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黑神话：悟空》已成为一款现象级游戏产品
2024年8月20日，或许是国产游戏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一天。《黑神话：悟空》已成为一款现象级游戏产品。“中国故事+顶级制作”承载了国人太久、太多的期待与惊喜，终于迎来国产游戏工业化水平大步向前的具象化体现。这款“国产3A大作”（注：“3A大作”一般指高成本、高体量、高质量的单机游戏）为何如此受瞩目？对此，记者采访了品牌专家和游戏行业人士。
杨奇：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游戏科学联合创始人，《黑神话：悟空》美术总监 杨奇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句话用在《黑神话：悟空》身上比较贴切，中国传统美学是这款游戏的特色之一。游戏的主美杨奇在采访中谈到，设计场景时，团队一开始准备做原创，“每一笔都自己画，自己去想象它长什么样。”但后来，原创变成了采集。团队跑了全国各地的景点，做古建筑的实景扫描，再在游戏中进行高度还原。实景扫描古建筑，杨奇形容其为“老祖宗赏饭吃”。正是这个转变，成就了游戏里那些展现东方美学魅力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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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瑞：游戏爆火密码：赛道选择+宣发策略+冒险情怀
知名品牌专家、瞻胜传播创始合伙人 庞瑞
庞瑞认为，《悟空》爆火主要归因于其独特的赛道选择——大型动作类单机游戏（ARPG），这是一个国内游戏企业以往罕有涉足、开发难度较高的游戏类型。同样值得一提的是，该游戏在文化传承创新融合方面的表现也很突出。
庞瑞将《悟空》的爆火主要归因于其独特的赛道选择——大型动作类单机游戏（ARPG），这是一个国内游戏企业以往罕有涉足、开发难度较高的游戏类型。同时，它还在Steam平台上首发。
“3A级别动作单机类游戏能够充分发挥当前电脑和主机性能、实现极高画面质量和复杂击打效果，因此对设备硬件需求也较高，通常被认为是‘硬核’玩家的选择。该类游戏市场过去一直被海外游戏大厂主导，国产游戏厂商涉足并取得初步成功还是第一次。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该游戏在文化传承创新融合方面的表现也很突出。”庞瑞表示，“此外，游戏科学在宣发阶段精心布局，通过提前释放吸引人的预览视频并在社交媒体上积极互动，调动起玩家的热情，也形成了高度期待的氛围。”
游戏出海策略洞察：玩法无界，文化有根
游戏策划师云逸飞（化名）
云逸飞表示，《悟空》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上，不是差异化竞争，而是从深度和广度上，对同类游戏进行了降维打击。“它证明的是，如果想要传承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需要将内容做到世界顶尖的水平，才能吸引其他没有了解过这种文化的人来关注、学习。这就是国产3A游戏存在的意义。”
云逸飞认为《悟空》获得现象级关注度，主要得益于3个核心要素：其一，中国主机和单机游戏市场长期低迷之下，玩家对国产3A游戏的深切期待；其二，预告片中的冒险精神与游戏科学追梦决心的共鸣，尤其是齐天大圣故事激发的勇气共鸣；其三，预告片展现的国际级游戏制作水准，增强了观众对游戏科学打造高品质3A游戏的信心。
在云逸飞看来，在国际化道路上，《悟空》并没有做出文化上的妥协，游戏基于《西游记》这一经典IP，其深刻的文化内涵与独特的故事演绎，让不少外国媒体与玩家初感困惑。正是这份不解激发了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促使许多海外玩家主动深入研读《西游记》，探寻游戏背后的文化深意。“从游戏的角度来说，游戏的世界观包装可能有文化差异，但是游戏玩法本身没有。因此，一款好玩的游戏是可以在各种文化中被接受的，这也是游戏能够实现文化传播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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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吴志华：
成都未来发展文化产业的潜力巨大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 吴志华
八月，吴志华在蓉接受了《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深度专访。在对谈过程中，深谙中国历史文化变迁的吴志华提到最多的词就是“变化”。谈及博物馆在文化传承与创新中所扮演的角色，他多次强调，“掌握变化的风向，赋能年轻的力量（manage the change,empower the young）。”
在吴志华看来，“博物馆对于构建美好生活与增进社会福祉具有关键性作用。为了增强‘自我造血’能力，从环境、社会、文化及经济等领域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博物馆必须主动变化，无论是策展方式、展现形式还是运营模式，都必须更加贴近真实的、在地的需求。而作为专业的博物馆人，除了具备‘历史的视野’，还需要有企业家的创新精神。”
“背靠祖国，联通世界”是香港得天独厚的优势，香港也一直是祖国与世界联系的桥梁与门户。通过与故宫博物院的系列合作，我们看到了香港市民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热情。我们希望做到“一体多元，和而不同”，也就是各个故宫的文化内核一致，但表达方式上，香港与北京、台北有所不同。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其中一个重要使命就是推动博物馆教育——培育未来文化艺术以及博物馆专业人才。此次第三届“双城青年文化人才交流计划”的学生们，在三星堆博物馆、金沙博物馆还有成都太古里，感受到这里的年轻人和小孩子都特别多，这也是成都充满活力与创新力的缩影。相较于很多内地城市，成都本身非常开放包容。我也关注到这座城市具备较强的消费能力，尤其是对于文化产品，所以，成都未来发展文化产业的潜力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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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张羽军：“公共文化服务体验师”，
努力形成“供需对接”的公共文化服务均衡模式
成都社科院历史与文化所助理研究员 张羽军
成都正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秉承首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建设使命，通过一系列创新举措。其中，为全面提升成都市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探寻广大人民群众的公共文化服务真需求，努力形成“供需对接”的公共文化服务均衡模式，成都市创新推出“公共文化服务体验师”文化志愿服务项目，在全国公共文化服务领域探寻出了一条吸纳群众“发声”的创新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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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李实：
2030年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超50%可能实现
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 李实
红星新闻记者近日专访了李实，李实教授提到“我们国家的居民收入占比与其他国家相比一直是属于偏低的”，为此从2008年以后，政府开始较为关注这一问题，并一直在试图扭转这一趋势，做了很多努力。但是相对于90年代初的70%左右还是偏低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还需要继续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比重，理想状态是能恢复到65%左右，65%也可以作为近期5到10年的目标，但是想提高到70%难度比较大，需要做出更大的努力。
如果我们有更高经济增长速度，能解决绝大部分人的就业问题，能够保持收入正常增长机制的话，每一年大概有1到2个百分点中等收入人群的增加。经过接下来几年的努力，到2030年达到50%的目标是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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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翟晓梅：
国家伦理指引禁止基因编辑用于人类生育
日前，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医学伦理分委员会研究编制的《人类基因组编辑研究伦理指引》（下称《指引》）发布，《指引》规定，严禁在基础研究和临床前研究中把编辑后的生殖细胞、受精卵或人胚用于妊娠及生育，目前不允许生殖系基因组编辑的临床研究。这几乎可以视为，目前尚不允许生殖系基因组编辑的人体研究。
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翟晓梅
作为世界卫生组织人类基因组编辑治理和监督全球标准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委员的翟晓梅对红星新闻说，《指引》发布后，这几天她的邮箱“快爆了”。一些资深生命伦理学专家给予了很高评价，国际同行也纷纷关注。
翟晓梅认为，指引不仅要讨论基本的共识性的原则，也需要讨论在操作领域应该关注的具体伦理问题。《指引》力图在人类基因组编辑的实验室研究和临床研究之间划出界限，明确伦理学分别关注的不同问题和要求。它阐释了哪些可为、哪些不可为，而且为什么不可为。她还认为，在清晰划分边界的同时，《指引》较好地在推进科学技术创新、对技术的安全性关注和对人的保护之间达成了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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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紫金陈：文学和影视相辅相成，
而类型小说就是面向市场面向读者
中国当代作家 紫金陈
《无证之罪》《隐秘的角落》《沉默的真相》……随着这些大热剧集的播出和屡屡“出圈”，评分高开高走，原著小说作者紫金陈的名字出现在更多人的视野中。
日前，紫金陈携新作《长夜难明：双星》现身上海书展，分享新书创作与写作心路，解读文学作品和影视的关系。在接受专访时，紫金陈表示，文学和影视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尤其现实主义题材改编成影视作品会扩大受众，而写小说的所有作家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被更多人看到。而类型小说就是面向市场，面向读者，被更多人看到会是一种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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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方梓熙：策划、设计、运营一把抓，
还要懂点AIGC
四川夯丸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 方梓熙
7月31日，人社部向社会发布了19个新职业，其中就有：文创产品策划运营师。“上海等一线城市已经有一批类似上述定义的文创从业人员，”方梓熙说，“符合上述岗位要求的人才，我们也愿意在同等职位的情况下，开更高价格招聘。”
从游戏到文创产品，行业细分上来看，属于“跨界”。对设计师来说，他/她需要参与到前期的市场调研当中，也需要明白打造文创产品时策划的逻辑，“如果没有这样的能力，就单纯是美工了。”方梓熙说。除了美工的技能以外，设计师的能力还需要更进一步。直白来讲，这能有效减低被AI取代的几率。既然是综合产物，要求的是综合能力也就不足为奇。
从文创产业的角度来看，新职业的发布可被视为其动态发展的一个缩影。单纯的“卷”或许不是出路，而是需要有的放矢地去做针对性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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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数字技术正在带来新的垄断与剥削吗？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讲师 李直
数字技术发展中的一些消极面正引起更广泛而深刻的讨论。“技术封建主义”的特征在我国是否存在？《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专访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讲师李直。
李直提出，“技术封建主义”揭示了一些数字经济发展的一般性特征，例如算法控制中的超经济强制、平台的租金转移机制以及平台对社会互动的控制，要更好地引领数字经济发展，需要正确地把握“技术封建主义”的特征。我国平台的发展也在塑造“技术封建主义”，这不仅是平台和数字资本具体的竞争策略选择的结果，更是平台技术运行架构特征的结果。
因算法导致的“骑手困境”曾引发热议。李直表示，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外卖骑手面临的“骑手困境”的问题既是“技术封建主义”的超经济强制特征的体现，这也还暴露出一个隐藏问题，那就是谁来承担算法控制结果的责任。在现实中，平台更倾向于将算法塑造为完全客观独立的计算过程，而非平台获得收益的关键，进而规避了相关的责任。
算法结果的责任问题必须认真对待，因为随着我国社会智能化程度的提升，算法控制必然会成为越来越多领域的组织和控制原则，而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对算法结果责任的划分势必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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