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李子壮
摘自《參閱文稿》No.2024~12
父亲逝世已经两年了。
李传信
母亲拿出了两份文件让我签字。一份是关于丧失神志后不再采取进一步的抢救措施，一份是遗体捐献给协和医院。
第一份我立即就签了，我知道，自住院以来，每多花学校一块钱的医疗费，就会成为他心理上的一份负担。
而怕把母亲身体拖垮，也是他住院以来频次越来越高的话题。
第二份我犹豫了。母亲流着泪，做着说明。其实我是在猜测，父亲的这个决定，其中有没有为清华和协和的合作尽最后一份心的因素？
父亲已不能回答，儿子只能签字。
父子最后见面，他目不能视，口不能言，而我只能看着生命一点一点离开他的躯体。
妈妈终于发话了，让我通知两个弟弟，然后又说，告诉梦梦吧，赶快过来看看爷爷。
父亲于1点30分走了。在送别仪式上，他双脚下方那个花篮的绸带上写的就是：一路走好。母亲名字下边，是他三个儿子，三个儿媳和三个孙子的名字。我是老大。
但三兄弟中间，我和他一起生活的时间最短，如果按整年算的话，不到11年。
若说政治上的共同语言，我却最多。所以，我哭得最厉害。
小时候，爸爸不太管我。因为他总是很忙。
当他管我的时候，我可能就要挨打了，而且还不许哭。道理是哭声停止后才讲的。我小时候觉得，他在我所有同学的爸爸里个子最矮，脾气最坏。
我是他的通信员。1960年我家搬到16公寓以后，他就不时的让我通知系里叔叔们到家来开会，谈话。而在星期日的晚上，必有一个时间最早也会超过10点半的会。客厅里烟雾弥漫，笼罩着我的床。我只能愤愤的在外屋候着，有时也恨恨的看着妈妈把暖水壶或水果递进去，心里想，这些大人怎么那么馋。但在父亲打我的时候，我又盼着他们来，因为父亲会立即恢复和蔼可亲的样子。
我好像也是他的展品。系里同事结婚，他和妈妈到别人家去串门时会带上我，我还记得父亲带我参加系里一次联欢会，刘耀奇说相声，把大家的姓名编成谜语让大家猜，爸爸名字的谜面是“被窝里递纸条”。当时，我并不愿意参加这类活动，第一，要我叫人，叔叔阿姨太多，张王李赵都有，记不清，第二次见面时难免张冠李戴，准挨批。第二，总要遇到关于他的身高的提问，很没面子。现在想起来，那时的无线电系，真像一个家。
11岁时，父亲带我去参加了两次活动，一次是去一教听大学生英语讲（表）演，我第一次看到了“南翔同志”，但英语一个词也没听懂。一次是带我去怀柔看望系里参加四清的同事，我第一次发现地里的麦苗稀稀拉拉，远没有电影里长得那么好。到我为人父的时候，我才理解了父亲的用心，他想让我知道什么是学无止境，什么人是天下英才，也想让儿子知道，不是北京其他地方都和清华园差不多好。第二次活动文革时大字报中提到了，说父亲以我为掩护，进行地下活动，垂死挣扎，云云。
李传信在十三大期间与出席大会的部分清华校友合影，
左起：张福森、林炎志、胡锦涛、李传信、刘延东。
1965年秋季我从清华附小考上了清华附中，年龄不满12，身高
当别着清华附中的校徽走出校门时，常常会引来别人惊讶而欣羡的目光，自己也颇为自豪。而我父亲却说，你妈妈16岁就只身从上海来北京上师大了，你上大学时得17岁。
1966年4、5月，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我参与编辑的班报，也从《灵通报》更名为《火炬报》。五一特刊发了一篇题头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文章，还第一次用了套色印刷（编者查百度《解放军日报》
他匆匆离去。我似懂非懂。
到校后，大字报已铺天盖地，给我的第一个震动是欢迎李海浪和父亲划清界限。而她是我们班的辅导员。第二个震动是班上有个同学贴出了大字报，说《灵通报》和“三家村”如出一辙。
当团中央工作组进清华附中时，我已感到了不祥。但想起蒋校长讲话那天晚上，父亲回来说，明天大学已经可以半天上课了。又觉得可能涉及不到我父亲。
第二天，有同学悄悄告我，看见我父亲戴高帽子上台挨斗了。到了第三天晚上，我母亲才把我找回家。
回家，看见客厅门上贴着四行字的大字报，文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李传信，政治上修正主义，组织上宗派主义，生活上享乐主义。贴满了一扇门。晚上没有见到父亲，他被揪斗了，我也不愿见到他，因为我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我们之间的关系。
第二天早上，我在厕所洗脸，父亲出现了，我已不记得我犯了什么错，大约是把水弄得到处都是吧，他斥责我，好像还要打我，我当胸给他一拳，说：你这时候还敢打我。父亲愣住了。
从此，父亲再也没打过我。
后来母亲说我，你怎能打爸爸……
父亲跟母亲说，儿子说我是反党分子，我无话可说。
多年后，和他一起蹲过牛棚的刘小石伯伯告诉我，父亲和他说过此事，还挺自豪。觉得我有性格，长大了。
但我心理上是不愿意父亲是黑帮分子的。
不能问妈妈，因为她说父亲不是。但她又解释不了别人为什么说他是。
她是中宣部的干部，而当时毛主席“打到阎王，解放小鬼”已经妇孺皆知。——妈妈曾说她是小鬼一类，毛说要解放他们。父亲说，毛讲的是戚本禹，姚文元，不是说你们。
我去问大同学，因为他穿着军装，出身工人又好像是红卫兵。
他告诉我说，这好办，你们家挂了毛主席像了吗？我无言。突然想起父亲玻璃板底下曾经压了一幅毛头戴八角帽的油画（挂历上的？）问他，这算不算？他没回答。
你家毛主席著作多不多？
有。——这我知道，不过那是我妈的。父亲的书架上都是外文书和我看不懂的业务书，什么高等数学，真空管一类的。最近他买了一本毛语录，还是英文版。
他沉吟了一下，起码不能算好的或比较好的干部，但也不像黑帮。
暴风雨更猛烈了。红卫兵更得意了，血统论更时兴了，爸爸更见不着了。
但附中每次批斗会时，我心里都会一阵阵的发紧。批校长时想到父亲，批同学时想到自己。
黑帮的黑话越揭发越多，什么半地下活动，什么顶峰不对，高峰科学，触目惊心。我暗暗祈祷，父亲千万别讲这类话。
工作组撤了，三论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赞道：笔力雄健，横扫千军威尚猛，文锋犀利，刺破青天锷未残。
清华附中红卫兵不断发展，“小太阳”们如日中天。
我到了清华园，红卫兵已设了警戒线。进不了圈子，只得家转。
后来才知道，拉倒二校门后，便让黑帮们去清场搬砖。红卫兵们则施以拳脚皮带。《清华岁月》作者写到：被打得最惨的是李传信，他当时是系总支书记，18年后，他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但他没写：在李传信手里重建了二校门——这个清华大学的标志。
我在大字报区看到了父亲的专题大字报，约有80张大字报纸，最使我触目惊心的是我父亲说：现在高等教育分三派，一派是苏派，一派是毛派，一派是死硬派，我就是死硬派。——父亲这个态度在他逝世后得到了证实：当校党委在三堡开会学习毛三个谈话（春节座谈会，和毛远新谈话，和王海容谈话）时，父亲最后表态，组织上服从，思想上慢慢通。其他黑话，他最多比别人讲的尖锐一点，只有这句话是他原创。
有意思的是，大字报里还牵涉到我的二三事，以证明我父亲用修正主义思想教育我。我很愤怒，喝了我们家那么多茶的人，居然把我说得那么坏。现在想起来，那是大家被逼无奈，应付差事。
此时，对联辩论愈来愈激烈，熊刚在大礼堂念了清华附中红卫兵齐向东〈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万岁〉的文章，完全是仿的《论人民民主专政》的口气。在此风之下，我们班在选核心组时，剥夺了我和另外两名“黑帮”子女的选举权。这时我才明白，划不划清界限，下场其实是一样的。
这时候的变化让人目不暇接。
1. 家被抄了，造反派最重要的战利品是我们哥三个积累至今的两抽屉玩具。
2. 家里陆续搬进来两家人，各占了一间屋。我家九口人挤在31平米的两间屋子里。
3. 我四岁的弟弟被逐出幼儿园。他和妈说：再让我去幼儿园，我就跳楼。
4. 家中两辆自行车被借（征）用。后来好像还有铺盖若干。
5. 父亲改发生活费，38元。相当于25级干部减五毛。
8.18后，大串联起，先进分子倾巢出动，我则去窦店学农。10月，各方面都有松动，我也开了介绍信，怕红卫兵不给盖章，上面的家庭出身写的是革命干部（有问题）。父亲给了我25元，我就和同学上火车了。
串联的感觉真好。谁都不知道我是一个“狗崽子”。我在南京去见了大伯伯，大伯伯让我去家里，我推说忙，去不了。他到联络站来看我，要给我钱，我想起父亲的嘱咐，他们的生活负担重，不能要他们的钱，便拒绝收那20元钱。大伯伯发了火，说：你爸爸每月给我寄30元，你不收我就每月还他钱。推来阻去，我收了十元。
从大伯伯那里，我第一次知道爸爸的许多事情，他如何吃苦，如何以第一的成绩考入西南联大先修班，如何边上清华边当家教把叔叔带大、上学、并去了哈军工。我也知道了性烈如火的湖南脾气是他们家的遗传。
在上海，我第一次吃到了1毛5一份的冰淇淋，知道了有一种比冰淇淋更贵的叫紫雪糕。第一次自己不用请示，自主花钱。
更重要的是，我看到被打倒的黑帮越来越多，官都比我父亲大，而批判他们的大字报都是“盗版”，只不过把人名换了。一个月以后，在串了八个城市之后我回到了北京，浑身开始发红，脱皮。后来才知道，我在株洲得的是猩红热，只不过是医院当扁桃体炎治了。妈妈自然心痛，后怕。父亲倒有几分欣慰，因为，他从我嘴里听到了不少熟人的消息，我能开始和他讨论问题了。
即使在这个时候，父亲也还是按惯性来激励我学习。他对我说：子实（8岁）毛主席语录已经背到第四章了，你能背多少？我答：我知道第271页语录是什么，他知道吗？父亲大诧。我说，陈毅是好同志。（注：毛主席语录只有270页）
此时，诸派风起云涌，思想乱成一团。造反派们发现，打死老虎是不能名扬天下，威震四海的。工作组赶走了，校领导已倒了，要在政治上变被动为主动，必须发现新黑帮，找出“睡在毛身边的赫鲁晓夫”。而像父亲这样的人，虽说在清华身兼三职（党委常委、系主任、系总支书记），官还是太小了。因此，比起红八月来，家中日子好像好过了一点。
12月和1967年的1月，全国的形势自然是一浪高过一浪。但实际上随着一批又一批的领导人被打倒、揭发，随着过去的“小太阳”们锒铛入狱，随着昨日的功臣越来越频繁地变成祸首，大家思想上已经不再一边倒，好听一点是活跃起来了，“反动”一点叫疑窦丛生。
清华“揪要害”战斗队的大字报提出了如何看待清华工作看待蒋南翔的问题。一石激起层层浪。我们家的客厅又开了最后一次会。不过，是大学生们来问父亲如何看这个问题。
父亲也和我讨论这个问题。我认为，蒋南翔肯定难逃黑帮命运，否则，毛不会写信给清华附中红卫兵，表示热烈的支持。父亲说，毛的信只是对造反精神的支持，并不是对蒋和清华工作的评价。我说，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指的是谁？父亲说，毛讲教育问题主要批评的是文科，还表扬过清华，说清华大学有校办工厂。1964年直属高校科技成果展，清华为国家干了多少事情。我说，那毛为什么不去？（见毛和毛远新谈话，当时我以为就是这个展览）
这个讨论当然不会有结果。但有一天父亲告诉我，系里的红卫兵要找我了解他的情况。
我去了，有三四个人，好像都是女性，问来问去，主要是问父亲对文革、群众运动、蒋和过去工作的态度。表情和蔼，循循善诱，比附中的女红卫兵强多了，大约是见我年纪较小，胜之不武吧。
在附中，情况也发生了变化。
但两派谁都清楚，黑帮不能不斗，因为“十六条”规定的任务，第一条就是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清华井冈山召开了十万人斗争王光美的大会，彭真、陆定一、蒋南翔等陪斗。现在想起来，实在太滑稽了，天下哪有大官陪小官挨斗的道理。
但是，王光美同志毕竟是凤毛麟角，而像父亲这样的基层干部，用于斗争会则比较方便。为了捞到政治资本，两派都把他们抓来关去，从此他就不着家了。我从1967年5月到1968年12月的记忆是破碎的。因此，下面的回忆也分不太清是他说的，还是我从他的交代材料里看的。
父亲当时的政治态度是：团派的大方向是对的，但在有些问题上我同意“414”的观点。
我不解，去问父亲。他说，我赞成团派，是因为蒯大富和工作组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赶走了工作组。大方向是正确的。而“414”在对待17年清华工作，在对待干部问题上，观点是比较正确的。
我参观了他们的实验室，了解了他们教学科研的情况，感到我们比他们并不落后多少，只要努力，可以在不长的时间超过他们。至少在工作上超过他们。只是和他们比，党内教授太少，回校后，便不顾同志们的反对，发展杨弃疾入党。
我知道，在他的心里，有两个东西是不能碰的，一个是清华的传统，一个是他的学生。有时也许到了偏执的地步。
四人帮被抓后，我们兄弟和他开玩笑，无线电系你最得意的学生不是毛远新吗，现在被抓起来了。他认真地说：他当时可是品学兼优的学生。因为父亲死得早，他没有高干子弟的毛病，朴素，勤奋，聪明，要不是转哈军工，一直在清华，也许不会……
他的学生在鲤鱼洲农场和我讲过，留系后的感觉，就是进入了没有终点的马拉松赛。
我很幸运，我没有亲眼看到他被别人打得头破血流。
我很痛苦，我常可以听到他在斗争会上态度不好的消息。当我从大礼堂二楼看在主席台他低头陪斗时，个子显得更矮了，而我，在喊口号的时候，也得举手。
黄报青自杀后，父亲向我们保证，绝不自杀。
但他还是怕我们受连累。一天，他把我叫到屋里：让我劝母亲和他离婚。他说，你母亲现在还年轻，可以再婚。你们跟她走。
我不同意。
我母亲直到我父亲离去，还不知道有这件事。
父亲被关来关去，不告地点，母亲满清华的乱转，想找到父亲送吃的。
我们被赶到西院附1、附2号。据说是煤棚改的。
后来，父亲被关进清华科学馆，但是要家属送饭。母亲只有星期天能送，平时就靠我了，饭由看守转递进去。因怕串联，不许见面。父亲听到我的声音，有时跑出来，见上一面。有次看守偷懒，我便闯了进去，看见左右楼道均用栅栏焊死，只留一个小门。比渣滓洞防卫还要严。父亲出来，我把锅递了进去。到
自此，我对“414”没了好感：你们打败了，我爸爸就该挨打吗？
自此，我也有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别的黑帮都没挨打，独打爸爸？
多年后，我问我父亲，那些人是谁？父亲答：不认识，忘记了。
第三天，父亲又到老团那里的牛棚报到了。这次不用送饭了，但也不知道他关在哪里了。
直到1969年1月，我要去延安插队了，才被允许和父亲见一面。妈妈和我去了，这是八个月以来父子第一次见面，有工宣队员作陪。
你下乡去，我祝贺你，送你几句话。
1、要无掩无饰，有错误不要隐瞒，隐瞒只能扩大错误。
2、不要自己几个人造一个“小气候”，在里面自赏自得，互相吹捧，那样就会看不到自己的缺点，要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
3、这些人下乡去，不管主观愿望如何，总会分化的，有些和贫下中农结合不了，就会分化出来，这是辩证法。
4、要考虑大多数，一个是本单位的大多数，一个是全世界的大多数，不要看眼前一点点，要看到全世界，你那点只是沧海一粟。
5、不要看很多书，这里说是不仔细地、慌乱地看许多书，好像博览群书，其实草包一个，好像什么都懂，其实什么都不会。
6、不要眼高手低，好高骛远，干部子弟很多都具有这种缺点，华而不实，语言巨人，行动矮子。
可见，这时他还在努力地检讨自己。还在希望我成长，成才。
工宣队员在最后做了指示，我一出门就忘记了。
我终于达到了他的要求，像这种方式的谈话在清华肯定第一，在中国也许第二。
这就是我和父亲只在一起生活了11个整年的原因。我在半岁到两岁半之间，曾去上海外婆家过了一段，而1966年6月以后，实在算不清他有几天在家。姑且打个对折，算是两年吧。
在以后的38年中，就没有和父亲待过半年以上，最长四个月，累积起来，大约有三年的时间。但他一直在注视着我，关心着我。
我也在关心着他。我们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多。
我在1969年冬季回家时，开始自学平面几何，父亲很高兴，但当我把法国阿达玛编的几何学给他看的时候，他一边告诉我怎样理解“两个体的接触部分叫做面”，一边告诉我，这是培养数学家的书，你还是从初中教材开始吧。
1970年冬天，我去江西鲤鱼洲农场看他，他让我去和张二力去学打铁，做插秧机，并参加连里劳动。在那里32天，我出了30天的工。叔叔阿姨们挽留我，“就在这里干吧，这里可以吃饱。”
我不愿意。我怕在党员开会时看父亲的眼睛。那时，他身份不明的‘非’着。而过去，是他召开党的会议。
爸爸问我感受，我说，这里和妈妈（干校）那里不一样，垒个猪圈也搞设计图，看看如何科学合理，插秧机图纸拿来，第一感觉就是我要把它改得更好。妈妈那里只有马恩列斯，不解决衣食住行的问题。父亲很高兴：清华本来就是不一样。现在想起来，父亲在还愿，1965年时他就和我说过，再大一点，让我暑期到清华校办工厂学工，解决动手能力问题。
一家分了四地，信件来往必多，有一次我写顺笔了，在给他的信中署名是“友 子壮”。他复信中说，能当你的朋友也很高兴，但是，你也太粗心了。
1972年，我在农村当了一年的民办教师，复式班，四、五年级。他写信告我：人们常说，教学是一门艺术，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教学是两个理解，一是对教材的理解，一是对教学对象的理解，只有理解对了，才能教好书。我先后在小中（专）大学当过教师，后两项是在部队院校。立过三等功，当过总参院校的先进教员，均为父亲这段话所赐。
父亲的六条，我当时认为做到了五条。
摘自《參閱文稿》No.202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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