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小马：钱仲联先生和清诗研究

本文转自“太炎国学”，原刊于《文学遗产》2009年第一期。旨在知识分享，如涉版权问题，联系小编删除。

1998年4月9日，春寒料峭。先生在室内呵手写《我和清诗研究》（收入张世林编《学林春秋——著名学者自序集》，中华书局 1998 年版，第111—122 页。又收入张世林编《家学与师承——著名学者谈治学门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109—18页），用的是“自我“的角度，今天，我写这样的题目，好像是“他者”的角度，但是，在手指敲击键盘的时候，我的脑子里飞扬的全部是先生的慈祥、宽厚、睿智、凝神、急切完成“作业”的神态，以及孩童般天真而略带“狡黠“的笑容。

为了纪念先生百年诞辰，我一方面在档案馆翻拍先生的相关照片，另一方面到先生家中据实物拍摄。在先生的家中，有一张名片引起了我的注意。在竖排印制的名片上，总共有七个头衔，先生用圆珠笔加上了第八个——“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名誉代表”，这不但非常能说明先生一生的志趣，还很能说明先生治学的特色。同门马卫中兄当年据先生的日常讲谈，总结出“先生想成为诗人，以余事为学者，一不小心，却成了著名学者”，先生颇为首肯。

先生的父亲钱滮小时候就跟从兄钱恂到日本留学，一起去的还有先生的从叔钱玄同和从兄钱稻孙、钱穟孙。后来，因病中途回国，在家中督责先生学习。父亲没有让先生学习日文，却要先生抄写祖父钱振伦的《示朴斋集外未刊骈文》、《唐文节钞》、《鲍参军集注》，以及祖母翁端恩的《簪花阁集》，作为课余时间的作业，日写两三页，抄完一部又一部。钱振伦，道光十八年（1838）二甲进士，与曾国藩为同年。曾注《鲍参军集》、《樊南文集补编》，乃晚清著名骈文家，著有《示朴斋骈体文》。谭献在《复堂日记》、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都将他作为清人学唐骈文的典范而加以推许。翁端恩也擅长诗词，单士厘、徐世昌先后选其诗入《国朝闺秀正始再续集》和《晚晴簃诗汇》，叶恭绰录其词人《全清词钞》。先生在抄写的过程中，“对古奥艰深难认的旧体诗由不懂到渐懂，由略知一二到广泛深入地掌握，由动手试写到写得像个样子……坚实的基础就在这样日复一日的读写工夫中得以逐渐积累加固“(《钱仲联自传》，巴蜀书社 1993 年版）。先生的《梦苕庵诗存》存诗即始于十五岁，就与这种教育分不开。先生的姑丈俞钟銮，诗文都学顾炎武，先生在少年时代受其指教不少。十七岁，先生考入无锡国专，得以结识王蓬常先生。王氏是近代名儒沈曾植的学生。而沈氏为翁同龢的门下，先生虽不及亲炙沈氏，但通过王氏得闻沈氏绪论。王氏年长先生八岁，两人脾胃相投，时常唱和，1931年，刊行《江南二仲诗》（以先生字仲联、王蓮常先生字瑷仲故）。

先生虽自承写诗颇与家庭熏染有关，但窃谓先生天资即自具诗人质素，他曾说：“十五、十六两岁，读书的师范校址，即是我舅祖翁同龢的锦峰别墅。面临湖甸，烟雨迷茫，背负青山，鸟鸣泉响。别墅中有延爽山房、依绿草堂诸胜迹，水石草树，廊榭池台，花朝月夕，光景如画。当时写诗学王、孟、韦、柳一路，下及明阮石巢、清厉樊榭，心情生活与山水背景相适应，诗作幽雅精致，艺术可算早熟。”(《钱仲联自传》)

“青年时代的仲联师在学诗与治学，做诗人或是当学者的选择中，更倾向于前者。”“就其本人初衷而言，治学动机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借鉴前人创作经验，直接服务于自己的创作实践。”先生学术活动中第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人境庐诗草笺注》的选题动机，即为“不仅想由此探索诗家的用典奥秘，具体了解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过程，并欲借鉴黄诗，写出反映同样国难深重年头的作品来”，这是先生对年轻时写作王、孟、韦、柳一路诗歌的反拨。此后，先生的诗歌受到当时一些大家，如金天羽、陈诗、冒广生、夏敬观、李宣龚、黄炎培、许承尧、陈衍等人的推许。先生的诗歌像杜甫一样，要以诗的样式反映历史的变迁（翟振业《钱仲联先生的生平与诗词创作》对先生一生的诗词创作做了分期，发表于《常熟高专学报》2004年第3期。刘梦芙《名山事业国学光辉——钱仲联大师的学术与创作成就》亦知人论世，发表于《合肥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先生希望我们既然研究古典诗歌，而且为学生开设相关课程，最好自己就能做诗。先生的忘年交陈衍曾批评钟嵘不能为诗而妄评诗，因而语多悖谬，评次失当。同在无锡国专教授的陈柱也曾批评郑玄虽精通古礼而不能做诗，故笺三百首不能无失。而先生既是诗词作手，再来研究诗歌，自然可以所向披靡，无往不利。正如冯振在《人境庐诗草笺注序》中所说：“往者钱牧斋以诗鸣一代，其笺注杜诗，论者谓多得少陵微旨，盖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非诗人注诗，莫能合而为一也。”“仲联自造掐擢肾胃，不懈而及于古，并世胜流固多称之矣。以诗人而注公度诗，吾知其必有当也。”(《人境庐诗草笺注》,商务印书馆 1936年版）

“钱先生全面继承传统诗艺，广挹百家精华，‘一法不舍，一法不取’，变化神明，宏开新境。一般诗人或学唐，或学宋，或上法汉魏六朝，于元明清三代诗缺乏深入的探索，甚至不屑一顾。钱先生则不然，‘少年为诗，即力探柳子厚、陈简斋、姜白石、谢皋羽、阮石巢、厉樊榭诸家之奥’(《梦苕庵诗词后记》，钱学增撰，广东南社研究会编印本，1994年版）；青壮年时期除取法杜甫、韩愈、李贺、李商隐、陆游、元好问等唐宋金元诸大家外，对有清一代诗人如钱谦益、吴伟业、钱载、黎简、黄景仁、王昙、郑珍、龚自珍、姚燮、黄遵宪、丘逢甲、金天羽以及‘同光体’魁杰沈曾植、陈三立、郑孝胥等人之诗皆汲其神理，为我所用，古近体长短篇无一不工，形成沉雄博大、瑰丽多彩的创作风格。”（刘梦芙《千秋光焰照诗坛——国学大师钱仲联先生的治学与创作》,《博览群书》2004年第3期）学术发展到当代，分工越来越细密，虽然可以探骊专深处，但到一定深度，则易固步自封，当今“治唐宋诗者，有终身不读明清诗，以为后世无足取”（李圣华《冷斋诗话·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治明清诗者，尤不可不攻清以前诗。先生因为时代的原因，笺注的第一部诗集就是极具爱国主义的《人境庐诗草》。彼时先生选择研究对象主要以两个条件来衡量，一是是否带有爱国情感写时事，二是是否在文学史上有关键意义。40年代后半叶至50年代初，先生息影乡间，除了对已出版的《人境庐诗草笺注》补充修订之外，还推出了两部重要的诗集笺注：鲍照的《鲍参军集补注》和韩愈的《韩昌黎诗系年集释》。笺注前者固然因为先生的祖父钱振伦已有《鲍参军集》的笺注本，后来还被北京大学教授黄节借去并就诗注部分加以增补。但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鲍照在中国诗歌由五言向七言的过渡中起了重大作用，而鲍照又才秀人微，没有得到客观公正的评价。韩愈在中国文学史乃至思想史上的地位虽然要显赫得多，对韩诗的研究一直是热门。但是，在其诗歌编年和笺注上还存在很多缺憾。先生仿照清人集释、解诂一类的做法，用七种宋元明善本作校勘，采集唐至民国二百三十七家论述，大量参以自己的见解，重新系年编排。此书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初版后，当代著名学者钱锺书先生即在《文学研究》上著专文评论，认为可以取代以前韩诗的一切旧注。1961年秋，先生在上海参编《中国历代文论选》期间，又受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约请，承担了校注陆游诗集的工作。究其原因有三，一是陆游的爱国情感，二是陆游不仅是高产的作家，而且在文学史上有其特殊的地位，明清之际的一些大诗人大多学习陆游（参蒋寅《陆游诗歌在明末清初的流行》,《中国韵文学刊》第20卷第1期，2006年3月）。要研究清代诗歌，就得先研究清诗模仿、学习的对象。

李贺也是先生青壮年时期喜欢的诗人，不仅缘于其在诗歌史上的地位，还由于先生喜欢龚自珍的诗，先生认为“就龚诗的艺术成就来说，奇肆的境界，瑰玮的形象，正如天马蹑云，不同凡骥，又如天魔献舞，花雨弥空，充沛着浪漫精神”(《近代诗钞》，凤凰出版社2001年版，第32页）。而清末还有一位与龚自珍路数大致相同的诗人黄人（别字摩西），先生以为“摩西以奇才著一时，读书数行俱下……为文下笔数千言，或一夕作诗数十首，有‘南社才子’、‘一代奇人’之称。其诗奇肆横逸，藻采惊人，萧蜕序其集以为兼有‘青莲之逸、昌黎之奇、长吉之怪、义山之丽’。求之清代，则上承胡天游、舒位、王昙、龚自珍一派的艺术传统，用以抒发感时激情，取得了较高的成就”(《近代诗钞》第1368页）。先生在晚年，认为最能代表清诗面目的诗人就是龚自珍，因为龚自珍在继承传统之外，有更多的创新，而且影响了后来的诗界革命派和南社诗人，其思想更是直接影响了康有为、梁启超数代人。观此，不难看出，先生自己的诗歌就有光怪瑰丽的一面，其性情有与此契合处，选择李贺作为研究对象，既是情趣，也是顺着清诗做诗史的考察。先生以前的研究多是以笺注的方式体现，在传统学术领域，诗歌笺注虽然也会涉及到典章制度、名物训诂，但绝大多数还是诗歌典故，究其实，还是做文学性的考察。前人对李贺诗的笺注工作已经做得比较好，所以，先生选择以年谱的方式来做史学的研究，扎实地做好知人论世的基础性工作。传统学者的学问功底都是从经史之学做起的，虽然到后来术业有专攻，但基本的路数明眼人还是不难看出，因为正像老一辈告诫后人的“大凡做古代中国学问的人，只要一出手，内行就能看出他的底子，是来自经学的训练，还是来自二十四史，是打了《说文》的基础，还是读透了《四库全书总目》，这就像学写字的人，是打小临的颜真卿，还是自幼学的柳公权，瞒是瞒不住的“（葛兆光《古诗文要籍叙录·再版序言》中述老一辈学者语，中华书局 2005 年版）。就在先生去世那年的春天，笔者与先生访谈时问及先生是如何学习和讲授古代文学的，先生回答：“我在无锡国专学习时，国专主要讲授‘五经’、‘四书’、宋明理学、桐城派古文、旧体诗词，旁及《说文》、《通鉴》以及先秦诸子等，学生却可以就性之所近有所选择偏重。当时，大多数学生喜欢考据、文学、做诗或填词。国专特别重视基本功的培养。”(《犹有壮心歌伏枥——钱仲联先生访谈录》）先生在1949年以前发表的论文，如《读宋书札记》、《读北魏书崔浩传书后》等都是史学论文。在国专期间，唐文治先生又曾派先生与唐兰、王蘧常、吴其昌、毕寿颐等人先后到苏州从汉学家曹元弼学《仪礼》、《孝经》。因此，先生在经学方面，也是功力深厚，他为湖南教育出版社选《十三经精华》，举重若轻，正可谓厚积薄发（参马亚中《博通群籍以造圆照——钱仲联先生学术蠢测》,《文学评论》1998年第5期）。可以说，像先生这一代学者，大多数都具有深厚的学养和全面的知识，只要有机缘，在传统文化的绝大多数方面都能开花结果，他们问世的成果再多，也只是大海中的一勺而已。

与《李贺年谱会笺》一同完成的还有《后村词笺注》，自宋代以来，后村词虽经多次编刻，有许多不同版本，但未有人做过笺注，因此，先生之作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先生研究唐宋不仅还之于唐宋，还要将他们与前后的各个时代、不同的体裁做比较。例如在《唐宋词谭》中，谈到周邦彦的［苏幕遮］“燎沉香”时说：“记得清代大诗人郑珍的《春尽日》诗句：‘绿荷扶夏出，嫩立如婴儿。春风欲舍去，尽日抱之吹。’可算是文章天成，妙手偶得，跟周词有异曲同工之妙。”(《梦茗庵论集》，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20页）又如在分析辛弃疾［粉蝶儿］《和晋臣赋落花》时认为：“与清诗人袁枚所写‘春风如贵客，一到便繁华’相较，高下立显。词笔于柔韧中见清劲，不是艺术修养达到升华火候，是不能办到的。”(《梦茗庵论集》第134页）

先生在点校笺注方面的成绩最为世人瞩目，王元化先生《积跬步以成千里》中盛赞“传统笺注之学，则大陆允为大宗。而仲联先生的成果在其中极为突出”(《学海图南录——文学史家钱仲联》第132页）。章培恒先生在《钱仲联先生在学术史上的巨大贡献——以笺注工作为例》中推许“钱仲联先生的笺注工作，就其方面之广、难度之高、贡献之大来说，实已逾越前贤。因此，虽然今天的笺注工作仅赖一二前辈学者的支撑，但就钱仲联先生个人来说，其成果将在中国笺注学史上永远辉煌，显示出大师之为大师的一个方面”(《学海图南录——文学史家钱仲联》第136页）。

先生点校笺注的清人著作有《人境庐诗草笺注》（商务印书馆1936年初版，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修订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增订版，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0年出版时，删去笺注，易名《人境庐诗草》）《海日楼札丛（外一种）》（中华书局1962年初版，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再版）《吴梅村诗补笺》（收入《梦苕庵专著二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沈曾植集校注》（中华书局2001年版）《牧斋初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牧斋有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年版，后将《初学集》和《有学集》合在一起，复增加《投笔集》、《苦海集》、《牧斋晚年家乘文》、《钱牧斋先生尺牍》、《牧斋有学集文钞补遗》、《有学集文集补益》、《牧斋外集》、《牧斋集补》、《牧斋集再补》九种，名为《钱牧斋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陈衍诗论合集》（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以上各种书中，清代诗歌占了大多数。

笺注工作之难是没有从事这项事业的人难以想象的。钱仲联先生的《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一经出版，钱锺书先生即撰写了书评，文中的大多数篇幅是指出《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中的不足，现在转而成为某些诟病先生的人的证据。实际上，钱锺书先生能撰文评述，本身就说明了对该书的认可，且不要说文中也有赞美之辞。至于指出不足，正可以见出前辈学者的风范和学术风气的纯正，不像现在的学风，一写书评就是吹捧。钱锺书先生的四个“感想”恰恰是对笺注工作提出的最高要求：第一，笺注不仅要将奇辞奥旨远溯其朔，还要窥出古人文心所在；第二，不要动辄去推求作诗的背景关系世道人心，仿佛很不愿意作者在个人的私事或家常的琐事上花费一点喜怒哀乐；第三，注释里喜欢征引旁人的诗句来和作者的联系或比较，但引证的诗句未必确当，而且应该多去把作者自己的东西彼此联系，多找与作者同时代人的篇什来比较；第四，对近人的诗话、诗评，不能只加采用，还要对他们的错误加以订正（参《评＜韩昌黎诗系年集释＞》,《文学研究》1958 年第 2 期）。钱锺书先生举出四例，不仅是先生的诤友，也是笺注者应遵循的典范。先生平时告诫：笺注工作最难，因为笺注实际就是设身处地成为原作者本人，其所处的时代，所具的学识，所阅读的书籍，所交接的人……要完全做到这些，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不断前进，离真实越来越近而已，不可能全部达到真实。所以，先生一生中，对已经出版的笺注类著作从来都放在心上，一有发现，立即补充。笔者在为先生编纂《钱仲联全集》时，先生即举出不少更正或补充的例子。如《人境庐诗草笺注》中的《岁暮怀人诗》第六首：“岛夷史续《吾妻镜》，清庙书传《吾子篇》。写取君诗图我壁，自夸上下五千年。”原来对“清庙书传《吾子篇》”注云：“《诗》:‘於穆清庙。’案：‘吾’疑‘戒’之讹。《宋史·郭贽传》:‘兼皇子侍讲，赐绯鱼。太子出东宫，出《戒子篇》命贽注解，且令委曲讲说，以谕诸王。’”先生对此条重新笺注如下：“文廷式集外佚诗《赠黄公度参赞》:‘行踪十载遍垓诞，回看齐州九点烟。欲为金轮开世界，未容玉斧画山川。岛夷史续《吾妻镜》（自注：公度著《日本国志》四十卷），清庙书传《吾子篇》（自注：公度尝考订《墨子》“经上”、“经下”篇）。携手黄金台上望，即今谁荐贾生贤？’此诗前二句即用廷式诗，故云‘写取君诗图我壁，自夸上下二千年’也。上下二千年，自墨子时代至清末之约数。《汉书·艺文志》:‘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所载墨六家，有《我子》一篇。”除了将“上下五千年”错看成“上下二千年”之外，先生已经注出了该诗的本事。

先生在自传中谈过自己大量编纂作品选本的原因，归纳起来不外三个，一是有成例可援，词学大家朱祖谋有《宋词三百首》，诗学大家陈衍有《宋诗精华录》。二是在作品选尤其是注释中可以见出选编者的诗史观、诗学思想、笺注功底，选注者可以凭借学养将选注、鉴赏提高到学问和理论的高度（参赵杏根《读钱仲联先生三种清诗选注本》,《苏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三是清代诗词的研究在学术界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对清代诗词做纯学术史的研究固然重要，但是，使之普及推广会对未来培养研究队伍和提高学界对清代诗词的学术判断产生广泛的影响。我们今天来返观先生的宗旨，不得不佩服他老人家的高瞻远瞩。先生已有三种宋诗选本，但主要精力放在编纂清诗词选本上（毫无疑问，我们将近代诗选也算在内，正像先生在《清诗三百首·前言》中所说：“这里选的清诗，指清王朝（1644--1911）时期的诗，包括鸦片战争以前的封建社会末期和鸦片战争以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段时期的诗。而近人则把前者归于清代文学，后者划在近代文学之内。”），先后有《清诗三百首》（岳麓书社1985 年初版，1994 年出版新编本）《清诗精华录》（齐鲁书社 1987 年出版）《近代诗举要》（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9 年出版）《近代诗三百首》（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年出版）《近代文学大系·诗词集》（上海书店 1991 年出版）、《清词三百首》（岳麓书社 1992 年出版）《明清诗精选》（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初版，2002年再版）《近代诗钞》（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3 年出版）《元明清诗鉴赏辞典（清·近代）》（上海辞书出版社1994年出版）《名家品诗坊·元明清词》（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出版）《名家品诗坊·元明清诗》（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4 年出版）等（先生另有《清文举要》、《古文经典》、《清八大名家词集》、《苏州名胜诗词选》等）。

笔者在2000年曾为先生编纂《钱仲联全集》，当时觉得比较难的，一是搜集先生为各种书籍撰写的序跋，二是各种清诗选本有重复而又各具面貌，是重新编排还是各仍其旧，颇难抉择。各仍其旧，未免重复，耗费读者的心血和钱财。最后决定将所有清诗选本捏合到一起，先按作者时代，再按体裁统一编排，成为一本《清诗选注》，在每首诗后注明原被分别放入哪些选本中。这种做法得到了先生的首肯（可惜《全集》最终没有出版）。在剪辑编排过程中，深深体会到先生选诗除了同门已经论述的特点之外，还有以下几个特色：第一，极为严肃认真。这本来是做学者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好像谈不上什么特色。但是，以中国之大，能有多少九十岁以上的教授在带博士生时仍然事必躬亲，而非由第一代弟子代为上课的呢？又有几个九十岁的教授在九十高龄时一定要由自己来亲自校对书稿而不愿让学生代劳的呢（先生曾于1997年花费十余天时间看岳麓书社寄来的《剑南诗稿》的校样，以致累倒住院）？先生为了注释沈曾植诗中的佛典，光是读大藏经就花了十年，这样的功夫又有多少人愿意付出呢？所以，先生的严肃认真极不普通。早在1934年，上海汉文正楷印书局就出版过《清诗三百首》,可是1985年，先生在出版同名书时，并非在原书基础上做简单的增删，而是做了很大的调整，而且这种调整几乎贯穿了每次的选注工作。仅以岳麓书社出版的《清诗三百首》为例，就作者而言，1994年版比1985年版删除了胡亦常、程恩泽等诗人，增加了宋琬、蒋超、钱曾、魏源、朱琦等诗人。就诗歌而言，同一个诗人的诗，新版在旧版的基础上也有增删，如旧版中吴伟业的《古意》，吴嘉纪的《送贵客》，屈大均的《绝句》《杂诗》《民谣（四首选三）》，陈恭尹的《次凤阳逢中秋》，查慎行的《青溪口号（八首选二）》，赵执信的《晓过灵石》，沈德潜的《晚秋杂兴（七首选一）》《过许州》等近四十首诗在新版中都删去了，而增加了钱谦益的《古诗赠新城王贻上》、顾炎武的《雨中至华下宿王山史家》、吴嘉纪的《内人生日》、施闰章的《浮萍兔丝篇》、屈大均的《登罗浮绝顶奉同蒋王二大夫作》等二十余首。就编排体例而言，旧版先按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五绝、七绝分，再按人物分；新版反之。新版在每首诗后增加了详细的评论，更加有助于读者了解诗歌背景，提高鉴赏力。新版还调整了旧版一些作者的次序，更加科学。而在出版时间上介于两者之间的《清诗精华录》，所收更与两者差别甚大，就不举例了。第二，反映了先生不因循守旧，敢于否定他人或自己的成见，别创新说的胆识。如在旧版《清诗三百首》中引用吴应和、金天羽的话，认为袁枚“轻薄浮荡习气与三百篇无邪之旨相悖”，先生在1987年给博士生讲课时也一再强调“袁枚的性灵与宋湘的性灵不一样。袁枚油腔滑调，宋湘格调高雅”（魏中林整理《钱仲联讲论清诗》，苏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在新版《清诗三百首》中，诗人小传部分的文字虽同，但在对每首诗的评价上已经有很大改变，如评《行十里至黄崖再登文殊塔观瀑》云：“此诗设想奇特，比喻新颖，颇得杨万里神理。陈衍所称赏的万里诗特色，正是此种。”评《秦中杂感（八首选一）》云：“此诗为吊古中上乘之作，三、四大笔淋漓，后半似有自负又有自感生不逢时之意。”评《马嵬》云：“把深沉的同情倾注在穷苦老百姓身上，用对比法富有新意。借古喻今，爱憎分明。”而在该书出版的同年，先生专门发表了基本上否定前见的新说，驳斥前人对袁枚“游戏浮滑”的非议，认为：“袁枚强调作诗要讲‘实在工夫’，靠学问见识，靠真实的人生体验，而不能全凭灵巧天才，评论诗歌也须实实在在，琢磨技巧规律，而不能靠故弄玄虚，自欺欺人。正因如此，他对历代以来倡导‘虚灵’、‘含蓄’、‘妙悟’的神韵派诗说诸家或多或少地都持批评态度，而在自己的论诗及写诗中又积极地倡导真才学与实在功夫。袁枚在这方面的言行，对清代诗坛上扫荡模糊惝怳的习气，形成求实率直的诗风，无疑起了积极的表率和推进作用，这一贡献是应该肯定的。”（钱仲联、严明《袁枚新论》,《文学遗产》1994年第2期）

至于《近代文学大系·诗词集》和《近代诗钞》虽非注本（《近代文学大系·诗词集》中仍对一些诗题作过简注），但选择的诗人、诗歌的范围都扩大了。虽然陈衍早在1933年就出版了《近代诗钞》，但钱先生的同名书，所选有三十一家是陈衍未选的。因为陈衍距离近代诗人太近，还很难对诗史做全盘的把握，加之受诗学观的局限，很多在我们今天看来在中国传统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诗人入选的诗却很少，这一点在钱先生的书中已经完全改观。蒋寅先生曾感喟：“现有的清诗选本，不太能让人满意。不是选得不好，好不好是艺术趣味问题，可以不论，主要是选得不广。清代诗集汗牛充栋，要选得广而精，决非三五年所能奏功，这一点，不是过来人不知其间甘苦。据说文学所已故陈友琴研究员选清诗选了几十年，最终也没完成。”（吴承学、曹虹、蒋寅《一个期待关注的学术领域——明清诗文研究三人谈》,《文学遗产》1999年第4期）鄙意以为，钱仲联先生所选的各种清诗选本去其重复，可得诗人约百家，诗作七千余首，是否在目前可以基本达到广而精的要求呢？

先生浸淫传统诗学甚深，受其影响自不待言，钱锺书先生认为先生动辄去推求作诗的背景之关系世道人心者，此虽为先生的大醇小疵，但也正是先生写诗和注诗的特点。先生尝言：“所谓诗史，一路写来，要有眼光，择关系重大之事、重要历史大事件作为题目，有意识选择，作者有当事人，有半当事人。饮光写诗史，可称为半当事人，一方面既参加南唐王朝，另一方面又听到传闻入诗。晚清金松岑之诗，即以当时社会与国际大事为题，可视作中外诗史。黄遵宪一半客观写，一半亲身经历。康有为主要写抒情诗，通过抒情反映现实。梁启超写刺伊藤一诗，即客观述写，并非当事者。一个作家生在其时代，从其作品中看不出时代的影子，不是好作家。故王、孟不是一流作家。但诗别有一面，不一定都写诗史。历史事件、人类生活是一面，对大自然的爱好是另一面，诗歌描写大自然也是好诗，但不一定是第一等诗，这可能是我受传统诗教影响。契合时代，契合自己的情感，显出自我面貌。”（魏中林整理《钱仲联讲论清诗》第35页）所以，先生在选注清诗时非常注意学习传统选本中的诗人小传的写作方法，将诗歌发展历史隐藏并贯穿于其中。先生不仅自己撰写《文廷式年谱》(1982 年发表于《中华文史论丛》第四辑），还指导博士后季蒙撰写《沈曾植诗案》作为出站报告，该报告中，诗与事的关系居核心位置。除此之外，先生还主编了《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清代卷》（中华书局1996年出版）《中国文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7 年出版）等大型工具书，体现了先生见闻之广，别择之严，史识之深。而《广清碑传集》（苏州大学出版社 1999 年出版） 自钱仪吉《碑传集》、缪荃孙《续碑传集》、闵尔昌《碑传集补》、汪兆镛《碑传集三编》之外，续得人物一千一百余人，碑传一千二百余篇，极大地方便了清代文化研究者，丰富了清代文献资料宝库。

《清诗纪事》（前四卷七册，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7年出版，后七卷十五册，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9 年出版。2004年缩小影印，增附了作者人名索引）的编纂出版更是在学术界激起强烈反响，连续四次获得国家级图书评比一等奖。钱锺书先生称为“体例精审，搜罗宏博，足使陈松山却步，遑论计、厉。……仲联先生自运，卓尔名家，月眼镜心，必兼文心、史识之长”；“钱先生与诸君子之愿力学识，文史载笔，当大书而特书，举世学人受益无穷”（钱锺书先生致苏州大学明清诗文研究室信札）。周振甫、季镇淮、程千帆、王元化等学者亦纷纷赞誉。该书在编写过程中，累计查阅清人及近人所著诗话、笔记、稗史、尺牍、日记、碑传、年谱、档案、方志及诗文总集别集等有关文献一千二百余种，涉及清代诗人一万五千余家，采录进书中的文献有八百多种，诗人有六千多家。在诸多的赞誉面前，先生并没有自满。因为70-80年代的阅读条件受到限制，当时很难看到甚至从不知道的书，后来纷纷影印出版或在新出的书目中得到体现，于是，先生又率领门下开始了续编工作。比如，《清诗纪事》采用的诗话有二百四十余种，但是，台湾杜松柏主编的《清诗话访佚初编》（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7年出版）收录了一些罕见的诗话，编《清诗纪事》时没有看到。而吴宏一主编的《清代诗话知见录》（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 2002 年出版）著录清代诗话一千余种，多有可采。先生去世以后，蒋寅的《清诗话考》（中华书局2005年出版）问世，其中的“见存书目“达九百六十六种，经眼的诗话有四百六十四种。这些都有助于《清诗纪事》的续编工作。可以预计，只要明清诗文研究室的同人沿着钱先生开创的道路持之以恒地走下去，续编能取得的成绩在规模上可能比《清诗纪事》小不了太多。

诗史思想是先生一生中一以贯之的见解。1934 年开始，先生陆续撰写诗话，每周在《中央时事周报》发表，又以不同内容的专节在《国专月刊》、《国专校友会集刊》上发表。1986年，齐鲁书社将它们汇集在一起，略加增删，出版了《梦苕庵诗话》。先生的诗话与前人诗话不同，重点在于系统地详论清代名家与作品，介绍与考订有诗史价值的杰构。后来的《清诗纪事》与之一脉相承，但可见先生无论是在汇编资料，还是在理论研究中都有强烈的诗史观。

在一般的学者看来，古人的诗学观大多保存在诗话中。但是先生一方面注意到一个时代更真实的诗学观念往往不是表现在理论中，而是表现在诗作中。这在明清诗文研究中尤其突出。另一方面还注意到在论诗诗、别集序跋等体裁的作品中保存有非常丰富的诗歌理论。对前者的重视，先生在各种清诗的选注本中体现出来了。对后者的重视则表现在《万首论诗绝句》（郭绍虞、钱仲联、王莲常编，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1 年出版）和《历代别集序跋综录》（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 年出版）的编纂上。虽然对论诗诗的收集与研究始于清代，翁方纲注释了元好问的论诗绝句三十首和王士祯的论诗绝句三十首，宗廷辅编了《古今论诗绝句》（参见张伯伟《论诗诗的历史发展》,《文学遗产》1991 年第 4 期），但全面搜罗论诗绝句近万首，没有耐心细致的爬梳工夫和日积月累的持恒精神是很难办到的。《万首论诗绝句》中清人论诗绝句几乎达到90%，有许多不易得到的资料，少数还是录自未刊的稿本或抄本，十分珍贵。先生之所以选汇历代别集序跋，是因为先读一集之序跋，“则可在通读全书之前，洞悉其书之内涵，作者为书之宗旨，以及后代对其书之评鉴。因古书序跋之作者，往往为至高成就之人，具深邃之学识，文坛有一定之声誉，尤其是别集类之序跋，用途更大，持较读一般文学史，其弋猎所获，何啻倍蓰！盖别集数量浩繁，治古代文学史者，读别集序跋，基本上可以达到此要求”(《历代别集序跋综录·序》)。惜是书成于先生逝世前不久，所选多据《四库全书》中所收别集，未免有遗珠之憾。

先生在诗学研究方面写有大量的文章，一部分收载于《梦苕庵清代文学论集》（齐鲁书社 1983 年出版）《梦苕庵论集》和《当代学者自选文库·钱仲联卷》（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9 年出版）中，还有更多的为他人著作所写的序跋散见于相关书籍和报刊上。这里着重谈谈先生最有特色的系列文章《点将录》。先生最早完成的是《浣花诗坛点将录》，在其中交代了“点将录“这种体裁的发展过程及自己写作的原因：“诗坛之有点将录，始于清人舒位之《乾嘉诗坛点将录》，近人汪国垣之《光宣诗坛点将录》继之，范镛之《当代诗坛点将录》又继之。借说部狡狯之笔，为记室评品之文，与东林点将属于政治罗织者殊科……于各家之下，略附简评，或有取诸前人，为吾意所首肯者，亦不求备。此乃游戏笔墨，一家私言，初非诗国之阳秋也。”(《草堂》1982 年第2期）此后陆续发表了《近百年诗坛点将录》(《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第一辑，1983 年出版］；第二辑 ，1985年出版 )、《近百年词坛点将录》(《词学》第三辑，1985年出版)、《道咸诗坛点将录》（《苏州大学学报》1989 年第 4 期）《顺康雍诗坛点将录》（《苏州大学学报》1991 年第1期）、《南社吟坛点将录》（《苏州大学学报》1994 年第 1期）。作为权威清诗研究专家，先生是深知“点将录”创作的个中三昧的。他说：“诗坛和词坛点将录虽是游戏之笔，但却有一条重要的游戏规则，就是必须将诗坛、词坛作整体安排，使读者可从有机联系的系统中，管窥当时的诗坛（词坛）活动现象。因此，没有深厚的诗词写作和诗学研究功夫，没有对文坛形势的准确把握，就必然会评次失当，贻笑大方。点什么样的将，如何各得其所，不是不假思索可以信手拈来的。”（钱仲联著、周秦整理《钱仲联学述》，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7页）先生在晚年有一憾事，因为在《近百年词坛点将录》中曾说：“其在倚声家，则朱祖谋曾为《清词坛点将录》，仅见榜名，未有成文。”后来先生得饶宗颐先生所赠的著作《文辙——文学史论集》（饶宗颐著，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1991 年出版），其中《朱彊村论清词望江南笺》后附录了《清词坛点将录》，且加案语曰：“此篇刊于《同声月刊》第一卷第九号，流传极稀，故附载于此，俾与《望江南》二十六首可以互相参证。”先生又再次告诫，学术研究不可不慎。并嘱咐若有修订机会，一定要改正。

先生虽离我们远去了，但他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1983 年底，《文学遗产》编辑部与苏州大学合办的全国首次清诗讨论会在苏州举行。当时最集中的话题就是清诗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一种意见认为清代不是诗的时代，它不可能与唐宋抗衡，也不可能与同时代的小说、戏曲相提并论。而多数代表的意见则认为，就数量而言，清诗作家的众多和作品的丰富远远超过唐宋，也有不少超过前代的新成就。清代特定的历史环境，为清诗注入前所未有的思想内容。在艺术形式上，清代诗歌流派之多，诗学研究之深，都非前代可以比拟。许多名家、大家的优秀作品，较之前人不仅毫无愧色，而且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和超越。结论是应当还清诗以中国古典诗歌终结阶段的较高历史地位。80年代以来的清诗研究，正是在这个认识基点上开展起来的。后来，《文学遗产》在1984年第2期辟‘清诗讨论专辑’，所刊论文就是苏州会议的成果，这次专辑影响也相当大，和会议都可以说是新时期清诗研究的标志性成果。”（吴承学、曹虹、蒋寅《一个期待关注的学术领域——明清诗文研究三人谈》）无论对清诗研究领域的开创，还是对清诗研究人才的培养；无论留存的大量著作，还是给后人的精神感召，先生都具有典范的意义。先生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感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