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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国民日报于2021年发表了“贫者的饭桌”主题连载，讲述了韩国各个年龄层贫者的“食文化”。其中，大学生小尹为减轻父母负担，用尽一切办法减少日常食品支出，哪怕他因此在一个月内减重7公斤，却仍然认为：“自己还年轻，吃饭不重要，要把钱花在刀刃儿上。”
1980年代，我正值童年。那时的一部电影，至今令我印象深刻。《没有妈妈的日子》，一部只看名字就能大致猜出剧情的成长电影。妈妈生下家里的老幺后因病而亡，父亲也因交通事故脑部受创。故此，家道中落，13岁的少年金英焌（音译）成了一家之主。邻居们叹其境遇悲惨，将英焌送到孤儿院，但为照料父亲和弟弟们，英焌又重返家庭。如今看来，这部电影说好听点可被称作“感人泪下”，实际上，用“陈腐”来形容才最合适不过。而且，现在也鲜有这种需要强制观看的集体教育电影了。但当时，我却是泪眼婆娑地同父母一起看完了它。1977年，这部电影上映，那时韩国的人均年收入第一次突破了1千美元。后来，虽然光州屠杀与弥漫在城市大街小巷的催泪烟雾让人暂时彷徨迷惘，但至少我和周围好友在成长过程中都对“明天会比今天好”一事无半分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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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没有妈妈的日子》的宣传海报
导演：李元世，编剧：郭仁行
上映：1977，片长：120分钟
回忆起这部电影的契机，是去年（2018年——译者注）上映的电影《朴花英》。18岁的朴花英被妈妈抛弃后，决心在“没有妈妈的日子”里成为一群无恶不作的同龄人的“妈妈”。她借着偶尔从生母处索要的生活费勉强维系半地下的“安乐小窝”。在那里，她的“孩子”们吐痰、做爱、吃她煮的泡面，也狠辣地一次又一次虐待她。当朴花英为自己的“孩子”顶了杀人罪，服刑期满出狱后，她依旧选择扮演“妈妈”的角色。最后，新的“孩子”们围坐在她煮的泡面前，听朴花英骄傲地喊道：“你们要是没有我可怎么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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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花英》的导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这不是关于十几岁年轻人的电影，这是关于所有人的电影。”
人均国民收入达到3万美元的时代竟有这种电影？虽然不平等与绝望（而非经济增长）是这个时代的热门话题，但定会有人反问：“需要将矛盾以如此暴力的形式呈现出来吗？” 那些接受“政治正确”教育的人，也定会质疑导演的再现方式。他们会说：“有那么多“人穷志不穷”的青年，为什么偏偏要将他们描画成垃圾？”但我认为，对于孤立/暴力的形象视而不见只热衷谈论“有道德感的穷人”，这样的现实正显现出我们这个时代的“贫困的奇异风景”。问题在于暴力地再现穷人？还是在于漠视贫穷制造的衰败呢？
与前些年上映的《绿头苍蝇》、《巨人》等作品一样，《朴花英》虽有其夸张的一面，但同时也揭开了一道伤疤。这伤疤，是韩国社会在将贫困视作“人生一部分”的时代，以“他们”的暴力与犯罪驱逐贫困后所留下来的。金英焌的家庭仍处于我们的“社会”之内，而朴花英维系的家庭却是以陌生又可怕的入侵者形象出现的。朴花英不停说着“你们要是没有我可怎么办啊？”，并为融入那个群体拼尽全力。但，那个群体却游荡于“韩国社会”之外。就如最近关于“对难民的嫌恶现象“所做的讨论一样，被认为是“其他种”的一些人带来的恐怖与不适已瞄准我们社会中的穷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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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绿头苍蝇》海报
“世界让人不爽，血脉疼痛至极”
本书诞生于一个过程，一个我向学生们分享自己对贫困问题所见、所闻、所想的过程。与贫困相关的主题，穷人们，还有那些直视贫穷造成的衰败并试图以新的连接方式解决社会结构性问题的活动家们似乎都被逐渐排挤在韩国社会的公共话语之外。对于这一现象，我想与学生们一起思考。当然，这不意味着世上其他的贫困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某些贫困留存至今，甚至仍备受瞩目。
起初担心人少成不了班的“贫困人类学”课程意外受到学生们的欢迎。只是在针对“哪种”贫困进行深挖这一问题上，我与学生们的想法稍显不一。申请这门课的学生一般对两种贫困感兴趣。一是“全球贫困”。如今的青年一代，是在韩国宣布从受援国变为供资国的时代出生的，是看着援助非州儿童的公益广告长大的。这些大学生通过互联网、沉浸式英语教育、交换生制度、海外旅行等方式早早熟悉了作为世界公民应有的感知方式。他们视“消除全球贫困”为己任。无论是“千禧年开发”还是“可持续性开发”，政府、企业、大学、非盈利团体根据联合国制定的目标组织开展的规模巨大的反贫困事业，借由国际开发领域的年轻志愿活动家们的“热情”迅速蔓延至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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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援非公益广告
“60年前的战争孤儿如今成为其他孤儿的母亲。”
但是，当年轻人发觉这一“热情”被过度消费乃至被剥削之时，他们便唤起另一种贫困：自身的贫困、实存的贫困。不，将其称为内心的贫困也许会更好。在21世纪的韩国社会，他们既无法放弃，也无法实现父母一代经常挂在嘴边的稳定工作与出人头地的神话，所以他们只好不停诉说自身处境的悲惨。虽经过一次次的激烈竞争进入顶尖大学，但无论是学校还是家人都说这只是竞争的开始。他们穿梭于各种竞赛，将自己投入过度繁复的人际关系，却又时常在某个瞬间将这些关系毫无征兆地斩断，开启一段“潜水”生活。不可言状的不安伴着空气尘埃潜入每个人体内至深的角落。最大程度减少出席日常聚会的次数，在不碰面、不露脸的网络空间用极端方式嘲笑、贬低他人的情况也比比皆是。所有人都非常疲惫、委屈、苦不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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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首尔辅导班集聚地大峙洞直至深夜仍“人来人往、车水马龙”
因此，学生们未曾亲身经历的贫困便逐渐从他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同时我也担心：要求学生们关注首尔站地下通道的游民，仔细审视因不堪强拆与义务抚养（低保层面）导致救济终止而自杀之人的生活，或是与通过不懈的抗议、集会传达穷人心声的人们建立纽带关系，会不会太强人所难。在这个“寒门再难出贵子”的时代，生活在贫困过程中的青年们早早便遭到无以言表的挫败感。这使他们更难有余力环视周围的贫困。而作为“特殊入学制度”的对象、艰难迈入大学门槛的那些学生们（出身低保家庭或农村/渔村），他们甚至会在将中产阶级消费水平与文化资本视为理所应当的大学之内，选择把自己变为透明人隐身起来。
“贫困人类学”课程开设之初，我主要将重点放在学生们感兴趣的全球贫困与青年贫困等主题上。但从去年第2学期开始，我决定改变课程方向，并开始构思，试图通过这门课在韩国的反贫困运动与大学生之间构建一种相遇。就在身边却未被观察到的，在大众媒体中以不幸的他者、社会弱者、贫弱阶层、犯罪者乃至尸骸形态被描绘之人，我试图创造让这些人与我、与学生们可以面对面交流，进而相互理解的机会。
但是，比起直面彼此，我最终选择了迂回的方式，在青年大学生与反贫困活动家间建立了相遇。这里面有几个理由。首先，因课程只有一学期，里面存在很大的时间限制。在短期内要求学生们在活动家团体内部进行简单的志愿活动，同时观察“穷人”以进行田野调查，这样蜻蜓点水式的调查方式对作为人类学家的我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此外，我也想提供一个契机，让反贫困活动家与青年大学生都能有机会回顾自己所处的位置。迄今为止，我遇到的大多数青年都对“活动家”一词不太感冒。虽然，他们以尊敬之心视活动家为“勇于介入与自己无关之事的人”，但同时也质疑这种牺牲与献身的叙事是否抹掉了个人的价值。青年们认为活动家固化了特定组织，并让他们联想到“运动圈”、“倚老卖老”、“大叔”等文化风气。不仅如此，青年们还认为活动家们用activist这一英文表达将自己做的“有意义且愉快之活动”特殊化。
反过来，我见过的活动家也对“青年”颇有微词。长期经历集体运动圈生活的年轻活动家们虽对缺少人手的现状抱有憾意，也以此为契机重新审视组织文化的种种细节，但他们同时对失掉“真诚性”的社会，对将反贫困活动经历编入“个人资历”的年轻一代发出了叹息。
可是，误会要借相遇而解，相遇则又会孕育新的契机。打破公共平台上“青年”、“活动家”的刻板形象，发现彼此间的多样性与共性。意欲实现这一切的企盼之心，也是在人类学式田野调查被大数据时代视为过时方法之际我仍想坚守的信念。
“贫困人类学”课程的前半部分主要以探讨资本主义历史与贫困治理相关的学术争议点为主。自课程中期起，我们便开始与事先选定的10名活动家一起，开展了“青年，寻访贫困”项目。这些活动家与低保人士、游民、残疾人、小商贩、地摊小贩、棚户村及低收入地区的居民保持亲密关系的同时组织、领导了反贫困运动。在事先接触这些活动家时，比起特定路线或组织历史，我更多将选择标准放在了年龄、性别、活动对象、运动轨迹的多样性上。
课程中，学生们被分为10组，他们在基本了解、学习了各自要面对的活动家与其所属的组织活动后，与我一同进行了采访。采访结束后，每组要撰写、上交报告。报告一共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简单概述团体活动的背景，比如韩国社会历史、团体历史、活动家的人生轨迹，第二部分则以调查问卷与现场采访记录构成，而第三部分是以“我们，青年”眼中的贫困为主题撰写针对采访的分析。之后，在将这些报告编辑成书的过程中，每篇文章的篇幅均多多少少被缩减至原本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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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期间学生们与活动家的合影
事实上，汇总、整理采访录的过程中，我们已经可以发现一些韩国社会贫困的焦点问题。因警察过度镇压造成大量伤亡的龙山惨案（2009）告诉我们：普通人通过“民主”、“合理”的国家体系试图根除的国家暴力仍旧存在。但是，自1990年代起，随着以选举为中心的民主主义制度逐步形成，过去那些无差别驱赶穷人、将其强制赶进收容所的情况确实改善了很多。此外，民众/市民运动将贫者命名为权利主体，居住权、无障碍通行权、福利权、救济权等权利也通过法律与政策落实在制度上。与政府的敌对关系也在这个过程中转变为“为维护当事人权利而建立的协调、协商、协治关系”。
活动家们不仅组织街头示威以对抗层出不穷的国家暴力，还就“以个人情况为标准的基础生活保障薪酬、对解放困于收容设施的残疾人这一项目的支援、以青年与低收入人群为对象的廉租房”等多种政策及其变化进行学习，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围绕行政展开的论辩中。
本书中“自立”这一论题频繁登场的背景就在于此。此间，“自立”以其多义性引起了各种误会与矛盾。究其原因，我们可以知道，无论是保守阵营还是进步阵营，在将（带薪）劳动视为神话的韩国社会，“自立”一直是政府以“支援的名义”建立的正当性的代名词，是将自发性责任施加在个人身上的治理策略，同时也是希望穷人成为自我生活主宰者的活动家发出的肺腑之言。
在本书中，学生们在细致整理采访内容的同时，分析了贯穿于贫困政策的“自立”话语体系存在的问题，并以各种方式试图赋予“自立”新的意义。贫困虽是总体性·长期性的“丧失性体验”，政府却只是胡乱推行短期自生项目/活动，视穷人为只需稍作维修便可再次投入使用的机器。流通于东子洞棚户区居民间的小额金融借贷虽被媒体宣传为居民经济自立产业的一环，但却被居民们纳入建立相互依靠/协作共同体的过程。“这个世界没人可以不靠依存活下去。”就此点来说，“依存”不是“自立”的反义词，而是照顾彼此的过程。当我们看到罹患阿尔兹海默症的棚户居民用黄色荧光笔填涂报纸上黑白的世越号纪念条带，我们便可以说这就是一个“自立”，同时也是“相互依存”的事例。
2014年4月16日，从仁川驶向济州的世越号轮渡因不明原因遭遇沉船事故。事故导致299人死亡，5人至今下落不明。
与活动家关于“自立”的交谈也给予青年们一个契机，让这些视竞争如家常便饭且精于利益算计的青年们可以重新审视自我。在采访中，拆迁户-租客出身、现为田沟信作社（由拆迁户自发成立）理事长的刘泳佑曾因不理解学生们的问题显得不知所措。学生们向他提到“逃票”问题，询问是否有人不出资却利用信作社谋私利。但刘泳佑却连“逃票”的具体意指都不知道。“如没有利他心，信作社便无法办下去。”刘泳佑的回答给了学生们重新思考不齿“他人逃票”的自己以及整个社会的机会。学生们以此细思贫困无法进入自身视野的原因，疑惑是否是将“努力”定为公正标准的青年进一步加深了对“借依存而生之人”的嫌恶。“在为成为劳动力商品获得认可而付出大量时间与资源的过程中，“努力”变成了伦理道德，变成了信念。而对懒散闲人的非难，则仿佛成了对人性的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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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沟信作社理事长刘泳佑
“当事人”话语体系也成为本书常提及的一个问题。正如我们在青年（青少年）/女性/残疾人维权运动中看到的，将自己标榜为某一事件的“当事人”、强调自己权益的行为在民主主义社会中影响极大。但是，在龙山惨案中，这一话语体系却被恶用于区分“当事人”与“非当事人”。公共机关与媒体连日责难曾帮助龙山一带商家的全国拆迁联盟会员们，指责他们是随意介入其他“当事人”事件的“外部势力”、“专业骗子”。哪怕是这些经历过拆迁，不希望自己曾遭遇的暴力反复出现的“当事人”们，却依旧被渲染成了所谓的“外部势力”。
虽不是“当事人”，却义无反顾投身各种示威，这种行为的动力来自哪里？当活动家空气（化名）被问及这一点时，她回答道，其实这种“当事人”思维才最危险。她说，如果不阻止密阳的输电铁塔，如果不阻止韩进重工业的大裁员，那么总有一天相似的问题会（反复）出现在你我的生活中。我们遇见的活动家们基本都期待当事人运动能打破区分“当事人”与“非当事人”的现有框架，朝着实现共生与建立纽带价值的方向发展。因残疾人无障碍通行权斗争而建立的对“所有人”都具实用意义的步行路就是这种期待的一个结果。青少年、女性、残疾人、老人、游民、低保人士、拆迁户，这些“当事人”（各自）可以好好生活的社会，是“所有当事人”都可以好好生活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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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期间赵教授、学生们与活动家的合影
本书的读者可根据自身兴趣深入地、细致地了解“韩国社会贫困”、“反贫困活动”、“青年大学生”中任意一个主题。此外，本书还涉及了针对游民/残疾人的教育活动、特定地区的共同体活动、应对贫困政策与相关事件展开的议题讨论活动等。如果读者们在阅读过程中比较这些活动的异同应也会收获些有意思的想法。于我个人而言，我非常享受追踪“20世纪青年”崔仁基（音译）与“21世纪青年”空气在韩国社会留下的相同却又各自不同的痕迹。两个人均未上过大学，却都和大学生们一起示威、学习过。他们都在工厂工作过，都对艺术感兴趣，也都期盼着能将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结合起来。并且他们也都为了不被赶出城市，为了能赢得安心做买卖的权利奋战至今。
与此同时，二者的不同也非常鲜明。对“80后”崔仁基来说，工厂是为组织劳动工会而潜入其中的斗争现场。但“95后”空气却严格区分了有意义且可愉快开展运动的首尔街头“活动空间”与为生计暂时停留的庆南（韩国东南部地区）工厂的“工作空间”。她在争取商人租客的权利时化名“空气”，却在组装空调发动机时使用真实姓名。崔仁基对“阶级”，空气对“青少年”与“女性”的相关主题都十分有见地。结束采访后，崔仁基带学生们去了扎啤店，而空气则说着自己一会儿还有漫画课飞一般地扬长而去。虽然时代不同，但这两种将自己与“其他”青年放置在相遇场中的经验都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因为大学课程这一有局限的形式，我们没能探究更多的主题，探索更多的地区，这确为遗憾。与活动家的采访只限于首尔，所以我希望能有机会可以倾听并写下在韩国其他地区默默活动着的“他们”的故事。此外，虽参与采访的学生们已尽全力，但因他们对贫困问题的理解度、兴趣度大相径庭，所以我也深感此次项目的不足与局限性。我希望不同学科的研究者们能将不甚完美的此书作为开源之水，不断深化有关韩国社会贫困与运动的问题意识。同时，我也希望贫困这一主题能作为媒介，通过多元化的方式连接青年（大学生）、学界内外的研究者、反贫困活动家，并能让他们在这个以“用处”判定人格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与不断经历丧失的人们形成坚实的纽带。
本书的基础建立在“贫困人类学”课堂上，这门课在2018年度第2学期被选为延世大学“社会革新力量必修课”，在采访乃至成书期间受到各方不少支援。首先感谢延世大学高等教育革新院最大程度地省去了繁复的行政手续，为学生和老师创造出自由开展项目的机会。也感谢21世纪图书出版社在学生们参差不齐的报告书编辑为可面世之书的过程中自始至终陪伴左右。此外，郑泽辰助教为采访得以顺利进行花费了不少心血，崔艺纶（音译）助教也从起初的选定活动家到最后的润笔工作上，贡献了自己长期作为活动家的经验与身为作家的力量。
但最重要的是，这本书是因这40名学生的积极协作才得以成型。反贫困运动团体的志愿活动家、中国留学生，这些生活轨迹截然不同的学生们分享各自的知识与热情，共同完成了这件事。他们虽对将“青年”定义为审视“韩国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造成的伤口”的最佳之选抱有负担，但却也因切身之痛决心近距离面对每日与自己擦肩而过的陌生人的伤痛。
临近课程结束，恰逢首尔钟路区国一考试院火灾亡者的49日祭与纪念文化仪式。在去年冬天那个最寒冷的夜晚，几名学生来到现场点燃了烛光。而诗人宋竟东的亡者哀悼也为那片冰冷的沥青地增添了一抹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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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9日下午5点左右，位于首尔钟路区清溪川附近的国一考试院发生火灾。持续近2小时的大火导致7人死亡，11人受伤。据调查结果显示，殒命的7人均住在月租更为便宜的无窗房。图为事故亡者的49日祭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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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우리는 가난을 어떻게 외면해왔는가』
《我们如何漠视着贫穷》
赵文英(조문영, Mun Young CHO)，延世大学文化人类学教授。主要致力于研究中韩两国的贫困、劳动、青年、社会治理等问题。首尔大学言论情报学学士、人类学硕士，斯坦福大学人类学博士。著有『The Specter of “the people”: Urban Poverty in Northeast China』（2014年度美国人类学协会安东尼利兹奖）、『빈곤과정』（第64届韩国出版文化奖）。编著『헬조선 인 앤 아웃』『우리는 왜 가난을 외면해왔는가』『민간중국』『문턱의 청년들』等。译著有『분배정치의 시대』。
『착취도시, 서울』
《剥削，首尔》
[韩]이혜미
『서울의 심연』
《首尔的深渊》
[韩]탁장한
《走出韩国》
[韩]张康明
王宁 译
『애매한 사이』
《不明的关系》
[韩]최미래 외
『가난한 도시생활자의 서울 산책』
《贫穷城市人的首尔漫步》
[韩]김윤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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