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续结婚十年》作为苏青写的自传体小说，其中的人物映射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关于其中“范其时”影射何人，胡文辉、黄恽分别认为是胡兰成、鲁风，而宋希於通过严谨细致考察，认为两者说法皆有瑕疵，范其时实则影射梁式。关注到如此小的人物，足见作者对沦陷区文学了解之深厚。而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这细枝末节的考察中，作者窥见《续结婚十年》的意义与温情——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的时代，苏青以一种怀念、记录的姿态讲述并纪念那段历史，那些与自己，与时代“脱钩之人”，为“一声不响之人”在历史中留一些痕迹。▲
苏青，《杂志》1944年第2期
当年笔仗
《掌故》的两位作者，也是我熟识而敬重的两位前辈——黄恽先生和胡文辉先生，多年前打过一场小笔仗。▲
《续结婚十年》
《续结婚十年》是一部颇具自叙传色彩的作品，文中详述了苏青离婚到陈公博被处决（1946年5月）这段时间的生活。作家以女性的视角再现了女性的生命体验，自身价值的失落与寻求，对乱世中女性生存状态进行了深刻反思。小说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才女苏青的个人生活片段和情感轨迹，了解特定历史时期知识女性的挣扎和追求。
笔仗围绕着苏青的自传体小说《续结婚十年》（四海出版社1947年2月初版）展开。黄恽先生先写了《凶终隙末的苏青与张爱玲》一文，发表于新刊《万象》第十卷第十二期（2008年12月号）。文章从《续结婚十年》中没有写到张爱玲谈起，探析苏青、张爱玲和胡兰成的关系，指出小说中影射胡兰成的“谈维明”和影射苏青自己的“苏怀青”最后“竟上了床”，推测“这一段是专门写给张爱玲看的，甚至有故意‘恶心’张爱玲的成分”，进而猜测苏青和张爱玲最终断绝了来往。胡文辉先生读后有不同意见，乃撰《也说〈续结婚十年〉中的影射》，发表于《万象》第十一卷第一期（2009年1月号）。此文认为小说中确有影射胡兰成，“但并非谈维明，而是那个范其时”。并举证：“范是‘《中国报》的总主笔’，‘他是一个国学极有根底的人，北伐时曾入某将军幕，因而与当代的几个要人相识。这次到上海是给人家掇哄过来的，他为人优柔寡断，做事又迟缓，人家见他没有用，便把他安放在报馆里，做个挂名总主笔……’胡兰成时任汪伪《中华日报》总主笔，在旧学方面也有一定基础，正契合范其时的身份；不过胡并无‘北伐时曾入某将军幕’一事，这可能是他30年代应桂系第七军军长廖磊之聘的讹传吧。此外，小说中的范其时很赞美主人公的文章，这也是与写过《谈谈苏青》的胡兰成相呼应的。”据此断定：“黄先生关于苏青与张爱玲交恶的推测，也就完全落空了。”▲
《小团圆》
张爱玲，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 2019.03《小团圆》是张爱玲的一部自传体小说。张爱玲在书中写了写盛九莉与邵之雍的“爱情故事”，这被很多人看作张爱玲和胡兰成的爱情故事的影射，但关于盛九莉与邵之雍的“爱情故事”其实只占了全书不到一半的篇幅，整部小说更用力的是在写盛九莉的家族、盛九莉的家庭和盛九莉的母亲，表现自己和母亲之间的紧张关系。
2009年2月，张爱玲的《小团圆》在台湾出版，大陆版随后面世。这也是一本大可索隐的小说，其中恰有可与《续结婚十年》印证的段落。胡文辉先生由此发现前说未安，又作《也说〈续结婚十年〉中的影射补正》，发表于《万象》第十一卷第六期（2009年6月号）。《补正》比较了两本小说相似的片段，说：“两相对照，都是写苏青的床事，男女都互问对方有没有性病，实在很难说是巧合。……在苏青笔下，那个谈维明相当猥琐，而且是他先问她有没有性病；张爱玲笔下则相反，是文姬（苏青）先问邵之雍（胡兰成）有没有性病，而邵则显得相当从容。这就意味着：张爱玲文本明显站在胡兰成的立场。——从这个角度看，张爱玲的这个有利于胡的细节，更可能来自胡的转述。”进而承认：“这样的话，确实就可以证明，谈维明就是胡兰成。黄先生虽然缺乏论据，但确猜对了。”然而话锋一转，仍要折中前说：“我想，范其时仍是影射胡兰成的，只不过范的身份比较显露，苏青不便直接写自己跟他上床；于是故弄狡狯，又另外虚拟出一个谈维明，将她与胡的一夜风流放到谈维明身上。……简单地说，《续结婚十年》的范其时乃甄宝玉，而谈维明则是贾宝玉，两个都可以说是胡兰成的影子！”▲
黄恽《苏青〈续结婚十年〉与人物原型对照表》
出自《我读〈续结婚十年〉》（收录于《缘来如此：胡兰成张爱玲苏青及其他》）黄恽在博客中曾经列表的《续结婚十年》中人物与其原型的对照表，后在《我读〈续结婚十年〉》中被引用。这期《万象》同时刊出黄恽先生的《我读〈续结婚十年〉》，他说直到撰文时，才同时看到胡文辉已发表的文章和将发表的补正：“开始没有看到，而如今一并看到，有一个好处，就是不必为胡文多说什么，而他自己先有了补正，省却我很多事情。”又说：“不过仔细拜读胡文，颇使我惊诧，他开始居然认为范其时是胡兰成，而不是谈维明，可见他对汪伪时期的文坛是如何的隔膜了。我上面已经说过，范其时是鲁风，胡文张冠李戴如斯之甚，那么，我还需要答复什么呢？”胡文辉先生后来还有未单独发表的《补正二》，批评黄恽认定“范其时”是鲁风，就跟过去认定“谈维明”是胡兰成一样，“依然是只有结论，依然是没有任何论证”。于是补充论据，重复前见：“范其时是直露地影射胡兰成的，而谈维明则是半虚半实地影射胡兰成，苏青是通过身份不明的谈维明，来写她与胡兰成的床事。”黄、胡两位最终都认定“谈维明”确实影射胡兰成，但仍有分歧：胡文辉认为“范其时”是胡兰成的分身，黄恽则认为“范其时”影射鲁风。笔仗到此告一段落。上述诸文今皆收入胡文辉著《人物百一录》（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版）和黄恽著《缘来如此：胡兰成张爱玲苏青及其他》（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8月版），《续结婚十年》也出版过多个版本，读者可以复按。“范其时”实影射梁式
这场笔仗发生在十馀年前，那时我还小，对苏青和《续结婚十年》完全不了解，不能置一词。近几年来，我渐对沦陷时期上海文坛产生兴趣，又与黄、胡两位前辈熟识，以今天的认知水平重阅当年文章，发觉双方说法仍有瑕疵，有重提的必要。写作本文时，我也与两位前辈做过多次交流。关于《续结婚十年》，黄恽先生评价：“这本书的情节写得相当接近事实真相。”胡文辉先生则说：“单纯从文学角度看，这部小说的价值未必太高；但从历史角度看，其价值就相当稀罕了。”历史价值既富，自传性又强，就有对号入座的馀地。以下考证涉及小说与现实的对应，为了醒目，小说中的人物和报刊名一律加引号注明。小说中，“苏怀青”想要寻找写作的园地，先去找了老朋友“鲁思纯”。这时“鲁思纯已经无可奈何地进中国报馆了，他当的是《中国周刊》编辑，与报纸不大相关”。听了来意，“鲁思纯”热心地说：“你现在既然生活安定了，还是替我们的《周刊》多写些稿吧。《中国报》的总主笔范其时先生，他很赞美你的文章，要请你写稿，这话已经同我说过好几次了。”第二天傍晚，“鲁思纯”来看“苏怀青”了，同来的尚有“潘子美”和“一个头发花白的中装男子，鼻架玳瑁边的眼镜”，“经鲁思纯介绍以后，才知道他便是《中国报》的主笔范其时先生”。“苏怀青”请小仆欧办了菜，买了酒，四人边吃边谈，气氛非常融洽。“鲁思纯”酒酣耳热，“潘子美”插科打诨，此时——范其时则始终只静静的倾听。他是一个国学极有根底的人，北伐时曾入某将军幕，因而与当代的几个要人相识。这次到上海是给人家掇哄过来的，他为人优柔寡断，做事又迟缓，人家见他没有用，便把他安放在报馆里，做个挂名总主笔，其实中国报馆里共有七八个主笔，又有许多分类编辑，大家各自为政，谁也不听他的调度。他自己又没有中心思想，没有主张，又胆小怕事，更怕得罪人，除了开编辑会议时不得不充主席外，平日什么话也不说。由他主持开会时，每一次至少须费四五小时，人家争论得面红耳赤，他只呆呆坐在上面不语，最后还是别人看不过去了，喊停止辩论，请主席付表决吧，他这才畏缩地问争执的两造说：“可以表决了吗？”若两造各无异辞，他才敢正式表决。他的为人态度据他自己说是“明哲保身”，别人虽然口里也称他为好好先生，背后无不笑他脓包，连走一步路也踮着脚跟生怕一不小心会踏死只把蚂蚁似的。这晚他听鲁思纯愈谈愈起劲了，潘子美又点头道是，他便忍不住打岔说声：“两公多饮几杯酒吧，我要请求主人赐饭了。”
饭后“鲁思纯”沉默下来，“潘子美”觉得无聊，“范其时打了一个呵欠，又瞑目端坐在椅上，像老僧入定”。“苏怀青”请他到沙发上坐，“范其时”睁开眼睛笑道：“像我们这般穷书生坐在小姐房里已经觉得够舒服的了，椅子也很好。——只是我今夜还要到报馆里去写一篇星期论文，酒醉饭饱了，就此告辞吧。”“苏怀青”和“范其时”就这么初识了。另外两位出场人物，也须稍做介绍：▲
陶亢德(1908~1983)
陶亢德出身贫寒，早年在苏州做学徒，后又到东北谋生，后自学成才，参与主编过诸多重要杂志，深刻影响了沦陷时期的上海文坛，是中国出版历史上的重要人物。沦陷时期，其刊物和出版机构有日资的参与，加之他东渡扶桑出席东亚文学者大会，在抗战胜利后，陶亢德被定为“文化汉奸”。关于“鲁思纯”，小说中描述：“他的学识是从刻苦自修来的，出身是一个学徒，后来考取某书店的助编，终于得到某中外闻名的学者赏识，请他主编了《清风》杂志，以后又陆续自办了好几种大型刊物，都曾予当时文坛以不少影响。”这显然影射出身学徒自学成才、受邹韬奋提携到生活书店担任编辑，旋得林语堂赏识主编《论语》，又办《人间世》《宇宙风》的陶亢德。关于“潘子美”，小说中提到他是一位青年作家，“聪明而有能力”，“给老父留住了”，“只好留在上海，做《中国报》的编辑”，“起先心里本不愿意，但后来见上司都倚重他……故而大胆活跃起来”，则完全是现实中柳雨生（名存仁）的事迹。“鲁思纯”和“潘子美”后来出席“亚洲文艺协会”，抗战胜利后被捕，这也与现实中陶亢德和柳雨生出席“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后来被捕的情况一致。故这两个影射早已为学者所公认。▲
时任上海文协副理事的柳雨生（1917-2009）
即柳存仁，华裔澳大利亚学者、国际著名汉学家，世界文化史上的标杆性人物，先后在《大美报》、《大美晚报》、《文史周刊》、《西洋文学月刊》任职。1942年5月以后，柳雨生作为汪精卫政府宣传部的一员，发表了很多政治言论。1943年，柳雨生在《古今》第19期上发表的《异国心影录》显示了他对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赞成，引来后世研究者的尖锐批判。1945年4月3日，柳雨生作为文化汉奸被押送提篮桥上海监狱。这时“鲁思纯”“潘子美”都进了《中国报》做编辑，而“范其时”正是这家报纸的总主笔。当事人陶亢德留下了珍贵的回忆录（《陶庵回想录》，中华书局2022年6月版），其中恰有一节可与小说比勘：
日本对英美宣战之后，不久攻占香港，在香港的朋友，有的往内地去了，有的来上海。来上海的人里面，有一位柳存仁，是个极熟的朋友，……香港沦陷之后，他很吃了一些苦，后来与同为广东人的林柏生手下人搭上关系，因而能举家离港返沪。
他到上海我并不知道，后来有一天他忽来我家，这才知道。他到上海后已在中华日报馆挂了一个主笔名义，改名雨生。当时凡是附逆什么的人，十九改名。我却“坐不改名”，这是老伴后来责我笨的证据之一。老实说来，我之不改名，也有我的打算：入污泥而不染在客观上是空话，但我总想不要如无缰之马，能够尽量不作恶为非，不改名似乎也是控制的一法，就是说我怕一旦化了名，极可能更不知检点随便胡作妄为了。这也许是非非之想，但我当时是确作此想的。
柳雨生的来看我，是《中华日报》想叫我编辑该报出版的《中华周报》。如我答应，他去约《中华日报》的实在主笔梁式和我谈谈。我说可以考虑。
在雨生家里和梁式见面。他代表《中华日报》请我编辑《中华周报》。我说可以，不过有一条件，就是内容要完全由我作主。他说这个没有问题。事情就此决定。
看得出：小说里的“《中国报》”，影射现实里的《中华日报》；小说里“中国报馆”旗下的“《中国周刊》”，影射现实里中华日报社旗下的《中华周报》。那么“《中国报》的总主笔范其时”，显然就是影射“《中华日报》的实在主笔”梁式了。有关资料记载，梁式此时正担任《中华日报》总主笔。“鲁思纯”是为“《周刊》”约稿的，那么现实中陶亢德应是为《中华周报》约稿。小说中“鲁思纯”这么向“苏怀青”解释他接办“《中国周刊》”的原因：因为……因为我不得不进《中国报》了，我实在无法生活下去。我已同他们约法三章，第一不写对不住国家的文章，第二……总之，我预备替他们编一本着重社会人生的刊物。
1946年5月14日的《申报》曾节录陶亢德在法庭上的陈述，关于接办《中华周刊》的经历，他说：
国军西撤后，上海情形恶化，乃至香港，筹划《宇宙风》等之复刊，往来广州香港之间，继续文化抗战。至三十年十月，因家事回沪一次，本拟即行返港，转赴内地，奈太平洋形势恶化，交通断绝，未得成行。逗留在沪，生活大成问题，曾函请老舍、徐许［訏］等友人在内地觅事，未获佳音，适有友人介绍入《中华周刊》，充任编辑。自度可做之事，仅报贩、印刷工人、编辑三者，而前二职，可能助长敌伪宣传，仅后者可破坏彼等之宣传工作。为谨慎计，并向三民主义青年团宣传处代理主任朱雯等商酌，获得赞同，乃向伪方提出条件三项：（一）不登南京伪府要人演辞，（二）不刊时事报道消息，（三）自己不写政治言论。均经伪方允诺，始毅然就职，即将伪《中华周刊》改变性质，特别注重教育与社会问题。故我之充任该职，乃利用伪方将本人作为装饰品之心理，消极方面为破坏敌伪宣传工作，积极方面更收集敌方情报。
我不编《古今》于前，不编《杂志》于后，何以竟肯编辑《中华周报》了呢？莫非《中华日报》给我厚酬？不，报酬可以说少。那么难道《中华周报》享有盛名，做它编辑使我身价十倍？决不！《中华日报》是汪的直属机关报，只有臭名。然则我之答应编辑，究竟所为何来？这又是我的一厢情愿。《中华周报》不见于报摊，销售一定少得可怜，我没有看过，它的内容却不难猜想得十分准确：不外乎共存共荣同生共死的一套。我的一厢情愿是把它的臭内容改变得略有人气，将它编成一个谈人生或谈生活的刊物。我是按我的想法组稿的，虽然谈人生讲生活的文章并不容易写得好，也没有什么人肯用心写；而且也不免偶尔登一两篇译自日文的战争纪事，以免太不涉及时事，引起日本方面的注意，虽然译稿竭力避免为“皇军”扬威。
调阅当时的《中华周报》，1942年9月19日出版的第十二期刊出署名“编者”的《今后的本刊》，指出“此后我们拟内容逐渐改革一点”，果然风格自此大变。看来陶亢德接编该刊正在此时。把苏青的小说、陶亢德的法庭陈述和晚年回忆相对照，“不写对不住国家的文章”“自己不写政治言论”“竭力避免为‘皇军’扬威”立意接近；“我预备替他们编一本着重社会人生的刊物”“特别注重教育与社会问题”“我的一厢情愿是把它的臭内容改变得略有人气，将它编成一个谈人生或谈生活的刊物”若合符契。《今后的本刊》中，编者也正征求着“着重社会问题人生修养”的随笔，一切都吻合。梁式可以代表《中华日报》邀请陶亢德接编《中华周报》，自然也可以应陶亢德之约代表《中华日报》邀请苏青为《中华周报》写稿。苏青很快就在《中华周报》发表了文章，首篇是1942年9月26日第十三期发表的《真情善意和美容》。那么现实中梁式和苏青首次见面的时间也就锁定了，大致就在1942年的9月，陶亢德决定接编该刊到苏青在该刊首次发文之前。
符合程度如何
再拿小说中“范其时”的特征和梁式做比较。这里先据权威的《鲁迅大辞典》（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12月版）抄下梁式的词条：梁式（1894-1972） 又名君度、匡平，笔名何若、尸一，广东台山人。新闻记者。1925年广东高师毕业。翌年在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任教，与许广平同事。1927年任黄埔军校教官，兼任广州《国民新报》副刊《国花》和《新时代》编辑。1927年初鲁迅到广州，梁于1月22日来中山大学大钟楼访问。次日陪同鲁迅参加广州市欢迎法国世界语学者赛耳大会。以后曾多次来访，并向鲁迅约稿。鲁迅在同年2月间到香港作了两次讲演，其中题为《老调子已经唱完》的讲稿在香港被英国当局视为“邪说”而禁止发表，便将记录稿交梁式在《新时代》发表。鲁迅还应梁式之约，于4月10日作《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集外集拾遗补编》）。后因“四一五”广州事变，一直延至5月5日见报，其时梁式已离开报社，《新时代》已改名《新出路》。9月12日，鲁迅即将离开广州时，梁式曾来拜访。10月3日鲁迅抵上海后，于6日访梁式。11月11日鲁迅收到梁式来信，于17日复。1928年4月13日鲁迅又收到他的来信，于5月5日复。5月25日鲁迅又收到他的来信，未复。1929年4月24日，鲁迅又收到他的来信，也未见复信的记载。后联系中断。抗日战争期间，梁式任汪伪报刊《中华副刊》撰稿人。
何若是梁式的笔名。其实“若”是“苦”的伸脚字。他还有一个笔名更为特别，叫作“尸一”。据说鲁迅曾经问过他为什么取这样一个怪名，他的回答是：并不怪，ㄕㄧ拼起不是读式吗？
“头发花白”。梁式生于1894年，1942年时快五十岁了。“他是一个国学极有根底的人”。1945年4月，陶亢德主持的太平书局出版了梁式的文集《杂文》（作者署名“何若”），书中颇有《明末的山寨义兵》《读〈齐民要术〉》《谈〈红〉小记》这样的文章。陶亢德晚年还说：“梁式我看他是个哲人，他在《何若杂文》中的那篇谈《红楼梦》的文章，在我看来是胜过后来许多新新红学家的文章多多。”看来梁式确有些国学素养。“北伐时曾入某将军幕，因而与当代的几个要人相识。”词条说梁式曾任黄埔军校教官，他自己这么回忆：“民国十五六年顷，我不能做个‘革命军马前卒’，却在后方广州做个摇旗呐喊者，也算是参加革命。在那时那地，要日夜工作才算做努力，日间从市西跑到市东，工作在党部，夜间跑回市西，工作在党报，我就这样混了一个不长的时期。”（《可记的旧事》，收入《杂文》）也算参与了北伐。此时他在《国民新闻》做编辑，据他说该社社长“正是共同玩过文艺的旧同学”，查此职当时由甘乃光担任。陶亢德晚年还曾回忆，梁式“曾坚决回答过一个向他了解的人说，我只有一个社会关系，而这个关系你们是不想知道的，因为他是廖仲恺。当对方问他为什么他说廖先生是了解者所不想知道的一点时，他说，我知道你们要知道的是对方同什么什么坏人有关系”。廖仲恺虽在北伐前已经逝世，但甘乃光确实曾与廖关系亲密。另外，何国涛在《汪伪巨奸派系之争》（收入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九辑，中华书局1963年11月版）里写到1928年林柏生只身亡命法国拜见汪精卫从而获得汪的信任时，加了个注脚：“此事我听梁式谈起。梁在敌伪时期，担任伪《中华日报》总主笔，与林柏生在广州岭南大学同学。”根据词条，梁式并非岭南大学毕业，但他显然与该校出身的甘乃光、林柏生相熟。这两人在政治上都被视作汪派要人，虽然甘乃光后来并未参加汪伪政权。“这次到上海是给人家掇哄过来的”。梁式回上海的经过暂不知其详，但林柏生此时已担任中华日报社社长，梁式得以担任该报总主笔，可能有一点旧谊的作用。▲
《忆旧游》
何若，《何若杂文》1945年4月，太平书局
“范其时也是一个爱玩山水的老儿”。梁式写过一篇《忆旧游》（收入《杂文》），写了在各地的游踪。胡文辉先生特别点出“小说中的范其时很赞美主人公的文章”，小说里还说到“范其时他们都热心替我设计帮忙”。关于苏青的作品，梁式也写过一篇书评《十年太短》（原载《杂志》第十三卷第五期〔1944年8月号〕，为编者改题为《读〈结婚十年〉》，后收入《杂文》并恢复原题）。文中他自谦不会作文学批评，却愿意为小说的男主人公写几段“徐崇贤论”，末了还有个“平凡的献议”——“献议他们，贤与青，再来结婚”。这篇书评还有回音：1945年6月4日的《力报》上，越然（周越然）撰《“何若”与“苏青”》一文，开头就评价：“知苏青者，莫如何若。”周越然说自己想用几个字来总括全书，“苦思半日，竟然不能”，但梁式所评却使他大为折节：“‘十年太短’，却合吾意……是我所力求而得不到的简评。”梁式虽未对苏青的文学技巧做直白的赞美，对苏青的爱护却为读者看重，这也是成功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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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若”与“苏青”》
越然，《力报》1945年6月4日
小说中当然有虚构
“自传体的小说”是苏青的挡箭牌，而小说中当然有虚构。“范其时”的具体身份虽与梁式吻合，但他身上有个别虚构环节，这里予以点明。虚构主要出现在“郑烈”邀约的苏州之行中。小说这么写：
这次同到苏州去玩的共有十几个人，年纪最老的木然先生，《中国报》总主笔范其时，《妇友》编辑秋韵声小姐，另有一个女记者张明健，她本是江北的左倾女性，给郑烈手下的特工捉过来，备受酷刑，不肯投降。后来郑烈本人由惊奇而发生兴趣起来，不知采用何种手段，居然使得那位女英雄帖然就范了——至少在表面上。
这些人都有原型：“木然”影射周越然（见黄恽《苏青〈续结婚十年〉的“木然”》，收入《缘来如此》），“范其时”影射梁式，“秋韵声”影射关露，“郑烈”影射袁殊，“张明健”影射吴婴之（她可能就是丁言昭《关露传》中采访过的吴中，不过这是另一个问题，本文不赘）。现实中的这次苏游发生在1944年，确系袁殊邀约。《杂志》第十二卷第六期（1944年3月号）辟有“春游苏州特辑”，报道说：二月十二日，本社社长袁殊先生招待上海作家游苏，被邀参加者有潘予且、谭惟翰、实斋、苏青、谭正璧、班公、钱公侠、卢施福、关露、江栋良、文载道诸先生，因事不克参加者有周化人、周越然、柳雨生、周黎庵、张爱玲诸先生，由本社鲁风、吴江枫、彭正光、吴婴之四君陪同诸作家前往苏城。
可见梁式其实未受邀请，未去苏州（周越然曾受邀，但也未去）。“范其时”一直陪“苏怀青”在苏州待到最后一天。现实中参与这次苏游的上海作家都为“春游苏州特辑”写了文章，看得出众人并非一齐行动，而是自动分组游玩。苏青写的《苏游日记》里，只提到与实斋（何永康）和文载道（金性尧）一同出发。实斋虽陪同前往，却提前返沪；小说中写到“裘尚文”和“苏怀青”边谈边走出车站，影射了和苏青在车上聊天的文载道；陪同苏青参观的年长者，只剩苏州本地的汪正禾（汪馥泉）——他们都与“范其时”的形象不合。“特辑”中霜叶（吴江枫）的《苏州点滴》说，大多数上海作家都陆续离苏，最后一天还准备到沧浪亭等地游玩的只“剩下了我们五人”，除了他自己，还有汪正禾和苏青（文载道仍在苏州却已不见影踪，并不包括在五人中）。而小说中，“秋韵声”（关露）和“张明健”（吴婴之）等人和“苏怀青”最后一起上了火车。回到上海之后——
我与他们道声再会，就由范其时送我回家。房间里面有一股冷的灰尘气，我把窗子都打开了，又捻亮电灯，家具什物依旧，树影依旧，凉月儿依旧，我又回来了，什么什么都没有变更，一样的孤独，一样的寂寞，范其时去后，我不禁伏在枕上落几滴伤心之泪。
“范其时”显然也同车回沪，才能送“苏怀青”回家。互相印证，可见现实中最后一天剩下的五人应是吴江枫、汪正禾、苏青、关露和吴婴之，送苏青回家的人只可能是吴江枫。“范其时”在苏州曾“惋惜潘子美事冗未能偕来”。现实中梁式没有去苏州。而吴江枫是柳雨生、苏青的熟朋友，又是张罗此次苏游的《杂志》编辑，倒是有可能感慨柳雨生“事冗未能偕来”的。小说后面，“戚太太”（周佛海之妻杨淑慧）又八卦“苏怀青”是不是要和“范其时”结婚了，“苏怀青”为此大感讶异，“连做梦也想不到”：“一个胆小的读书人，又老又穷，家里有太太有孩子，怎么能够同我结婚呢？是的，我曾与他同到沧浪亭，访曲园旧址，瞻仰章太炎墓，然而我可从来没有想到同他发生爱情或结婚之类呀！”梁式和吴江枫这时都已结婚生子，但小说中强调同去苏州，那么这些话在现实中可能是针对吴江枫而言。不过，现实中吴江枫没有和《中华日报》（“中国报”）发生瓜葛，小说里也没有单独影射吴江枫，看来苏青把他的一些事迹糅在了“范其时”身上。小说中“范其时”的最后一次出现，在抗战胜利后“中国报馆”被接收时：
报馆门口戒备森严，我走进去了，鲁潘两人都不在，只有范其时愁眉苦脸地在与一个三角形脸孔的男子密谈着。我在沙发上坐定，范其时便凑近身来对我说道：“这位宓先生是郑烈先生派来的人，他要接收这个报馆，他们是地下工作者，他们可以保证我们的安全。”我莫名其妙地点点头，心想郑烈不是也一样吗？为什么他倒可以来接收别人的报馆呢？什么叫做地下工作？当时我听起来简直是莫名其妙，想起来总是件大事情吧，便点头对他说道：“鲁思纯今天来过吗？我想你还是同他们商量一下吧。”正说间，那位叫做宓先生的也过来了，手里拿着一张油印的表格，他对我说：“这位就是鼎鼎大名的苏小姐吗？政府以后借重你的机会正多着呢。不过你的大作是在沦陷区内出版的，现在最好填一下表格，那完全是手续问题，没有什么关系的。”我且不答话，只好奇地把表格拿过来细瞧，天哪，名称便是“敌逆分子调查表”，各项所应填的除姓名籍贯年龄等等外，还有“附敌或附逆经过”一项，我不禁冷笑把表格递还给他道：“我既未附敌也没有作过什么逆不逆的事，为什么要填这种表格呢？”他连连解释着说：“不是的，不是的……”范其时恐怕我说话会得罪他，也就慌忙劝着我说：“苏小姐，你又何必斤斤从字面上计较呢？总之你若肯填一张，郑烈先生一定帮你忙的。”我说：“郑先生自己不更应该填一填吗？他又有什么资格来叫我们填？”范其时几乎要哭出来了，仿佛大祸就在眼前似的，我拂衣径去，走到门口又回头对他说道：“范先生你再仔细考虑一下吧，万里江山一点墨，别临表涕泣得不知所云才好。”
“郑烈”影射的袁殊在抗战胜利后去往苏北解放区，“《中国报》”所影射的《中华日报》实由吴绍澍的三青团系统所接收。小说的情节或有所本，但关于接收者身份的描述则出于虚构。现实中梁式被捕了。陶亢德回忆：“报社社长以下人员之被捕者，只有《中华日报》的梁式，而他之倒霉，据说是由于林柏生系统的冯节的检举……”据《申报》报道，1946年7月11日，梁式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褫夺公权二年。
为什么“范其时”不是影射胡兰成
再谈谈为什么“范其时”不是影射胡兰成。
胡兰成是什么时候认识苏青的？《今生今世》（以下据小北校订本，香港槐风书社2019年7月第2版）里有蛛丝马迹可循：
前时我在南京无事，书报杂志亦不大看，却有个冯和仪寄了《天地》月刊来，我觉和仪的名字好，就在院子里草地上搬过一把藤椅，躺着晒太阳看书。先看发刊辞，原来冯和仪又叫苏青，女娘笔下这样大方俐落，倒是难为她。翻到一篇《封锁》，笔者张爱玲……
我去信问苏青，这张爱玲果是何人？她回信只答是女子。……及《天地》第二期寄到，又有张爱玲的一篇文章……
……
及我获释后去上海，一下火车即去寻苏青。
▲
《天地》1943年10月10日创刊号封面
苏青主编的《天地》创刊号出版于1943年10月10日，第二期出版于1943年11月10日，书里胡兰成自己又交代短暂被捕获释后到上海是在1944年2月。所以在胡的认知中，是在两期《天地》出刊之间的这个月里知道苏青并与她通信的，在1944年2月才与她见面。再看苏青小说中的记述：有一次“潘子美”和刚回国的“鲁思纯”来访，“苏怀青”喜出望外。“谈维明”不久也来，却与另两位没什么话，马上离开。“苏怀青”不仅与“潘子美”“鲁思纯”谈到深夜，第二天还一起到南京去找“鲁思纯”的挚友“周礼堂”：“周是北方人，高个子，举止厚重，是个笃实的君子。他现任某省立学校的校长，我们前去参观他的学校……”晚上住校，第二天相偕游后湖。在南京的几天，颇有关于“朋友之乐”的“倾心吐胆”的谈话，结论是：“人生也许是烦恼的，然而我们的心地却灵空，忘却了所谓事业，忘却了上海的家，在千变万化的世界中，似乎只有我们的友情才垂永久而不变。”“周礼堂”显然影射祖籍河北蓟县（今天津蓟州区），大高个、厚道笃实、正掌管伪中央大学附属实验学校教务的纪果庵。他曾为《天地》第七、八期合刊（1944年5月1日出版）写过一篇《谈朋友》，文中附合影一帧，图注云：“卅三年三月三日，微阴，小雨。陶、冯、柳三公自沪上来游，翌时下午至玄武湖，观城头落日，荡舟而回。此景即撮于湖上，虽不佳，而大有烟雨凄迷之意，岂亦助人离思耶？果庵。”（原无标点）可见陶、冯（苏青原名冯和仪）、柳三人确实一起到南京找过纪果庵，时在1944年3月初。陶亢德是2月底刚从日本回国的。小说中，“苏怀青”和“谈维明”这时已见过面了，这与胡兰成的回忆对得上，看来苏青和胡兰成的初次见面就在1944年2月。▲
纪果庵《谈朋友》
左起：苏青、柳雨生、纪果庵、陶亢德，1944年3月4日
《天地》1944年第7、8期
虚构性又制造了一点小麻烦：小说中，“苏怀青”所写的小说“《残月》”出版之后，“谈维明”才出现。“《残月》”是“潘子美”办的纯文艺刊物“《文光》”拿去发表的，后出单行本。这显然影射苏青的小说《结婚十年》，它于1943年4月至1944年4月先在柳雨生办的刊物《风雨谈》连载了若干，后由苏青的天地出版社于1944年7月出版单行本。时间上与前论略有不合，但考虑到小说中并未影射《天地》杂志，可见小说家又把自己出的书和办的杂志糅在一起了。前文我已考明“范其时”1942年就已结识“苏怀青”，那么1944年才与苏青初次见面的胡兰成就不可能穿越回去向苏青约稿。何况胡兰成只在1940年前担任过《中华日报》的主笔（未必是“总主笔”，可参看秦贤次《谎言与真相——胡兰成生平考释》，原载《新文学史料》2011年第1期），此后未再回归，也未参与苏游，更不曾在抗战胜利时参与“被接收”。具体情节既然都不合，可以说“范其时”不是胡兰成了。另外，黄恽先生认为“范其时”是鲁风，其说之不确已由胡文辉先生在《补正二》中辨正。此说可能源于望文生义，即认为“《中国报》”是袁殊手下的《新中国报》。但鲁风既是现实中《杂志》和《新中国报》的编辑，如果出现在小说中，该是“郑烈”手下报刊的编辑，而小说中只泛泛提到“郑烈”手下有本杂志，并未提到编者，所以也就没有影射鲁风了。《续结婚十年》不写未“脱钩”的朋友
黄恽先生注意到苏青的笔下没有张爱玲，是很敏锐的观察。我的看法是：《续结婚十年》由于是时隔不久写特殊时期的人与事，所以提到的人物多在现实中已与作者“脱钩”。请看书中那时期的人物，有的身败名裂，如“金世城”（陈公博）、“戚中江”（周佛海）；有的远走高飞，如“徐光来”（朱朴）、“谈维明”（胡兰成）、“郑烈”（袁殊）、“秋韵声”（关露）；有的锒铛入狱，如“鲁思纯”（陶亢德）、“潘子美”（柳雨生）、“范其时”（梁式）；有的落魄消沉，如“周礼堂”（纪果庵）、“裘尚文”（金性尧）；还有的早已绝交，如“钱英俊”（周黎庵，小说中曾写因“苏怀青”说破了秘密，“钱英俊”恨她入骨）。除张爱玲外，本文前面所提到的实斋、吴江枫在小说中也未影射，这很可能由于他们此时仍是苏青的亲密友人，仍然活跃。毕竟作家不能仅仅为了写小说就把身边朋友全部得罪光啊。苏青所编的方型旬刊《山海经》创刊号（1946年4月10日出版）上曾刊载一则消息，说苏青与张爱玲于1946年3月28日晚上还有过一次碰面，气氛融洽（参见祝淳翔《苏青主办方型旬刊〈山海经〉》，原载《澎湃·私家历史》2018年11月15日），看来这时二人的关系还不错。但《续结婚十年》此时尚未连载（后于1946年9月1日至1947年3月22日连载于《沪报》），也还未出单行本，张爱玲对此书的观感究竟如何，有待史料的进一步发现。
梁式的人生结局
据陶亢德回忆，梁式被判刑后没有上诉，出狱后由“老搭档”钱公侠介绍，进了启明书局做编辑。稍事检索，可以查到梁式以“梁君度”的名字参与过该社几种字典的编纂和修订，如《新词林》（启明书局1951年2月版）、《人民新字典》（启明书局1951年4月版）、《人民常用字典》（启明书局1951年6月版）等。1954年，启明书局并入上海的少年儿童出版社，钱公侠和梁式都到了新单位工作。陶亢德记述，社里曾请梁式翻译一些英美著作，而梁式回答：“我只译英美的儿童诗，你们出版吗？”后来钱公侠被划作右派去了青海，以“明哲保身”为人生态度的梁式这时大概已经退休，是否幸免，不得而知。因为与鲁迅的交往，颇有一些文学研究者去寻访梁式。《文物（革命文物特刊）》1976年第1期刊出李超驹、文景迅《关于〈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鲁迅佚文补证》一文，说他们其中有一人曾为了鲁迅文章中的问题询问过梁式。赵家璧1984年10月24日写给叶淑穗和姚锡佩的信中，提起《鲁迅研究丛刊》中关于梁式和鲁迅的一则报道引起了自己的兴趣。他告诉叶、姚二位，正巧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前副总编何公超也来借阅这一期杂志，说起认识梁式，于是他想着“如果找到这样一个反面人物（据何告我，梁是汉奸文人，在社内是受管制的）我就去信告诉你们，一定可以找到些活的材料”，可惜何公超告诉他，梁式已经死去。——从“汉奸文人”“受管制”的用词，可略见梁式的晚景。梁式是个没有什么建树的小人物，为人遗忘也在情理之中。他当年评论《结婚十年》时曾说：“像我这样胆小的人，只好一字不写，甚至一声不响了。”又说：“我如果能够活下去，希望活到能够一读苏青女士续著的后《结婚十年》。……苏青女士的续书出版后，不知其时的世人是否说她太大胆呢？”没过几年，他一定如愿以偿看到了《续结婚十年》，看到了影射自己的情节，会心一笑之馀，想必更感佩“大胆”不置了。“一字不写”“一声不响”的“胆小”人生，幸为“大胆”的有心人记录留存，弥增读者的感慨。・本次推送内容为《掌故家的心事》一书的《“范其时”不是胡兰成——重提《续结婚十年》里的一桩公案》。▲
《掌故家的心事》
宋希於，北京：中华书局，2024
胡文辉序
严晓星序
“范其时”不是胡兰成——重提《续结婚十年》里的一桩公案![]()
宋希於，1989年生于安徽淮南。文史研究者，图书编辑。学术兴趣集中于文学史、汉学史、翻译史、出版史，尤注意近世以来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所撰文章散见于《掌故》《上海书评》《南方都市报》。
『上海に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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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東北 文學東亞》
《陶庵回想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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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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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结婚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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