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纺织科技进展》2024年第5期选登：从《醒世姻缘传》看明代男子巾子作用及特性

文献引用格式:郁贤君,尹志红.从《醒世姻缘传》看明代男子巾子作用及特性[J].纺织科技进展,2024,46(5):6-11.

从《醒世姻缘传》看明代男子巾子作用及特性

郁贤君,尹志红*

(武汉纺织大学服装学院,武汉430299)

基金项目:省级教研项目(2022317)

第一作者:郁贤君(1997—),女,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为服装文化与结构。

*通信作者:尹志红(1975—),女,教授,研究方向为服装文化与结构。

摘 要:巾子是首服的最初形态,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演变;明代是中国最后一个由汉族建立的封建王朝,通过《醒世姻缘传》这本小说对明代男子巾子的作用及特性有一个直观地了解,能够从侧面明白明代社会风貌与风俗,对汉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具有一定意义。通过文献研究法、图像法,结合明代著名世情小说进行研究,发现巾子是明代男子必备的装饰物、象征之物、实用性社交礼仪之物等,有美好寓意、创新和僭越等特性。通过研究明代男子巾子的作用及特性来研究明代当时的社会风貌,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国古代首服文化制度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关键词:明代;巾子;《醒世姻缘传》;首服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首服的种类可以大致分为3类:冠类、巾类和帽类。首服是由巾向帽,再由帽向冠逐渐演变的。古代的帽子是由当时劳动者披挂在颈部,用来擦汗的巾子演变而来,逐渐形成了具有功能性的帽子,随后帽子又经过一系列的演变逐渐形成具有地位象征的冠类,由皇权统治者佩戴并逐渐向下层阶级普及。古人以“露髻”为“非礼”,凡外出,必裹巾戴帽。巾子在古代服饰中是一种必不可少的饰物,出席各种场合时都会佩戴,巾子的用途有很多,如装饰、送礼、彰显身份等。

建立新王朝,改正朔,易服色,是每个统治者都需要做的事,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也不例外。从他开始一直到嘉靖,一个森严的服饰等级制度才算基本完成。巾子在明代种类繁多,其作为服饰中必不可少的品类,同样也有严格的等级制度规定。《醒世姻缘传》中出现的巾子暗示一个人的身份、地位及经济能力,也是明后期市井文化盛极、经济发展迅速的一个符号性标识。以符号学中的非语言形式反映当时的社会发展,从而映射出当时社会的政治形态。

1 明代巾子的发展演变与背景

1.1 明代前巾子的发展演变

从商代开始,人类进入一个生产力发展的时期,以奴隶制为经济基础,社会政治制度逐步完善,封建制度、世袭制度、等级制度初步确立,殷商时期的统治者就已制定冕服阶层级别的服饰[1]。其中首服的发展也形成了更多的样式,首服的种类可以大致分为3类:冠类、巾类和帽类。巾子在商代只有普通百姓佩戴,贵族不使用巾子。两汉时期,巾子成为一种风尚,佩戴巾子是一种高雅的表现,在文人士大夫中流行。    

魏晋时期,这个时期的文人儒士开始跟风使用巾子,他们追求“精神、格调以及风貌”,汉代的巾子依旧沿用。这个时期人们思想受到老庄学说的影响,具有“反叛”的精神,因此巾子不仅仅用在庶民身上。士大夫们认为冠是一种累赘,抛弃冠而戴巾是求潇洒解脱的表现,以求达到轻便、飘逸的思想境界。这个时期衍生出许多种类的巾子,如折角巾、菱角巾、紫纶巾、白纶巾等。

唐代幞头是常见的帽饰,汉代时期就已出现幞头,一开始是一块方形的裹头布,经纬长度一致。汉民族有蓄发的习惯,古代汉族男子为了方便劳作,常用一块布帛从前向后裹住头发,并在脑后打结固定[2]。唐代幞头较软,只用一块布把头发包裹起来。宋代幞头变得硬挺起来,不似巾子一样柔软,变得像帽子一样。

在宋朝,有2种类型的巾子:一种是普通传统的方巾,例如小巾、逍遥巾、纶巾、纱巾等;另一种是通过折叠和缝制的手法来形成固定形状的纱帽巾,例如仙桃巾、结带巾、唐巾、东坡巾等[3]。由于元朝是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他们的发饰与汉民族有所不同,男子流行留辫发和髡发。元朝一般不戴巾子,无论男女都戴帽子,元朝的钹笠帽以及瓦楞帽都被明代沿用,瓦楞帽在明代初期是生员(科举制时代的一个称谓,主要指在大学处学习的人)佩戴,后期是富贵有钱人的帽饰。如徐复祚在《投梭记·折齿》中写到“大姐只下机来道个万福,小子就送一百个瓦楞帽儿”[4]。明代巾子发展到了极为丰富的阶段,也是巾子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种类繁多,继承了前朝巾子的样式并且得到了创新发展。巾的名色如四方平定巾、网巾[5]。

1.2 明代巾子形成的背景    

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政权,为巩固政权,采取了以服定纲纪,建立了严格的服饰制度。明代朱元璋从蒙古贵族中夺取政权后,对整顿和恢复汉族礼仪非常重视。废元服制,上采周汉,下取唐宋,将原定的服饰制度做了一次较大规模的调整。明代巾子具有多元性,不仅继承前朝巾子的样式,还创造出属于明朝自己的样式,并赋予巾子美好寓意,体现朱元璋大一统的美好愿景。

明初,经济上百废待兴,朱元璋采取一系列修生养息的政策,加强农耕。长江流域以及中原地区普及棉花种植,使得当时服装面料质地发生很大的变化。除了注重棉花的生产,也加强桑、麻的种植。设文思院、织染所、内织染所、针工局等国家机构并加强管理,使丝绸产业不断扩大。明代资本经济生产关系开始萌芽,商人逐渐变得富有,在服饰上出现了穿戴不符合自己身份地位的现象。在明代,人们为了炫耀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在服饰上极尽奢侈,男子巾子也不断被创新,形成明代巾子的新局面。

文化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内在因素,明代文化极为繁荣。儒学中,王守仁创立的“心学”、明代的市民文化、极为丰富的小说和戏曲、封建社会被商业繁荣的侵蚀、童心说、性灵说的直抒胸臆等无一不说明文化对整个经济体系起到了引导作用。文化也是一种符号性的表达,在这种文化繁荣的情况下,推动明代巾子面料、款式、造型的发展,多元性、创新性以及符号性都是对明朝社会发展最直接的反映。各种学说以及商业繁荣对封建社会的侵蚀,这种新生意识的产生都是在追求自我,但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不会改变,这就造就了巾帽集符号性和创新性于一体的炫耀和束缚。

2 《醒世姻缘传》中巾子的作用

2.1 必备的装饰物    

巾子在很早之前就被使用,最初具有擦汗、遮阳这种实用性功能。史书《玉篇》中有所记录“巾,佩巾也”。巾子原本是佩戴在身上的。本以拭物,后人着于头[6]。巾子的出现主要是由于古时生产力不发达,人们在劳作时为了避免风吹日晒,于是用三尺布裹在头上。《风俗通》里提到:“巾,所以首饰,衣所以蔽体。”[7]在《醒世姻缘传》中的第二回提到,计氏听到外面非常热闹,随手取了个帕子裹在头上,出去看看发生了什么,刚一出门,晁源和他的小妾已经上马离开了[8]。由此可见,巾帕可以戴在头上,样式如图1所示。

图1 《醒世姻缘传》中插图(局部)

巾子作为一种装饰,在古代,各年纪、各阶层的人在不同场合都会佩戴。巾子在古代一般都是以材质来命名,如纱巾、布巾。除了材质的命名,还会以一些人物名命名,如东坡巾、诸葛巾。还有以朝代命名,如唐巾、汗巾。《明史·舆服志二》中记载,皇帝常服所佩戴的乌纱巾须折角向上,永乐三年以后,皇太子的常服乌纱巾也需要折角向上,之前不用折角[9]。在《醒世姻缘传》中的第三回写道,晁大舍在梦里梦到一个七八十岁的白发老头,带着一顶方巾,穿着一件道袍,警告他不要胡作非为[8]35。由此可以推断,在明代无论何种身份的人都会佩戴巾子。    

在古代,普通人通常有其他称呼,“黔首”就是其中之一。“黔首”的字面意思是“黑色”,这里的“黔”实际上是指用来固定头发的黑色头巾。佩戴巾子也是男子日常的装扮方式,不同颜色代表不同身份地位。唐代经学大家孔颖达在《礼记》注解中写道,“黔”是黑色的意思,凡人用黑色的披肩遮住头,所以叫黔首。除黑巾外,古代平民还常戴绿巾。明朝政府对于身份低微的人所佩戴的头巾也有相应的规定,佩戴绿色头巾的人一般是会被看不起的。明代朱元璋对于绿色给予了定义,戴绿色巾子是一种身份低微的象征。

2.2 象征之物

巾子是明代士儒所佩戴的一种饰物,也是士儒的象征之物。巾子最初是身份低微的人佩戴,后来被士儒佩戴,表现一种风雅。巾子中有一种儒巾,是古代读书人身份进阶的象征。明朝,秀才按照规定头戴方巾、身穿蓝衫。蓝衫,也写作襕衫。《醒世姻缘传》第三十八回狄希陈(前世是晁源)进了学,考取了秀才,这才有资格“换了儒巾,穿了蓝衫,薛教授与他簪上花……。”[8]516样式如图2所示。《醒世姻缘传》第四十二回县官说,“现在把你往上报,说是纳了监,是往正道上带你,你纳了监就可以戴儒巾、着员领,……”[8]571。这里的儒巾,明代通称方巾,是一种方形的软帽,是生员的标识,是一种身份标志。根据《明史·舆服志三》“儒士生员监生巾服”条,洪武二十三年,明太祖朱元璋定儒士、生员衣,自领至裳,去地一寸,袖长过手,复回不及肘三寸[9]。从服饰上将儒士、生员、监生与官员、士民区分开,体现朱元璋对读书人的重视,可见古代儒巾、蓝衫只有秀才才能穿用,这也是古代封建社会严格的服饰等级制度的体现。    

图2 《三才图会》儒巾

巾子是一种古代读书人的象征物,也是达官贵人崇尚风雅的象征之一。《醒世姻缘传》中第四回,家里有客来拜访,珍哥(晁源的小妾)让晁源摘去网巾,带上浩然巾,与客人说是身体还没好利索,不要让客人觉得怠慢。晁大舍道:“你说的有理。”随即把网巾摘下,换了浩然巾,穿了狐白皮袄,出去接待[8]48。可见古人在家接待客人也要戴上巾子,衣着得体,对客人表示尊重,这也是古人待客礼仪的一种体现。《醒世姻缘传》第十四回,晁源因为娶了娼妇,虐待羞辱自己发妻导致发妻吊死,被革去监生的身份,“因是公子,也还照常戴了巾,穿了道袍,在大门等候。”[8]189古代人穿戴打扮十分讲究,服饰与身份必须相符,纵有万贯家财,也不能穿锦戴巾,秀才如果被革了职,穿着的服饰也要变换;但是奈何有钱,所以这里可以看成是古代捐钱买官的由头,也是对古代官场黑暗腐败的一种暗示。

2.3 实用性社交礼仪之物    

巾子除了用来戴在头上做装饰、象征之物,还可以用来包裹东西以及送礼。《醒世姻缘传》中出现这种作为礼物或者包裹东西的巾子叫做汗巾子。汗巾子是一种用来擦汗的巾子,可以束腰、裹脚、裹胸,如果是以方形出现,放在袖口,可以当成手帕使用。自古以来,人们就非常重视人情世故,走亲访友、聚会、生日宴席上人们都会准备一些小礼物,这些礼物既不需要太贵重,又能送得出手,一般都是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小物件,其中汗巾子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10]。《醒世姻缘传》第二十一回,晁梁的出生让晁老夫人十分开心,为了感谢徐大尹的帮助,她送了2大盒煮熟的红鸡子给大尹,给邻里乡亲也都送了些,其中也有收到回礼的,“回的礼各有不同,有回首帕汗巾的,有回几绺线的”[8]287。可见明代汗巾子也可作为回礼的一种选择。《醒世姻缘传》第三十七回,狄希陈因要回家,心中焦急不安,舍不得孙兰姬,偷空急忙跑去找她,这闺女因为被别人接到城里不在家,“他垂首丧气,把那汗巾银子留与了他的母亲……,走到贡院门口,正撞见孙兰姬骑了马,一个人牵了,送他回去。知他才从家里空来,好生难过”[8]503。由此可见,汗巾子除了被当做送礼之物,也被情人用做传情之物。

汗巾子除了能作为社交礼仪传情之物,还具有一定的实用性。古人随身携带贴身小物件或通货钱币,一般会用荷包(古人称佩囊),将其装佩挂在腰间或用汗巾子包裹起来放在胸口或袖口。可见,汗巾子不仅可以用来擦汗、拂尘,还能充当荷包。《醒世姻缘传》中第二十二回,“任直是个爽快的人,那用第二句开口,袖内取出汗巾,打开银包,从袜筒抽出等子来,高高的秤了二钱银子,递到傅惠手里”[8]307。《醒世姻缘传》第二十三回,“临行,袖里不见了银包,说是外面一条白罗汗巾裹住,内里系一个油绿包儿,牙签内中是七两六钱银子,……”[8]320。可见汗巾子在古代除了被女子拿在手里,系裹在头上做装饰,也通常会被用来包裹银子、首饰。    

3 从《醒世姻缘传》中看明代男子巾子的特性

3.1 明代巾子的美好寓意

巾子在各历史阶段以及各个阶层使用过程中充分展示两面结构理论。符号学是事物符号的性质、意义、发展变化的研究性理论,以及符号与人类活动之间的关系[11]。明代巾子也具有这样的符号表达意义。在《重新定义符号与符号学》一书中,赵毅衡[12]指出:“符号学是一门研究意义的学问,它考虑的是对所传达意义的感知,索绪尔的双面结构理论提出‘能指’和‘所指’,并将其分为表达层和内容层。‘能指’即表达层,以视觉效果为主,包括色彩、材料、形状、构图等体现。‘所指’即内容层,以符号表达意义为主,包括文化内涵、象征观念、民风民俗、宗教信仰等。”男子巾子发展到明代有了很大的创新和改变,视觉效果和文化象征意义并重。明代纺织业已经发展到了“有图必意,意必吉祥”的地步,明代巾子也是如此,明代的“四方平定巾”与“网巾”,在造型上不仅是前朝没有的,而且还被赋予了一定的寓意。

“四方平定巾”与“六合一统帽”有相同的符号性标志,也是统治者表达美好愿景的一种产物。“四方平定巾”因四角翘起以示方正之形,又称“四角方巾”,在明初是士人必戴的一种软方帽。《醒世姻缘传》中第三回写到:“一面叫了小宦童前去寻鞋,一面告诉说道:‘我刚才跪倒,正待磕下头去,只见上面坐着一个戴紫绒方巾,穿绒褐袄子,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家’。”[8]40这里的方巾指的就是“四方平定巾”,样式如图3所示。《七修类稿》写到:“今里老所戴黑漆方巾,乃杨维祯入见太祖时所戴。上问曰:‘此巾何名?’对曰:‘此四方平定巾也。’遂颂式天下。”[13]这是当时杨维祯为了奉承朱元璋所流出的典故,明代尤其看重寓意,不仅纺织面料花纹有一定的美好寓意,服饰造型也要有美好寓意,这样才会得到统治者的推崇。    

图3 明崇祯魏浣初像

在明代早期,有一种“网巾”是用黑线、棕丝编尾或编织的发巾。其网口上下用丝绸包边,有2个玉石或金属的小圆圈,两边各系一条小绳交叉在一个小圆圈里,上面束在头发上面,下面可用绳子整体固定。《七修类稿》中写到:“太祖一日微行,至神乐观,有道士于灯下结网巾,问曰:‘此何物也?’对曰:‘网巾,用以裹头,则万发俱齐。’明日,有旨召道士,命为道官,取巾十三顶颁于天下,使人无贵贱皆裹之也。至今二物永为定制,前世之所无。”[14]书中描写的网巾样式如图4所示。由于网巾不仅能够把头发完全裹起来,具有一定的实用性,并且“一裹”也有“一统”的含义,是带有美好寓意的表达,故被普及。谢肇蒰在《五杂俎》中记载:“古人帻之上加巾冠,想亦因发不齐之故,今之网巾,是其遗意。”[15]明代章纶《咏网巾》诗云:“手指提纲知目举,顶头总髻不毛垂。”[16]这些都说明网巾的作用主要是用来整理头发的。在明代无论人们的身份贵贱,都可佩戴网巾。如《醒世姻缘传》第五十一回中,蔡逢春中了举人,请众乡宦举人吃酒。蔡逢春虽是中举,也只是戴了一顶网巾。这时网巾普及得更广,男子都会佩戴,一般单独佩戴或戴在帽子里,明代也有把网巾露出一点为尚。又如《金瓶梅词话》中,“西门庆和潘金莲要了头上一缕儿头发,骗她说是用来做戴在头上的网巾。”[17]由此可见,网巾是明代男子着装最基本的装束,是最平常、最广泛的首服,网巾对于明朝服饰来说也具有重大意义。    

图4 《三才图会》网巾

3.2 明代巾子的创新与僭越

明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以汉文化统治的封建王朝。明初,朱元璋为巩固政权,将“垂衣裳而天下治”作为“礼治主义”文化的具体表现,前期制定了一套固定化的服饰制度,当时的官员庶民按照制度执行,不敢僭越。明代经过一系列休养生息的政策之后,在中后期,生产力、社会经济快速增长;渐渐地,人们在着装上出现了奢侈和僭越的倾向,出现了“服妖”的现象,主要表现在求新求异、男女混杂和违反制度礼仪等方面[18]。明代巾子的创新主要是在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新、旧交流摩擦而产生,同时明代服饰文化风俗也发生了剧变。    

明代初期,男子佩戴巾子主要是为了方便裹发,虽名目种类很多,但却不似后期的繁于装饰,如在巾子上嵌金挂银等。《醒世姻缘传》中第十九回写道,“唐氏捡了大官人的银子,取出来与小鸦儿看,外面是一条半新不旧的余东汗巾包着,汗巾头上还系着一副乌银挑牙,一个香袋。”[8]260这里的巾子不仅可以戴在头上,也可以用来包裹物品,甚至这里的巾子不是简单的一块汗巾子,还用了一些饰品加以装饰,可见巾子样式的丰富程度。在《醒世姻缘传》中第二十六回中,后生们戴着各种稀奇古怪的巾帽,样式都叫不上名,颜色也不知该如何描述。“十八九岁一个孩子,戴了一顶翠蓝绉纱嵌金线的云长巾,穿了一领鹅黄纱道袍,大红叚猪嘴鞋。”[8]348原本巾子是士儒佩戴的一种头饰,在这里十八九岁的孩子也能佩戴,甚至是嵌金线的云长巾,这种创新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在《醒世姻缘传》中的第二十六回中“若有几个村钱,那庶民百姓穿了厂衣,戴了五六十两的帽套,把尚书侍郎的府第都买了住起,宠得那四条街上的娼妇都戴了金线梁冠……,那四五个乐工都换了斩新双丝的屯绢圆领,蓝绢衬摆,头上戴了没翼翅的外郎头巾,巾上簪了黄烁烁的银花,肩上披了血红的花叚”[8]349。这里的百姓也穿起了厂衣,娼妇也戴了金冠,就连乐工都戴上了没有翼翅的头巾,巾子上还镶嵌着银花。人们穿上本不该自身阶层穿着的服装,可见这个时期只要有钱,人们就可以跨越自己原本的阶层,通过服饰显示自己的身份和地位。

明神宗万历年间,顾起元在《客座赘语》中也记载了当时的“服妖”现象,“在庆历前犹为朴谨,官戴,士戴方巾而已。近年以来,殊形诡制,日异月新。于是士大夫所戴,其名甚夥:有东坡巾、阳明巾、九华巾、玉台巾、逍遥巾、纱帽巾、华阳巾……,或缀以玉结子、玉花瓶,侧缀以二大玉环。而纯阳、九华、逍遥、华阳等巾,前后益两版,风至则飞扬。齐缝皆缘以皮金,其质或以帽罗纬罗漆纱。纱之外,又有马尾纱、龙鳞纱,其色间有用天青天蓝者。至以马尾织为巾,又有瓦楞单丝、双丝之异。于是首服之侈汰,至今日极矣。”[19]南都服饰,在万历年之前穿衣佩戴非常谨慎规矩,官员佩戴规定的巾帽,士儒则是佩戴普通巾子。之后人们在穿戴方面日渐不守规矩,服帽款式多变且繁复奢侈。这皆是对于明代男子巾子创新发展之“美”之“奇”的一个清晰展现。无论是士大夫阶层还是普通百姓,都会借服装来夸耀和展现自己。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巾子演变得越发华丽,被不断革新。    

4 结束语

以上多方面的原因形成了明代社会的文化习俗,展现了巾帽发展的多样性。明代世情小说中男子佩戴的巾帽描述,从侧面映射出明代男子巾子的作用及特性,基于此讨论了明代巾帽的象征性以及创新性。巾子的演变,不仅是服饰制度的演变,也体现了时代的变迁以及社会的发展现状。巾子除了发挥本身的装饰作用,还折射出一个朝代的兴盛与衰亡,也映射出市井百姓的生活习性、社交礼仪及社会演变。研究的局限性是仅仅通过小说的视角论述明代男子巾帽,未能勾画出明代巾帽的全貌。但这项研究可以为明代巾帽服饰研究提供一些见解和有用的信息。

参考文献见《纺织科技进展》202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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