就被國際狀況的冷酷事實打碎了。他們感到這裡表現了丸山對國民國家的價值認識的斷裂，而對丸山60年代以後的「古層」論，就更難找出與早期研究的連續性了，因此認為丸山的思想和方法前後失去了一致性。⑥但思想史家松澤弘陽則認為，丸山是作為「近代批判者」出發的，只因戰前的反近代思潮與法西斯主義相結合，使他反而把重新評價近代的「理念」作為抵抗當時法西斯潮流的據點。他在思想和學問的形成期就已一定程度地接受了批判近代和歷史主義的學說，並把對近代的「揚棄」作為課題，但直到戰後他才有條件致力於反省近代的研究。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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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丸山眞男と市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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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史家・丸山眞男論』

如果說丸山思想史學前後不一致，那的確是戰後發生了顛覆性的變化。當然，在近代的「揚棄」方面具有連續性，即便是早期的日本近世思想史研究，其基本立場也是通過重新評價近代的「理念」來克服近代頹廢的「現實」，這一點與戰後是一致的。但是，我們需要理解到丸山的思想和學問本身也是一個矛盾體。丸山既意識到自己的矛盾，也能把握住研究對象的矛盾。本譯著所收的〈福澤、岡倉、內村：西歐化與知識人〉（1958年）就體現了這種把握方法，論文中的三個人物都是日本近代的進步知識人，但丸山非常關注他們在日本的近代改革和西歐化之中的激烈思想格鬥，並在論文的結尾指出：

當思想被人們從思想家的骨肉中分離出來，被作為「客觀形象」來把握的瞬間，便開始獨自行走（譯按：指脫離了主體）。如果它進而受到思想家模仿者的稱讚和「崇拜」，那它本來所充溢的內面的緊張就會鬆弛，它的多面的稜角就會被磨得圓滑，它那充滿活力的矛盾就會被強行「統一」。或者因它的某個側面被繼承而使它喪失原有的活力，從而變得僵化。⑧‍‍

此論文所指出的這個問題，後來丸山自己也親身體驗了，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初在日本氾濫的丸山眞男論，使他不得不遠離媒體和學界同行。所以我們在理解丸山時，不能無視他自身的矛盾，應盡量理解他主要是在甚麼矛盾中探索前行的。關於戰後特別是50年代中期以後的丸山思想史學，人們很少注意到那裡有一對內在於其思想脈絡的概念──「永恆與時間」，那是貫穿於丸山的批判和評價之中的核心範疇。這對範疇是他經歷了價值哲學⑨與歷史主義⑩的糾結之後，在思想上的昇華和學術上的方法化。本譯著的歷史闡述和問題分析幾乎都貫穿著「永恆與時間」的思考。

丸山對「永恆與時間」之重大意義的體悟，緣起於思想和學術形成期的矛盾。早在高中時，他就讀了一些新康德派哲學家的原著，比如威廉‧文德爾班（Wilhelm Windelband）和海因裡希‧約翰‧李凱爾特（Heinrich John Rickert）的著作，其價值哲學對他的思想產生了根基性的影響，尤其使他關注人的內面信念的價值。但另一方面，他的大學時代是歷史主義風行的時代，丸山回憶說，自己也屬於被馬克思主義「風靡」的戰前知識青年。正因為馬克思主義的學問對他有太大的「影響」，反而使他感到有太沉的「重壓」，以致一直不能全面接受，這首先是因為他已融入了文德爾班和李凱爾特等新康德派的哲學，儘管當時新康德派已不是「主流」，已讓位於現象學和新黑格爾派。⑪這樣，在丸山的思想和學問世界裡，便產生了價值哲學與歷史主義的緊張糾結。他信服新康德派以普遍的妥當性（真善美的價值規範）作為判斷前提的「批判方法」，因而感到歷史主義把一切事物都從歷史的成立和發展來解釋的方法帶有局限性。為了彌補這種歷史相對主義的局限性，他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發展階段論和黑格爾哲學的進步主義歷史觀，對歷史過程的變化都以「進步」或「反動」或「停滯」等標準來把握。⑫但又因如此，丸山在思想史方法上仍然面臨一個難以解決的苦惱，那就是價值規範的普遍妥當性與意識形態的歷史發展性之間應如何架橋的難題。而在當時的歷史主義中，也有試圖克服歷史相對主義傾向的學說，其中一個代表就是卡爾‧曼海姆（Karl Mannheim）的知識社會學。丸山在戰前戰中的思想史研究主要採用了曼海姆的方法，但還是側重於運用「意識被存在制約」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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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文德爾班（Wilhelm Windelband，1848~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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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因裡希‧約翰‧李凱爾特（Heinrich John Rickert，1863~1936）

德國哲學家，新康德主義的領軍人物之一。德國弗萊堡大學的哲學教授（1894~1915）和海德堡大學的哲學教授（1915~1932）。以討論歷史事實和科學事實之間的質的區別而聞名。他的哲學對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產生了重要影響。據說韋伯從李凱爾特的著作中借用了他的許多方法論，包括理想類型的概念。而馬丁·海德格爾則是作為李凱爾特的助手開始他的學術生涯的。

雖然在思想史研究方法上採用了歷史主義，但在實踐的行為選擇上，歷史主義卻遇到了深刻的問題，這是丸山在戰爭時期的痛切感受。他回顧說，當他進入研究室專攻東洋政治思想史後，恩師南原繁知道丸山受歷史主義影響較深，所以再三叮囑說：「你靠存在制約（意識）的觀點，是難以做好思想史的」。不過，那時他在學問方法上並沒有遵照恩師的告誡，運用歷史主義撰寫了日本近世思想史研究的論文。但是現實中，在法西斯猖獗的世界情勢下，除了卡爾‧曼海姆（猶太人）在納粹奪取政權後就逃亡到英國以外，不少持有「意識被存在制約」和歷史主義立場的社會學者幾乎都毫不猶豫地追隨了納粹主義。南原看到丸山熱中於黑格爾，便忠告說：「黑格爾是危險的！看看德國，黑格爾主義者都進了納粹陣營，能堅持抵抗的是康德派」。丸山承認南原的忠告是正中靶心的。⑬他對當時日本知識界出現的情形也作了如下描述：

從知識社會學到馬克思主義者，他們在知識上的轉向，幾乎都是通過把「階級」置換成「民族」，同樣地打出歷史存在決定意識的命題來推進的。那些能頂住時潮或「世界大勢」而不被其沖垮，堅持「我立於此」的內面信念，以此貫穿於那個時代的學術世界的人，從方法論的層次來看，幾乎都是被存在決定意識論者和黑格爾主義者批判為「非歷史的」康德主義者，或天主教的自然法論者。⑭ ‍‍‍‍

當時我腦海裡只有經院的自然法，經院的自然法與儒教的自然法是並行的。受法朗茲‧波克諾[Franz Borkenau]（《從封建的世界像到市民的世界像》）的影響，只關注其解體過程。在這種情況下，自然法毋寧說是負面因素──要解體的因素，進步就是從自然法到人為法的過程。……要把「規範存在於自然」的思維方式轉換成規範由人製造的思維方式，這就是近代。立足於這個觀點，就產生出朱子學自然法必須解體的想法了。⑰‍‍‍‍‍

德川期的思想史用一句話來概括，可以說是儒教規範從人的內面性逐漸變異為他律約束性的過程。在儒教思想內部把這個矛盾推到頂點的是徂徠學，一方面使儒教的規範外化為純粹公的政治性的東西，另一方面使私人的內面性脫離了一切規範的約束，以致充滿了非合理的感性。然後不久，作為一切儒教思維的敵對者而登場的國學思想便喊出了「人欲即天理」（直毘霊），……。

舊制度的規範意識的崩潰只帶來了「人欲」的解放，這個過程同時也呈顯了那裡的近代意識帶有難以克服的局限性。僅僅停留在擺脫外部約束的感性自由的層次，是不可能將人的精神導向新規範的樹立。……宣長等國學者如此激烈地揭露儒教規範的表面性和虛偽性，讚美豁達的日本古代，但對現實的統治卻採取「今之世唯恭從今之現實，不可為相異之行」的完全被動的態度，……。

……德川封建體制下的那種缺乏自律約束的感性自由，是沒有機會轉化為自我決定的理性自由的。⑲‍‍‍‍‍

這裡點出的問題是，在德川期的「儒教近代化」過程中，朱子學教義體系的超越的規範性被漸漸甩掉，人心內面的倫理規範也隨著其外在化而被逐漸抽空，致使日本的傳統缺乏一種能承載新規範的「超歷史的」價值。當然，丸山並不認為這是近代化一般都有的必然現象，而意識到這與日本自身的外來文化接納方式的病理有密切關係。所以他還反省了早年徂徠學研究的另一個問題，那就是自己無視了日本朱子學的「日本特性」，而把江戶時代初期的朱子學看成是「最純粹（從中國）直接輸入的朱子學」。⑳但他所批判的朱子學，實際上已包含德川政權對朱子學的利用和日本朱子學者為把等級身份制正當化所做的理論解釋。丸山坦承：連聲稱自己是朱子學正統直系的山崎闇斎學派，都不能說是與朱子學一致的。「正是這個學派，典型地呈露了日本朱子學與中國朱子學之間的背離」。「不僅是闇斎，而且處在江戶儒學出發點的林羅山的學問也已經是對朱子學的『修正主義』了」。如果當時自己能具有這種理解，並把此觀點推到前面，那麼對德川儒教史的全貌就會有不同的寫法。㉑在他晚年的論文〈歷史意識的「古層」〉中也指出：如果從日本近世思想史的脈絡來理解，可以說那是「對儒教自然法的變容和修改過程」。㉒總之，這裡揭示了日本的思想接納和繼承方式存在著消弭自然法等超越性規範的傾向。

戰爭時代的體驗和知性的積累，給丸山戰後思想史學的轉型打下了基礎。戰後初期，丸山熱切期待日本重新進行國民的精神革命並積極推進之。但實際上，他從戰後的急劇改革中，看到了很多僅追隨大勢而沒有普遍原理支撐的急劇變貌。在這個過程中，他對「超歷史的」價值和內面信念的關注度逐步增強，然後迅速上升。起初，他雖然仍認為日本的問題是由於「近代思維」還未成熟，但同時也意識到日本缺乏一種以普遍價值為核心的傳統，思維方式傾向於歷史相對主義。1946年寫的〈近代的思維〉一文指出：

我國的知識人缺乏漱石所說的「內生」文化，總相信時間上後來登場的東西都一定比以前出現的東西進步，依憑著這種俗流的歷史主義幻想，曾經在法西斯的「世界史」趨勢面前低下了頭。而如今面對著原本應被超克的民主主義理念取得了「世界史」的勝利，就不知所措了。這時，哲學者們又開始喋喋不休地喧囂這也是「歷史的必然」。㉓‍‍‍‍‍

三、「永恆與時間」的範疇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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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と永遠』

波多野精一，岩波書店，1943

第一次是1966年由筑摩書房舉辦的圍繞丸山的論文〈幕末的觀念變革──以佐久間象山為例〉（本譯著所收）與讀者的座談會，其中談到了「精神自立的條件」等問題，丸山指出人的內心需要有一種「看不見的權威」。

對待包括世界動向等大事到周圍具體的人際關係等小事，如果心目中只有眼前經驗的實感世界，而失去了用超越於實感的、看不見的權威――比如神或理性或「主義」等看不見的權威來束縛自己的感覺，那麼結果就會輕易地追隨那種看得見的權威──比如政治權力或輿論或評價。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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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歷史主義》

 [德]恩斯特‧特勒爾奇（Ernst Troeltsch）等 著， 劉小楓 選編，北京：華夏出版社，2021‍‍‍‍‍‍

特勒爾奇（1865-1923），德國著名神學家、哲學家，宗教史學家，也被稱為宗教史學派中的系統神學家。它在本書中抱著對歷史主義危機的憂慮，精闢地分析了基督新教與現代世界形成剪不斷理還亂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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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主義的興起》

 [德]弗里德里希‧邁涅克（Friedrich Meinecke）著，陸月宏 譯，商務印書館，2022‍‍

以上是我對恩師丸山眞男的思想學術脈絡所做的膚淺解說，但願能為讀者理解本譯著提供參考。

四、其他說明

2022年秋 於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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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誠與叛逆：日本轉形期精神史的多重面向》

《福泽谕吉与日本近代化》

[日]丸山真男

区建英 译

《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

[日]丸山真男

陈力卫 译

《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修订译本）

[日]丸山真男

王中江 译

《日本的思想》（岩波全本）

 [日]丸山真男‍

唐利国  等译‍‍‍‍

『「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を読む』

橘川俊忠‍‍‍‍

《日本的思想》

[日]丸山真男‍‍‍‍‍

区建英/刘岳兵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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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与近代日本》

[日]丸山真男 加藤周一

陈力卫 译

《忠诚与反叛：日本转型期的精神史状况》

[日]丸山真男

路平 译

『福澤諭吉と丸山眞男 近現代日本の思想的原点』

平石直昭‍‍‍‍‍‍‍‍‍‍‍

《丸山真男讲义录》（第六册）

[日]丸山真男

唐永亮 译

『丸山眞男: リベラリストの肖像』

《丸山真男：自由主义者的肖像》

苅部直

『思想史家・丸山眞男論』

《思想史家：丸山真男论》

大隅和雄/平石直昭 編集

夏生、echo韩丨编辑

 不跪、echo韩丨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