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自从党的一分一合，已使许多人们冷淡和灰心，尤其拥着国民党籍的军人，他们只知道私人利害，而不恤党的法统，其新入党的固然很容易露出原形，即富有历史的也渐渐归还本性。谭组安先生本是一个看得透而又是大澈大悟的人，在宁汉分裂之后，遇有会议都在席上打瞌睡，组安如此，其他可知。所以宁汉一复合，谭组安和程颂云就想夺回湖南的地盘，而张向华也想以广东为他战功的酬庸地。即如此次护党军兴，倘若冯焕章、阎百川、唐孟潇一齐动作，我们逆料立刻可以成功；
但阎百川是不愿意冯唐发动的，因为冯唐胜利，他便失了百雄之长的地位.唐孟潇也不愿意冯单独成功的，因为冯据有中原，唐便不能作军人的新兴领袖。因此冯起而唐击之，唐起而阎又蹑之，结果使蒋先生逐个击破，这并不是蒋先生有什么神机妙算，其实坐于军人间的矛盾太多。即以广西而论罢，俞作柏本来可以不必回广西，当他的军队初抵广州，即可起而占领，把广西让回李白，这样南方也可以成一个局面；然而俞作柏为报个人的私怨，又舍不得广西的地盘，而李白更触起他们的旧仇新恨，非推翻俞作柏和拿回他们的根据地不可。至于俞作柏与某党勾结又是另一问题，就使他不和某党勾结，他也不能一方面安然奄有广西，而一方面更进图广东的。
中国到底是一个停滞于封建思想的国家，这般军人先天带有这些传统思想，并非一时所能以理论克服，中国恐怕长期陷入于地方军阀政治罢!这样，国民革命的北伐前功都尽废了。然而这种军人的地方割据观念，蒋先生也于北伐时期就养成，广西和湖南是整个来归的，自然一时谈不上军民分治，但长江几省是北伐军力役夺取的，除湖北由我们力争才任命一个无兵的老军人孔庚做主席，此外江西给了朱益之，安徽给了陈调元，江苏于宁汉未分之时也给了程颂云，这都是养成军人盘据地方之渐。我和朱益之当日也算是一个知交的朋友，但他被任江西主席，我就反对。但蒋先生以为江西实在找不出一个适当的文人，我虽然极力陈说，但蒋先生有他的成见，我说了两次也就罢了。
党不党在中国人民恐怕没有什么兴趣，大约人心厌乱，中国应该来一个比较长治久安之局罢。但要长治久安，必得与帝国主义者和旧势力妥治，这个看法徘徊于我脑中，实在无法解决，因此遂患着失眠；以后虽然上了北平，参加了扩大会议，但已鼓不起兴味，亦只有聊尽人事，以待天命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