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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子壮
原刊《參閱文稿》No.2023~20
读田小野《我那远逝的诗歌王国》所想到的
这是一本可以引起老三届回忆的书，因为他们每一位都有一首虽然不怎么样但属于自己私藏的诗歌。这样的读者圈子，是小众，销量一定“呵呵”……。
但是作者很“老道”，开篇用两位名人（戴厚英、瞿希贤）为引，这两位都是老三届非常熟悉的陌生人，于是，此书立刻毫无悬念地吸引了我，并立刻猜出用意，做出了最初的判断：戴和瞿的心路和变化说明了：
（1）革命和生产，政治和业务，德和才，……还有许多成对出现的东西，多是独立自主的，而不是相辅相成的。抓革命不一定促生产，而发展生产也不用天天抓革命。或者说，在正常情况下，二者根本不相干。
（2）戴和瞿都是努力要去跟上时代，“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但最后都从“弄潮儿”变身为自己过去最瞧不上的“工具人”。这一点和大诗人李白、郭沫若相似。而新晋的政治家们，其实视他们为扫把（工具的一种），要用时拿来扫灰尘，用完就藏在门背后（嫌脏）。不听用就抛弃。（如李劫夫、金敬迈、王力、关锋、戚本禹）
书中3~9篇终于写到50后了，行文颇有小说家的传统构思，即误会+意外。书中人物处理问题一律在政治之中，人伦之外。带有那个时代“突出政治”的鲜明特色。而其中讲述的知青父母的故事，则沾染了点“黑色幽默”的味道。对知青自己的故事，则弃长写短（比如〈张玲的婚事〉），时间段太短了，好像只是在替祥林嫂代言。总之，比起诸多的“伤痕文学”，不太过瘾，不大“对路”。不过，这也许是作者有意为之，是对历史的补遗，告诉人们，那个时候，也还有默默无声的“大多数”，他们无可奈何地跟着潮流走，努力选择看起来对自己最无害的机会，以便使自己活得更好一点。
对于后知青时代的文章剧本写得都不错。对人性的描写细致准确。大约是因为作者在其中吧。好就好在写了历史的“换位”，读过这几篇后，我才读懂了一点作者的初衷。她这是在为20世纪长达50年的历史“接续”，要告诉大家，“我们亲历的历史还有遗漏，补上总比不补强”——这就是童心，也称赤子之心。而被另一位知青学者称之为“拒绝长大”。
引起我同感的是“纪念亭”（田小野〈土默川恩仇记〉《我那远逝的诗歌王国》），我是认同作者的态度的。知青并非“永垂不朽”，何必树碑立传？又何必在“历史意义”问题上喋喋不休？在历史的长河中，知青插队只是个插曲，是一场意外，产生了多种误会（误读）。我近日问一些农村来的00后，他们连工分是什么东东都完全不知道了……知青（插队）就个人来说，可能印象“深刻”，但就整个运动来说，对农村对群体，那只是像流星，一时有“印象”，永世无声音。就文学形象来说，伤痕文学迄今没出过一个阿Q、孔乙己，甚至连“豆腐西施”都不曾“露一小脸”。
自从“老三届”成为一个“专业”符号后，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就从天而降，不管你插没插过队，受没受过苦，是谁家儿的，优越感不请自到，不断膨胀，以共和国的“同龄人”（或“儿女”）自居。以书中的谢国力、于虹为代表，老要想在历史上“记一笔”。仔细想来，倒是颇有文革中“老红卫兵”的风采。特别善于把“事故”讲成“故事”。
这种优越感，只有知青能看懂，而其他人则未知所云。但在书中还是显露了出来。在〈崔来好口述村史〉中，崔的口述里基本上没有知青的位置，而关于文化教育和为村里做的“好事”，则基本是知青“不断提醒”和“自说自话”。说白了，对于一个“有历史的村庄”来说，知青只是匆匆的过客。而县长对于知青回访团的溢美之词，那只是希望你“继续投资”。
书的最后一篇是祷告，也是忏悔。使我想起了老托尔斯泰的名著《复活》。聂氏的忏悔也是带着优越感的，可见俄国文学对那几代知识青年（分子）的影响之深。
最后，一点感悟：
这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是小知识分子特有的。也可能是从“对联（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开端的，后来就成为下乡人对乡下人，失意人对得意人，正经人对江湖人……的一种精神武器。在知识分子圈里，叫优越感（自尊，自信），而在鲁迅先生笔下，则命名为阿Q的精神胜利法。
是为文学而革命，还是为革命而文学；
由艺术的武器变成武器的艺术。
而由此想到田小野的这本书也许是为文革（前后）而写作，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也是这一代人的包袱（即不是为艺术而艺术）。政治语言太多，而文学语言不足。尤其是那个剧本，恐怕很难搬上舞台演出，因为在生活中大家并不这样讲话。缺乏“曲笔”，太直白。这也是诸多“伤痕文学”的一个弊病，亲历者觉得假，后来者觉得妄，写实真实虽然做到了，但文学性不足，虽然老插可能有痛快过瘾的感觉，但比较小众，而且对年轻人来说比较费解。
因此，我觉得，伤痕文学是因受伤而文学。
小强：还是像断想，不太像书评。
原刊《參閱文稿》No.202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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