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文围绕日本情感史研究展开。首先探讨情感能否成为历史研究对象，指出情感具有共性和个性，如同历史研究对象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以日本史学发展为例，其近代化有官方和业余两条路线，二战后 “民众史” 研究者多在高校，与马克思主义史学有交流。
进而阐述历史书写的情感视角。如科尔班的研究在日本史学界有影响，从感觉、感性层面展现社会和历史变化。日本学者的《大正感情史》是情感史研究先驱，《近代日本文化史》的部分卷采取情感考察角度，包括从情感角度看明治时期历史、战争史与情感、妇女史等的关联。
最后讲情感史研究的跨学科取径。西方情感史研究发展推动日本学界，日本学者与西方交流频繁，情感史研究相关论文见于《女性、性别史》和《情感研究》等杂志，森田直子发挥重要倡导作用。《情感研究》专辑体现跨学科特征，其他学科研究也用历史方法，文史结合在日本情感史研究中常见，如通过《今昔物语集》《昭和万叶集》等文学作品研究情感史，情感史研究在方法上具有跨学科、无明确边界、研究对象和方法多样的特点。
情感能否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抑或情感有没有历史性的问题，曾经是提倡情感史研究的学者首先需要关心和面对的问题。近二十年来情感史研究在世界遍地开花、蓬勃发展的结果，已经让人看到，情感像其他历史现象一样，同时具有共性和个性，抑或普遍性和特殊性。以前者——情感的共性或普遍性——而言，那就是情感跨越时空，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由此今人可以理解和解释古人的情感，这是历史研究和书写的一个重要前提。同时，情感又具有个性或特殊性，那就是情感不但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而且情感也会呈现其空间性——情感在不同文化中的表现和表达，在形式上有可能带上不同的特点、特征。
情感所具有的这两个属性，使其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因为细想一下，现今几乎所有的历史研究所面对的对象，都可以与之相比仿。1985年，美国历史地理学家大卫 · 洛温塔尔（David Lowenthal）借用英国小说家L. P. 哈特莱（Hartley）的名言，将其著作题为“过去是异邦”，便是一例。“过去是异邦”这句话，明确展现了历史研究对象的两重属性。作为“异邦”的过去，自然是有点陌生的，表现出过去的特殊性或历史性，但它同时又是似曾相识的，因此具有一定的可比性。这一可比性的基点就是普遍性，也即过去和现在、古人和今人尽管不同，但相互之间又有不少联系，允许今人的造访、流连和释读。顺便提一下，洛温塔尔写作了此书之后，成为“遗产”（heritage）研究的首创者，而无论是物质遗产还是精神、文化遗产，均有我们上面讨论的双重属性。我们保存、欣赏古迹、古物和古代文化，因为它们给我们同时带来了陌生和相似、疏离和亲近之感。
上面的开场白，似乎有点冗长，但其实是我们对本文标题和内容一个说明。写作本文是想展现情感史研究的一些实例，以期引发进一步的思考，这些思考一定会具有某种普遍性。但我们所举的例子，又以来自东邻日本的为主，因此自然会带有其学术研究的特殊性。我们希望本文所呈现的情感研究的共性和个性，能有助于促进读者探究情感史研究的方法和实践，更好地达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推动中国情感史研究的目的。
一、 日本史学的特点与感觉史、情感史的受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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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雑誌』第133编第5号封面
同时，如日本二战后的左翼史家家永三郎所强调的那样，日本史学的近代化，还有另一条重要的路线，那就是自福泽谕吉首创“文明史”开启的业余史学或新闻史家的路径。福泽谕吉是幕末明初闻名遐迩的“西化”人物，提倡“文明开化”，写作了《文明论之概略》《劝学篇》等畅销的论著。他的主要追求是开启民智，希望日本史学走出“君史”的传统，为社会和民众写史。他的追随者田口卯吉写作了《日本开化小史》，实践了福泽从文化角度重新展现日本历史的意图。此外，田口还主编了《史海》这样的通俗历史杂志。福泽和田口之后，这一传统由山路爱山、竹越与三郎和德富苏峰所继承和发展，更为注重写作“民史”。他们的历史论著，大多发表在德富苏峰所编辑的《国民之友》刊物上。他们作为“民友社”史家，提倡“平民主义”的历史观，其实践则被称为“民间史学”（ 日语的“民间”意谓“平民” ）。进入20世纪之后，日本经历了明治到大正时代的过渡，而这一传承在大正时代的发展，则以柳田国男倡导的民俗学研究为代表。柳田认为近代以来的历史书写，为政治史所笼罩，其史学方法又侧重于官方文献，轻视甚或忽视了普通民众的生活。更有意思的是，与法国年鉴学派同时甚至比其更早，柳田主张将历史书写的重心从近代转到前近代，为日本的中世社会写史。像他的前任们一样，柳田国男并非职业历史学家，具有“民间”的身份，但他所继承和发扬的传统，则代表了日本近代史学的一个重要侧面，在二战之后演化而成“民众史”的流派，影响十分深远，体现了日本近现代史学乃至日本学术传统的个性或特殊性，亦受到国际学界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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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田国男（1875~1962）
二战之后，上述传统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那就是“民众史”的研究者、同情者或支持者，大多在高校任职，成了专业人士。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虽然从事历史研究，但并不都是历史学教授。他们的角色更像“公共知识分子”，关注历史书写与社会大众之间的积极互动。在战后日本学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一度十分深远。“民众史”的人物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之间，颇多交流和互动。网野善彦就是一例。他在东京大学受到史学训练，其间追随战后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家石母田正，毕业之后曾在日本常民文化研究所工作。网野之后虽然脱离了马克思主义运动，先后在名古屋大学和神奈川大学教授历史，但其研究仍然注重下层社会，其研究手段则发扬了柳田国男的民俗学研究。网野的研究试图展现日本中世社会的多重侧面，特别注意所谓的“非农业民”，也即那些很难纳入一般社会阶层的人士，如游民、巫女、舞伎等。若从西方史学史，特别是西方情感史的发展角度来看，他对日本中世社会和文化的描述，与荷兰史家约翰 · 赫伊津哈对欧洲中世纪的研究，有一些可比之处。他们的学术兴趣，融合了社会史和文化史，而其历史叙述，则侧重于感性的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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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野善彦（1928~2004）
如果说柳田国男的史观，与法国年鉴学派有一些暗合之处，那么网野善彦那一代的日本史家则与之产生了更直接的互动。阿兰 · 科尔班（Alain Corbin）是年鉴学派的第三代史家，不但著作多产而且题材广泛。而他主要的兴趣是延续年鉴学派第一代史家吕西安 · 费弗尔对“心性”或“精神”（mentalités）的重视，侧重从感性、感觉和身体的角度重构近现代史。费弗尔一般被认作情感史研究的首倡者。科尔班落实和发扬了费弗尔的想法，是法国情感史研究的一位重要人物。也许他的著述内容有点过于宽泛，因此一般回顾西方情感史的论著中，往往对他的贡献有所忽略。但其实科尔班在日本史学界影响甚巨，他本人也与日本史家互动频繁。譬如他在2001年与日本的网野善彦、河野信子及法国史家乔治 · 杜比（Georges Duby）和米歇尔 · 佩罗（Michelle Perrot）等人共同编著了《历史上的性别》一书。科尔班的著作出版之后，往往很快就有了日文版，而他著作的英文版则常常瞠乎其后，甚至付之阙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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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兰 · 科尔班（1936~ ）
情感史（history of emotions）在日文中一般被称作“感情史”，而科尔班的研究在日文中则多以“感觉史”“感性史”来表述，相对应的是“history of senses”或“history of sensibility”。我们可以列举一些他的著作，以便更好地理解这些名词所指称的内容，了解它们之间的差别和关联。科尔班最早的著作是一部地方史，体现了年鉴学派的传承，特别是费弗尔的影响。而之后他的兴趣便转移到与妇女史、感觉史、情感史相关的方面，所写的著作均有诱人的书名。1978年，他写了《烟花女子：19世纪法国性苦难与卖淫史》（Les filles de noce: Misène sexuelle et prostitution au xix e siècle，日文译为《娼妇》），使他成为法国妇女史的开创者之一。1982年，他出版了《恶臭与芬芳：气味与法国的社会想象》（Le Miasme et la jonquille，直译是《瘴气和水仙》），几年后就有了日文版并再版。之后，科尔班写的与感觉和身体相关的著作，都很快被译成了日文，如《时间、欲望、恐惧》《飘渺的领地：西方对海滩的向往，1750—1840》及他与人合编的三卷本《感情的历史》和三卷本《身体的历史》，后者也有了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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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 filles de noce: Misère sexuelle et prostitution au xix e siècle
《烟花女子：19世纪法国性苦难与卖淫史》
阿兰 · 科尔班，1978
1998年是日本的法国文化年，阿兰 · 科尔班应邀在1月访问日本，与诗人吉增刚造和人类学家宫田登进行了三人对谈，就“感性的历史”交流看法。让诗人和民俗学者与科尔班对话，显然延续了上述日本学界的特色，也即希图使人们对历史的认识，走出学院派的框架。诗人吉增刚造首先用诗意的笔调，结合日本工业化社会的情景，描述了他读了科尔班《恶臭与芬芳》和《飘渺的领地》的感受。宫田登则回顾了日本民俗学和民众史发展的历史，谈到了他们的做法与法国年鉴学派的异同，特别比较了柳田国男和科尔班著述的相似关怀，也就是从感性的层面重现历史。科尔班的发言以“必须对历史的表象做系统分析”为题，对两人的发言做了回应。他首先恭维了吉增刚造的诗歌，谈到自己对日本诗歌表现力的欣赏，然后他指出诗歌并非完全出于想象，与事实简单对立，而是夹杂了事实的成分，因此是研究和展现“表象的历史”和“感觉的世界”的重要史料。科尔班接着说道，年鉴学派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既有强调使用计量方法、研究“系列史”的一面，也有研究“心性”“精神”的一面，而后者的研究首先就要考察大众心理的变化，将爱恨情仇也纳入研究的对象。因此年鉴学派的研究已经走向多元化，具有民俗历史学的面向了。
上述对谈，似乎没有讨论“感性的历史”的具体内容，但有助于我们了解其关注对象之新颖。以他们三人讨论的中心——科尔班的《恶臭与芬芳》和《飘渺的领地》两书为例，两者均试图从感觉、感性的层面，即所谓历史的表象，来展现和分析内含的社会、历史变化。《恶臭与芬芳》一书描述的是18—19世纪法国人对臭味与日俱增的厌恶、规避和管控，反映了现代社会的压迫性。而《飘渺的领地》描述了同一时期法国人对海滩的向往，反映的是工业化、城市化之后现代人社会、文化心理的变化。科尔班指出，在这之前，人们对大海的广袤无际、神秘莫测有着一种害怕、不安的感觉，但到了现代社会，上班族往往对去海滩度假趋之若鹜，将之视为探索、享受不同生活的所在。因此，嗅觉和对海的感觉这些表象层面的变化，被科尔班用来探究和揭示历史的深层变化。
二、 历史书写的情感、感情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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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绘日本桥三越百货商店的明信片
1922
纽约公共图书馆藏
早在与阿兰 · 科尔班交谈二十年前的1979年，日本筑波大学五位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包括上面提到的与科尔班对谈的宫田登）出版了《大正感情史》一书，企图从情感、感官的层面，捕捉大正日本与明治日本社会、文化和历史的明显不同。他们在序章开宗明义地指出，如果“明治的精神”概括了19世纪下半叶日本历史的特征，那么“大正的感情”则是20世纪上半叶日本历史的写照。这一序章题为“大正的经验”，之后的各章分别题为“大正的忧郁”“大正的感伤”“大正的浪漫”“大正的质感”和“大正的活力”。该书的作者之一嶋田厚在“大正的经验”中指出，大正天皇的父亲明治天皇统治了日本四十五年，他的儿子昭和天皇统治了逾半个世纪。而大正只有短短十五年，可以说是明治和昭和之间的“谷地”（日文“谷間”）。虽然时间短，但大正作为一个时代，对日本的经济、产业、文化和思想的影响，十分持久和广泛，有“大正五十年”之称。嶋田厚用日本作家夏目漱石、森欧外的作品描述当时日本人的复杂心境，也提到了由于新闻媒体蓬勃发展，社会与政治之间形成前所未有的密切互动。总之，大正日本的社会文化，变化莫测，犹如梦幻，极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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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正感情史』
嶋田厚/野田茂徳/田代慶一郎/飯沢耕太郎/宮田登，日本書籍，1979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对该书的内容，只能做一点十分简略的介绍。“大正的忧郁”以小说家有岛武郎为中心，讨论当时左翼倾向的知识界人士如何表达对资本主义的不满，试图寻找不同的出路，但又无能为力。“大正的感伤”围绕的是大正时期多产并有代表性的散文家吉田弦二郎的事迹，指出吉田和其他人的现实主义作品，如何反映了当时社会和思想的转变、转换。吉田本人从早期皈依基督教到最后放弃信仰，就是一例。“大正的浪漫”和“大正的质感”通过日本动画片、电影制作的初期发展和绘画艺术的演化，揭示当时的日本艺术界如何在吸收西方文化的同时，希求创建富有日本自身特色的成果。
吉田弦二郎（1886~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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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映：1965，片长: 93分钟
这两章的主人公是谷崎润一郎和野岛康三，前者是曾被多次提名诺贝尔奖的著名作家，后者是那时活跃的摄影家，以首创裸体摄影而知名。由宫田登执笔的最后一章“大正的活力”，笔锋一转，写的是那时政治、经济发展给庶民生活带来的种种变化，包括日本妇女开始走向社会的状况。在该书的结尾谢词部分，作者们略带谦虚地说道，他们以“大正感情史”为题，可能让人有挂羊头卖狗肉之嫌，但他们的野心是从表面的社会现象入手，发现和探究大正日本的内核，试图显示那个时期“蔽而不彰却共有的深层经验”。
谷崎润一郎（1886~1965）
后面的裸体
依笔者管见，由筑波大学这几位学者在1979年写作的《大正感情史》，可以说是日本情感史研究的先驱作品之一。但如上所述，他们的取径并非无源之水，而是与明治中期以来的日本学术发展的特殊性密切相关，也即职业史家并未在历史书写领域独霸天下。这一现象直至今天仍然踪迹尚存。2000年由岩波书店出版的多卷本《近代日本文化史》或许可以作为一个例子，因为该书虽然出版于二十年前，但编者、作者都基本在世。具体言之，此书由六位学者担任主编，分别是小森阳一、酒井直树、岛菌进、千野香织、成田龙一、吉见俊哉。其中成田龙一是当代日本史学史领域的祭酒，千野香织是知名日本艺术史家，而小森阳一、酒井直树是文学理论家（后者也从事史学理论研究，近年一直任教于美国康奈尔大学东亚系），岛菌进是宗教学家，吉见俊哉是社会学家。换言之，这套历史书的编纂，并非全由史家承担，而更有意思的是，参与此书写作的史家中，也有西方的日本学家，所以此书不但跨学科，而且跨国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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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波講座 近代日本の文化史1：近代世界の形成 19世紀世界1』
小森陽一/千野香織/酒井直樹/成田龍一/鳥菌進/吉見俊哉，岩波書店，2002
《近代日本文化史》共有十卷，再加一附卷《作为方法的文化研究》，其所概括的内容自19世纪中叶开始直到二战以后。十卷中的第四卷与第八卷，分别题为“感性的近代”和“感情、记忆、战争”，比较明显地采取了情感考察的角度；顺便说一下，日文中的“感性”，除了与“理性”相对，还有“敏感性”或“敏感度”的含义。值得一提的是，此书与上述《大正感情史》显出一个比较明显的不同。《大正感情史》认为“明治的精神”与“大正的感情”相对，而此书的第四卷《感性的近代》处理的是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10年代，也即明治后期，而非大正时期。更值得注意的是，《近代日本文化史》用两卷来概览这一时期的历史—在《感性的近代》之前的第三卷是《近代知识的形成》。换言之，此卷的作者显然认为，日本明治时期的历史或许有理性扩张的一面，但同时也可以从感性、感觉的视角来研究。另一个更明显的不同则是，此书没有采取明治、大正和昭和这类皇权递嬗的框架，而是根据时代精神分卷叙述。比如第五和第六卷处理的是20世纪20—30年代，分别题为《民族主义的动员》和《扩张的现代性》，突出了大正到昭和初期日本逐步走向民族主义、军国主义的时代性。这两卷的标题也颇值得回味，因为代表“大正民主”的各种社会运动，固然有民众参与政治的一面，但同时也可以理解为用民族主义来动员民众。而日本走向帝国扩张之路以后，民族主义情绪则往往会成为支持对外侵略的工具。那个阶段日本历史的发展，已经揭示、证明了这一点，为我们所熟知，因为日本自30年代开始的对外侵略，中国是其主要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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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波講座 近代日本の文化史4：感性の近代 1870‐1910年代2』
小森陽一/千野香織/酒井直樹/成田龍一/鳥菌進/吉見俊哉，岩波書店，2002
《感性的近代》这一卷的内容，也能反映日本近现代历史的双向、悖论似的发展，显示其追寻现代性的历程，有着对内压制和对外扩张的两面。该卷的序章由小森阳一写就，题为“对歧视的敏感度”（“差别の感性”），讨论的是走入近代的日本人，如何发现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并对之采取诸多措施。这些措施包括1871年公布的“贱民解放令”，试图取消之前日本社会对部落民的各种歧视。小森指出，制定这一政策的目的是实现所谓“文明开化”，但饶有趣味的是，其实施又被用来“攘夷”—抵制外国人。同样，以“文明开化”为名，日本政府和社会又管控传染病人和精神病人，而出于“保护”目的，日本又侵占了北海道，将阿伊努族（旧称虾夷族）纳入其管辖。最后，还是出于所谓“文明开化”的需要，警察开始管控社会的清洁，制定了一系列“预防”措施，其矛头往往针对华人、朝鲜人等不同于日本民族的族群，视其为“不洁”或病者，而这些现象又出现在甲午战争之后。总之，小森用日本近代对“歧视”的敏感为例，指出了我们上面所提的日本近现代历史对内压制、对外扩张的双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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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令の明治維新：賤称廃止をめぐって』
《明治维新的解放令：以废除贱称为中心》
塩見鮮一郎，河出ブックス，2011
对人与人之间面貌、体形、习惯和种族差异的敏感或感觉，首先是从身体层面开始的。《感性的近代》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身体的近代”，第二部分是“表象空间的近代”，第三部分是“身体和边界”。第一部分讲的是卫生观念的兴起及其相随的措施，比如对传染病人的隔离等。第二部分侧重于视觉、听觉的变化，以战争博物馆（遊就馆）的出现和政治家在街头和国会演说为例。第三部分讨论近代日本对人身体的管束和规训，并将之与对外侵略相连。此卷写作的目的，就是展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人的身体在感官、感觉上所出现的种种变化，从而提供了一个观察历史变动的新角度。
以日本现代历史的变动而言，日本在亚洲挑起二次大战及其最终的战败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一段。《近代日本文化史》的编者将1935年至1955年的历史，也分两卷处理—第七卷是《全面战争下的知识和制度》，第八卷则是《感情、记忆、战争》。前者处理的是比较常规的内容，后者则如其标题所示，希求从新的角度研究战争史。第八卷的另一特色是，美国的日本史专家也参与了写作。成田龙一为此卷写了序章，题为“战争和性别”。他指出此卷的内容主要概括了以下四个方面：“（1）若以女性为主体，如何描述其与战争的关系；（2）女性如何选择参与和支持以男性思维为主导的战争体制；（3）如何探究造成男女不平等的‘现代性’的根源；（4）批判‘现代主义’和批判‘日本主义’（意为日本民族主义）有着什么样的关系。”换言之，如果说《感性的近代》分析了情感史与身体史的密切关系，那么《感情、记忆、战争》则突出了情感史与妇女史、性别史之间的关联。例如甲南女子大学的教授牟田和惠从女性的，特别是卖春妇、慰安妇的视角，描述了战争期间和战后女性的经历，指出尽管这两个时期性质似乎有天壤之别，但从女性和权利关系的视角来衡量，还是具有相当程度的连续性。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日本史教授卡萝尔 · 格卢克（Carol Gluck）也重视从女性的视角来看待战争，希图呈现一种不同的战争记忆。她引用日本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的研究总结道，慰安妇曾被视为“女性之耻”，日本男性则被塑造成为国捐躯的英雄。而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慰安妇研究，成功地改变了这一叙述。士兵在战争中“男性的要求”不再被认作正当的，而是被视作“男性的犯罪”。的确，慰安妇在战争中身心俱损，她们回忆这段经历的时候常常声泪俱下。慰安妇的研究因此能很好地结合情感史、身体史和妇女史的方法。
卡萝尔 · 格卢克（Carol Gluck）
三、 情感史研究的跨学科取径
日本欧洲史专家池上俊一在2022年出版了《历史学的作法》一书，其内容结合了史学概论和史学史。他在书中为心性史和情感史专辟一章，其中写道，阿兰 · 科尔班的感觉史、心性史研究，一枝独秀，发扬光大了吕西安 · 费弗尔一脉的年鉴学派遗产，但在法国显得后继无人。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到认知心理学、神经科学和精神哲学等学科的刺激，英文和德文史学界以情感史为号召，大力推动了这一学派的发展，成绩引人瞩目。如池上所言，近年西方学界情感史的研究，发展迅速，盛况空前。日本史学界也不甘落后，感觉史和情感史的研究可谓齐头并进，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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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歴史学の作法』
池上俊一，東京大学出版会，2022
其实，不仅感觉史和情感史的研究在日本有同步进行之势，而且两者与西方学界的交流和互动都十分频繁，因此日本学者的情感史研究与西方同行相比，也不遑多让。上面提到，情感史的研究在英美和德国开展得相对比较迅速，在德国柏林马克斯 · 普朗克人类发展研究所任职的乌特 · 弗雷弗特便是情感研究的领军人物之一。2015年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情感史讨论专场，亦是由她出面组织的。在弗雷弗特诸多情感史著作中，其成名作可谓《为荣誉而战：资产阶级决斗史》。该书是她在比勒菲尔德大学完成的教授论文，于1991年正式出版。如其书名所示，此书将荣誉感视为研究对象，结合了情感史和性别史（男性史）的研究路径，成了这两个新兴流派的代表性作品。
乌特 · 弗雷弗特（Ute Frevert）
无独有偶，任教于美国纽约新社会科学学院的社会学家池上英子于1995年出版了英文著作《武士的驯服：荣誉的个人主义和现代日本的形成》，同样采取了男性荣誉感的视角，描述了日本的武士阶层在从传统到现代社会的转换中所扮演的角色。池上认为，日本所谓和谐的集体文化其实与其充满冲突的历史相辅相成。具体言之，当代日本文化是建立在两个明显互补的成分之上的，即荣誉的竞争和荣誉的合作。这一发展突显了日本历史的特征，与欧洲历史颇为不同。明治维新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将在德川幕府时期高居社会上层的武士阶层，转变为一个附庸的官僚阶层，让他们继续享受旧有但又相异的荣誉感，从而促进日本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
池上英子
在研究日本现代转型的论著中，注重研究武士阶层的学者不少；他们也都注意到武士在这一过程中的“变身”，即从武士阶层到工薪阶层（from samurai to salary-men）。但池上的研究，从荣誉感这一情感因素考察，在视角上独辟蹊径。2011年，任教于英国剑桥大学的德国史家乌琳卡 · 鲁布拉克（Ulinka Rublack）主编了《简明历史学指南》一书，邀请了不少学有所长的史家讲述历史学的各种流派。池上英子为之写了“情感”一章。她在其中回顾了欧洲史上的情感史研究，如年鉴学派史家费弗尔的倡导，赫伊津哈的《中世纪的秋天》和德国社会学家诺伯特 · 埃利亚斯的《文明的进程》等著作。她同时也指出在历史悠久的日本诗歌，如《万叶集》等作品中，也有反映远征在外的武士思念家乡和亲人的复杂情感的。池上在探讨情感史的研究时，主要侧重于四个方面：一是情感的内在和外在的面向；二是身心二元论和情感理论；三是情感和文化；四是情感和政治、社会的变化。简单而言，情感虽然主要是内心的波动，但又会通过身体的言语和动作表现。这样的外在表现与文化差异和政治社会因素相关，因此对情感文化的研究，不但需要采用新的、不同的史料，而且还要对之进行深入的解读和分析，发现认识论上的不同层次，以求获得真确的认知和理解。
乌琳卡 · 鲁布拉克（Ulinka Rublack）（1967~ ）
以日本史学界的情感史研究而言，在出版相关的著作和译著之外，研究论文主要见于两本杂志，一是《女性、性别史》，二是《情感研究》，两者都是在最近十年之内发行的。《女性、性别史》由日本的英国史研究会主办，其注重发表情感史的研究论文反映了情感史与妇女、性别史之间的密切关联。该学会于2021年组织了一个工作坊，名为“英国女性史和情感”。2023年初的《女性、性别史》杂志上，选载刊登了那个工作坊上发表的部分论文和评论。八谷舞和金泽周这两位工作坊的组织者以英国妇女争取选举权的运动为例，介绍了情感史这一学派的迅速崛起及其在历史研究中的创见和贡献。赤松淳子则以“围绕通奸的法律和情感：18世纪的强穆雷夫妇案件”为题，提供了她运用情感史方法研究法制史的实例。贝原伴宽的论文题目则是“你喜欢猫吗，即使它们取笑你？——18世纪法国的动物、情感和性别”，其研究结合了性别史、动物史和情感史的手段。该期还发表了森田直子和大石和欣的评论，前者讨论了情感史研究对历史学的影响，后者讲述了在英国文学的研究中如何运用情感史的方法。
任教于上智大学的森田直子是日本情感史研究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女性、性别史》该期的“编者按”中指出，“她（ 森田直子 ）在日本引入情感史研究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森田在获得东京大学的学士和硕士学位之后，在德国的比勒菲尔德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可谓乌特 · 弗雷弗特的私淑弟子。她近年不但翻译和介绍了西方情感史学者如芭芭拉 · 罗森宛恩、扬 · 普兰佩尔和乌特 · 弗雷弗特等人的论著，而且还在日本的《思想》《史学杂志》等专业杂志上发表了多篇提倡和推广情感史的文章。她个人的情感史研究专题论文，则常见于《情感研究》的杂志，譬如《历史学如何处理情感问题：试论有关粗话的情感史》。森田在这篇文章中，从19世纪德国的两部词典中找出了一些当时流行的粗话，然后又从当时有关大学生活的资料中，考察这些粗话的使用，如何引起学生与学生、学生与市民之间的争吵，继而引发斗殴、决斗等暴力现象。她认为这些情感激愤现象的发生，与德国人普遍认可的社会道德相关，而这些道德认知在不同的程度上，仍然影响了今天德国人的处事和社交。她希图通过这一事例的研究，指出情感在历史研究中可能扮演的重要角色。
《情感研究》杂志由日本感情心理学会（Japan Society for Research on Emotions）在2015年创办，刊名以日文片假名标示——“エモーション · スタディーズ”，对应其英文名称“Emotion Studies”。《情感研究》的创刊号上有理事长中村真的一个简短寄语，说到学会的成立是为了促进与国际情感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Research in Emotion）的交流，创办这个杂志也是为了与国际情感学会在2009年创刊的《情感评论》（Emotion Review）杂志对话。更具体一点说，《情感研究》杂志的“目的是为促进和发展情感研究提供信息，即发表各个领域的前沿情感研究，介绍跨学科和跨领域的研究，并传播和提供相关信息”。的确，如同国际杂志《情感评论》，日本《情感研究》发表的论文，多采取跨学科的形式，情感史的研究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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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研究》创刊号
日本感情心理学会，2015
上面提到，森田直子写作了不少有关情感史研究的文章。她在2016年发表于日本重要的史学刊物《史学杂志》上的《情感史的思考》一文，也特别强调情感史研究的跨学科性质和方法。森田指出，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一个“情感革命”，情感研究在许多自然学科领域得到了飞跃发展。2015年，日本出现了人格化的机器人，号称具有类似人的情感，也是一个标志。情感研究的长足进展，主要发生在神经科学、人工智能和生理学等自然科学的领域。同时，在社会科学的领域，社会生理学、认知心理学等学科的发展也促成了情感社会学、神经经济学的兴起。换言之，情感史的发展，与20世纪以来历史学与其他诸学科的互动和交流息息相关，而它的长足进步，则有助于挑战身心二元论、理性和感性的区隔、普遍与个别的对立等传统观念。
2020年，《情感研究》发表了一个“历史与情感”的专辑，其参与者来自不同的学科，展现了情感史研究的跨学科取径。这一专辑的组织者大平英树是名古屋大学的认知心理学的教授，之前是该校社会环境学的教授，其教育背景则是东京大学社会心理学的学士和硕士，之后获得了岐阜大学的医学博士，研究兴趣涉及脑神经、精神压力、情感和认知等多重领域。除了大平和森田（即上述她对粗话和情感关系的研究）的文章之外，还有八位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为这个专辑提供了论文。譬如富山大学佐藤德的论文是《自我感的社会构成》，其中指出人的自我感具有多重层次（如身体自我感、自己主体感和神经主观框架等），而每个层次的形成都与社会构成了密切的联系。名古屋大学的中村靖子则写了《情感的生成：文学和历史》。她用欧洲早期启蒙运动的一场争论为例，指出诗歌的逻辑性和想象力，拓展了人的认知世界，而这一拓展与情感密切相关，因为情感和想象力的相互作用，赋予了人类心灵的历史上一个新的维度，使其否定常规化的言语机能，也即超越人的生物条件，从而呈现一种“审美的主体性”。
大平英树在该专辑的论文是《在文化和历史中共同构建情感》。如其标题所示，他主要采用了情感建构主义的立场，认为情感虽有先天的成分，但更多的是后天的抑或文化和历史的产物。具体言之，他指出情感的建构过程表现为两个方面：（1） 在感知的基础上形成核心情感，而感知是身体信号的神经表征；（2） 通过使用概念和背景信息对核心情感进行分类。然后他又引入了一个计算模型，来探究和重建文化和历史共同构建情感的具体过程。神户大学的宇津木成介则探讨了情感与意识之间的关系。他在题为“情感心理学和意识”一文中，首先指出近代以来，不少哲人用有否意识来区分人和动物。但意识与感觉相连，而已有的研究已经表明，动物（如鱼和老鼠）也会有痛感，并对之做出反应。那么动物是否也有意识？他的结论是，从情感的角度考察，人和动物可能都是有意识的生命；后者尽管没有采取口头语言的形式，但也会用肢体动作来表达情感和感觉。
《情感研究》这一专辑的论文显示，作者们采用了自身学科的方法来研究历史上的情感抑或情感的历史性，体现了情感史研究的交叉学科特征。而饶有趣味的是，在日本其他学科的情感研究中，也能看到研究者采用了历史的方法，所以这一交叉学科的趋向，并非单向流动，而是双向互惠的。譬如久保由香里在 《儿童的自我理解发展中的情感因素：情感社会化和历史自我的构建》中指出，儿童在两岁之后，能在与社会的接触中逐渐内化一些经验。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能逐渐形成“历史的自我”，也即通过自身记忆的积累，达成一种对自我的理解，而情感在这一自我理解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冈田显宏和阿部纯一合作的《心理学中的情感研究史及其动向》一文，也采取了历史学的角度，勾勒了近代以来心理学家研究情感的来龙去脉。他们指出查尔斯 · 达尔文是最早对情感生成加以研究的学者，之后则主要表现为认知心理学的发展，侧重考察的是从认知到情感还是从情感到认知的问题，而最新的趋向是用计算模式分析情感过程。与冈田显宏和阿部纯一的路径相似，兵藤宗吉对记忆和情感的关系从历史学和神经生理学两个方面做了回顾。在前一方面，他回顾了从达尔文到威廉 · 文特（Wilhelm Wundt）、威廉 · 詹姆士（William James）和卡尔 · 兰格（Carl Lange）情感理论的发展，而在后一方面，他主要讨论了21世纪以来神经心理学家如何使用现代电脑科技，生成如核磁共振的影像，观察情感波动的时候（喜怒哀乐等）相关的人体和脑部器官（如扁桃体、丘脑、大脑皮层和皮质）如何变化或不变，试图寻找比如抑郁症的病因。
由于涉及人类情感活动的记载多见于文学作品，因此情感史的研究，几乎自然会用到文学类的材料，日本学界也不例外。在日本情感史的发展中，文史结合的方法应该说最为常见，这里举两例略做说明。任职于松山东云女子大学的西尾和美，专研日本中世史和性别史。她在《历史中的情感表现：以〈今昔物语集〉的分析为中心》一文中，研究了悲伤、哭泣、发怒、愤恨、失常、发狂、大笑等行为及其性别差异。《今昔物语集》是日本平安时代编辑的故事集，类似《聊斋志异》，但内容不以日本为限。西尾认为，《今昔物语集》是一种“说话史料”，属于文学作品却“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代”。以哭泣而言，《今昔物语集》有不少相关记载，让人似乎觉得日本中世的社会，人们可以在公开场合号啕大哭，不加控制，而且男女无差。但西尾指出，其实不然，因为《今昔物语集》中描述的哭泣场面，基本都与生离死别相连，因此给人以上面的印象。从发怒的现象来看，在公开场合表示怒气的往往是日本中世社会的权贵人士，女性则相对比较少见。而愤愤不平者，则又常常是社会地位比较低下的人士。他们无法公开表示自己的愤怒、愤恨，因此常常借助幽魂的想象来发泄。譬如一个被丈夫虐待和抛弃而死的妻子，会灵魂附体来惩罚丈夫，等等。因此，《今昔物语集》中所记载的灵魂转世的许多故事，其实反映了弱势群体（日文“劣位者”）表达愤怒的一种特别的方式。同样，《今昔物语集》所叙述的有关人的失常或发狂的行为，也反映了当时认可的社会规范——那些人被视作狂人，因为他们的行为引起了其他人的反感和鄙视。总之，西尾和美通过细读和爬梳《今昔物语集》这本文学类的作品，发掘出与情感和性别关联的材料，提供了对日本中世社会的一种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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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式的36种鬼魂》之一 番町皿屋敷
月冈义俊，1890
一位名叫阿菊的女佣亡灵在数盘子的怪谈，内容大多是井中传来含恨而终的女佣阿菊的亡灵，数着“一个盘子……二个盘子……”“九个盘子……少了一个盘子……”的声音。类似的传说散布日本各地。据说阿菊因为不小心打破主人家的传家之宝——十个一套的盘子里的其中一个（一说是主人故意藏起来的）而投井自尽（一说是被主人吊打至死后被扔进井里）。自那以后井底每晚都会传出带着悲切的声音说着“一个...... 两个...... 三个”数盘子的声音，当她数到第九个就开始哭泣，然后再从头数起盘子。据说她变成鬼魂归来是为了报复冤枉她的人。 日本一些地方还有阿菊墓或阿菊井。
短歌是日本诗歌的一种古老形式，最早在《万叶集》中出现，其出现的时代比《今昔物语集》出现的平安时代更早，后在奈良时代广为流行，之后经久不衰，一直持续到现代。20世纪70年代，日本著名的社会学家鹤见和子（1918—2006）倡导收集日本昭和时代的短歌，于1980年出版了《昭和万叶集》，共收集了45000首短歌。鹤见和子出身于名门，外祖父是医师出身的明治重臣后藤新平，父亲鹤见祐辅也很早就步入政界，其弟鹤见俊辅则是日本著名的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鹤见和子与其弟早年一起在美国接受高等教育，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回国。虽然其父在自民党中位高权重，但她本人思想左倾，曾一度加入日本共产党，后转而从事学术研究，担任了上智大学的社会学教授。鹤见和子号召收集短歌，目的是“眼光朝下”，反映民众的声音。鹤见为《昭和万叶集》写道：
历史研究是为了全面了解人类世界，因此人们通过社会史、经济史和思想史等不同领域研究历史。但我们还没听说过情感史，也即人类心灵的历史。作为一名社会学家，我很感谢《昭和文艺》，因为伴随着这本书，情感史诞生了。可以这么说，情感史的加入使我们能够把握人类的整体性。再者，构建一部历史，不仅要显示由少数伟大人物推动的社会，而且还应展示许多无名之辈哭诉和呐喊的生活方式……
鹤见和子（1918~2006）
2011年，曾经参与《昭和万叶集》编辑工作的菅野匡夫写作了《用短歌解读昭和情感史：日本人的战争体验》一书，用那时日本人创作的短歌为基本素材，重建了昭和日本的战争岁月。他的序章题为“短歌的时代”，回顾了那时从成人到小学生纷纷创作短歌的经验。然后他用倒叙的手法，先从日本1941年底轰炸珍珠港开始，分七章叙述了日本二战的历史；其中第四章题为“一个阴郁时代的来临”，回溯了1926年以后中日关系恶化、日本侵华的历史。菅野在序章中指出，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日本因为已经陷入侵华战争的泥潭，经济出现了困难，粮食供应不足，一些孩子用短歌描述了他们的饥寒交迫，而他们的教科书则以短歌来宣扬爱国主义。譬如一个叫山田尚子的女孩写道：“每个人都会来看看花，摘摘草。”听起来似乎天真烂漫，但女孩接着写道：“我们大老远跑到这里来看花，但我们都不看花，而是说：‘哦，有草可以吃。’每个人都在摘草，沉浸在摘草中……”所以其实描述的是他们这些孩子去摘野草充饥的情景。
日本轰炸珍珠港之后，日美正式开战。一个人的短歌这么写道：“在我醒来的那一刻，我听到了水顺着我的脊柱流淌的声音。”另一个人则那么写：“当我以为会有一段时间的炎热和干燥时，秋天已经来临了……”根据菅野匡夫的解读，前者表现的是对开战的恐惧，而后者则似乎“预计并准备好两国之间的战争，但当战争成为现实时，仍然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战争所带来的艰难困苦，更从女性的短歌中表现出来。丈夫在外从军的一个妻子这么写道：“我要活着再见到你，然后握住你的手，再不松开。”另一个送夫从军的妻子这么写：“我的心离火车的窗口如此之近，我只想和我丈夫在一起，永不分离。”菅野匡夫对此这么形容：“这是一首由一位同样上了战场的士兵的妻子咏唱的歌曲。她的丈夫，已经穿上了军装，正在火车上，出发时间是越来越近了。站台上站满了前来送行的邻里协会的人，他们一边挥舞着手中的小旗子，一边喊着 ‘万岁’‘万岁’。妻子尽可能地贴近火车窗口，只是盯着她的丈夫，忍受着百感交集的情绪。”
进入40年代，战事的进展对日本越来越不利，无论是士兵还是平民，他们的短歌都充满了悲情，为日本的最终战败留下了生动的记载。比如一个参加了所谓神风突击队的父亲写道：“我为我儿子的幸福祈祷，希望他能生活在新的光明中，而我可以散去。”一个经历了冲绳战役的女子如此形容战争的惨烈：“吸血的扶桑岛在樱木的夏天是无焰的疯狂。”另一个则表达了对生的祈望：“我不知道这是否是终点，但我要活到到来的那一天。”对于美军入侵日本的恐惧，一个女子这么写道：“好吧，我们会剪掉头发，但我们有藏不住的乳房，那该怎样继续下去。”也有人暗中期待和平的到来：“我从白天到黑夜，从黑夜到白天，我仰望晨光。”1945年8月15日，昭和天皇宣布日本接受无条件投降，不少人悲泣，在收音机旁，全家抱成一团——“当父母抽泣时，甚至他们年幼的孩子也会在收音机前大声哭泣”——但也有不少人视之为解脱。一首短歌这么写道：“我坐在一个已经从战争中分离出来的榻榻米上。”不管抱有何种心情，他们即将面对的是战后日本满目疮痍的景象。总之，菅野匡夫通过仔细解读那些战时的短歌，展示了那时各种人士复杂又多重的情感，让读者似乎能回到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重温那段惨不忍睹、不堪回首的历史，这是此书的成功之处，也是利用文学材料写作情感史的一个实例。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对本文做一个小结了。如同开头所说，本文的目的是通过描述和分析日本情感史在近年的发展，在方法论的层面为这一新兴流派提供一个简要的说明。与欧美学界相似，日本学界的情感史研究，与其他学科的情感研究，交流和互动十分频繁。在很大程度上，情感史的研究是交叉学科发展的一个产物，因此在研究方法上，具有很明显的跨学科特征。换言之，与其他史学流派略显不同的是，情感史的研究没有明确的学科边界，不仅其研究对象多样，诸如爱恨情仇、喜怒哀乐、嫉妒、同情、痛苦、恐惧、虚荣、骄傲等情绪、情感，都可以作为考察和分析的对象，而且因其如此，所以情感史研究的方法也丰富多彩、不拘一格。森田直子在其《情感史的思考》一文的结尾，对情感史的性质及其对史学的影响，做了如下的观察。她的总结体现了一个日本学者的角度，有其特性，但也指出了情感史研究的某种共性，因此我们引在下面，以结束本文的讨论：
感情史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就已开始，但一直没有展现出鲜明的轮廓，而这正是情感史的强项。正因为研究对象——这里指情感——的轮廓不太清晰，所以我们必须要在每个研究中重新定义制约情感的各种关系。此外，由于缺乏明确对立的研究视角和方法，也使得我们必须反复尝试自我界定。通过这个过程，无论是在史料上还是方法上，情感史都突破了既有的框架，拥有了丰富的可能性。
正如森田所说,感情史的研究对象及其轮廓丰富多样,要求研究者保持一种开放和包容的心态,持续叩问人类情感的意涵,有助于情感史的研究持续处于动态变化的过程之中,拥有日益丰富的内涵。其实,历史研究又何尝不是如此?历史学的范畴和边界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我们需要做的,也许就是敞开胸怀,秉持一种不断与其他学科融汇与互动的姿态,让历史学继续更新和绽放其持久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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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情感史？》
王晴佳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启书局，2024
目 录
作者简介
Le Miasme et la jonquille
《恶臭与芬芳：气味与法国的社会想象》
Writing the History of Emotions：Concepts and Practices, Economies and Politics
《书写情感史：概念和实践、经济和政治》
[法] 乌特 · 弗雷弗特（Ute Frevert）
The Power of Emotions: A History of Germany from 1900 to the Present
《情感的力量：1900 年至今的德国历史》
[法] 乌特 · 弗雷弗特（Ute Frevert）
The Taming of the Samurai: Honorific Individualism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武士的驯服：荣誉的个人主义和现代日本的形成》
[日] 池上英子
A Concise Companion to History
《简明历史学指南》
[德] 乌琳卡 · 鲁布拉克（Ulinka Rublack）
《人类情感史》
A Human History of Emotion: How the Way We Feel Built the World We Know
《全球史学史（第二版）》
A Global History of Mordern Historiography-2nd Edition
夜明丨编辑
不跪、夏生丨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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