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康宁 | 百年回眸：丈量中国教育社会学的历程

中国教育社会学的发端若从陶孟和1922年所著《社会与教育》（商务印书馆）算起，迄今已有近一百年的历史；若从朱元善1917年编辑出版的《学校之社会训练》（商务印书馆）算起，则迄今已整整百年。在这百年更迭之际，套用一下国人如今在谈及有关身份认同问题时常喜欢挂在嘴边的三个问句的句式，或可这样来发问：中国教育社会学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科？它从哪里来？将到哪里去？

这三个问题看似很有点哲学味道，却需要给予言之有据的回答。说实话，我对上述三个问题一直很感兴趣，也曾想过要对中国教育社会学的前世今生进行一番言之有据的细致梳理，并对其可能前景来一点言之有据的负责任的展望。我以为，这对中国教育社会学的发展来说，实在是一项立功积德的事情。但限于时间、精力及能力，一直未敢动笔。

现在，这件事终于由程天君做成了，这是非常值得庆贺的。

我猜想，程天君在作出撰写《中国教育社会学百年：学科、学术与学问》这一决定时，应该是拿出了十二分的勇气。因为，这实在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

第一，它对于中国教育社会学百年发展历程的叙述既需要统揽全局全程，又需要依靠真凭实据。或许，统揽全局全程并非难事，但依靠真凭实据就绝非轻而易举了。国内有些学者对于一门学科的发展所进行的回顾与展望，往往是看似框架十分大气，标题相当诱人，但阅读之后，常使人有论多述少、缺少实证、许多内容近乎空手套白狼之感。依我个人判断，那些所谓的回顾与展望，不是鹦鹉学舌的产物，便是自说自话的结果。

第二，它对于相关具体（而不是总体）成果及具体事项的评价，既需要实事求是，又需要拿捏分寸。而顾及有关当事人的感受，尽量避免产生不必要的误解，这在中国学术场域中实在是一个回避不了的难题。对于辈分不高的学人来说，尤其困难。因此，对于程天君的这份勇气，值得点赞。

当然，光有勇气是不够的，还得看看最终拿出的究竟是一项什么样的成果。对此，程天君在本书开头之“前言”中以对原初期许加以对照的方式对本书有三点自我评价：一是“填补我国教育社会学史研究领域的空白”，二是“开创‘中文（海峡两岸暨港澳）教育社会学’联合攻关与形象展示的先河”，三是“建立中文（海峡两岸暨港澳）教育社会学数据库”。粗读全书之后，觉得这三点自我评价实事求是，并不夸张。作为对中国教育社会学百年历程相对比较了解、且亲身经历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教育社会学近四十年发展过程的一名读者，我以为本书至少有以下三个值得称道之处。

第一，本书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作为一本学科史著作，本书稳稳当当地建立在真凭实据基础之上。通览全书，没有虚言玄句、没有凭空臆断，一切都言之有物、言之有据，所引资料极为丰富、翔实，其实证性在本学科同类成果中前所未有。这就为后人了解与继续研究中国教育社会学百年历程提供了极大方便。可以想见，撰写这样一本大部头的实证性极强的学科史著作，要耗去多少时间和精力。在这个意义上，撰写本书也就近乎于一项善举了。且令人欣慰的是，本书还 收入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及中国澳门的学者专门撰写的各自所在地区的教育社会学发展概况，这就使得本书区别于已有的其它同类论著，其论述对象不再仅仅是“中国大陆”了，而是“整个中国”。

第二，本书不仅清楚展现了中国教育社会学百年发展的“阶段性”过程，而且深入探讨了纠缠于这一过程中的有关教育社会学学科身份的若干基本理论问题，包括教育社会学的学科性质、研究视角、研究对象、研究方法论等。这就克服了迄今诸多学科史著作存在的有史无论或史碎论浅的缺陷，使得读者不仅可以了解到中国教育社会学这一路究竟怎样走来，而且可以知道中国教育社会学界对于这门学科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已经有着怎样的认识、怎样的争鸣以及进一步探讨的空间在哪里。

第三，本书提出了实现中国教育社会学范式转移这一重要命题。本书在纵览中国教育社会学百年历程之后，并在对教育与社会的“关系说”加以反思，对“学校教育消亡论”、“过度教育论”、“文凭贬值论”予以清思，对“教育万能/无能论”、“教育解放论”、“教育压迫论”进行再思的基础上，借鉴国外学者关于“教育社会”（“the schooled society”是否可有他译，另当别论）的论说，提出教育社会学有必要从“教育/社会”学转向“教育社会”学。我以为，这对处于第一个百年之末与第二个百年之初的中国教育社会学当下发展来说，具有重要启迪意义。

现在，《中国教育社会学百年：学科、学术与学问》已悄然问世，即将摆放到书店的书架上，摆放到学校图书馆或资料室的书架上，相信也会摆放到对中国教育社会学究竟是什么、它从哪里来、将到哪里去之类的问题感兴趣的读者的书架上。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它都已成为了解中国教育社会学第一个百年所绕不过去的一个文本。当然，这是程天君个人的《中国教育社会学百年》，是程天君对于中国教育社会学第一个百年的个人梳理与个人见解，尽管其中吸收了学界诸多同仁的已有成果。王天君、李天君、张天君等等，同样可以展示自己对中国教育社会学第一个百年的个人梳理与个人见解。但无论如何，只有了解、识读、反思已经走过的第一个百年，才有可能走好第二个百年乃至更远。就此而论，这一本、也是第一本《中国教育社会学百年》对于中国教育社会学界，可谓功莫大焉！

除极特殊情况外，我极少为别人的著作写序，因为我不太习惯不读全书或不基本读懂而只是浏览一下概要与目录便毅然决然写序，而若要遵从不时而至的写序之命，就得耗去太多时间与精力去读懂，且不能保证肯定能读懂。只因本书对中国教育社会学发展来说实为积德之善举，且不只是作者本人所获“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专项资金”的最终成果，而且也是我供职于其中在的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社会学研究中心的一项重要成果，故思来想去，最终还是应作者之嘱，勉力作序。这也是要顺便说明的，但愿不会被认为“想多了”！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