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钦丨“关系性贫困”的贫困——“JK散步”的表与里

文摘   2024-12-10 07:00   日本  

编者按‍‍‍

在本文里,王钦批评仁藤梦乃在《女子高中生的里社会》中的分析,认为她过于简化“JK产业”现象,将其归结为性别暴力或“卖春”问题,忽视了更广泛的社会背景和历史结构。作者指出,仁藤的“关系性贫困”概念未能充分揭示“表社会”与“里社会”之间的复杂互动,真正的贫困不仅源自个体家庭或学校的困境,还反映了整个社会结构对“关系”的贫乏和扭曲。
王钦借鉴宫台真司《制服少女们的选择》的理论,提出“JK产业”现象应从社会和历史层面理解。宫台认为,少女们的行为是社会结构变化的结果,反映了道德碎片化和家庭结构的崩溃。作者呼吁,理解这些现象时应超越表面的道德评判,关注社会变迁如何塑造个体选择,揭示其深层次的社会根源。


仁藤梦乃担任代表的公益组织Colabo为了向需要帮助的女学生提供安全空间在繁华街区设置的粉色大巴





在2010年代初,以东京秋叶原一带为首,日本出现了一种名为“JK散步”的服务业。这种被人们认为接近“软色情”的工作以“学生课外打工”为名雇佣在校高中女生(“JK”是日语“女子高生”的简称,泛指高中女生),让她们穿着学生服在大街上物色“顾客”(这一举止的约定俗成的说法是“散步”——至今“散步”这个说法也沿用到在女仆咖啡店打工的少女们街头招揽顾客的行为上)。在指定的几个小时内,“顾客”原则上可以将这些女生带去任何公共场所“约会”——当然,他们原则上禁止与女生有任何肢体接触,也不允许询问女生的个人信息和联系方式。通常“顾客”们会带女生去咖啡厅或餐馆吃饭,或去卡拉OK唱歌;偶尔也有人会选择去水族馆或游乐园。“约会”过程中产生的一切额外费用,都由顾客自己承担。在指定的约会时间结束的时候,女生会打电话向店内确认,然后或是结束“约会”,或是由顾客选择延长时间。一般“JK散步”的价格不菲,一次性消费介乎数千到数万日元之间。据说,在“JK散步”最为兴盛的2013年左右,秋叶原的“女仆街”上满是举着牌子招揽顾客的高中女生。这种颇有“软色情”嫌疑的服务业,不久便受到了媒体的曝光,并成为社会问题(具体的导火索是一位男性因触碰了女生的手而被店方勒索数百万日元,最终不得不报警),“JK散步”行业随后遭到全面取缔。在这一行业受到广泛关注的时期,致力于为需要帮助的少女提供自立支援的社会公益组织的负责人、“涩谷辣妹”仁藤梦乃,为此写了一本题为《高中女生的里社会——生活在“关系性贫困”之中的少女们》的书 仁藤夢乃『女子高生の裏社会——「関係性の貧困」に生きる少女たち』(光文社2014年),试图从她所谓“关系性的贫困”的角度来探讨这些从事“JK散步”的女生的生活方式及其困境。



サーチライト——遊星散歩——』海报
导演:平波亘,配給:SPOTTED PRODUCTIONS
上映:2023年10月14日,片长: 93分钟
该片讲述女高中生果步被迫与患病的母亲一起过着艰苦的生活。她的同班同学辉之为了支持大家庭而打工,了解了果步的家庭情况并对其表示关心,但果步却不幸地踏入了“JK散步”的世界。


女子高生の裏社会 「関係性の貧困」に生きる少女たち
《高中女生的里社会——生活在“关系性贫困”之中的少女们》

仁藤夢乃,光文社2014

人们往往认为那些从事卖春的少女是因为发生了什么特殊的情况。然而事实上,不少家境优渥、学习成绩也不错,并且对未来抱着梦想,准备参加考试的普通女高中生们,也进入了“JK散步”的现场。在“JK产业”中工作的少女们身上发生了什么——在这个儿童周围的危险不易被成年人察觉的时代,我们应该思考什么,采取怎样的行动?本书通过采访这些少女们的真实想法,寻找解决方案。

正如该书扉页上的文字所说,这是一本以作者对31位16―18岁的女生的采访为基础写就的著作。甚至可以说,对几位被采访对象的原话的引述,在整本书中所占的篇幅远远超出了作者的分析(就此而言,和所有类似的纪实类书籍一样,这本书反讽地满足了道貌岸然、高高在上的读者们的偷窥欲望)。根据这些受访女生的自述,有些人因朋友介绍而开始在这些店铺“打工”,有些人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些服务的“软色情”性质,有些人则虽然意识到了,却因家庭或学校的种种原因而只得继续。书中提到,有的女生只跟家里说自己的工作内容是“和客人一起吃饭”,而父母的回应也只是“现在社会上还有这样的工作啊”。总之,我们首先必须旗帜鲜明地指出:作者对这些女生的采访以及从中透露出的对她们安全的担忧,及时且正当地回应了当时日本社会对“JK散步”(或与之相关的其他“JK产业”)的关切和忧虑。在这个意义上,通过类似“纪实”的记录方式让当时正在从事或考虑从事相关工作的女生明白这一行业的“内幕”,无疑具有比较重要的现实意义——尽管究竟有多少真正从事该工作的女生会读到仁藤的这本书,确乎是一件值得打上问号的事。


不过,当我们站在历史的后设视角回顾这本相当带有时效性的书籍,或许就得说,作者对于这一社会现象的观察视角和考察方式,事实上遮蔽的问题比它揭示的问题更多;甚至可以说,这本书所揭示的最大问题,反而是作者的考察视角本身的问题。此话怎讲?

让我们首先看一下作者为采访对象准备的提问。在关于“家庭”的部分,预设的问题有“和家庭的关系”“取材时的住处”“被父母虐待或忽略的经验”等;而在“迄今为止的经验”一栏,作者专门预设了“性被害经验”“卖春经验”“自杀行为的经验”“有没有过想死的念头”“被诊断有精神疾病的经验”等问题项。换句话说,在作者看来,这些过往的“负面”人生遭遇,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些少女选择在“JK产业”中打工——于是,“卖春”和“JK散步”从一开始就被作者划归为同一性质的活动(如果不是同一性质的精神疾病的话);在这个围绕着高中女生展开的“里社会”中,“JK散步”成为迈向“卖春”的第一步:黑夜里所有的牛都是黑色的。作者对一位采访对象说的一段“高中时代友人”的话,尤其能够表现她的预设:15岁在女仆咖啡店工作,17岁在“Girls Bar”工作,18岁在夜总会工作,目前这个朋友25岁,有一个3岁的孩子,生活很苦恼。 

毋庸置疑,对仁藤而言,所有这些工作都只是程度不同的“软色情”服务业,它们的全部归宿都只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色情”行业。在仁藤看来,自己的这位“高中时代友人”的经历不是某种偶然,而是代表着从“女仆咖啡厅”到“夜总会”再到色情行业的近乎“必然”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里社会”和“表社会”泾渭分明,甚至太过分明,以至于作者的采访和论述都是为了将这些涉足“里社会”的不幸少女救回“表社会”,也就是回归被作者视作理所当然,却从头到尾都没有加以解释或论证的正常生活。我们或许得问:为什么(例如)在“星巴克”打工就属于“表社会”,而从事“JK散步”就属于“里社会”呢?这就不得不提到这本书的另一个特色:作者不断地向受采访的女生也向读者暗示,跟她们搭话的男性“顾客”根本上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和她们发生肉体关系。


于是,在向少女进行“启蒙”的作者和少女们的回答之间,出现了一个微妙的侧重点偏差:尽管在受访女生中,只有很少几位明确提到自己遭遇非礼,甚至自愿或非自愿地和“顾客”发生性关系,这很少的案例却在作者的论述中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的确,我们满可以说受访者很可能因为种种顾忌而不愿提到这方面的事实,更不要说描述细节;但反过来,这里的重要问题根本不是去“深挖”受访者究竟是否有所隐瞒,更不是越俎代庖替她们“剖白”,而是呈现出另一个让人觉得意味深长的现象,即当受访者提到自己工作的基本内容仅仅是和顾客去餐厅吃饭、去市中心看夜景时,作者要么忽略这些事实,要么将此作为少女“天真无知”的证据。在作者的几乎是痛心疾首的叙事中,凡是上前向这些女生搭话的男性,似乎无一例外地都被视为强奸犯的“犯罪预备役”。事实上,这种叙事视角几乎称得上是类似的“纪实类”书籍的一个“通病”:当作者事无巨细地描述采访对象的家庭背景、生活经历、思想苦恼时,出现在叙述中的男性“客人”往往只是面目可憎、身份不明、笼统的“坏人”,甚至有时已经不能称之为“人”。

警察核对在秋叶原地区工作的女生年龄

然而,值得思考的问题或许从来都不是“有多少比例的‘顾客’带有非分之想”,而是在作者将所有男性视为潜在的强奸犯,将所有从事“JK产业”服务业的女生都视为“无知少女”的眼光那里,恰恰缺失了对所谓“表社会”与“里社会”的复杂关系的分析。我们需要追问的恰恰是:另一方面,形成“JK产业”的仅仅是一些从事黑社会性质工作的“坏大人”和一群潜在的强奸犯吗?另一方面,如果在大部分情况下,这些女生和“顾客”仅仅只是一起吃饭或唱歌,那么在此过程中,这些“顾客”究竟是在消费和享受什么?在“同情”这些少女并“批判”这些男性之前(反之亦然),我们需要回答的一个基本的问题是:“JK散步”中的双方究竟是在干什么?

首先,我们不必假装自己对“JK”这个符号中所包含的或者说由这个符号所生产的特定意义上的“性含义”一无所知:自从1947年日本文部省推行所谓“纯洁教育”以来,基于明治三十二年(1899)的高等女子学校令而产生的“贤妻良母教育”得到了继承,随之而来的是,当初只限于一部分富裕阶层子女的教育模式在战后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和推广。借用评论家大塚英志对“少女”的定义来说,“高中女生”的符号意味着“使用禁止的身体的拥有者”。参见大塚英志『少女民俗学』(光文社1989年),第46页。也就是说,“JK”所产生的“性含义”并不来自高中女生或她们身着的制服本身,而是来自经由一整套基于“纯洁教育”理念的制度性安排所塑造的“纯洁而不可侵犯”这一关于“少女”的刻板形象(及其与已经在生理上达到成熟阶段的女性身体之间的不对称性)。正是基于上述刻板形象,(例如)“JK制服”早已脱离近代教育制度而成为一种具有特定文化特征乃至性特征的,甚至可以在非本土的其他地域流传的符号。

少女民俗学 : 世紀末の神話をつむぐ「巫女の末裔」

大塚英志,光文社,1989


但需要注意的是,重复一遍,不同于涉及“援助交际”或直接从事卖春活动的少女,“JK散步”原则上不允许少女和顾客之间发生性行为——然而,对于性行为的禁止并没有阻止男性顾客接近这些少女。毋宁说,在大部分场合下,这一禁止反而成为顾客们接近这些少女的推动力。为什么这么说?——在这一点上,我认为需要对大塚的定义略加调整:近代教育制度及其话语所生产的有关少女之“纯洁性”的刻板形象,所隔断的不仅仅是人们与少女发生性关系的可能,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禁止,即禁止一切与性相关的话题,少女的“纯洁”形象隔断了人们与其发生一般人际关系的可能性,使得“JK制服”的符号产生了区分“内部”和“外部”的功能。在通常的情况下,由于学校这种特殊的社会空间的存在,这两种隔断——性的隔断和人际关系的隔断——往往显得难以区分甚至互为表里;而在“JK散步”的特殊行业之中,这两种隔断却被明确区分开来,从而显得格外突兀。于是,顾客们仿佛可以在维系“内部/外部”之区分的前提下(由性的隔断,即禁止肢体接触来保障这一点),闯入原先对自己封闭的“内部”。如前所述,随着“JK制服”的符号脱离学校和教育制度的既定框架而流传开去,“内部/外部”的区分也不再能够被还原为“学校内部”和“学校外部”这种制度性和空间性的区隔。这种流动的、难以确定的“内部/外部”区分,也恰恰与“里社会/表社会”的区分形成了复奏。

在这个意义上,尽管仁藤梦乃对自己提出的概念没有加以任何严格的界定,但“关系性的贫困”一词或许正适用于在作者的分析中作为“正常状态”而缺席的“表社会”:换句话说,社会关系的贫困或匮乏,不能仅仅限定于个人在家庭或学校中的不幸遭遇;相反,或许正是由于正常状态下的“表社会”不断地再生产着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的贫乏,“JK产业”等等对于人际关系(甚至是与少女的关系)的想象性增补才会应运而生。吊诡的是,“目的不纯”地接近少女们的男性,反而仍然处在作者预设的那个“表社会”的意义系统之中——他们作为潜在的“犯罪者”,已经在社会的意指链条中占据着明确的位置,他们的行为有着明确的动机和意义。高中女生是他们的欲望对象或目标,“JK散步”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他们是非常明确的“坏人”。

与之相对,那些“意义不明地”带着少女去咖啡店吃甜品的男性,才打开了一个无法被“表社会”的表层意义系统和价值体系所回收的“里社会”。不要误会,我这么说不是为了肯定“JK散步”的任何积极意义,我也决不认为由此打开的“里社会”是一个自由而开放的空间;毋宁说,我想指出的是,正是这个让各种欲望在其中以奇特的、扭曲的,既释放又被压抑的方式得到组织和表达的空间,这个同时包含着承认和拒绝、接纳和轻蔑的空间——一个症候性的细节是,少女们在揽客时一般都会称呼过路的男性为“哥哥”,无论对方年纪有多大;而在她们彼此之间的交流中,这些男性又无一例外地会被(正确地)称作“大叔”——寓言性地指向了“表社会”的种种“正常”话语(例如仁藤的这部著作)所遮蔽的历史真理。


如果我们像仁藤那样,从一开始就给所有男性贴上“强奸犯预备役”的标签,不仅无法令人信服,也无法恰当地理解“里社会”的症候性意义。事实上,这样一种视角甚至无法回答作者在书中给自己提出的问题:为什么一些家境良好、成绩优秀的女生也会选择在“JK产业”中打工?当作者苦口婆心地告诉读者,一些接受采访的女生如何“执迷不悟”,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做多么可怕的事情,事实上,她已经提前放弃了对这些少女的理解。更有甚者,如上野千鹤子所说,当我们在出发点上就将少女们视作“弱者”,将她们视作“需要保护的对象”时,我们所做的其实是“不承认她们的自我决定权”,而这种否认也意味着我们“始终将她们压抑在弱者的状态下”。或许我们需要调整自己的视野,或许我们需要重新出发——不是从少女的“无知”出发,而是从“少女们的选择”出发。


上野千鹤子(1948~ )

上野千鹤子,Women’s Action Network(NPO)理事长,著名社会学家,日本女性学、性别研究领域的开拓者、引领者及理论学家。东京大学名誉教授。




显而易见,“少女们的选择”这一说法直接取自宫台真司出版于1994年的社会学名著《制服少女们的选择》。

制服少女たちの選択

宮台真司講談社,1994


在我看来,虽然探讨的社会现象不同,但这本出版以来距今已有三十年的著作,为我们思考“JK散步”等现象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启示。在这本书中,宫台研究了当时日本社会热议的少女“援助交际”现象和女生贩卖自己穿过的内衣等现象。相比于“JK散步”,“援助交际”无疑是名副其实的色情产业,而购买女生内衣的男性或许也足以称得上“犯罪预备役”或精神病态;不过,不同于大量着眼于纪实性报道的著作,在这本书中,宫台并没有从高高在上的救济者姿态出发对“援交”少女进行说教,而是将问题意识放在了“援交”现象背后的社会和历史结构上:“真正的问题不是诸如贩卖内衣或出演色情录像等‘脱轨’举动本身,而是使得这样的行为得以可能的、最近高中女生们的一般交流方式,以及产生这种交流状况的历史条件。”

具体而言,在考察这些举止乖张的少女的生活环境时,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她们的父母基本属于战后日本的“团块世代”,这一世代在双重意义上不具备“传达‘绝对性’”,即传达一般意义上的道德性和价值的能力。首先,作为当年反抗主流意识形态、反抗传统道德和规则的一代,这些人本身对固有的价值体系就抱持着深刻的怀疑,因而根本无法教给子女自己都不相信的教条;其次,在日本社会全面“去政治化”的1970年代以降,“覆盖女生亚文化的‘可爱交流’”代替了以往羞涩、腼腆、偏向私人性质的交流方式,一举将女生们的社会交往带向“什么都很可爱”的貌似开放、多元、公共的空间。作者的论述从上述两个角度分别展开,并最终将两个角度归拢到对于社会结构的总体思考上。

団塊世代の戦後史

三浦展文春文庫2007


就“团块世代”对于道德的绝对性的破坏而言,这一历史结果未必就是“团块族”们自发产生或预期的结果。1960年代,伴随着地域共同体的迅速解体和衰退,原先在地域共同体内部形成的小型社会及其包含的秩序结构也随之瓦解;对于“团块世代”来说,1960年代呈现出的历史后果是——换言之,即曾经以“亚文化”为武器否定历史、否定社会、否定传统价值观念、否定“大人”的后果是——他们即便踏上社会开始工作,也无法像日本以往的“上班族”那样在公司中找到或发明出与“家庭伦理”同构的价值凭靠,因而“地域共同体和公司共同体都放弃了始终对父亲起到支撑作用的‘根’”。简言之,这些叛逆的年轻人们无法像以往的世代那样变成“成熟”的大人。

在公共领域产生的这一系列变化,反映到私人的家庭领域,就产生了所谓“朋友夫妇”“朋友亲子”等“新型家庭幻想”。对此,宫台刻薄地写道:“团块世代的确在反权力、反体制的亚文化式的观念下否定了‘社会性’的束缚,但这与其说是对现实的否定,不如说是对已经在进行中的现实过程的正当化。”)幻想通过“朋友关系”这种非约束性的交流模式来替代或弥补家庭道德的缺失,其结果只是对家庭关系本身的进一步掏空。“朋友亲子”这种关系的本质,其实是“在对角色的另一面不闻不问的前提下成立的交流”。也就是说,只要不去思考为什么父母和子女之间要“扮演”一种以相互平等、彼此可退出的关系为基础的“朋友”关系,那么传统道德的缺失所造成的紊乱就不至于带来麻烦;可一旦开始思考亲子关系的意义、家庭的意义,“朋友亲子”的关系就无法为此提供任何解答,反而可能导致关系陷入危机。

另一方面,在“绝对性”道德约束缺席的情况下,少女们的交流模式通过“可爱”的机制,逐渐将一切社会现象都“无害化”和“可交流化”:到了80年代,“可爱”的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大。80年代后期,连秃头大叔和样貌怪异的爬虫类生物也是“呀,可爱”。“可爱”发展成了不问适用范围的“无害化工具”。……进入90年代,甚至无害化的模式连“可爱”这个媒介都慢慢不再需要了。根据宫台的论述,在这些少女们眼里,一切事情都不是“是非”问题,而只是“程度”问题,只要处在“自己随意设定的规则范围之内”,就可以自认为“我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人”(第84页)。之所以会出现这种“道德碎片化”的现象,宫台认为,根本原因在于日本社会的深层结构的变化。

为了说明这一点,宫台以自己的方式区分了“道德”和“伦理”:在他那里,后者指的是一种与他人看法无涉的“内在确信”,它体现于西欧近代确立的“自我”,构成了“现代市民社会的伦理”,具有不被传统习俗和价值观约束的、自我管理意义上的自发性和内在性(第85页)。然而,宫台认为,由于日本社会不具有西欧的一神教传统,不具备产生西欧式的“现代个体”的思想土壤,所以从来就缺乏这样一种“伦理”约束——与之相对,作为替代性规定出现的“道德”是一种基于他人眼光和评判(所谓“舆论”)来约束自我行为的准则:

尽管经历了明治时代以来的“现代化”,一直支配我们社会的却是一种显然带有共同体性质的做法:“由自己和周围没什么不同所带来的安心”,这一点成为交流的基础。也可以说,社会眼光的束缚反过来为行为举止确立方向。


这种与“伦理”相对的“道德”,一旦从规定共同体成员行为准绳的公共层面降格到自我规定的、仅与个人生活相关的私人层面,便无异于“道德”的自我瓦解。一方面是“道德”不再有效,或者说,任何被用来证明自身行动的连贯性和合理性的言辞都可以成为“道德”的依据,另一方面则是“伦理”意义上作为公民的自律性政治主体的缺席。由此导致的结果是,日本在1970年代经历了地域共同体的瓦解和都市消费空间的兴起之后,年轻人的交流方式越来越多地以“在更小的范围内确立幻想的共同性”为特征(第86页),而“这种‘岛宇宙化’的结果,就是所谓‘道德的消灭’。因为道德是以社会的眼光来规范自我的做法,当社会变得不透明,其眼光也无法感知的时候,能回应社会期待的行为举止也注定消失”。


年轻人根据自己随意划定的边界和规则展开交流,他们的交流分裂为各种各样的“岛宇宙”,而在“岛宇宙”内部的交流,既不同于以某种社会身份为基础的“人格性交流”(如恋人或朋友之间的交流),也不同于以结构性位置为基础的“非人格性交流”(如服务员和顾客的交流),而是一种“共振交流”,即“‘共有同一种法则的人们之间的交流”)。可以说,在我们如今这个时代,这种“岛宇宙”的交流形态已经被可视化和确立为各种社交媒体上的一些我们早已习以为常的功能(如“微信群”)。




在这个意义上,1970年代以后,“共振交流”逐渐为年轻人,尤其为后来被称作“御宅族”的年轻人提供了一种新的交流方式,一种相对的、可以替代“社会眼光”的交流方式:


不问对方的真面目和内在,仅凭着共有同一种法则而展开永恒的嬉戏——这与信赖“无条件的同一性”的交流相去甚远,这恰恰是一种“共振交流”。


因此,“援交”与其说是少女们懵懂地踏入犯罪的危险地带的表现,不如说是少女们在“共振交流”的前提下任意为自己的行为划定边界,并在这种任意划定的边界内任意地评判是非对错的结果。反过来说,从少女们的眼光来看,那些站在“对面”对自己的日常生活指指点点的“大人”们,以及被“大人”们视作天经地义的价值和道德体系,也无非是一系列任意划定的边界罢了——值得注意的是,宫台所分析的这种认知与行为模式,在当今时代早已成为年轻人的自然感觉:譬如,如今任何一个高中生也许都能脱口而出地宣称“任何一种普遍性的价值主张都是意识形态的产物”。

在此,我无意探讨这种目光背后的价值相对主义、犬儒主义乃至虚无主义;相反,我希望顺着这种目光提出几个尼采式的问题:当人们用既定的、未加质疑的“表社会”的评价标准去衡量这些少女的是非对错、“正常”或“不正常”、“健康”或“不健康”时,是否反而遮蔽了这些评价标准本身的偶然性,即将偶然的东西确立为自然的、不变的东西?而在这一过程中凝聚着的对于压抑和暴力的正当化,对于既有社会结构及其包含的权力关系的确认和巩固,有时可能比它所批判和否定的现象更为堕落和淫荡,难道不是吗?在“表社会”的外表下,在社会的多层褶皱中,遭到排除和压抑的、潜藏着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又何止于这些被认为“误入歧途”的高中女生?(当然,无论你愿意与否,被压抑者一定会在未来回返——以出人意料的方式,以骇人听闻的方式,以摧毁性的方式。)当人们借助种种便利的二分法将“表社会”和“里社会”截然对立起来,将这些高中女生与“顾客”之间的金钱关系视作危险、腐败、不正常的关系时,是不是该问一问,出现在这个扭曲的消费社会(“表社会”)里的所有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是安全、纯洁、正常的?在当今这个时代,还有什么不曾被早已洞悉一切的各种主义者还原为赤裸裸的利益关系?人们对“JK散步”大惊小怪、大呼小叫,其中有多少是出于人道主义关怀和道德义愤,有多少是因为位于“里社会”的“JK散步”恰恰道出了“表社会”的真理?

可以说,宫台关于“共振交流”的洞察在今天仍然没有过时,尽管我们未必要沿用他关于“道德”和“伦理”的区分,尽管“可爱”一词也不像几十年前那样,在少女们的交流中扮演着将一切无害化的作用(另一方面,我们也别忘了:如今,在社交媒体上发挥这种“无害化”作用的语词或“梗”实在是五花八门)。毋宁说,随着移动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和各种社交软件与平台的普及,当年以“秘密日记”或“火星文”为标志的“岛宇宙化”过程已经普遍化为一般意义上的人际交流的常态。如今,不仅是基于所谓“伦理”传统的交流方式,甚至是基于“道德”的交流方式,都全面地让位给了“共振”式的分裂化交流方式。


并且,如果说1990年代以“御宅族”为代表的“岛宇宙化”仍然遵循着一种“内部/外部”的区分,因此反而保持了跨越边界的可能性,那么在任何话题和个人都有可能随机成为网民“泄愤”对象的当下时代,“岛宇宙化”的全面分化已经使得任何“内部/外部”的划分都不再有效,以往维系某个特定共同体(如“《机动战士高达》爱好者”)所需的特定语法和规则——以及其中包含着的严肃的自我认同过程——逐渐让位给通过各种转瞬即逝、毫无内容的“梗”拼凑而成的“共振”式交流。与此同时,层出不穷的社交平台对于碎片化的个人生活的无限放大,使得过去“不可见”的细部以夸张的、美化或丑化的方式得到再现,从而加固了而非缓和了本已“岛宇宙化”了的交流状态的分裂——例如,一个朝九晚五作息规律的上班族男性也许从来不会触及“涩谷辣妹”的生活,但抖音、Instagram等社交平台则将后者的生活不连贯地、奇观式地展现在前者面前。在这个意义上,对前者而言,后者毋宁说代表着一个真实存在但却不可思议的世界,一个拒绝提供自身语法和理解可能性的世界。


宮台真司(1959~ )

宫台真司,日本社会学家,东京都立大学教授。在著书《制服少女们的选择》中提出“岛宇宙化”一词。“岛宇宙”通常指的是“将分布在宇宙中、点状存在的银河系外星云(银河)比作大海中的岛屿”这一说法。但从90年代前半期开始,宫台真司使用“岛宇宙化”这一词语,来描述“拥有相同价值观的人聚集在一起,不与他人干涉”的状态。



东京秋叶原街头招揽顾客的女生


从这个意义上说,“JK散步”所表达的,或许正是交流的全面性“岛宇宙化”状态以及对于这种状态的想象性克服。相比于仍然遵循“色情行业”逻辑的“援交”现象,“JK散步”显得更为彻底:“JK散步”并不产生任何实质性的社会身份或结构性位置,而是在“顾客”和少女之间提供一种空洞的、由商品逻辑所确保的“共同法则”,使得双方在既没有“伦理”也没有“道德”,甚至没有“共振”的地方形成一种交流的表象或表象的交流,一种没有交流的交流。在这个奇特的空间内,一方面,“顾客”想象自己参与到少女们的交流“法则”之中,从而弥补了日常交流的贫瘠化和碎片化所带来的焦虑和不安,仿佛那个一直对自己封闭着的、不断在各种社交平台上出现的奇观式世界,突然短路般地和自己身处的世界连通了起来,将自己迎入其中;另一方面,在“JK产业”打工的少女们则乐于用资本制商品交换的语法,迅速将自己的行为翻译成资本市场上的一种普通交易,从而提前切断与“顾客”之间交流的意义内容。“岛宇宙化”的社会现实,正为两者这种错位式的(非)关系,提供了行为逻辑和情感上的可能。(单纯比较一下1990年代“御宅族”们关于某部动画片或漫画的讨论,和如今在被称作“粉丝文化”或“饭圈”的空间中人们如何用各种“梗”和暗语代替交流,便不难感受到如今“岛宇宙化”的贫困化交流与交流之贫困化的现状。)

或许有人会说,无论在哪个年代,在现实生活中,这些中年大叔和这些少女都不可能有任何交集,更谈不上形成有效的交流,不是吗?事实也许的确如此。但让我再强调一遍:重要的问题从来都不是这种交流是有效的还是无效的,是真情实感的还是虚情假意的;重要的问题在于,只有当我们生活中一般的交流形式全面性地“岛宇宙化”的时候,当我们与他者的交流(无论我们愿意与否、也无论我们是否对此具有充分的意识)总是已经处在各个彼此无法通约的“岛宇宙”的规定甚或限制之中的时候,向“别处”寻求增补性交流的需求乃至欲望才会产生甚至泛滥。在任何时代,青春靓丽的少女都会受到人们的喜爱,但这一点并不能直接证明“JK散步”现象的合理性,正如诉诸类似“强奸企图”的诛心之论也并不能解释为什么有人愿意掏钱只为和一个素昧平生的人说几句话或吃一顿饭。在这里,少女与其说是“顾客”们的欲望对象,不如说表征着他们所处的“表社会”中社会关系和人际交流的贫乏化。

与此同时,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所全面推动的“岛宇宙化”的一般交流方式,或许也对应着不同社会阶层在信息全球化时代的不同境遇:不得不固守于有限的本土性生活领域和交往领域,甚至不得不在无法融入全球化浪潮的工作上维持生计的人们,不仅无法和那些奔波于各个国际大都市之间、操弄着几门语言在新兴信息产业或相关领域驰骋的人们形成交流——哪怕双方同属于一个民族国家,甚至彼此的住处在地理距离上可能相去不远——而且愈发无法想象后者的生活。而在任何一个国家,属于前者的人们永远占据多数。他们一边在社交平台林立的网络中确认着自身所属的孤岛并经历着关系性的贫乏,一边则愈发感到自己的一举一动根本无法对这个世界造成任何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原本就不存在于他们的“表社会”之中的,甚至对他们而言标志着交流之不可能性的“JK散步”少女,便(在想象中)带上了一举克服所有问题的乌托邦式的象征色彩。

如今,“JK散步”等服务业差不多已经销声匿迹(至少在“表社会”的表面上如此),但在秋叶原的“女仆街”上,仍然可以看到少女们拿着咖啡店或酒吧的看板,或热情或冷淡地招呼着来来往往的男性。她们不是亟需得到启蒙和拯救的无知少女,更不是将“顾客”们从他们空虚寂寞的日常生活中拯救出来的天使,甚至也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在资本主义商品逻辑下被异化的个体——她们曾经是,如今也还是一个不断走向分化和固化的社会的寓言。

原文为《“零度”日本——陷入“关系性贫困”的年轻一代》一书的第一章。
感谢出版社授权转载
图片源于网络。



“零度”日本——陷入“关系性贫困”的年轻一代

王钦 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


目 录




引言

一 “关系性贫困”的贫困——“JK散步”的表与里

二 ”神待少女“与没有神的世界

三 政治的”零度“——大塚英志的少女和她们的“可爱”天皇

四 在女仆咖啡店的门前

五 偶像的面庞——AKB48及其他

六 世界系”的限度——论新海诚

七 月之美兔的忧郁——VTuber试论

八 网络直播与社会的“气泡化”

附录一 旁观者的非伦理——评中村淳彦《东京贫困女子》

附录二 用“两倍速”读完稻田丰史《用快进看电影的人们》

后记




作者简介




王钦,1986年出生于上海,毕业于美国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获博士学位。现为日本东京大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准教授。研究领域包括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理论等。著有『魯迅を読もう:〈他者〉を求めて』、Configurations of the Individual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等;译有柄谷行人《探究(一)》《探究(二)》、中岛隆博《作为思想的语言》、雅克·德里达《野兽与主权者(第一卷)》、雅克·德里达《赠予死亡》、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等。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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堺屋太一

TINKEN丨编辑

echo韩、夏生丨审校


东亚视角 全球视野
寻找东亚论述的“虫洞”与“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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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无名
推送东亚文史研究的成果与东亚知识人的走读经验,寻找东亚论述的“虫洞”和“黑洞”,提供洞见,保持谦卑,保持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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