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木生:不左不右杜润生

文摘   2023-10-09 08:55   中国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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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华研有限公司  张木生

原刊《參閱文稿》No.2023~19

怀念杜老离世八周年

左起:李德生、杜润生和作者

一转眼,杜老离开我们八年了!怀念锥心。

我初识杜老

最早支持我们一批年轻人到农村搞调研的是中央研究室主任邓力群和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1981年我们在滁州地区写的《双包到户新情况新问题》的报告,我们也没想到邓力群拿到报告,然后批给各个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委员,包括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等十几个领导,同时都写了批语。你也可以叫做“一战成名”。然后就开始让这帮小家伙登上历史舞台。

每年农村工作会议时,杜老让我们参加一号文件的工作会议,连续参加五次,当时我们大多数人还没有入党。

我第一次认识杜老是1980年7月18号,正好是杜老生日,但不是给杜老庆生,杜老从来不庆生。是我和王小强去参加杜老在万寿宾馆的一个活动,当时安徽等地方已经出现了比较大规模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老百姓说,“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就是当时的两句话,实际上背后有邓小平的支持。那么是谁能把这个工作做通?我记得当时那是农委的时候,李井泉同志拄着拐杖到国家农委,说毛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毫无顾忌地就要搞这一套,我死不瞑目,国家农委主任王任重也反对。

当时的农村农民要搞,“下面搞上面放,中间有个顶门杠”,各级干部反对的居多,所以干部和农民矛盾特别大。这时候杜老突然说,让在农村插过队,现在又考上了大学,回来读书了的孩子们说说行不行?

然后王小强就说,农村我们只有一支干部的组织力量,这支力量你要是不用,那就没有什么代替力量,所以只有他们通了,这个事就通了,大家就通了。

我补充说,咱们农村的干部正像孙悟空到西天取经,惹是生非、大闹天宫和西天取经的都是同一个孙悟空,路线正确,这些干部表现会非常好,你路线出问题了,他当然会出问题。杜老的老朋友霍泛伯伯显然是奖赏,把我和王小强叫过来说,“老杜你不说特别想组织一支能够深入基层的年轻人吗?这不就有了吗?”杜老嘿嘿笑,他也不回答,这就是我第一次见杜老。

杜老的哲学

吃饭的时候,我第一次听杜老说农民穷,中国就穷,农民的问题没有解决,中国改革的问题就根本解决不了。农民古代化,中国不可能现代化。谁要是在农村改革的过程中忘掉农民,谁就是数典忘祖。

杜老的哲学思想,他提出来的大家都不用争,不就是责任制形式是吧?集体经济只要搞得好,群众答应你包产到组也可以,包产到户还可以大包干了,也没有改变,它是在集体的经济下面的一种责任形式,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统分结合。1962年那次陈云提出要搞包产到户,除了毛主席其他的常委都通过了。陈云到林彪家,林豆豆负责给倒水,听见林彪说,不要说包产到户,咱们在边区在根据地分田单干也干过是吧?军队也得吃饭,你们的行为错了一点点,首先要去说服毛主席,是吧?你们几个常委都通过了,再让毛主席表态,方法不好。

所以你看老杜他的最大特点,是把黑白对立、路线对立,简化为方法问题、两个积极性问题。那时候我就听见万里同志说,“讲同样的道理,从两派嘴里头说出来,吵得一塌糊涂,只要老杜提出一个看法,这个意见不同的双方都会发现自己原来的想法与对方有某些共同之处,最后就接受了”。

随着我们的实践深入,杜老当时说你们现在几十个人参加了发展组,我敢断定,再向前能坚持到底的,能一辈子干农村工作的,最后会是少而又少的。我现在只是希望早日走上健全的道路。

杜润生和作者1992年在沈阳故宮

当时我们进入农研室,他给我们硬条件,结了婚有孩子的每年下乡三个月,要上通红墙,下通农户,这叫一竿子;结婚没孩子的,每年到基层六个月。

杜老不仅提出了“可以、可以、也可以”,还提出了“允许、允许、也允许”。允许和我杜润生的意见不一样,允许和农研室已经提出来的意见不一样,允许和中央既定的方针不一样,但是逻辑要清晰、自洽,对外你们必须遵守中央的纪律,在这儿你们怎么允许也可以,思想无禁区、对外有纪律。

杜老波澜不惊

当时我到山西调查,到广西调查,陈志雄包鱼塘雇工,各种民企雇工。陕西大量的出现雇工企业。

《人民日报》吵翻了,什么把马克思拿出来,雇八个人以下可以不算剥削,八个人以上那就是剥削,一个个案例送到邓小平处。

像傻子瓜子,小平同志也不敢讲这种就不是资本主义,他批给杜老的报告,就批了这么几个字,“不要动它,再看几年”,这个问题就定不了性。然后农研室内部的讨论,这上面已经有小平同志批示了,你得和小平同志基本上一致。所以杜老又发明了一个方法,说中国经济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我们要多用归纳法,群众里头有什么东西,我们把它总结出来,归纳出来,少用演绎法,不要从理论出发,不要从著作出发,不要从毛主席怎么说过出发,那就不是实践的探讨。标准是你们去调查,标准是被雇的农民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要在这个地方找到答案,是吧?

所以我到山西来调查,你们烧砖窑个别地方还出现了偷偷烧煤建窑的采煤的,左云右玉都看见过农民企业雇工开煤窑,所以那时候回来向杜老汇报,会上杜老问我,农民怎么说?我说被雇的那些农民说,“正愁不愁,愁新媳妇怕球!”

他其实就是一个什么是真实事求是,什么是假的?我们观察这位智慧老人,他公开的就说八亿人不斗行吗?杜老说我看十亿人不斗才好,杜老他主张道并行而不悖,见仁见智,互擅胜筹,惠及各方,主张相互容纳。

各家见解虽不同,但经过辩论,经过实践就可以集思广益,就能激荡出我们完美的政策取向,这就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叫做执其两端,用其中为民。

人民公社在杜老手里波澜不惊,有条不紊地静悄悄走下神坛,却未发生任何震动,何等的大手笔!

杜老“投石问路”

最密集的时候差不多两年之中,每两个月我们就会到中南海,向主要领导,当时主管的是万里进行汇报。有一次我记得非常清楚是汇报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粮食问题。

当时我们中国的农村所有的农产品都过剩,只有粮食还不完全行,饲料粮工业用粮还不行,进口的粮食占到25%,有危险。记得当时高小蒙拿出数字模型证明,中央手中只要保持1280亿斤粮食,用保护价收购,剩下的所有粮食可完全放开,取消粮票,市场化经营。这就是“稳一块,活一块”的渐进改革模式。

左起:作者、杜润生、吴象、童大林

这时,一位中央领导说,你们年轻人还这样保守,中央留一千亿斤足够了,剩下的全放开。话音刚落,一位青年人很冲动地说:“你们中央想什么呢?我们提的数据是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与反复测算出来的,不是拍脑袋!”这位中央领导马上向冲动的年轻人走过来,拍着他的肩膀,和颜悦色地说:“你们慢慢说,我仔仔细细听,好吧。”

走出中南海,我以为杜老会批评我们张狂。没想到,他老人家嘿嘿嘿地乐,并说:“我就是要让你们这些小家伙为我们这些老家伙投石问路。”

杜老对毛主席有真感情

有人说,杜老是著名的“老右”。“警惕右主要是反左”,这是小平同志的名言。今天的极左派,是共产党的专业哭丧队,但经常哭错了坟头。今天的极右派,是共产党的揭老底战斗队,用一些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小史料,调戏大历史。你可以漫画历史,但历史绝不是漫画。明眼人会发现,这些人的屁股上,往往打着美利坚的印记。

我认为,作为第一代的老干部,是否超越左右,一个根本的检验标准,就看他对毛泽东的态度。杜老是我见过的对毛主席有真感情的人。

杜老给我讲过一个故事,毛主席在组织关于中国农村合作化高潮一组文章时,曾批评邓子恢是“小脚女人”。陈伯达对毛主席说,邓子恢背后还有一个更右的人,专给邓子恢摇羽毛扇,这个人就是杜润生。杜润生当过周恩来的副秘书长,林彪的秘书长,邓小平的秘书长,当时是邓子恢的秘书长。毛主席说,杜润生这个人,我还是了解的,土改时党内有左的思想,有右的思想,杜润生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提出土改“三步走”的方案,算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创举,我要和杜润生谈谈。

杜老进入中南海与毛主席相谈甚欢,其乐融融。毛主席非常高兴,留杜老吃饭,主席所喜欢的红烧肉、臭豆干都上来了。他们边吃边谈,主席十分随和。突然,主席严肃起来,说:小杜,我给你提个问题,你跟我说实话,如果在中国出现了布哈林和斯大林的争论,你站在哪边?杜老认为这是一个十分严肃的大问题,他想和主席说实话,又没有想好怎么表达。

毛主席哈哈大笑,你不要说了,我替你回答,你肯定站在布哈林一边。毛主席自问自答:布哈林有什么错?他只不过是坚持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我也认为新经济政策在苏联结束的太早了。但是,斯大林为什么那么急于搞重工业化?为了完成重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不能向西方国家那样去殖民别人,只有靠农村集体化、集体农庄完成原始积累。谁反对以上两条,斯大林就搞肃反扩大化。肃反扩大化当然有错误。但是,苏联以一国之力,消灭了70%的德国法西斯,战胜了希特勒,你说他是功大啊还是过大?

毛主席意味深长地对杜老说,所以,我们考虑问题一定要从国际的大格局和中国的国情实际出发,不是逻辑多么完美,理论多么漂亮,而是实际需要我们如何决策。不是你想怎么干,而是实际能让你怎么干。

杜老要求我们这些当时的年轻人,考虑问题的时候要有一个超前的大眼光,“假如你是毛泽东”。这是多么高的要求啊。

杜老的遗憾

杜老97岁那年,那时他思维还清晰,我到北京医院看他。他拉着我的手说:木生啊,我们的农村改革只完成了三分之一,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农民有了自主权,多种经营大发展,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民营企业遍地开花,这只是三分之一啊,非常可惜。还有三分之一我们应该学习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的综合农协,综合农协涵盖金融、保险、房地产、教育、医疗、养老。最后三分之一最重要,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重塑农村共同体,并有全国统一的组织自主参加城市化、并自主保留比例合理的农村。

1989年,杜老最后一次向邓小平汇报,杜老提出建立全国农会的设想。小平同志说,杜老啊,你的设想非常好,我看可以拿一两个省试点,如果试点成功,就全国推广。非常不幸的是,这一年,中央农研室解散了。实质是,不管钱、不管物、不管人决策机制的解散,利益集团决策机制的形成。

杜老的民主

民主的区别,是为民选主,还是引导人民当家作主。杜老的民主是引导人民当家作主。

1998年,杜老被当时主管全国经济工作的中央领导请进中南海。这位领导对杜老说,杜老啊,您德高望众,我请您帮忙,借助您的威望好好宣传一下“敞开收购,封闭运行,顺价销售”,今天我向您好好介绍一下我的想法,咱们深谈一下。杜老是一个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最善于比较分析,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人。他马上对这位中央领导说,您说的这种做法,是计划经济的回潮,不仅在中国行不通,在全世界也行不通。杜老认为,“中国仍要过好两关,市场关与民主关”。

杜老老而弥坚且矢志不渝,殚思极虑而知白守黑,拨云见天而明察秋毫之末:“用市场机制激励人,用民主政治团结人。”两者缺一,改革便是焚琴煮鹤。现在的改革开放就是跛足的改革开放。

杜老说年轻人比我强

有一次我们陪着杜老和马阿姨去八达岭长城,这是杜老和我们说过多次的要求。车子好不容易开到了八达岭,杜老下车后,远远的望着雄伟的长城,我们正犯愁怎么扶他走上去,只见他老人家手搭凉棚,用目光巡视着蜿蜒起伏的长城,然后说:好了,咱们可以回去了。我心中窃笑,原来“不到长城非好汉”竟如此的容易。

我们把杜老拉到了昌平香堂村的农家院,杜老说,此地甚好,咱们聊天。我问杜老,这些年您最欣慰的是什么?他说,农研室联系广泛,带出了一批年轻人,他们现在有的在庙堂之上,有的在大学教书育人。我问杜老,当年孔祥熙、阎锡山都拉拢过您,说不要再跟那帮子穷鬼胡混,想做官,送你去南京,想深造,送你去美国。您动过心吗?

杜老说,我从没有动过心,那时共产党的最大优势就是特别会讲理,共产党讲的理,不仅工人农民能听懂,而且广大知识分子也被共产党的道理吸引,你数数,多少国民党高官的子女都加入了共产党。

我对杜老说,薄一波老曾经说过,您捂上半个嘴,说出的道理也能煽动一大片人跟您走。杜老说,不是我会说,是当时共产党的道理就是好。

我和杜老开玩笑,我说,杜老,您是师范大学毕业,周其仁、王小强是美国、英国博士,您的理论功底比他们强。

杜老很严肃地回答:不能这么说,他们的知识结构、学术功力都比我强,只有年轻人比我们强,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才有希望。

杜老集左右大成

我引一段杜老在95岁寿辰时对我们的讲话:

      农村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除了党的领导,主要是依靠农民的努力和创新。和农民相比,我的工作是微不足道的。农民生产粮食,发展工业,进城打工,对国家的贡献是很大的。目前,农民作为人民的主体,仍是弱势群体,所以必须加倍关心和保护,不能使社会上的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相互对立。要创造一个和谐的社会,全世界的经验,农民必须组织起来。我们党代表农民的共同利益,而农民还有极其特殊的要求,需要有一个积极的组织承担发言人。我已经95岁了,精力衰退,做不了什么事情,后面的工作需要大家共同推动。


进入2007年,杜老还是那么睿智。他在《炎黄春秋》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针对民主社会主义的争论,一篇是由姚监复代笔,他老人家口述有关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历史还原。看了这两篇文章,我忍俊不禁。可谓人老成精,姜还是老的辣。有人说杜支持谢韬的观点,我看未必。引原文:题目是〈理论思维活跃是民族振兴的喜庆气象〉,好听又中肯。“一个党,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的理论思维,一定会衰败下去。”切中时弊。中国什么样的产能都过剩,最大的危机是信仰危机,最稀缺的是理论再造。“有争论是好事,不同的观点,就是在不同方向上的探索,即使错了也不要紧。思想上的试错,可以代替行动上的试错。”大智慧而不失分寸。笔锋一转:“谢韬文中有一个地方说‘只有民主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个提法,口气硬了。不一定妥当。现在中国并没有出现民族危机。

看似轻轻提起,却一语中的。“什么是中国特色?首先是不要苏联特色,不要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这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的。那么,要不要瑞典特色?瑞典是八百多万人口的小国,我们是13亿人口的大国,大国怎么搞?恐怕也不可能全盘接受瑞典模式。”

结论已不言自明,杜老的大智慧,逢右必左,逢左必右,左派右派见杜老都皆大欢喜,但他又从不失原则,极高明而道中庸。

杜老另一篇耄耋之作是姚监复整理的〈当代中国与新民主主义结构〉,《炎黄春秋》2008年第2期。我记忆深刻。杜老还原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历史的本来面貌,指出,无论是理论的彻底性,还是实践的完整性,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望其项背,无出其右者。今天仍是我们无法超越的指导思想和政治、经济、社会改革的初始点。

事后在网上看到此文,将小标题摘抄如下: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为实现社会和谐提供了根本前提;

二、建国以来失误的根源是脱离了中国国情,错误地抛弃了新民主主义论,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

三、解放思想,永不僵化,不被过去错误的乌托邦式的声明所约束,坚定地走新民主主义道路。

如今,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取得政权,其领袖普拉昌达总理宣布,要在尼泊尔全面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由共产党领导在尼泊尔发展资本主义,作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措施。这不能不说是对这一理论的发明者的反讽。

两篇短文,举重若轻,精心构筑,恢宏布局,深谋远虑,必胜战略,百折不挠,念念不忘,虽垂垂老矣,耳聋眼花,其人格魅力就在如何把中国的事办好。

杜老总有自己的说法

21世纪前十年,我和爱人王祺元经济条件好转,我们俩有更多的能力呵护两位最敬重的师长,一位是王耕今,96岁驾鹤西去;一位就是杜老,在他远离权力中心之后,我们与他和马阿姨越走越近。但无论你与他走多近,你永远无法改变他看问题的原则和角度,即使众口一词,杜老总有自己的说法,他一贯保持的是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

后排左起:作者、杜荷、王祺元、王小强

我特想影响杜老的思路,但从没成功过。而对人,他总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包括整过他的人。有时,我对杜老讲某人的问题,只要口出恶评,答案总是“这人有长处若干,那人肩膀很硬”。杜老批评人,你若没点悟性,还以为是表扬你呢。

杜老还会批评人

最后,讲一件小事。20多年前,我随杜老到大连。调研之后,当地政府安排杜老参观一座新开张的购物中心。陪同人员向杜老推荐了许多高档商品,杜老一一婉拒,最后只给孙女选了一件小毛衣和一个铅笔盒。当我去结账时,磨破嘴皮人家就是不收钱。杜老看在眼里,当时没给任何人难堪。那时杜老的鼻炎很重,不断地需要纸巾,鼻子都擦红了,我将宾馆的湿方巾用塑料口袋准备了一堆,随时提供给杜老使用。回到宾馆,陪同人员渐次散去,杜老将我留下:“两件事你办得不够好,购物款马上送去;毛巾是宾馆的,公产带离宾馆就不妥。”儒雅清瘦,仙风似闲云野鹤,浑身上下没有一点烟火气味,说话绵软,未语先笑的杜老还会批评人?他把我批乐了。

杜老是真共产党人

如小强所说,一眨眼30多年过去,“白丁”变苍头,转眼来到他们对我们充满期待的年纪。杜老谆谆教导我们,每年要为人民做一二件能上账的事。检讨自己,我很愧疚。

洞隐烛微,虽马齿渐长,仍直言无忌。现在的什锦八宝粥之类的时贤,“因为是达官贵人,权豪势要,士流耆宿,富商名家,同样为观瞻所系,需要装点些勤政爱民,为富近仁,学高德厚,儒雅风流,所以在公众场合常常也要说些事先设计好的话,做些事先安排好的事,举手投足犹如做戏。这种事古已有之,所以戏台对联有‘大千世界无非傀儡之场,第一功名亦等俳优之戏’,点明了戏场小天地,天地大戏场这番道理。”张木生:《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445~446页,(香港)大风出版社2010

难怪。毛泽东要“粪土当年万户侯”。

杜老总说他自己只是一个“符号”。我常想这个“符号”是什么?参来悟去,乃真共产党之谓也,真假不可不察。

原刊《參閱文稿》No.202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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