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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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日本人的中国纪行研究》
王成、张明杰主编，商务印书馆，2024
本书是有关日本游记文学研究的论文集，主要收录“东亚文化交流中的旅行叙述国际研讨会”（2012，清华大学主办）参会学者以及参与翻译《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丛书》（中华书局2007－2012，张明杰、王成、陈捷主编）的学者近几年所著学术论文。
“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丛书”出版后，受到学术界和大众读者的好评。这套丛书的翻译出版不仅为读者提供了全新的阅读体验，也成为人文社科领域的学者了解近代日本人观察中国的第一手文献。在此基础上，有关日本游记文学的研究也成为国内学术界的热点。
本书主要从东亚跨文化交流的角度，切入近代日本人的中国游记，通过详实的文本解读，考察近代日本游记文学中的中国叙事特点，挖掘文本内外的历史事实，追寻游记作者的历史足迹，复原近代东亚的历史空间。为了表达便利，本书对当时日本对中国及中国部分领土的称谓“支那”“满洲”等词保留历史原样。对“支那”“支”等，正文中出现全部增加引号。“满洲”“满铁”，正文中不加引号使用。日文文献目录保留原样。
在“一带一路”的大背景下，世界看中国的角度在变化，中国人走上世界的脚步在加快，本书将成为读者阅读中国、了解世界的重要参考著作。
王 成
2023年9月
明治时期日本人的中国游记文献综述
幕末明治时期，日本官民或考察，或观光，或留学，以各种名目和渠道航渡欧美，并留下了为数众多的欧美见闻录。其中最多的，即所谓“洋行日记”。如《特命全权大使美欧回览实记》（久米邦武）、《航西日记》《欧美纪行》（涩泽荣一）、《周游杂记》（矢野龙溪）、《欧美漫游日记》（大谷嘉兵卫）等，即其中较广为人知的几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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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命全権大使 米欧回覧実記』
久米邦武 編，岩波書店 ，1977
与众多的“洋行日记”一样，明治以后日本人也撰写了大量的中国游记。目前散见于日本各大图书馆的近代中国游记文献数以千计，其中以作为国立国会图书馆分馆的东洋文库收藏为最，该文库近代中国研究委员会于1980年编辑出版了『明治以降日本人の中国旅行記（解題）』，对该文库所收藏的明治、大正、昭和三个时期(截止至1979年)逾四百种中国游记作了简介，其中包括明治时期的中国游记40部左右。其实正如该书前言所及：“这个数字与明治以来日本出版的全部中国旅行记相比，只是九牛一毛而已。”②由此可以推知，此类游记的数量之多。而且，仅就该文库收藏的游记而言，其中以昭和时期的居多(几乎占整体的三分之二)，明治和大正时期的只有百余种，遗漏甚多。后来，「ゆまに書房」于1997年出版了由小岛晋治监修的《幕末明治中国见闻录集成》20卷，后作为其续篇又相继出版了《大正中国见闻录集成》20卷，收录了幕末至大正时期的中国游记65种，其中包括一些世人不易看到的珍贵资料，大大地方便了读者。但这套四十卷本的中国见闻录集成也只能说是这一时期中国游记的精选。笔者通过十余年来的收集和考察，目前已掌握的明治大正时期的中国游记逾三百余种，仅明治时期的就多达百余种。限于篇幅，本文考察对象主要限于明治时期。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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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末明治中国見聞録集成』
小島晋治 監修，ゆまみ書房 ，1997
近代中日两国真正意义上的交流始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1870年，成立不久的明治新政府即派外交代表柳原前光等前往中国，游说清政府与日本订约通商，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翌年， 两国代表在天津最终签订《中日修好条规》和通商章程，约定互设使领馆，准许彼此商民来往贸易等。
应该指出的是，出于国策，较之中国人，日本人在交流之初就显得异常积极主动。与中国迟至1877年末才派使团进驻日本相对照，1872年初开始，日本即先后开设上海领事馆(首任领事品川忠道)和福州领事馆。同年8月，政府派遣陆军少佐池上四郎等3人前往我国东北地区侦探调查。1873年开设香港领事馆，并派遣美代清元中尉等8名陆军留学生赴华，名为留学，实则军事侦探。1874年8月在北京正式设置公使馆，并开始常驻外交官。同年又开设厦门领事馆。两年后牛庄领事馆和芝罘领事馆也先后开设。同时期，与日本的台湾出兵相呼应，大批军人进入台湾和大陆，从事侦探和调查活动。1875年2月，受政府委托，三菱商会开通横滨至上海间的定期航路，投入“东京丸”等4艘汽船，开始每周一班的航行。同年8月，共同运输公司又开通日本－芝罘－天津－牛庄间不定期航线，大大方便了日本人来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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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川沖の「東京丸」（三菱商会、現・日本郵船の前身）
1874
日本政府及其后援组织或企业的这些举措，无疑鼓励和方便了日本人进入中国。因此，自中日订约建交开始，前往中国的日本官民组织或个人逐渐增多。这些组织或个人目的多种多样，有的是观光旅游，有的是调查侦探、收集情报，有的是求学或工作，还有的是出于其他目的。其中一些组织或个人把亲身所见所闻或所感所思以日记、游记、随笔、见闻录、报告书、调查书、复命书、地志、诗文等形式记录了下来，有的已公开刊行，有的尚未正式发表，有的归入秘藏档案。为称呼方便起见，以上这些统称之为游记。
在撰写游记的组织或机构中，较有代表性的有驻华使领馆、日清贸易研究所、东亚同文书院等在华机构以及日本国内的以省厅机关为主的政府组织、学校修学旅行团等，其中留下文献最多的当数内务省、外务省、大藏省、农商务省等省厅机关和东亚同文书院。省厅机关曾派遣大量官僚或专业人员赴华从事各种调查，如大久保利通和大隈重信主导内务与大藏省事务的1870年代，为推行殖产兴业政策，与欧美列强及中国争夺商贸权，先后多次向大陆派遣调查员，实地探察商贸情形。所派人员回国后，即提交调查复命书或见闻报告等。如今仅从《大隈文书》中就能找到一些此类报告。另有《清国蚕丝业视察报告书》（农商务省、1897）、《清国盐业视察报告书》（同上、1899）、《清国染织业视察复命书》（同上、1899）、《清国林业及木材商况视察复命书》（同上、1905）、《清国商况视察复命书》（外务省通商局、1902）等。东亚同文书院其前身为日清贸易研究所，该书院早自1902年第一期学生开始，就让部分学生进行实地调查。1907年后，学生的调查旅行更加组织化、规模化、常态化，每年毕业生都分班前往中国各地及东南亚地区踏查旅行，其足迹几乎遍及中国的各个省区。作为义务，回来后撰写调查旅行报告书，如《禹域鸿爪》（1909）、《一日一信》（1910）、《旅行纪念志》（1911）、《孤帆双蹄》（1912）等，即第6至第9期学生的调查旅行记。东亚同文会于1917年至1920年出版的18卷本《中国省别全志》，其中多是根据中国有关文献及该书院学生的调查旅行报告汇总编辑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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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日中関係史の中のアジア主義: 東亜同文会・東亜同文書院を中心に』
馬場毅 編，あるむ ，2017
出自个人之手的游记为数最多。从撰写者身分来看，大体有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官僚或政治家。如：作为驻华使馆外交官的竹添进一郎于1876年5月从北京出发，经河北、河南至陕西，进而翻越秦岭，横断栈桥难关进入成都、重庆。后乘舟下长江，过三峡，8月抵上海。其将此次历时百余日的长途跋涉以优雅的汉文写成《栈云峡雨日记》刻印出版。卷首尚有李鸿章、俞樾等名流所作的序言。除早期的一些调查报告等文献之外，《栈云峡雨日记》堪称日本近代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游记，对后世影响颇大。另外，较有代表性的还有：石幡贞《清国纪行桑蓬日乘》（1871）、森有礼《使清日記》(1875～1876)、西徳二郎《中亚纪事》（1886）、大鸟圭介《长城游记》(1894)、黑田清隆《漫游见闻录》（1888）、村木正宪《清韩纪行》(1900)、股野琢《苇杭游记》（1909）、胜田主计《清韩漫游余沥》（1910）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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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桟雲峡雨日記』
竹添井井 著, 岩城秀夫 訳註, 平凡社, 2000
第二、军人或所谓大陆浪人。近代中日交往史上，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即日本军方及大陆浪人的对华谋略和暗中活动。早在明治初期，就有不少军人潜入中国，从事军事侦探活动。前面曾提到，1872年8月，叫嚣征韩论的西乡隆盛即派遣陆军少佐池上四郎、大尉武市熊吉以及外务省彭城中平3人前往旧满州侦探调查。三人由上海经芝罘，9月28日抵营口。他们改名换姓，乔装行商，从营口到奉天府、海城、盖平、牛庄等地，对辽东半岛及其周边地区的地理兵备、政情风俗等进行侦察，直到翌年春夏期间，才先后返回日本。池上四郎还只身潜入华北内陆地区活动。三人归来后，即向政府和有关部门提交了《满洲视察复命书》（载《西南纪传》上卷附录）和《清国盛京牛庄见闻录》（1872）。可以说，他们三人是近代最早潜入东北地区活动的日本人，其视察报告也成了明治时期日本人最早的对华调查文献。报告中，有关所到之地的地形、人口、官府建制、道路交通、兵备、甚至日常生活等均有详细记述，尤其有对辽河结冰与解冻的时期、状态等有细致观察和记录，可谓出于军事作战目的的侦察报告。1873年，美代清元中尉等8名陆军留学生被派往中国，后来又有不少军人、将校等被陆续送往大陆和香港。这些被称为“清国派遣将校”的职业军人，以留学名义，从事对华谍报活动。按常规，他们每人都要将在华期间的所见所闻，整理成报告或复命书，呈报给其上司或相关组织。这类报告有酒井玄蕃《北清视察战略》（1874）、大原里贤《陕西经历记》（1878）、古川宣誉《辽东日志》（1879）、岛村干雄《惠潮日记》（1881）、福岛安正《多伦诺尔纪行》（1881）、梶山鼎介《鸭绿江纪行》（1883）、岛弘毅《满洲纪行》（1887）等。还有如『隣邦兵備略』(1880)之类的重要军事文献，也是根据当时福島安正等派遣将校的侦探旅行报告编辑而成的。遗憾的是这些调查报告等，相关文献资料中虽有提及，但大多都成了秘不示人的机密档案，而且又多在二战临近结束时被人为销毁。④
另外，海军少尉曾根俊虎也是大陆侦探旅行的先驱者之一。他于1874年为筹备军需物品被派往上海，翌年又被派往内陆和沿海地区从事谍报活动，1878年回国后向政府献上《清国近世乱志》和《诸炮台图》。其后又多次潜入中国侦探调查。《清国漫游志》(1883)、《北中国纪行》(1875)等，即其游历之记录。这方面较有代表性的文献还有∶小泽豁郎《中法战争见闻录》（1901）、小越平陆《白山黑水录》(1901)、成田安輝《进藏日志》（1901)、植村雄太郎《满洲旅行日记》(1903)、小川运平《北清大观》（1905）、日野强《伊犁纪行》(1909)等。
曾根俊虎（1847~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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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学者或留学人员。明治时期，除上述假借留学之名的军人“留学生”之外，文部省、外务省等省厅或企业都曾派过不少留华学生。在文部省所派遣的留学生中，有一些留学前其身份已为学者。如宇野哲人、桑原骘藏、狩野直喜、盐谷温等即其代表。他们以访学为目的，用现在的话来说，即“访问学者”。如：1907年前往北京留学的东洋史学者桑原骘藏，出于访古考史之目的，曾分别深入到山东、河南、陕西、内蒙古等地，做了三次长途之旅。每次旅行他都详细记录下所探访的史迹，包括古建筑、陵墓、碑碣等，并拍下不少照片。事后留下《雍豫二州旅行日记》《河南山东地方游历报告书》《东蒙古旅行报告书》等旅行记。后由其弟子森鹿三重新整理，以《考史游记》之书名出版。该书出版以来一直为学界所称颂，成为中国游记领域的一部典范上乘之作。这些学者和留学生留下的纪行文献较多，不过，总体上可分两大类，一是旅行见闻录，一是学术调查记。前者如：曾师从何如璋及俞樾的大藏省官派留学生井上陈政的《西行日记》(1884)、足立忠八郎《清国旅行记》（1893）、宇野哲人《中国文明记》（1918年版、1905～1907）⑤、户水宽人《东亚旅行谈》(1903)、小林爱雄《中国印象记》(1911)、后藤昌盛《在清国见闻随记》(1884) 、盐谷温《燕京见闻录》（1904）、川田铁弥《中国风韵记》(1912)等。后者学术调查记，较有代表性的有：伊东忠太《中国旅行谈》（1902）、《南清地方探险略记》（1907）、山田邦彦《扬子江上游地方调查日志》（1902-1904）、关野贞《中国旅行日记》（1906）、塚本靖《清国内地旅行谈》（1908）、鸟居龙藏《清国四川省满子洞》（1903）、《苗族调查报告》（1905）、《蒙古旅行》（1911）等。
第四、记者或编辑。如：曾历任《大阪朝日新闻》《台湾日报》《万朝报》等报社记者或主笔、后任京都大学东洋史学教授的内藤湖南于1899年9至11月游历中国北方及长江流域地区，并与严复、方若、文廷式、张元济、罗振玉等会面笔谈，事后写下游记《中国漫游 燕山楚水》(1900)。此类游记较多，较著名的还有：小室信介《第一游清记》(1884)、尾崎行雄《游清记》(1884)、田冈岭云《义和团事件从军记》（1900）、德富苏峰《七十八日游记》(1906)、竹中清《蒙古横断录》(1909)、坪谷水哉《海外行脚》(1911)等。
第五、作家或艺术家。如：夏目漱石1909年9月到旧满洲地区，历时一个半月游历了南满铁路沿线，并将所见和观感写成《清韩漫游》，先在《朝日新闻》上连载，后与其他文章结集成单行本出版（1910）。该游记不仅记录了当地的风物人情和日本人的生活情况，同时也再现了日俄战争后日本对满洲的殖民过程和经营状态。这类游记还有：佐佐木信纲《南中国风景谈》（1903-1904）、冈仓天心《中国旅行日志》(1893)、正冈子规《阵中日记》（1895）、高岛北海《中国风景》（1909）、福田眉仙《中国大观》（1909-1912）等。
第六、教习及教育工作者。甲午战争的失败，迫使清政府一改往日的对日政策，而把日本看作是学习效仿的对象。于是，推出一系列以日本为样板的改革措施，其中包括模仿日本制定新学制、设立新学堂、聘请日本教习、奖励赴日留学考察等项目。自1902年开始，应中国方面的聘请，先后有数百名日本教习前来中国各地从事教育活动。服部宇之吉、矢野仁一、岩谷孙藏、吉野作造、川岛浪速、二叶亭四迷、井上翠、中岛裁之、藤田丰八、河原操子等即其中的一部分。不少教习留下了见闻记录，如：北京东文学社教习高濑敏德的《北清见闻录》(1904)、先后在陕西宏道高等学堂和湖北武昌陆军小学堂担任过教习的小山田淑助的《征尘录》(1904)、在上海务本女学堂和内蒙古喀喇沁王府毓正女学堂担任过教习的河原操子（后改姓为“一宫”）的《蒙古风物》(1909)、接替河原操子，继任喀喇沁王府毓正女学堂教习的鸟居君子的《民俗学上所见之蒙古》（1927年版、1906）、赴四川任教的山川早水的《巴蜀》(1909)、成都补习学堂兼优级师范学堂教习中野孤山的《中国大陆横断－游蜀杂俎》(1913)等。清末学堂聘请日本教习是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史实，教习所留下的中国游记也是一项不容忽视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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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实业家或商人。如：曾担任过日本邮船公司上海支店长、时为横滨商业会议所特别议员的永井久一郎，于1910年随日本“赴清实业团”来华考察，经朝鲜入中国东北边境，历访沈阳、大连、天津、北京等地后，南下汉口、武昌，至南京参观“劝业会”。又访镇江、上海、苏州、杭州等，最后从上海归国，历时近两月。事后用汉文撰写了《观光私记》（1900），在日本受到高度评价。⑥该游记不仅记述了实业团的访华活动，而且详细再现了作者及其他实业团成员在参观途次或酒席宴会上的即兴赋诗、诗文唱和等情形，从而展示诗文交流在清末中日民间外交上的作用。这类游记另有大阪商船会社石原市松的《清国长江运送业现况》（1900）、实业家木村粂市《北清见闻录》(1902)、古董商中村作次郎《中国漫游谈》(1899)、设立图南商会的阿川太良《中国实见录》(1910)等。
永井久一郎（1852~1913）
第八、宗教界人士。自古以来，中日宗教界的交流与往来就十分活跃，以鉴真和尚东渡、日本的遣唐僧、遣宋僧、遣元僧等为代表的中日佛教领域的友好交往，最能说明古代日本学中国这一史实。但到了近代，关系却发生了逆转，出现了日本佛教徒主动打入大陆的所谓“中国开教”。1876年8月，东本愿寺即于上海开设其别院，当时中国人称之为“东洋庙”。1899年1月，西本愿寺门主大谷光瑞率其骨干，赴华巡游，历时三月余，先后考察了香港、广东、上海、杭州、南京、武汉、信阳、开封、顺德、保定、北京等地，为该宗派在华大规模布教，作了准备。《清国巡游志》(1900)即此次中国游历之记录。1902年开始，先后三次组派探险队，对新疆等地进行考古发掘的所谓大谷探险队，更是人们熟知的事实。至明治末期，中国不少城市均已拥有东西两本愿寺的分院或其他设施。其实早在1873年，东本愿寺和尚小栗栖香顶就以调查和布教为目的前往中国大陆，后以留学身分在北京龙泉寺从本然师学北京话。当时的见闻详见其《北京纪游》和《北京纪事》(1873)两种游学记录。其他较著名的游记还有：河口慧海《西藏旅行记》(1904)、堀贤雄《西域探险日记》（1902）、渡边哲信《西域旅行日记》(1902)、野村荣三郎《蒙古新疆旅行日记》(1908)、寺本婉雅《蒙藏旅行日记》（1899～1906）、橘瑞超《新疆探险记》（1912）、《中亚探险》(1912)、能海宽《能海宽遗稿》(1917年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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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儒学者及民间人士。如：与何如璋、黄遵宪、杨守敬等驻日使馆人员交往甚密的儒学者冈千仞，应王韬之邀，于1884年5月至翌年4月在中国巡游观光。他以上海为据点，先后游历苏州、杭州等地后，又北上天津、北京，最后入广东，经香港回国。其每到一处，必求见当地官绅名流，阔谈时局和救国之策，先后拜访过李鸿章、盛宣怀、俞樾、张裕钊、袁昶、李慈铭、张焕纶等知名人士。其撰写的《观光纪游》(1886)是了解中法战争开战前后时期的中国社会、尤其是知识阶层思想状况的绝好材料。另外，山本宪（梅崖）的《燕山楚水纪游》(1899)、 岡田穆(篁所)的《沪吴日记》(1890)也是这类游记的代表之作。尤其是《观光纪游》《燕山楚水纪游》和前面提到的《栈云峡雨日记》被称为明治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三部汉文体中国游记。⑦从这三部游记中的象征性描述，我们就能清楚地了解当时日本人对晚清帝国的认识及其演变。如1876年游华的竹添进一郎把中国“譬之患寒疾者为庸医所误，荏苒弥日，色瘁而形槁。然其中犹未至衰羸，药之得宜，霍然而起矣。” ⑧1884-1885年间游华的冈千仞则认为中国“譬犹笃疾人，非温补宽剂所能治，断然大承气汤之症也。” ⑨而甲午战后不久来华的山本宪则断定中国“譬诸疾笃，非寻常汤药所以能救，独有手术一法耳。”⑩可以说，这样的中国观在当时的日本有一定的代表性，至今仍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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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上述游记内容广泛，其社会影响也较复杂，加之作者身分多样，动机不一，因此不应猝然定位，亦难于一概而论。但如果把它们笼统地分为纯粹以游山玩水为目的的观光游记和以特殊使命或特定目的而出游的行役记两种性质的的话，那么明治日本人留下的中国游记则多属后者。由于当时日本人的中国之行，总体上与日本的大陆扩张政策相关，因此这就决定了他们所写的游记大多不同于纯粹以访古探胜、欣赏大自然为目的而做的“观光记”，而是以调查和探知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风俗等为目的的“勘察记”或“踏勘记”。正因为这一点，从今天来看，这些游记本身已远远超出文学的范畴，而是涉及历史地理学、国际关系史学、经济史学、文化史学等多种领域、多门学科的综合门类，是研究近代中日两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思想、文化等时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而且，这些游记中不少还配有图画、照片等，非常珍贵。这是同时代中国人所留下的访日游记（亦称“东游日记”）中所少见的。
人们常说，近代中日关系发生逆转，即古代日本学中国，近代中国学日本。同时也常认为，近代以后，尤其是以甲午之战为契机，日本人对中国及其文化由崇敬而变为蔑视。那么，中日关系是如何发生逆转的呢？日本人又是如何由对中国的敬仰而变为蔑视的？这些游记不失为解读这种演变过程的一方上好材料。因为它们对近代日本人中国观的形成及其演变过程起到了不容忽视的重大作用。像短期内一再重版的德富苏峰的《七十八日游记》(1906年11月初版发行后不出两个星期即再版，一年后则发行第三版)、尾崎行雄的《游清记》等不少游记，对当时的日本人，甚至是决策层的对华态度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另外还有像安东不二雄的《中国漫游实记》(1892)以及极力主张对俄开战的户水宽人的《东亚旅行谈》等，在意识形态领域对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等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曾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以上这些都是需要认真加以考察和研究的课题。
另外，不少游记不仅详细描述了各地的山川景物、风俗民情及物产，而且还记录了作者所拜会的知名人士的逸事等，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这对于了解当时的中国实况，复原瞬间历史，弥补或佐证我国相关领域的一些史料，都将起到一定作用。
参考文献
東洋文庫近代中国研究委員会，1980，『明治以降日本人の中国旅行記（解題）』，東京：財団法人 東洋文庫。
小島晋治，1997，『幕末明治中国見聞録集成』，東京：ゆまに書房。
葛生能久，1936，『東亜先覚志士記伝』下卷，東京：黒龍会出版部。
対支功労者伝記編纂会，1936，『対支回顧録』下卷，東京：東亜同文会。
広瀬順皓，2001，『参謀本部歴史草案』，東京：ゆまに書房。
德富苏峰，2008，《中国漫游记 七十八日游记》，刘红译，北京：中华书局。
冈千仞，2009，《观光纪游 观光续纪 观光游草》，张明杰整理，北京：中华书局。
内藤湖南，2007，《燕山楚水》，吴卫峰译，北京：中华书局。
桑原骘藏，2007，《考史游记》，张明杰译，北京：中华书局。
小栗栖香顶，2008，《北京纪事 北京纪游》，陈继东、陈力卫整理，北京：中华书局。
曾根俊虎，2007，《北中国纪行 清国漫游志》，范建明译，北京：中华书局。
竹添进一郎、股野琢，2007，《栈云峡雨日记 苇杭游记》，张明杰整理，北京：中华书局。
中野孤山，2007，《横跨中国大陆——游蜀杂俎》，郭举昆译，北京：中华书局。
小林爱雄、夏目漱石，2007，《中国印象记 满韩漫游》，李炜、王成译，北京：中华书局。
宇野哲人，2008，《中国文明记》，张学锋译，北京：中华书局。
张明杰，2009，《明治汉学家的中国游记》，《读书》（9），p.82-89。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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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日本人的中国纪行研究》
王成、张明杰主编，商务印书馆，2024
目 录
目 录
作者及主编简介
《近代日本对华调查档案资料丛刊》（共七辑）
王建朗、郭连强等 主编
《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手稿丛刊 续编 1》
冯天瑜 主编
《华莱士：日本侵华史调查》
[美]欧文·华莱士
《中国访书记》
[日]内藤湖南 等著
《近代日本学者对华学术调查与研究》
张明杰 主编
《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记录》
日本沪友会 编
《考史游记》
[日]桑原骘藏
《历史与反复》
[日]柄谷行人
王成 译
夏生丨编辑
春生丨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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