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纺织科技进展》2024年第7期选登：浅析明代断腰袍的演变元素及成因

浅析明代断腰袍的演变元素及成因

赵 露,尹志红*

(武汉纺织大学服装学院,武汉430073)

基金项目:湖北省高校省级教研项目“中西服饰文化合璧理念下的男装结构设计研究”(2022317)

第一作者:赵 露(2000—),女,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为服装结构与服装文化。

*通信作者:尹志红(1975—),女,教授,研究方向为服装结构与服装文化。

摘 要:从文献、图像、实物的角度出发,运用三重证据法,概述明代断腰袍的背景及溯源情况,从形制与纹样2方面对明代断腰袍进行梳理与分析,进而总结出蒙元服饰在明代的演变元素及成因。研究表明,明代断腰袍继承了质孙服中的断腰袍形制,并在此基础上依据明代自身的发展情况,对款式结构和纹样图案进行改良和优化,逐渐演变成适用于明代的断腰袍形制。

关键词:明代;断腰袍;质孙服;演变

中华文化是多元文化交融的产物,而服饰作为民族独特的视觉符号,承载着中国5次服饰变革中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元代与明代政权更替之际虽然没有纳入其中,但因元朝采用较为开放的政策,未实行金朝式的强制服饰胡化或满洲人强行推广的“发”的政令,从而促进了具有少数民族特色的蒙古族服饰与元时汉族服饰相互融合。随后明朝从元朝蒙古族手中夺取政权,大规模的战争、人口迁移等因素无不使明代服装样式受到蒙元遗俗的影响。从蒙元服饰的影响的角度考虑明代服饰演变,能够梳理出明代服饰形式,从而反映服饰的文化内涵。目前,学术界对于明代服饰文化的研究较多,主要集中在朝代的隔离化研究,少有涉及朝代间服饰文化继承方面。赵波[1]对明代袍服演变进行总结,而对受到蒙元服饰影响的袍服没有做过多的论述与研究。罗玮[2]、王雨亭[3]对明代的蒙元服饰遗存进行案例分析,研究案例较多,有待进一步地细化挖掘。因此,从明代服饰个案出发,通过对比蒙元质孙服和明代断腰袍,总结明代断腰袍的形制以及演变元素,进而发现蒙元服饰得以在明朝发展演变的重要原因。    

1 明代断腰袍的背景

在每一个王朝创立之初,其统治者都会重视舆服制度的建立。明太祖朱元璋夺取政权雄霸中原之后,十分注重礼制的恢复与发展,颁布了一系列举措,试图恢复华夏衣冠。于是,他在明朝初期就制定了“辨夷夏,明尊卑”的服饰制度,《明太祖实录》中载:“悉以胡俗变易中国之制,士庶咸辫发椎髻、深檐胡帽,衣服则为裤褶窄袖及辫线腰褶,妇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囊,无复中国衣冠之旧……胡服、胡语、胡姓一切禁止。”[4]在洪武元年(1368年)2月规定“诏衣冠如唐制”[5],全面恢复唐宋时期的服饰制度,并对汉族的传统礼仪制度进行了重新整理与恢复。

然而,实际的流行并非与元蒙服饰的禁令完全一致。一方面,明代建立的服装制度产生了矛盾,禁胡服的同时又继承前朝的一些服装制度,为自己所用。洪武二年(1369 年)即服饰制度诏令颁布的次年,诏定“侍仪舍人及校尉刻期冠服”时,规定“拟侍仪舍人导礼依元制”“校尉执仗亦依元制”“衣胸背鹰鹞花腰线袄”[5]。另一方面,因受到社会风尚的影响,士庶阶层的服饰仍然带有“胡风”的鲜明特征。如王同轨在《耳谈类增》中记载:“然而常见河以北,帽犹深檐,服犹腰褶,妇女衣窄袖短衫,犹十之三,见于郡县。”[6]可见明王朝虽已颁布大量的胡服禁令,但蒙元服饰在整个明代依然存在。罗玮[2]、王雨亭[3]等对明代的蒙元服饰遗存进行了具体的案例分析,发现拔笠帽、卷檐帽、大帽等元代首服被保留下来并在明代被普遍使用,而明代体服中曳撒、褡护、比甲等服装均受到蒙元服饰的影响。其中元代最具代表性的服饰为质孙服,《元史·舆服志》中记载:“质孙,汉言一色服也,内廷大宴则服之。”由此可知质孙服是蒙元时期参加质孙宴(诈马宴)必须穿着的特定服饰,也作“只孙”“直孙”“积逊”[7]。质孙服在款式上分为2类:一类是皇帝、贵族、百官等上层社会人士所穿的直身袍;另一类为参加宴会的乐工和侍卫等社会地位较低的人所穿的辫线袍[8]。直身袍作为蒙古族主要的服装款式至今仍被广泛使用,而以辫线袍为代表的断腰袍,却伴随蒙古族文化的发展,逐渐融入明代的服装体系中,并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9]。    

2 元明两代的断腰袍

蒙元服饰遗存中“质孙”之一的断腰袍被明代统治者加以继承创新,“质孙”在从排斥到接受继而被广泛应用的过程中不断演化和改良,逐渐发展成为明代朝廷上下皆服的“断腰袍”。因此,梳理元明两代服装的形制与纹样,探究民族之间服饰融合的现象。

2.1 元代断腰袍的形制

断腰袍的独特结构在于其腰部有一道明显的横向分割线,这使得袍服被划分为上下2个部分。经过总结与梳理,将元代的断腰袍分为带有横向辫线的辫线袍和仅有1条分割线的腰线袍。

2.1.1 辫线袍    

辫线袍是在元朝最为盛行的一种袍服,俗称“辫线袄子”。《元史·舆服志》中对辫线袄有着明确的定义:“辫线袄,制如窄袖衫,腰作辫线细褶。”图1是元代典型的辫线袍,其形制特征为窄袖束腰,上下分裁,腰部以上缀有辫线,下摆有密集的褶裥,是典型的北方少数民族男子服饰。在游猎、骑射、征战等场合,帝王、贵族、百官多穿着辫线袍,如图2中元人穿着的窄袖、腰部作辫线细褶的辫线袄。在图3中,射箭者戴着四方瓦楞帽,穿着辫线袄,络缝靴。从图2、图3中可知,辫线、窄袖及下摆细褶的设计是为了满足各类活动的功能性需求。辫线袍的辫线并排缝制,固定成围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保护腰背和内脏的作用。窄袖方便上肢活动,下摆的细褶增加了腿部的活动范围。同时,下摆细褶使服装更具美观性,其中最常见的为抽褶,分布在下裳一周或集中在腰节两侧,还有的是下摆折叠出有规律的顺褶。这些下摆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明代断腰袍的结构特点。除了以上细部特征,领型也是辫线袍的结构特征。辫线袍的领型有交领与圆领,其中交领最为典型。由于元朝早期受辽金服饰的影响,交领存在左衽的形式,而后期受中原地区文化和蒙元大一统环境的影响,开始流行右衽,直到元朝才被正式确立。

图1 元代辫线袍    

图2 《射雁图》

图3 《步射图》

2.1.2 腰线袍

在元代,断腰袍有多种样式。除了常见的辫线袍,也存在没有辫线的腰线袍。腰线袍是在“辫线”的实用性渐弱后将其省略而逐步形成的,此处的“腰线”是指上衣下裳的分割线[10]。元至顺本《事林广记》中描述了南宋至元时的鞑衫,“鞑衫,有数样,曰光腰,曰线腰,曰海青,曰袴摺(褶),曰三佛齐之类。”此中所谓的光腰鞑衫,指的就是无辫线的腰线袍,即“光腰线袍”。图4为《元世祖出猎图》近侍引弓局部,元世祖忽必烈左侧的引马者身着红色断腰袍,窄袖束腰,腰部似无辫线,下部一周打细褶。从文字资料和图像中可辨析出腰线袍的形制特征为短袍、窄袖,腰间有横向破缝线,接缝下裳有纵向细密褶裥,与辫线袍相比区别在于“光腰线袍”的腰腹部无任何装饰线[11]。无“辫线”保护的腰线袍,在骑马飞奔时需要与腰带配合使用。    

图4 《元世祖出猎图》近侍引弓图局部

2.2 元代断腰袍的纹样

辫线袍虽然在元代宫廷、质孙宴等场合被使用,但它也是普通蒙古人穿着的日常服装,只是其质量的优劣是由穿着者的地位和经济实力决定的。蒙元贵族的服装大部分使用纳石失等高档面料,赵丰[12]论述到《元世祖出猎图》中的元世祖穿着的大红袍,其胸前缠绕着一条金龙,衣摆上可以看到以行龙构成的膝襕(图5)。蒙元文化博物馆藏有鹦鹉纹织金锦辫线袍和绢地妆花斗牛袍,还有一件水波地云龙织金胸背腰线袍,其胸前、背后织有方形的织金胸背。除在胸前、下摆装饰外,也会在肩部装饰圆形结构的纹样,如中国丝绸博物馆文物藏紫地缠枝花卉纹绫盘金绣辫线袄,其左肩部有近10朵盘金绣云纹图案[13]。    

图5 缠身龙窄袖袍款式图

2.3 明代断腰袍的形制

明代早期的断腰袍形制沿用元代辫线袍的样式,据《明宫冠服仪仗图》可见洪武年间辫线袍的服装造型,图中刻期冠服的腰部以下外观特征与蒙元时期辫线袄相差无二(图6)。入明之后,明代的断腰袍在其发展过程中,将辫线袍下摆的“密密打作细折”这一特点,逐渐演变成了明代一系列的新式袍服,例如曳撒、贴里、褶子衣、程子衣等。其中应用较多的当属完整继承元代辫线袍形制的“贴里”和对其进行创新性改造的“曳撒”。

图6 《明宫冠服仪仗图》

2.3.1 贴 里

贴里(terlig)是古蒙语的汉语音译,意为下摆有褶的断腰袍,通常作为内衣穿着,根据面料和纹样的不同,也可作为外衣使用。贴里一词用于宫廷或官宦服饰,廷外百官亦有“大褶”“旋褶”“顺褶”“褶子”等相似称谓。其形制是由蒙元旧制辫线袍发展而来,交领右衽,上下分裁,腰下做细褶。鲁荒王墓出土的断腰袍就是早期贴里的代表,与元代相比已无横向的辫线装饰。而从蒙元服装继承的褶式与处理工艺是贴里独特的造型特征,其变化非常丰富。明初期的贴里样式与蒙元时期类似,在处理方式上采用抽褶,因而褶式为活褶,如湖北石首市杨溥墓出土的腰间有辫线、下部有活褶的贴里。到明中后期,贴里的压褶方式发展为平褶,平褶又可分为顺褶、马牙褶和合抱褶。明代还有一种与贴里结构相似的袍服,不同之处在于腰部褶量的分布不同,衣身前中与后中正中间的顺褶褶量明显大于两侧的顺褶,呈现类似于“马面”的形制,如山东博物馆孔府旧藏本色葛袍。由此可见,明代男性袍服在下摆褶裥处理上更具有灵活性和多样性。    

2.3.2 曳 撒

“曳撒”或称“衣色”“一色”“一撒”,是明代服饰中独有的词汇,目前所知“曳撒”一词最早出现在明初成书《碎金》中。其词源自元代的“一色”衣———质孙服,是元制蒙语“颜色”的音译说法。明代初期洪武四年刊刻的《魁本对相四言杂字》,采用图录的方式详细描述了名为“一撒”的服饰形态,其主要服装款式为衣身上下分裁,交领右衽,窄口小袖,腰部有横道,横道线下有竖向密褶(图7)。由此可知,明早期的曳撒袍保留了辫线袍的典型特征,但对辫线装饰进行了简化,后来以“褶子衣”为名在明代继续流行。

图7 《魁本对相四言杂字》

《新编对相四言》图录所示的“一撒”袍服,后来只在下摆的形制上发生了改变。其下摆中间有马面,腰部两侧有细褶。元朝曾出现过类似于马面式曳撒的腰线袍,如河北省隆化县鸽子洞窖出土的束腰窄袖大褶袍,其基本形制为交领、窄袖,下摆中有马面,两旁有褶,但无“缯角”。由此可知,此种曳撒是借鉴了蒙元腰线袍的形制。上述曳撒形制的资料主要集中在明代中后期,《酌中志》中记述:“曳撒,其制后襟不断,而两旁有摆,前襟两截,而下有马面摺,从两起。”[14]明代黄一正所著的《事物绀珠》,其中记载:“一撒前有襕,后直下。”从明代宫廷风俗画中更能直观地了解曳撒造型,如图8所示,皇帝腰部系有金镶玉宝绦环,穿马面式曳撒袍配白色麂皮靴。在《朱瞻基斗鹌鹑图》中,朱瞻基身着马面式曳撒居中端坐。综上所述,明代中晚期后的曳撒基本形制为交领右衽,前衣身为上下两部分,腰部以下作马面褶,两侧有摆;后衣身为上下连属,中间不断开。另外,文献[15]总结了3种马面式曳撒袍服的变形形式,与有出摆的马面式曳撒袍服形制十分接近,在保留马面式曳撒袍服主要形制结构和特征的基础上加以细节变化。此类款式极有可能是在朝代发展中为适应人们审美需求的曳撒变款。

图8 《朱瞻基行乐图》局部

2.4 明代断腰袍的纹样    

服装纹样不仅可以用来区分着装者的身份地位,还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美学价值,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希望。明代初期,图案设计主要还是延续元末风格。一是延续质孙服中的云肩式构图,也被称为“柿蒂窠”构图,即指围绕颈部四周的装饰图案。同时,肩部和膝部上也有一条带状的纹样,称为袖襕和膝襕。云肩式的造型有多种表现形式,在明代断腰袍中多以菱形装饰为主。如图9所示,皇帝穿着的衣身装饰有通袖柿蒂窠过肩龙纹,下摆饰有横襕的曳撒袍服;北京南苑苇子坑明墓出土的曳撒、江西益宣王墓出土的黄锦绣花夹衣服饰皆装有柿蒂窠纹样、袖襕和膝襕。二是将补子缝缀在断腰袍,据《明宫史》记载内臣服佩“贴里”,“其制如外廷之褶。司礼监掌印、秉笔、隨堂、乾清宫管事牌子、各执事近侍,都许穿红贴里缀本等补,以便侍从御前。”[16]如河南杞县明墓中出土的带有补服的曳撒袍,如图10所示。三是常以满地的形式装饰服装,云纹是明代断腰袍中常用的纹样,为元代设计的延伸。通常以单色暗花纹样作为服装底纹使用,如孔府旧藏暗云纹蓝罗贴里袍(图11)、李雨来先生收藏的云纹暗花交领大袖贴里等。

图9 宣宗马上像    

图10 曳撒补服

图11 孔府旧藏暗云纹蓝罗贴里袍

3 明代断腰袍的演变元素

质孙服是一种具有蒙古族文化特色的服饰。明代初期,断腰袍在款式上与蒙元时期的辫线袍非常相似。随着时间的推移,汉族人民的生活习惯以及注重礼制思想的社会传统使辫线袍发生了演变。首先,辫线袍中的“辫线”特点逐步被淡化,腰线袍成为明代断腰袍的主要形式。其次,袖型、领口、衣身、下摆和纹饰也发生变化,形成许多新的款式。

3.1 琵琶大袖

明代断腰袍款式的变化除了表现在辫线被省略以外,袖肥的变化较为明显,如图12所示。明初朱元璋秉承“所谓俭约,非身先之,何以率天”的节俭政策,在服饰上受到元朝窄袖的影响,明朝前期的服饰以“窄身小袖”居多。除《三才图会》中曳撒为明显的窄袖以外,明代早期鲁荒王墓中出土的男性袍服均为窄袖,也有短袖形式。从已知年代的出土文物来看,明代中后期袖型变为琵琶袖并呈现逐年变大的趋势。目前较早的实物来自江苏泰州胡玉墓出土的素绸连衣裙,可知琵琶袖大概在正统时期才开始流行。到弘治年间,明宪宗孝贞皇后王氏家族墓出土的素缎棉曳撒由早期17cm的袖肥增加到了44.5cm。直至嘉靖九年,在江苏泰州徐蕃夫妇墓出土的素绸长衫,袖肥增加到了49cm。除此之外,发现明代断腰袍的琵琶袖多符合中原传统的大袖配小口形式。    

图12 袖型示意图

3.2 右衽交领

领口的样式主要为传统的交领及圆领。在明代交领的演变过程中,首先是大襟必用右衽,扬弃了元代左右衽共治的局面,全面恢复了汉族传统的右衽形制。其次,将传统的交领贴里作为内衣时,领部包缀白色绸缎,一来保护领子不被磨损,二来以白色衣领露于罩袍之外以示尊贵[17]。圆领形式的领口与蒙元时期没有太大差别,是一种圆形的领饰,盘领曳撒一般为右衽,领口与右肩衣片交合处有纽扣或系带用于固定。除此之外,文献记载中也存在对襟直领的款式,如王世贞在《弇山堂别集》“北虏之赏”中记载“青暗花并口对襟曳撒”,是正统四年赐脱脱不花可汗的物品。此处的对襟曳撒暂时还无法找到实物。

3.3 衣身比例    

为了适应汉人定居式的生活方式以及中原地区的骑射环境,明代断腰袍的下摆长度被缩短,其衣身比例发生了改变(表1)。据《太康县志》载:“国初时,衣衫褶前七后八,弘治间,上长下短褶多。正德初,上短下长三分之一,士人多中停……嘉靖时,服上长下短,似弘治时。”[18]以嘉靖年间江苏泰州刘鉴家族墓中出土的花缎深衣为例,可以看出衣身比例与早期的断腰袍相比没有变化,上下衣长比例相似。在弘治年间,徐蕃墓出土的“素绸连衣裙”以及王镇墓中的“白布连衣百褶裙”,均可以看出断腰袍为上长下短的形制。明代改变断腰袍的下摆长度,可能是出于对服装实用功能的需要。下摆形成细褶形式所需要的面料是常规袍服用料的1倍或几倍。因此,为了保留下摆有密褶的服装形式,缩短下摆长度是一种好的选择。

3.4 下摆细褶

蒙元时期的断腰袍在下摆细褶的处理方式上,一般采用均匀的碎褶或有规律的顺褶形式。与元代相比,马牙褶、合抱褶、马面褶等类别在明代也更为常见。马牙褶是在有规律的顺褶上抽多个小碎褶,多个马牙褶一组向右压褶,形成多组顺风褶裥,扩大下摆的活动空间[19]。如南京邓府山王洪墓出土的素锦袍就是大褶之上加细密小褶的款式。而出土于江苏苏州墓地的明代衬褶袍,据考古报告记载,其褶子形式为合抱褶。合抱褶的褶裥工艺相对复杂,每一褶子两侧布料均需向内烫压为死褶,相邻褶面之间相互不叠压,形成在内的隐褶形式。马面褶在曳撒应用较多,即为“中有马面、两侧有褶”的下摆样式,如南京市博物馆藏的“祥云纹大袖袍”、北京南苑苇子坑夫妇墓出土的曳撒袍等(表2)。通过对明代出土实物的梳理,发现具有马牙褶、合抱褶、马面褶的断腰袍大多流行于明代中晚期(成化—万历年间)。而在明代中叶以后,由于社会制度管理的松懈、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主张个性解放思想的出现,打破了明初简单的服装样式。因此,明代断腰袍在褶裥处理上呈现出丰富的变化特征和结构形式,这是明代创新能力的体现。    

3.5 下摆出摆

袍服两侧有摆是曳撒的典型结构之一,是区别于其他朝代袍服的典型特征。蒙元时期男子袍服下面穿着打褶的短下裳,进而使得袍服下摆逐渐变大。明代受到了元代“叠穿”方式的影响,多在袍服下穿着带有密褶形式的贴里、褶子衣,或是从“朝鲜国”流传到“京师”,用作“裙撑”的马尾裙。这些服装穿在袍服下,其下摆会从袍服的两侧处露出。因此,考量到服装礼制的表现形式,在袍服两侧增加侧摆既可以遮挡内衣,又使得衣身下摆呈现宽大开阔的效果。经过上文对曳撒款式的总结,可知曳撒存在有无出摆的2种形制:一种是无“侧耳”的曳撒,作为戎服、便服使用;另一种是有“侧耳”的官制礼服,并与特殊纹样结合,以表礼规之章。    

曳撒增加摆量扩大外摆的方法有2种:一种是通过下摆布满褶裥;另一种则是运用侧摆插片的形式,此方法更加方便,工艺相对简单。明代出土的马面式曳撒多为第二种工艺,形制特征一致,只在出摆斜度上有所区别。侧摆插片的方法一般分为2种:一种是衣身两侧抽褶并夹缝侧摆,腋下插摆选取与衣身面料质地相似的面料进行抽褶,在腋下侧缝处缝合侧摆,如图13所示的祥云纹段曳撒;第二种是运用方形插摆,通过折叠方式将面料折叠成一块上窄下宽的方形面料,此种方法可以在不借助外力的情况下增加其支撑力度。侧摆插入衣身两侧,前后一共4片,以此增加服装下摆的摆围。同时,增加插片后衣身前后不缝合,形成侧边展开的状态,在保持内衣不外露的情况下,获得更多的活动空间。故宫博物院藏过肩龙柿蒂形妆花水纹暗花缎织成袍(图14)、北京南苑苇子坑墓出土的云龙妆花纱袍就是运用此种方式扩大下摆。在中国传统袍服中,两侧增加侧摆的袍服占少数,可以说侧摆是明代袍服的独特标志,也是中国服装中将礼仪制度与实用思想融为一体的经典范本。从明代男性断腰袍下摆的处理方式中折射出明代体制一统多元的文化气象,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图13 邓府山王志远墓出土曳撒

图14 过肩龙柿蒂形妆花水纹暗花缎织成袍

3.6 纹样图案

明代断腰袍在纹样构图方面沿用了元代的云肩形式、袖襕膝襕形式、胸背形式以及满地形式,但在装饰图案上以具有汉族文化特征的纹样为主。一是龙纹、飞鱼纹、斗牛纹等,通常在纹饰华丽、工艺繁褥的戎服、赐服或便服中出现。考古发现的明代服饰中,龙蟒是出现最多的服饰纹样。图15为定陵万历帝棺内的织金妆花缎衬褶袍,其肩部绣有肩云龙纹,下衣膝上有一襕,整体衣料底纹为寿字纹。飞鱼服地位仅次于蟒服,一般随侍帝王巡游出行的锦衣卫校尉多着飞鱼曳撒,或是作为赐服恩赐给有功勋的臣属。图16为孔府旧藏的香色麻飞鱼贴里,以相对虚化的飞鱼纹形象形成柿蒂纹,并装饰在袖襕和膝襕处。二是由元代胸背演变的明代补子,在纹样图案、工艺方式等方面与前者有所不同。元代胸背多为单独织、绣或印于服装,并且纹样仅有装饰效果,而补子则是将带有织绣纹样的面料缝缀于衣服上,其纹样存在区分品官官职的作用,如文官绣禽、武官绣兽。    

图15 织金妆花缎衬褶袍(定陵万历帝棺内)

图16 香色麻飞鱼贴里(孔府旧藏)

4 明代断腰袍的演变原因

“质孙”在质孙宴上的特殊地位以及等级分明、制度规范等优点符合明代的制度要求,其结构特征具有实用功能,能够满足明代社会生活的具体需要[20]。入明之后,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对礼制观念的重视、纺织业技术的提升以及社会思想的活跃等,都促进明代断腰袍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演变,从而符合明代的服用形式与服饰制度。

一是明代的生活方式发生改变,不再以游牧为主。因此适应马上活动的“辫线”逐渐消失,简化为腰线处一道分割线“上衣下裳”制的腰线袍。同时,为适应汉人的生活方式,腰部变得宽松,长度也有所增加,进而使得明代断腰袍的衣身比例发生变化。二是以“礼”制思想为根本,建立起的礼治秩序与服装规范,贯穿于传统服饰文化的始终。断腰袍的衣袖由窄袖变为宽袖就是践行了礼制思想,通过宽衣博带的大袖更好地展示权威,体现等级观念。同时,交领方面大襟必用右衽以及在袍服两侧增加侧摆遮挡内衣,这些服装元素的演变不仅符合汉族服饰文化的审美取向,更是出于对礼仪的需要与考量。三是纺织业的发展,明代重视棉、桑、麻等经济作物的种植,在明廷的大力推行下,棉花成为明代重要的纺织原材料之一,使用纺织棉料更易于在服装上呈现精美绝伦的刺绣。同时,明代的缂丝、刺绣、织金等丝织工艺已发展到空前水平,为纹样图案呈现“巧变百出、花色日新”的状态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条件。因此,明代的服装纹样形式多样,更具有汉族文化特征,以较大的纹样丰富服装,展现装饰技艺的精湛。四是明代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文学思潮涌动的的社会背景下社会思想的活跃。王阳明心学等思想促进人们人性的觉醒以及个性化审美的追求,导致不同阶层之间的流动性增加,服饰奢靡之风开始盛行。因此,服装款式得到创新,服装下摆的褶式类型逐渐多样。衣身与袖部也成了衣料最“废料”的部位,服饰整体上呈现出越来越长、越来越大的潮流[21]。同时,这种思想的活跃也让人们对不同的服饰形态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和接受力,蒙元服饰在明代继续沿用、发展。    

5 结束语

明朝在建立之初就颁布了禁胡服的政策,但在其确立的服饰制度上出现了自相矛盾之处。同时,多民族在长期的相处交往中形成的文化渗透和交流也很难被一朝废除,进而使得蒙元遗存服饰在明代被广泛应用。蒙元服饰也有自身的优越性,如功能性强、便于活动、节省面料等,符合明朝初期提倡的节俭政策和等级制度。“质孙”中的断腰袍作为蒙元服饰之一,是马上民族生活方式的体现。入明以后保留其“上下分裁、腰部有褶”方便活动的结构优势,又因生活方式或思想观念的改变,对其结构和形制进行汉化改造,如增加袖肥、马面和侧摆。同时,借鉴元代柿蒂窠式、补子等纹样构图方式,将具有汉族特征的纹样织绣在服装上。由此演化出贴里与曳撒2类形式的断腰袍。这种服饰的演变现象是了解时代变迁和社会变化的途径之一,反映了蒙古族和汉民族服饰文化的交融,体现出中华民族服饰文化的开放包容和多元属性。  

参考文献见《纺织科技进展》2024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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