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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江南地铁站无差别杀害女性事件”7周年活动现场
参与者们高喊：“谁都无法阻止我们的安全。”
姜禾吉的小说似后街小巷。好像倏地便会有谁跳出来施加暴力，好像只是要伤害我。“某人被强奸，某人被谋害，某人下落不明。”这样的传闻从未中止。与我最亲近之人也已不能相信。我身边的他还算“不错”。不，他只是个假装“不错”的疯子，是个杀人魔。在姜禾吉的世界里，所有人都有虞犯之嫌。她会在小说中写下“我死了”或“都是谎言”这样的话。毫无任何逻辑与征兆，世界便轻易崩塌了，怪诞却真实。它存在于2010年以后的韩国，存在于将灾难恐惧症刻入骨髓的韩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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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家姜禾吉（강화길）
“他”是袭击我朋友的真凶吗？他“优雅、帅气、有幽默感”，被大家交口称赞。身为男友，他细致入微、情意浓浓。但，“我”却不知为何对他感到不快。难道是因为朋友说他“有点可怕”？难道是因为朋友在湖水旁以神智不清的状态被发现时那遍布全身却不知来由的伤痕？还是因为被公交车内的谩骂和尾随进入电梯的陌生求爱者不断骚扰折磨的日常？又或是因为以在“湖边”为象征的偏僻之地一直目睹并遭受家庭暴力与约会暴力的经验？男人们这样说，是“玩笑”，是“失误”，是“好感”。人们窃窃私语，“所以要小心啊…为什么要去湖边？”为了寻找朋友的踪迹，“我”与“他”一起去到湖边。随着疑心的不断加重，我最终攻击了他，就好像做了“应该做的事情”。这样的“我”是机敏？是被迫害妄想？还是只是单纯的暴力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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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화이트 호스』
《白马》
近年来，“女性的恐惧”不断深化。姜禾吉的小说便是对此的具象表达，是对“我们只是侥幸活下来”这种意识的叙事化。我们无法将其完全归结于“比以前更不安全”这一理由。因为韩国治安良好，2000年以后的犯罪率逐年下降。但这样的数据却无法拯救如今的受害者们。
自2010年代起，灾难降临的感觉逐渐变得强烈，这是仅用“世越号事件”无法说明的。同理，蔓延在年轻女性群体中的暴力感知也愈发强烈，这是仅用“江南站杀人事件”无法解释的。“我们那个时候呀”，女人死的太多了。诱拐、绑架是常事，流言蜚语更是不计其数。大家都说那时会将女人们绑了用面包车装起来集体卖到岛上。大家都说即使抵抗、叫喊、请求帮助，也仅仅会因为一句“我的爱妻(爱人)呀，别试图发表自己的意见了”而变得束手无策。发展性独裁时代的男性共犯意识剥削、侮辱着“保姆”与“打工妹”，也如《星星们的故乡》、《冬日女人》所描绘的那样，将女性看作彻头彻尾的牺牲羊。而这种共犯意识直到1980年代仍根深蒂固地存在于韩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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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겨울여자(상)』
《冬日女人（上）》
“哎呦，就你这张脸，捕虾船还说得过去，小姐咖啡厅可算了吧。”我偶尔惊讶、疑惑，为什么那个时候大家会笑着说出这么残忍的话。但还有比这更严重的问题。如果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想象灾难的方式，那么发展性独裁时期的方式便是战争、严刑拷打与工业事故。在那个时代，也许会立即爆发战争，也许会不幸被西装男们抓走，也许会被压床切断手，也许会因坑道崩塌被掩埋其下。恐惧逐渐加深，以至于其余的犯罪、歧视与腐败在这种我（或是家人）不知何时便会遭遇巨大灾难的想法面前变得无足挂齿。我们无处可逃，因为在“长男为大”，一家之主维系全家生活的历史节点上，女性的社会地位低到不值一提，因为将未来赌在一个“还不错的男人”身上是更为有效的办法。那时，大家还都相信，如果变成中产，便可远离大部分的危险。
“最后”，1990年代到来，几乎“所有人”都跃进了中产。“请回答”系列复古式还原的时间点是开放的，是丰足的，但更是灾难的。1993年西海佩里号沉没、1994年圣水大桥坍塌、1995年大邱地铁煤气爆炸、紧接着三丰百货店倒塌。这些大型事故仿佛象征着发展主义结构的一夕崩盘。在协作与竞争原理逐渐扭曲的过程中，至尊派、莫加派等以仇富为由杀人越货的集体犯罪引起社会一片哗然。股票、房地产飞速上涨，好不容易挤进中产门槛的人们感到更多的是被剥夺而不是获得。那时，仇富情绪轻易便会变质，变为对身边弱者的攻击。如果发展主义体系强调的是政治暴力与社会暴力，如果正因如此导致家庭、学校、职场里充斥着暴力，那么在历经“1987年民主化运动”、“1997年IMF体系”之后的韩国社会，在明目张胆的暴力锐减的同时，取而代之的，是对“边缘人·弱者”日益严重的暴力。2000年代初，柳永哲、郑南奎、姜浩顺等人犯下的女性连环杀人案证明了“女性”已然成为局部暴力的主要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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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圣水大桥坍塌事故现场
回顾1990年代的危险、灾难与丧失，2010年代的诸多事件仿佛是一个轮回性的重演。这对长于1990年代的人们来说，也许显得更为身临其境。20年前反复出现的危险与灾难直至今日仍旧存在。但与此同时，在“受难者联合”土崩瓦解的情况下，滔天的愤怒终于爆发，人们再也无法忍受要将危险视为“生活必需品”一事了。“公共利益”与“技术性解决”的话语有效性极速弱化，“技术（科学）语言=客观中立性语言”等话语内在的信赖度几乎降至为零，“济州国防海军基地的必要性”、“落后地区龙山的公共开发需求”、“高压电波的无害证明”、“加湿器杀菌成分CMIT/MIT与肺病无直接关联”等论调也已变得苍白无力。“危险”的实际感知强烈至此，任何语言都已无法阻止。而女性的“危险”，则恰恰处于这一感知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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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女性连环杀人犯柳永哲、郑南奎、姜浩顺的犯罪时间、杀害人数与活动地点
令人震惊的是，三人的犯罪地点均集中在“安全”的首尔及其附近一带
在这漫天危险中，最近广受读者喜爱的作家郑世朗所处的位置显得独特。她的小说似小憩、似安慰、似许久未见的笑意。她的小世界是善良的救赎者们共同坚守的世界，是所有人最终都能安然无恙的世界。当然，郑世朗的小说中也有痛苦与不幸，也有对这片土地黯然无望的悲叹。郑世朗的主人公大多是年轻女性，她们有的饱受隔壁杀人狂带来的折磨，有的被带有施虐倾向、种族歧视思想的前卫艺术家侮辱、剥削。她们常因上司无理的要求精疲力竭，更有甚者只因希望得到公司称赞最终过劳而死。不止于此。25吨载货卡车轧过丈夫身体，暴走跟踪狂残杀女学生，沉浸“暴力传说”的弟弟长时间对姐姐施暴，深陷暴力循环的小学生枪击初恋男友。她的小说《五十人》更像是各种灾难的展演场。家庭暴力、交通事故、约会杀人、工地摔亡、加湿器杀菌剂致死……。细细描画了五十名善良之人及其周遭的这部小说，在叙事的进行中至少七人离世、多人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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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家郑世朗（정세랑）
但即便如此，郑世朗依旧执拗。“谁都没有死，谁都不会是亡者家属。”（《五十人》）奇怪的是，她的话令人信服。是啊，如果是在郑世朗乐园world中。因为在那里，有“不成佛，坠入阿修罗道”也要照顾、守护儿媳（遭遇井盖事故）的婆婆；因为在那里，有不受有关已故好友风言风语的影响，买来与好友一样的衣服，下定决心“要穿着[他]的衣服考上大学”的十余岁年轻人。也许在那个世界，就连祸事与死亡也不会化为悲剧。因为在那里，有亲睦的夫妇，有互道爱意的婆媳，有帅气的老人。面对各类问题与暴力，那五十个人展现出来的，是善良、深沉与勤劳。在这些医生、球童、引导员、监工、纹身师、飞行员……的身影中，关照世界的劳动值得被信任，事故会被负责地解决，而死亡，则会以生命该有的尊严被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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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피프티 피플』
《五十人》
无论世界如何扭曲，主人公们的坚毅会让安全萦绕左右。只要彼此相信，手与手连在一起，便定会从火光冲天的大楼中逃生。如果直到最后仍紧紧抓住彼此的手，那么即使有人受伤，也绝不会让其精神随之一起崩溃。郑世朗的主人公们就像安全闩一样。他们/她们勤奋、宽容、幽默，直到最后都心存阳光。正如最乐观的主人公“保健教师安恩英”所说，他们“不会因世界不公就抛弃自己的热情。”比起愤怒与发狂，他们会为了让自己成为良好秩序的一块拼图而不懈努力。他们好似一群终结者，一群不会扩散恶意反而选择将其拦入怀中的人。即便丈夫被货车撞倒昏迷不醒，也坚持为运输工会组织罢工的人们送去盒饭；即便姐姐在夜间加班时突然离世，也不会愤怒，而是创立“猝死网”，构建出一个供所有人哀悼的空间。
为了不被怨恨与愤怒吞噬，郑世朗的主人公们选择尘封受害的记忆。但封印记忆后他们将去向何方？郑世朗的小说人物经常将自己定义为“擅长逃跑的人......把握好时机与速度用以逃跑的人”。他们竭尽全力“维持与家人的关系，哪怕家人不如陌生人。”他们“试图改变地狱般的公司，试图借由与性格不合的恋人一次又一次的争吵建立稳定的关系。”他们时时刻刻都在“浴血奋战”。但，这些却不是他们必做、应做、能做之事。（<孝尽>）与危险、暴力展开的激斗对他们来说更似无法完成之事。他们梦想着现实之外，但却不具有超现实的能力。所以他们想象出另一个次元，用以代替众多的敌意与恶意。就好像不按常理出牌的驱魔师恩英在人工呼吸教育课上也喜欢思考“这里的某人也许在今后的某个时刻可以拯救别人”一样，就好像她喜欢思考“这种遥远未知的可能性”一样。（《保健教师安恩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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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보건교사 안은영』
《保健教师安恩英》
和恩英喜欢的一样，郑世朗也进入了一个遥远的科幻世界，弱化了“此时，此地”的重力。在那个世界，某人与外星人一起生活，笑谈着末日，准备着迁移至其他行星。在郑世朗的小说中，就连悲剧都是奇异与温和的。这悲剧虽以“外星泥鳅”般的搞怪语言被刻画，但同时，在这搞怪里也有着对威胁地球的过度生产/消费的真挚警告。再这么下去，人类文明将会灭亡，人类世的悲剧注定上演。在这巨大的悲剧中，2021年的悲剧变得微不足道。在一种伦理冲突中，即“从‘我死-他人活’中感到的幸福”里，“我”如同某年的悲剧一样，变得不再重要。（<重启>）郑世朗将杂糅着加害与受害的凡/繁世置于身后，幻想着将所有“市民的精神创伤疗愈”的未来。（<第7课时>）那个未来是一个借由悲剧来临前的急刹车，借由一个伦理革命到达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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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옥상에서 만나요』
《屋顶见》（中译本题为“孝尽”）
郑世朗并未试图改变技术与结构，而是建议我们形成并坚持反生长degrowth的意识。她提出问题：自发放弃生育、少吃肉食、减少碳排放与消费究竟能否实现。因为，只有“在环境与女性主义”和谐共存的假想科幻世界中，人类才能感受到正义与安全。在那里，浪漫是从“一个人对抗熵增”、“热爱大地之上、海洋之下的所有生物”的伦理体质及其散发的魅力中开始的。当然，郑世朗清楚地知道悲剧发生后重生的“没有精神创伤之人”也许会再无善良的概念，会变成无趣的生命体。她也知道人类在逃离丧失感与恶意时，在渴望获得无瑕的安全与道德时会无意间否定人类自身的意义。但即便如此，郑世朗仍不打算讨厌身居近处的他人，而是试图散播热爱非人类、担忧地球的奇妙透视法。
如今，即便女性主义、动物权利、气候危机的相关书籍被整齐摆放在同一书柜上，不是也不会令人感到陌生了吗？
渐渐地，周围许多好友开始尝试素食。“我决定从今年开始成为素食主义者。”每次听到类似的话，都会有一种“为何把我一人留下来？”的孤独。不知是不是因为嫉妒，我的内心会因这些话变得异常错综复杂。“我决定深入劳动现场，与劳动者站在一起”，这种1980年代式的道德判断与最近流行的素食主义意指的道德判断大相径庭。前者混合着道德与社会动荡的冲突，后者则只是要求身心的隐忍与禁欲，这与前者内含的动荡之意相距甚远。“我决定从今年开始成为素食主义者”的论调有时会被我理解为“我决定从今年开始去健身房健身”。但如果，我将问题根源指向“作为听者的我”而不是“作为说话人的他/她”的话，那么在我的内心中，“动荡（沦丧）”确实是令我更感兴趣的话题，而“不适（隐忍）”，则只不过是味如嚼蜡之物而已。换言之，我执着于“强烈地自我否定”，却对“自我的持续变化”毫无兴趣。
我仍青睐崇高的美学，仍深陷在为远大理想不断奋进乃至牺牲的“真理”中。就像为了神明放弃其他书籍只阅读圣书的阿莉莎（《窄门》）；就像为了革命从优等生沦为差生的“红” （《西贡的白衫》）。所以，我会对安全、威信、道德共存并一同发展的模型心存疑虑。如果想拥有更舒适的生活，难道我们不应承担道德罪恶感带来的心理代价吗？反过来，如果为了道德，难道我们不应抛弃自身持有的一切“身外之物”吗？道德仿佛洪水猛兽。对如我一般执着于私有财产与安全的大多数人而言，将道德核心置于矛盾冲突与自我否定的感知中，一定会孕育出如“对自身财富感到羞耻的百万富翁”或是“不忍贫民苦难的发展主义者”这种不合常理的结果。（当然，这种不合理只有“拥有一切之人”才能实现）将这种加害-受害的矛盾错认为道德的极端事例，也许就是那在下达惨无人道指令前边喝酒边流泪的朴正熙了吧。
不知是否因他的残影留存至今，时至今日，我仍惊愕于大喊着“不要放弃任何一个人，谁死都不可以”的那一张张面孔。我一直都相信，不可能存在无差距、无苦痛、无灾难的世界。我认为，我们不应相信安全之上存在着自由与尊严，而是必须坚信要在自由与尊严之上寻求安全。换言之，我是会对担心偷拍不敢上公共卫生间从而患上膀胱炎的A说出“干嘛在意那些疯子”的“大妈”，是在受“素拉网”（1990年代出现在韩国的非法成人网站-译者）与“N号房事件”冲击后连家人都开始怀疑的B面前说出“这个社会尚有许多理智之人”的“老一辈”。但我同时也是会对信奉受害者中心主义的C说出“如果一开始便将某人代入受害者的位置，那么其他可能性便会消失，以此带来的危害也许会随之扩大”的“名誉男性”（韩国女性主义用语，指生理性别非男性却持有拥护男性权力思想的女性-译者）。哪怕，我是在白天的大马路上行走都会担惊受怕出冷汗的那类人（就更别提夜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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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飞出品的“N号房”事件纪录片
姜禾吉的小说有一种“煤气灯效应”或“杀戮女性femicide”般的气质。她小说中那些“不错的男人”对主人公们进行精神操纵、身体伤害，却仍能在做出这些行为后若无其事的生活。哪怕主人公鼓起勇气揭露“不错男人”们的真面目，整个社会也不会相信主人公而是转而同情“那些男人”。最后，主人公会陷于比揭露真相前更艰难的处境里。失业、被孤立、网上铺天盖地的谩骂。深陷泥潭的主人公们开始不相信与他人的关系，她们就连对自己的信任也开始动摇。那一开始便不怎么坚定强大的自我一度被逼至神经质的边缘。不，也许一开始错的便是那自我也未尝可知。也许主人公们才是那制造恶意的帮凶，是在妄想中沦为恶行主体的存在。也许那建立在错觉、谎言、背叛之上的自我才是最危险的敌人。
姜禾吉小说中的女人们是我迄今为止最害怕/担心的那些女人。她们“无知”，不知自己是谁，亦不知自己该相信谁。她们不断渴望爱与认可，却最终摧毁了自己与周遭一切。为了不成为那样的人，我这一路走得小心翼翼、如履薄冰。高学历、高收入也无法保证自己一定能从“不检点的女人”、“坏女人”、“疯女人”等标签中逃离。但，多么令人惊讶，姜禾吉正是从这一位置，从这一饱受“疯女人”标签折磨的位置上出发的。她才不管什么“假装成受害者，其实最有问题的是你”这种非难，而是借由非“纯真”受害者的视角去描画出她们不断抗争的一场场苦战、恶战。在姜禾吉的小说中，那些战斗不仅仅是与“我”内心中那些“被操纵女人”间的战斗，还包括直面自我厌恶的方方面面，即便怀揣厌恶仍坚定地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姜禾吉虽偶尔也会幻想一些摆脱质疑的联合，想象一些灾难中酷儿们的凝聚与团结，但无论如何，她从未在“自称正义的乐观与诱惑”中迷失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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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다른 사람』
《其他人》
姜禾吉的世界里，越是亲密关系越令人疑虑与窒息，女人间的不合也呈现出极痛苦之状。不是没有友情，而是忙于隐藏自己“溃烂化脓的伤口”时自身变得极度不安。女人们即使相互依靠，即便发现对方的伤口，也仍会对彼此感到厌恶与不快。“为什么我好像总会因这个女人失去理智。”（<佳园>）“更不用说我自己才是那个集各种质疑与批判于一身的对象。”“那种仿佛今后也会一蹶不振的罪恶感，那种将自己的人生逼向绝路的罪恶感。”（《其他人》）正如这些喷涌出的“废言”，姜禾吉的女主人公们也隐隐散发着不易被察觉的异味。读姜禾吉的小说，我甚至有时会停下来闻闻自己身上的味道。就像《其他人》中安进大学的教授一样，好像我的嘴里也不断渗出“异味的痕迹”。那恰如其分的聪明、恰如其分的不正直，毫不在意任何罪恶感的“成功女性”李教授，她在面对陷入困境的年轻女性时只会内心冷嘲道：“你们这些女学生们呐，自己看着活下去吧！”
21世纪的韩国，煤气中毒、脑炎、霍乱几近消失，战争带来的危险不似过去强烈，交通事故与犯罪率正逐年下降，社会保障覆盖度不断提升，灾难预防体系也愈发成熟。但即便如此，仍没有多少人能从2021年的韩国社会中感到安全。安全村落、安全社会、安全城市、女性安全回家、长期安心住宅、青年安心全租贷款。带有“安全”、“安心”的标语异常泛滥，但这其实背反地指出了韩国人远远无法企及安全的事实。“安全”，究竟如何才能实现？为了“女性”（ 被视作“安全”主体）实行的安全治理与性平等，围绕“青年”制定的就业/住房政策。难道有了这些，我们便可说一切皆安全了吗？那么，理应同她们/他们一起享受“安全”的其他主体，那些身影又为何未/不被留意？我们要怎样理解那些迫切要求将“安全”作为当务之急的政府-国家层面的介入、监视、管制的声音？我们究竟有没有远离那个“相信成为中产便会安全”、“所有人不断追求稳定职业、房产、家庭生活”的发展性独裁时代？在这个比中产阶层要狭隘太多的安全地带，如果能跻身进入社会阶层的上位20%、10%、1%，是不是便意味着我的人生就一定安全了？
很大概率，也理应会那样。若“你”拥有稳定的高收益工作、令人艳羡的住宅、亲密无间的家人，那么对安全的实际感知一定会显著提高。但同时，那些“你”也将会对不是“我”的那80%、90%、99%的人生不屑一顾。有人说，只有封闭式小区才安全；有人说，“安全”是信任与分享；有人说，越是全球灾难迫在眉睫的今时今日越要做到前面说的这些。话虽不错，但此时此刻，面对这每天切身感到的危险，我们究竟该怎么办？如今的局面，是必须像电影《少数派报告》中借助大数据阻止潜在犯罪的局面。无论有无意识到“安全”，那彷徨乃至惊慌失措的足迹已愈发令人晕眩。女性、青年、难民、贫者们一地鸡毛，最基础的设施与最大化要求纠缠不清，自然与社会，不公平与灾难、犯罪混作一团。我们仿佛看到了1990年代后韩国社会的缩影，那是各种矢量不断碰撞、冲突的角斗场。所以，也许，我们可以再沿着姜禾吉与郑世朗的足迹走走看。那同时对抗内部与外部危险的姜禾吉的足迹，那不断摸索自我省察空间内部语法的郑世朗的足迹。也许“你们”，仍会不停地、一遍又一遍地犯错，但哪怕“我”，只不过是打算称你们为“女学生们呐”的其中一人，却仍想对“你们”说：请永远不要被困在某一处原地打转。
当然，这“你们”中也包括我。
（本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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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서울리뷰오브북스』1호
《首尔书评》创刊号
권보드래，韩国国文学学者，高丽大学国文系教授，《首尔书评》编辑委员。主要研究领域为1900年代～1970年代的韩国近现代文学与文化。著有《韩国近代小说的起源》、《恋爱的时代》、《3月1日晚》、《问：1960年》（共著）等。
《保健教师安恩英》
[韩]郑世朗
刘宛昀 译
《孝尽》
[韩]郑世朗
赵杨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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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人》
[韩]郑世朗
尹嘉玄 译
『화이트 호스』
《白马》
[韩]강화길
『다른 사람』
《其他人》
[韩]강화길
『페미니즘의 도전』
《女性主义的挑战》
[韩]정희진
『다시 그전으로 돌아가지 않을 것이다』
《不会再回去》
[韩]권김현영
『페미니즘 리부트』
《女性主义重启》
[韩]손희정
『나는 세상을 리셋하고 싶습니다』
《我想重置这世界》
[韩]엄기호
『하용가』
《嗨，换点零钱，ok？》
[韩]정미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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