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名阴长生（实则元阳子）注《周易參同契》
大约东汉初，鲁人魏伯阳[1]作成奇书《周易参同契》，其用大易统摄西汉以来的御政内学、黄老养性、神仙服食三大显学。初时被徐从事、虞翻等儒者以阴阳纬候注释，隋唐后又被丹家以金丹或内丹解读或注释，被称为“万古丹经王”。只是通行的《参同契》文本错乱，且有他书并入其内者，给研究者带来不少障碍。所幸通行本《参同契》留了暗门，让我们能够探索端绪而孔窍其门。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在探索端绪之后，笔者有些想法与时贤往哲不同，故作此文。
一、《参同契》作者与文本
《参同契》云：“鲁国鄙夫[2]，幽谷朽生……宴然闲居，乃撰斯文……非徒累句，谐偶斯文。殆有其真，砾硌可观。使予敷伪，却被赘愆。命《参同契》，唯览其端。辞寡意大，后嗣宜遵。委时去世，依托丘山。循游寥廓，与鬼为邻。化形而亡，沦寂无声。百代一下，遨游人间。陈敷羽翮，东奔南倾。汤遭厄际，水旱隔并。”委时去世之后诸句藏暗魏伯阳三字（委加鬼为魏字。化形句隐亻，百世句隐白，合为伯字。陈敷句隐阝，汤遭句隐昜，合为阳字）。此为自序之文，可证《参同契》是魏伯阳原作。但是，现今流传的《参同契》除三篇序、一篇乱辞外，有四言、五言、歌赋的不同，又有三卷之异。其三卷中又传说徐从事、淳于叔通创作了二卷。这使我们在认识此书的作者与文本时，有了不少障碍。
唐玄宗时刘知古《日月玄枢论》记述了通行本《参同契》的相关作者，其说：“有元（玄）光先生，不知何代人也，睹《日月混元经》，其序云：徐从事拟《龙虎》之文，撰《参同契》上卷，传魏君。魏君又述中卷，传淳于叔通。淳于叔通又制下卷，表三才也……复有萧先生，亦不知何代人也，又注《龙虎》叙云：《参同契》者，拟《龙虎上经》，本出真人徐从事，因越上虞人魏伯阳造《五相类》以解前篇，遂改为《参同契》。其后淳于叔通补述其类，取象三才，乃为三卷。又叔通亲事徐君，夜寤不寐，仰观元（天）象，以配卦爻，而著其书。”[3]可见刘知古以前的人已经将《参同契》三卷分属于不同人了，即上卷为徐从事作，中卷为魏伯阳作，下卷为淳于叔通作。刘知古并不以为然，他认定此书为魏伯阳所作（但其论证显得不够有力）。从四言五言错杂于上中卷，我们也可知这种说法显然是靠不住的（详后）。
唐代托名阴长生注《周易参同契》序中说：“盖闻《参同契》者，昔是《古龙虎上经》，本出徐真人。徐真人，青州从事，北海人也。后因越上虞人魏伯阳造《五相类》以解前篇，遂改为《参同契》。更有淳于叔通补述其类，取象三才，乃为三卷。叔通亲事徐君，习此经，夜寤不寐，仰观乾象，而定阴阳，则以乾坤，设其爻位，卦配日月，托《易》象焉。”[4]此说与萧先生之说相类。
上面所说“叔通亲事徐君”，有其源流。南朝陶弘景《真诰·稽神枢》注语说：“《易参同契》云：桓帝时，上虞淳于叔通受术于青州徐从事，仰观乾象，以处灾异数，有效验。以知术故，郡举方正，迁洛阳市长。”[5]这是现今所见最早关于徐从事与淳于叔通师徒关系的文字，大约出自某人注《参同契》的序文。但是，并未说明此二人与魏伯阳的关系。三国吴人虞翻“以为委边着鬼是魏字”[6]，从侧面可知三国时人们已经知道《参同契》同魏伯阳的关系。但何时将徐从事、淳于叔通与魏伯阳相联系的，我们不得而知。
《道藏》容字号无名氏注《参同契》序说：“《参同契》，昔真人号《龙虎上经》……后魏君改为《参同契》，托在《周易》……凌阳子于崆峒山传与徐从事，徐从事传与淳于君，淳于君仰观卦象……所以便造篇名《五相类》，类解前文，集后一卷，并前三卷，以表三才鼎药……第一卷以论金汞成形，日月升降；第二卷论增减，十月脱胎；第三卷淳于君撰，重解上下二卷。疑于始传魏君。”[7]其说《参同契》传自凌阳子云云，使传说更加混乱，更难取信于人。
淳于叔通之师徐从事，其事不可考。而淳于叔通，余嘉锡先生《四库提要辩证》中收集了他的不少信息。录其要如下：
考《开元占经》卷百二十引《会稽典录》曰：“淳于翼，字叔通，除洛阳市长。桓帝即位，有大蛇见德阳殿上，翼占曰：‘以蛇有鳞甲，兵之应也。’”此与弘景所注《参同契》言桓帝时上虞叔通为洛阳市长者，姓字、乡贯（原注：上虞属会稽郡）、时代、官职，无一不合。然则叔通即淳于翼……翼占蛇妖事，亦见《续汉书·五行志》注引《搜神记》曰：“桓帝即位，有大蛇见德阳殿上，洛阳市令淳于翼曰：蛇有鳞甲，兵之象也。见于省中，将有椒房大臣受甲兵之诛也，乃弃官遁去。到延熹二年，诛大将军梁翼，捕家属，扬兵京师也。”（原注：见今本《搜神记》卷六）……袁宏《后汉纪》卷二十二云:“尚（原注：度尚也），字博平，初为上虞长，县民故洛阳市长淳于翼，学问渊深，大儒旧名，常隐于田里，希见长吏。尚往候之，晨到其门，翼不即相见。主薄曰还，不听，停车待之。翼晡乃见。尚宗其道德，极谈乃退。”案《后汉书·孝女曹娥传》言：“元嘉元年，县长度尚改葬娥，为立碑。”（原注：《后汉纪》亦载此事，但不著年月）元嘉元年为桓帝即位后之五年，则度为上虞长正在翼弃官遁归之后，故隐于田里，不见长吏……《御览》卷三百八十五引《会稽先贤传》（原注：吴谢承撰）曰：“淳于长通年十七，说宓氏《易经》，贯洞《内事》万言，兼《春秋》，乡党称曰圣童。”今人周作人辑会稽郡书，以为即《典录》之淳于翼也。草书“叔”字与“长”笔划颇相近，传写致误耳。两汉不闻有宓氏《易》，唯《隋书经籍志》五行家有《周易集林》十二卷，京房撰，又引《七录》云伏万寿撰。《唐书艺文志》有伏氏《周易集林》一卷。伏与宓同，盖即所谓宓氏《易》也（原注：姚氏《后汉艺文志》云：范书《儒林·伏恭传》：恭子寿，官至东郡太守。疑即伏万寿）。《御览》卷十引其文。亦焦、京之流亚。《内事》，则谶纬之书。《隋志》有《春秋内事》《孝经内事》。[8]
可知他是精于《易》学纬候的儒者，其于徐从事所受《参同契》之术，也是“以处灾异数”，所重不在黄老神仙。《通志》载有《阴阳统略周易参同契》三卷（《崇文总目》亦载），徐从事注。从“阴阳统略”四字窥测，是儒者之注。淳于叔通所治之伏氏《周易集林》，虞翻亦治，并作《周易集林律历》一卷（《隋书艺文志》），而且虞翻也作《参同契》注[9]。由此略知，徐从事之《参同契》，应该是儒者所注之书，即是葛洪所说“儒者不知神仙之事，多作阴阳注之，殊失其奥旨矣”之书[10]。
由上推知，《参同契》原作者是魏伯阳，而徐从事、淳于叔通应是注释流通者，魏伯阳与徐从事之间师承的可能性非常小。后蜀彭晓《周易参同契通真义三卷》序说：“伯阳先示青州徐从事，徐乃隐名而注之。至桓帝时，复以授同郡淳于叔通，遂行于世。”则是对传说的“合理化”处理，可信度也不大。
通行本《参同契》四言、五言错杂，文本前后也有颠倒，自俞琰发现四言、五言散文的相似之后[11]，明代出现所谓的“古文参同契”，便对我们深入认识其文本开辟了道路。
魏伯阳自序说：“歌叙大易，三圣遗言。察其旨趣，一统共伦。务在顺理，宣耀精神。神化流通，四海和平。表以为历，万世可循。序以御政，行之不烦。引内养性，黄老自然。含德之厚，归根返元。近在我形，不离己身。抱一毋舍，可以长存。配以服食，雄雌设陈。挺除武都，八石弃捐。审用成物，世俗所珍。罗列三条，枝茎相连。俱出异名，皆由一门。”其所言大易一门之学，御政、养性、服食三条之法，对照通行的《参同契》文本，我们发现只有四言部分能够对应（御政、养性、服食叁者类同，共契大易，即是所谓的“参同契”），而五言之三道为大易、黄老、炉火，是为神仙家法，并不关心政道。因此，可以肯定的说，四言部分才是魏伯阳的原作（虽然四言部分文本顺序已经被打乱，但其板块仍在，我们也能够疏理出大体的次序）。
葛洪《神仙传》说魏伯阳“作《参同契》《五相类》凡二卷”，《通志》言其一卷，后世有言三卷者，恐是受通行本三卷影响。《参同契》，如上所言，是今通行本的四言部分，那《五相类》又是什么呢？
《五相类》序说：“《参同契》者，敷陈梗概，不能纯一，泛滥而说。纤微未备，阔略仿佛。今更撰录，补塞遗脱。润色幽深，钩援相逮。旨意等齐，所趣不悖。故复作此，命《五相类》。大易情性，各如其度。黄老用究，较而可御。炉火之事，真有所据。三道由一，俱出径路。”其三道指大易、黄老、炉火（此三者相伍同类，故称“五相类”），与四言部分不同，却与五言部分相同，它对“后嗣宜遵”的《参同契》的评价也颇有微词，略可知其非魏伯阳所作，其作者难考。
《五相类》所作的目的，主要是对《参同契》补塞遗脱、润色钩援。其所言大易、黄老、炉火，则是拟《参同契》而作[12]。结合虞翻注《周易》所引《参同契》内容来看，《参同契》《五相类》在汉末已经合为一书[13]，所以葛洪才说此二书为魏伯阳所作。
通行本《参同契》还有《赋》《歌》各一篇，俱以炉火为主，《赋》中还有大易纬候之论，其作者亦不可定。《赋》与《五相类》较为接近，或许是同一人所作[14]。
通行本《参同契》文本的错乱，不知始于何时。《五相类·乱辞》云：“露见枝条，隐藏本根。托号诸石，覆谬众文。”揣测其语气，极可能就是《五相类》作者故意颠倒错乱文字的。覆谬众文之后，又作《乱辞》“孔窍其门”而留下“后门”。《五相类》说：“窃为贤者谈，曷敢诈伪词。若遂结舌瘖，绝道获罪诛。写情著竹帛，恐泄天之符。犹豫增叹息，俛仰掇虑思。陶冶有法程，未忍悉陈敷。略述其纲纪，开端见枝条。”可见其作书时的矛盾心情，所以在他隐藏本根、露见枝条完成作品后，最终还是采取了覆谬众文的作法（不仅只是将《五相类》颠倒，也将《参同契》错乱）。
《五相类》说：“古今道犹一，对谈吐所谋。学者加勉力，留连深思惟。至要言甚露，昭昭不我欺。”通行本《参同契》赋文说：“惟斯之妙术兮，审谛不诳语。传于亿世后兮，昭然自可考。焕若星经汉兮，昺如水宗海。思之务令熟兮，反复视上下。千周灿彬彬兮，万遍将可睹。神明或告人兮，心灵乍自悟。探端索其绪兮，必得其门户。天道无适莫兮，常传与贤者。”即使《参同契》被覆谬众文，但在留连思维、千周万遍之后，“神明或告人兮，心灵乍自悟。探端索其绪兮，必得其门户”，俞琰对四言、五言的感悟即是如此。我们通过反复阅读、深思熟虑，也能看到相对完整的、具有内在逻辑的四言、五言文本。
二、《参同契》创作时间与主要内容
考察《参同契》创作时间，有个重要的参考点，即淳于叔通的活动时间。淳于叔通十七岁时，即能说宓氏《易经》，贯洞《内事》万言，兼《春秋》，乡党称其为圣童。他于桓帝（146～167在位）即位时任洛阳市令，因占德阳殿大蛇之象，知有甲兵之事，于是弃官遁归乡里。元嘉元年（151），度尚访其于乡。淳于叔通所得《参同契》，为徐从事所传，大约可知《参同契》是桓帝时期或之前的作品。
《说文解字》易字注云：“秘书说曰：日月为易，象阴阳也。”[15]段玉裁说“秘书谓纬书”，又说：“按《参同契》曰‘日月为易，刚柔相当’。陆氏德明引虞翻注《参同契》云字从日下月。”已经注意到了秘书与《参同契》两者的关系。《参同契》实非纬书，但其书名有纬书的味道，其大易也述纬候之学，再经儒者以阴阳注之，恐怕就被当作纬书了。《说文解字》成书于汉和帝永元十二年（100）到安帝建光元年（121）间，其引秘书之言与淳于叔通得传《参同契》时间上能够很好的衔接。因此，我们以为《说文解字》释易字时所说的秘书即《参同契》[16]，《参同契》成书应该早于121年。
阴长生传有《太清金液神丹经》，其丹法谓：“取水银九斤，铅一斤，置土釜中。猛其火，从旦至日下晡。水银铅精俱出，如黄金，名曰玄黄……取好胡粉铁器中，火熬之，如金色。与玄黄等分，和以左味（指华池），治万杵，令如泥。更合以涂中上下两釜内外，各令厚三分，暴之十日期干。无令燥拆，拆即辄以泥随护之。取越丹砂十斤、雄黄五斤、雌黄五斤合治，下筛作之……内土釜中，以六一泥密涂其际……先以釜置铁铹上令安，便以马矢烧釜四边……凡三十六日，药成也。寒之一日，发视，丹砂当飞着上釜。”其丹法所用铅汞炼成的玄黄，还只是炼丹的准备，炼丹所用之物是丹砂、雄黄、雌黄，炼成之物主要是硫化汞。按阴长生得自马鸣生之授，马鸣生之法源自《黄帝九鼎神丹》（《云笈七签·马明生真人传》说马鸣生“隨安期先生受九丹之道”，后才得《太清金液神丹方》。《九鼎神丹》同样是将玄黄作为炼丹准备）。《五相类》批评其他方仙之术，尊崇黄老恬淡内守之术与金丹服食之法。而《九鼎神丹经》独尊金丹。《五相类》有“服炼九鼎”之语，《赋》有“第一鼎”之说，九丹之道可能是从此等语衍出（道书有不少是先有名再有内容的。不过，此论据，人们通常推理为《五相类》后出）。故知《参同契》早于《九鼎神丹》，所以才有《九鼎神丹》、阴长生丹法在铅汞丹上再加上其他药物之举（有头上安头之嫌疑）。《云笈七签·阴真君自叙》说：“惟汉延光元年（122），新野山之子，受仙君神丹要诀。道成去世，副之名山。”由此可知《参同契》成书应该早于122年阴长生“道成去世”之前数十年[17]
《参同契》大易之学中的卦气说，其中有十二辟卦，出于孟喜（约前90～前40年左右。《新唐书·历志》僧一行说；“十二月卦，出于《孟氏章句》”）、京房（前77～前37。孟康注《汉书·京房传》说：“房以消息卦为辟”）之后，这是其创作时间的上限。其以大易纬候之学为纲，推知成书于东汉初年的可能性较大。
早期注解《参同契》者，多以阴阳纬候为注，而后世注解者，又多以金丹或内丹为注，都比较偏颇。殊不知魏伯阳吸收了如十二辟卦等汉代易学的成果，形成自己的大易之学，给传统黄老道的治身治国以新的解释（《神仙传》说：“时人莫知其所从来，谓之治民、养身而已”），也将神仙炉火服食纳入体系中。这样，西汉以来的御政内学、黄老养性、神仙服食三大显学就被他一以贯之了。
魏伯阳的大易之学，理论上说并不复杂，即是：阴阳相合，自然造化，从而混沌立基，明堂布政，经历阴阳消长之后，成就事业。
阴阳相合，以类相求。在政道来说，是君臣相合；在养性来说，是男女相合；在服食来说，是铅汞相合。阴阳的自然造化，魏伯阳用五行生克而俱归于土来说明，在养性与服食上表现得最为明显。
阴阳造化成就之根基，是为中，是为土，是为混沌，在政道是为明堂，在养性是为子珠，在服食是为龙虎初结。
阴阳消长，是处中治外之术，亦是曲伸反复之道。魏伯阳用除乾坤坎离之外的六十卦配一月三十日来说明，又用震兑乾巽艮坤六卦配弦望晦朔来说明，还用十二辟卦配一年十二月来说明。于政道为明君御时、千秋常存，于养性为弥历十月、脱出其胞，于服食为经营三载、轻举远游。
《参同契》被后世尊为“万古丹经王”，但是以道家眼光来看，也还存在不足。魏伯阳所说阴阳合而成混沌，即是阴阳合而成道，但这个混沌不单是无质的炁，还是有形有质的精（如其说“元精云布，因气托物”）。他不重道生阴阳，而反复强调阴阳相合，且将所合有质之一，作为阴阳消长之道基，这是他与以元气为主的黄老道的重大不同。这或许是黄老道不断将道内在化后的结果。他用大易理论统摄养性、治国、服食，源出身、国、物类构的理论，而不是以大道为根基统摄万物。他治身的范围，只是肉体，没有涉及可与万物交通的光炁身心（如庄子所说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身心）。他所说的抱一毋舍，也与庄子以来的守一不同，其一是男女合而为一之一。或许正因如此，以其为宗的《悟真篇》，才不得不以别门（禅宗）为归宿。
[1] 魏伯阳事迹多不可考。《道枢·参同契下篇》载：“云牙子（原注：魏翱，字伯阳，汉人，自号云牙子）游于长白之山，而遇真人，告以铅汞之理、龙虎之机焉。遂书十有八章，言大道也。”又说“伯阳既著《参同契》，元阳子注释其义”。但是，此篇实是元阳子自著自注之书，是《金碧五相类参同契》的改写本（参看金正耀《〈金碧五相类参同契〉宋代别本之发现与研究》）。所以，魏伯阳名翱及其号云牙子之说难信。《道枢》收录上中下三篇《参同契》，其实只是其书名中有“参同契”三字而已，并不是通行本《参同契》，其下篇为《金碧五相类参同契》的改写本，其上篇为《参同契太易丹书》的节改本（参看拙文《〈道枢·参同契上篇〉为〈太易丹书〉改写本考》）。
[2] 此据阴长生注本。《道藏》容字号无名氏注本、彭晓注本作“会稽鄙夫”，朱熹注本作“郐国鄙夫”。此句涉及到魏伯阳籍贯问题，推论如后。鲁、会字形相近，鲁国或被误抄作会国，后人又将会国写作郐国、会稽。会国变成郐国，如徐文靖《管城硕记》卷三十解释郐国鄙夫时说：“按《地志》：会稽郡，秦置。汉高帝六年为荆国，十二年更名吴国。永建中，分置会稽郡。晋为会稽国。至咸和三年（328），拜王舒为抚军将军。会稽内史舒䟽父名会，乞换他郡。朝廷乃改会为郐。或当时本云会国，而注录之家因改为郐国也。”《神仙传》说他是“吴人”，而《参同契》流通者淳于叔通为上虞人，因传说魏伯阳与淳于叔通有授受关系，故被改作会稽。汪启明《〈周易参同契〉作者新证》称其为齐人，以为鲁国鄙夫与会稽鄙夫二者并不矛盾，“鲁国鄙夫”之“鲁”，为秦以前地名，则“会稽”亦当为秦以前地名。吴越之“会稽”源于鲁地之“会稽”。该文结论说：“《参同契》一书是齐鲁作者所为，是齐人魏伯阳而不是吴人或越人魏伯阳参与了这部书的创作。”
[3] 周绍良主编：《全唐文新编》第2部第2册，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第3823页。《道枢》卷二十六《日月玄枢篇》转引为：“玄光先生曰：徐从事拟《龙虎》天文而作《参同契》上篇，以传魏君。魏君为作中篇，传于淳于叔通。叔通为制下篇，以表三才之道。”
[4] 《道藏》第20册，63页。此注实为元阳子之注，考证从略。
[5] 《道藏》第20册，562页。
[6] 《道藏》第20册，94页。
[7] 《道藏》第20册，161页。
[8]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湖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047－1048页。
[9] 《道藏》题名阴长生注《参同契》“委时去害，依托丘山。循游寥廓，与鬼为邻”句时说：“虞翻以为委边着鬼是魏字。”《经典释文•周易音义》易字注云：“虞翻注《参同契》云：‘字从日下月。’”《周易集解》“是故易者象也”句引虞翻曰：“易谓日月。”此句出《参同契》。虞翻注释《周易》还有引用《参同契》之处，如注《坤·文言》说：“阳丧灭坤，坤终复生，谓月三日，震象出庚，故乃终有庆。此指说易道阴阳消息之大要也。谓阳月三日，变而成震出庚，至月八日，成兑见丁，庚西丁南，故西南得朋。”由上推知虞翻曾有《参同契》注。虞翻注虽不得见，但《三国志•虞翻传》载：“权与张昭论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语神仙，世岂有仙人也！”可知其注是以阴阳注之之书。
[10] 《云笈七签》引录葛洪《神仙传•魏伯阳》说：“伯阳作《参同契》《五相类》凡二卷，其说如似解释《周易》，其实假借爻象以论作丹之意，而儒者不知神仙之事，多作阴阳注之，殊失其奥旨矣。”（《日月玄枢论》转述为：“昔抱朴子《神仙传》云：魏真人《参同契》《五相类》凡二篇，其说似解释《周易》，其实假借爻象，以论作丹之意也”）
[11] 《周易参同契发挥》卷下说：“一夕于静定中，若有附耳者，云：‘魏伯阳作《参同契》，徐从事笺注，简编错乱，故有四言、五言散文之不同。’既而惊悟，寻省其说。盖上篇有乾坤坎离屯蒙，中篇复有乾坤坎离屯蒙。上篇有七八九六，中篇复有七八九六。上篇曰‘日辰为期度’，中篇则曰‘谨候日辰’。上篇曰‘震受庚西方’，中篇则曰‘昴毕之上，震出为征’。其间言戊己与浑沌者三，言三五与晦朔者四，文义重复如此。”
[12] 后世传说《参同契》拟《龙虎经》而作，大约是因《五相类》所言“先圣显龙虎”（容字号无名氏注本作“先圣提龙虎”，俞琰注本作“古记显龙虎”，他本多作“古记题龙虎”。“古记”不知是何书，或许因“火记”而讹夺。但火记或古记与其后之“黄帝美金华。淮南炼秋石，王阳嘉黄芽”诸句不对称，黄帝、淮南、王阳俱为人名，此句也应为人名，故参诸本而定此）而来。《参同契》有“丹砂木精。得金乃并。金水合处。木火为侣。四者混沌。列为龙虎”之语，将龙虎显明（我们不知道将龙虎观念引入金丹术的是不是魏伯阳，但龙虎在《参同契》中已经是很重要的概念了），《五相类》所言先圣，很可能与魏伯阳相关。所以我们得出推论，后世传说《参同契》拟《龙虎经》而作的背后含义，实是《五相类》拟《参同契》而作。隋唐以后所称的《龙虎经》的情况，参考拙文《龙虎经考》。
[13] 虞翻注“东北丧朋，乃终有庆”句说：“阳丧灭坤，坤终复生，谓月三日，震象出庚，故乃终有庆。此指说易道阴阳消息之大要也。谓阳月三日，变而成震出庚，至月八日成兑见丁。庚西丁南，故西南得朋。谓二阳为用，故兊君子以朋友讲习。文言曰：敬义立而德不孤。彖曰：乃与类行。二十九日消乙入坤，灭藏于癸。乙东癸北，故东北丧朋。谓之以坤灭乾，坤为丧故也。”便是引用《五相类》“三日出为爽，震庚受西方……”之语。
[14] 孟乃昌《周易参同契考辨》一书以为赋体、四言、五言作者各异，并以为四言为《五相类》、五言为《参同契》，与本文观点相差很大。
[15] 丁福保根据慧琳《一切经音义》易字注引《说文》“贾秘书说：日月为易”，认为今本《说文》脱“贾”字，今人颇有从其说者，以为贾秘书即许慎之师贾逵。不过，《说文》引贾逵之说，称为“贾侍中说”，不称贾秘书说。此贾字应为衍文（参看舒怀《〈说文解字〉取资纬书说》）。
[16] 《路史》引《易内篇》云“日月相逐为易”，学人或以为《易内篇》为易纬，以为此即日月为易。但《路史》此句引文前后所说都是变易交易之事，即是日月相推相逐之意，与日月组合成字无关。
[17] 存疑：《五相类》在批判其他方仙之术时，有“昼夜不卧寐，晦朔（一作肠鸣）未尝休。身体日疲倦，恍惚状若痴。百脉鼎沸驰，不得清澄居”之语，从东汉方仙道看，《参同》说“勤而行之，夙夜不休”与之无关，导引血气之术也还不是“昼夜不卧寐”，只有佛教的“般舟三昧”（经行，不得休息、不得坐，三月，除其饭食左右）或能与之对应。据僧祐《出三藏记》，光和二年（179）十月八日，由竺朔佛译出《般舟三昧经》。如果以般舟三昧的书籍传世为据，那似乎可以推测《五相类》作于其后？不知“昼夜不卧寐”诸句是否存在文本问题？附记：今《参同》附有《歌》，云“游太虚兮谒元君，受天图兮号真人”，元君，后世称太乙元君，大约出自汉末。
文章已刊于《武当》2024年第7期，文字略有不同。
彭晓《金丹明镜之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