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预告 | 华立、赵大为对谈:长崎的华人乡愁

文摘   2024-11-30 17:16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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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崎的华人乡愁:唐人、唐船、唐寺史话


嘉宾:

华立(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原副所长)

赵大为(原日本问题研究人员,曾在日本长崎、大阪、名古屋等地工作多年)



时间:2024年12月1日(周日)14:30

地点:雍和书庭

(北京市东城区雍和宫壹中心B座一层西侧)


直播平台:小红书“雍和书庭”
线下参与报名链接:

明清以来,长崎一直是东渡华人的重要聚集地。当时称来到此地的中国人为“唐人”,他们乘坐的船只为“唐船”,所住的区域称“唐人屋敷”。他们带来的中国文化融入当地,直到今天,仍有许多长崎风物被冠以“唐”字,如唐人笠、唐人饴、唐人踊(舞)、唐人囃子(曲调)……而最具代表性的历史遗存,应属四座“唐寺”。


在明末清初的动荡时期,长崎的华人社群展开同乡扶助,兴建唐寺,这些中国寺庙成为他们心灵的庇护所。在本次分享中,两位嘉宾将讲述长崎唐寺的兴建历程,分享实地探访的见闻和现已成为日本国宝级文物的各种寺庙建筑,以及唐人墓地所传递的华人故事。


此外,华立女士还将分享她对其他存留日本的中国历史文物的探索,如甲午战后流落到日本的定远舰遗物、不幸客死异乡的清军官兵的墓地等。作者几经辗转才得以亲见已被拆解的舰船,也将带我们一探鲜为人知的战争故事、定远舰的最终命运和参战官兵的后续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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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域寻史琐记

从东北亚到东南亚


华立 著

平装,定价:98.00元

ISBN:978-7-108-07807-0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4年8月


东渡日本的中国信仰


文 | 华立

*节选自书中文章《长崎寻史》

标题为编者所加


如果说唐人屋敷的主要功能是为来航之人提供暂居之所,那么位于长崎北、东两侧山麓的四座唐寺,便是东渡华人华侨在异乡的精神支撑。


1997年作者到访时兴福寺妈祖堂内景

天后像两侧分别配祀关帝和三官大帝

前方为千里眼和顺风耳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这些寺庙的建造时间都在明末,正值乱世动荡之际,渡海而来的明朝人形形色色,除了商人,也不乏流寓避难、浪迹海上,甚至心怀反清复明之志的人。然而一旦聚集到长崎,便有了“抱团取暖”的需求。历朝历代人口迁移的一大特点,就是移民因其出身的乡贯地籍而在移入地结成新的社会纽带。以“同乡扶助”为宗旨的乡帮,从来都具有强大的力量,在海外之地的长崎也不例外。四座唐寺中,兴福寺建于1624年,时间最早,由三江帮商人建立。三江者,江南(今皖北赣南)、江苏、浙江之谓,因此又俗称“南京寺”“三江寺”。福济寺和崇福寺先后建于1628 年和1629 年,前者俗称“泉州寺”(亦称漳州寺),后者俗称“福州寺”,从称谓亦可明了,它们分别由泉漳帮商人和福州帮商人建立。这三座唐寺的共同特点是:一、寺名皆含福字;二、虽为禅寺却都供奉妈祖神像;三、寺庙建筑皆为朱色。因此,三者在当地又有了“ 三福寺”“赤寺”的通称。半个世纪后的1677年,广东帮商人建立了圣福寺,俗称“广东寺”,将“三福寺”变成了“四福寺”。


当地华人中还流传着一个故事:1620年,来自江西的商人刘觉在路上看到日本公家人为难一个手里抱着妈祖像的中国人,说他违禁携带圣母玛利亚的像,非要没收,中国人死活不肯放手。当时幕府禁教极严,强迫信徒用脚踩踏带耶稣像和圣母玛利亚像的木板以示悔改,坚持不肯放弃基督信仰的日本人被残酷地处死,于是有人偷偷在妈祖身上刻十字架,暗地里将其当作圣母玛利亚供奉,妈祖像因此遭受牵连。刘觉出面解释这是妈祖,身上并没有刻十字架,才算平息了事端。为了避免华人再遭嫌疑,众人商议建寺,表明自己信奉佛教而非天主教。一个名叫欧阳云台的商人捐出了自己的土地,但苦于没有僧人,为此刘觉决定剃发出家,自取法号真圆。人们先建草庵,取名兴福寺,来不及塑造佛像,就先供奉妈祖,由此开创了唐寺供奉妈祖的先河。这个故事的历史背景是真实的,还要指出的是,其实在东渡华人的心中,只要能救苦救难,就是菩萨,无须区分佛或道。他们把妈祖敬为“船菩萨”,称隆重的上岸仪式为“迎菩萨”,就是这个道理。


1997年兴福寺参拜券

该寺的大雄宝殿为“国家指定重要文化财”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兴福寺和崇福寺在长崎市东部风头山脚,福济寺和圣福寺则在长崎市北部的筑后町。后两座寺庙由于靠近长崎原子弹投下的中心点,1945年,当蘑菇云腾起,福济寺瞬间被烈火吞噬,七堂伽蓝化为焦土。今天,在其原址上矗立着一尊由巨大神龟托起的“万国灵庙长崎观音”像。观音像身高18 米,如从地面算起连同神龟部分则有34米,以悲悯的眼神俯瞰长崎的大地和港口,仿佛时刻告诫人们:远离战争,珍惜生命!圣福寺奇迹般地逃过了重创,不过它的建筑风格融入了较多日本寺院的元素,作为唐寺,不及兴福寺和崇福寺具有代表性。


四座唐寺中,尤其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崇福寺。寺门为通体朱色的高大山门,上部为楼阁,飞檐起翘,下部墙门浑圆厚重,山门匾额上“圣寿山”三字,即崇福寺的山号,乃著名高僧隐元所题。如此独特的山门式样,我前所未见,后来知道它有原型,在福州,是与它同名的福州崇福寺的山门。进入山门后拾级而上,眼前更是一亮——第二门匾额上的“第一峰”三字直入眼帘。原来这门本是崇福寺的第一道门,因为后来增建了前面的山门,它便成了第二门。这道“第一峰”门为大屋檐式样,采用复杂巧妙的多层斗拱组合,檐下和门扉绘有明艳绚丽的祥云瑞图,极尽精工巧匠之能事,都是原汁原味的中国制造。我已听说崇福寺内的建筑用材都取自对岸大陆,还特意聘请了家乡的工匠来建造,但读了此门旁的说明才知,岂止建材,这整座门竟然都是先在宁波进行组装,再经海上运来的!三百多年前的长崎华人竟有如此魄力,如此不惜工本,这不简单是豪商们肯于慷慨解囊,除了宗教情怀,更多的应该是他们深厚的乡邦情结使之然。


崇福寺山门,又称“龙宫门”

与福州崇福寺山门同一样式

为“国家指定文化财”

来源:作者拍摄


根据记载,至少有以下福州府籍商人参与了创建崇福寺,分别是:福州府福州人王心渠(又名王三官,1594—1678)、福州府人何高材(又名毓楚,字一粟、性崇,1598—1671)、福州府福清县上迳人林太卿(字楚玉,1572—1645)及其子林守壂(即林仁兵卫,字大堂)、福州府人魏之琰(又作魏之瑗)。崇福寺因此而有“王何林魏,四大施主”的说法。这当中尤应提到林太卿、林守壂父子。林太卿来日很早,1609年(明万历三十年)先到鹿儿岛,1619年携子守壂移居长崎,是他带头捐建崇福寺,为第一大施主,但不久即去世。其子守壂1641—1662年出任唐通事中的大通事,称林仁兵卫。在任期间从中国聘请工匠营造寺庙,完成了父亲的遗愿。卸任后出家为僧,法名性英。父子两代,对崇福寺贡献最大。


跨过第一峰门后回首,内侧门楣上方的匾额为“海天华境”(因此又称海天门),落款“七十三叟林太卿”。看到林太卿手书的这四个字,我顿然领悟:“海天华境”正是对长崎华人建寺宗旨的最好诠释。离乡背井的人们之所以竭尽全力兴建唐寺,就是希望在异国之地也能保有属于自己的一方“华境”。


被誉为日本国宝的第一峰门

采用多层复杂斗拱结构的大屋檐

系在宁波组装后用船运来的

来源:作者拍摄


崇福寺拥有多个长崎唐寺“之最”:现存最古的大雄宝殿,最多的日本国宝和国家重要文化财(即国家级文物),保存最完好的妈祖堂门和妈祖堂……此外,还有一个“大锅之最”。这口巨型大锅原来置于大雄宝殿廊下,它可不是摆设,而是寺庙实际用来施过粥的。1681年,长崎遭遇大饥馑,饿殍遍野,正担任崇福寺住持的千呆性侒禅师卖掉自己的字画筹资,赶造大锅用于赈济。大锅口径6.5尺,锅深6尺,每次可煮米4石2斗,分给3000多人吃食。锅身镌刻的“圣寿山崇福禅寺施粥巨锅天和贰年壬戌仲春望后日”22字,真实地记录了这个历史事件,也反映了长崎的华人先贤与当地民众彼此扶助,共克时艰的友好情谊。看看我们与它的合影就知道,巨锅名不虚传!它已完成使命,现在被挪到大殿旁的专用铁架上“安度晚年”。


1997年作者与崇福寺的“寺宝”巨锅合影

来源: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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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立


华立,生长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1993年赴日本执教,任大阪经济法科大学国际学部教授、亚洲研究所所长等职。现为大阪经济法科大学名誉教授。主要著作有《清代新疆农业开发史》《清代新疆社会变迁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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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历史学者的行纪分为远东篇、漠北篇、日本篇、东南亚篇四个部分。作为来自中国的研究者,作者对于在异国他乡行的所见所闻,特别是与中国有关的文物、史迹和人文现象,分外敏感和留意,也常有不同于日本同行的观察角度和感受。又因为身处域外,也有一些不同于国内学者的独特经历和见闻。


全书收录了500多幅实拍图片,为读者呈现了普通人鲜少抵达的目的地,或者说,是在看似耳熟能详、很多人都能轻松抵达的地方挖掘未知之处。作者总能在其中找到那些“冷门”却与我们紧密相连地方,在历史过往的交织下,这些旅行者视野之外的地方也散发出别样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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