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
文摘
金融财经
2024-05-03 19:08
以下是读《解读中国经济》（林毅夫著）的笔记节选——20世纪初时在英国剑桥大学有个生物化学家叫做李约瑟。从头衔就知道，李约瑟不仅生物学厉害，化学也很厉害，按照现代的话来说，是个交叉学科人才。但连李约瑟自己都没有想到，他影响最为深远的领域，却是——李约瑟做研究的时候有点不务正业，喜欢在实验室找学生聊天，聊啥呢，聊“中国经济”呀。有一天，他提出了一个让自己“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为什么在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非常发达，诞生了四大发明；在近代却落后了，会到处被锤？虽然这个问题让在场的中国留学生很不爽，但没有一个人答得上来。在接下来近百年的时间里，大家继续“百思不得其解”，这个问题也就变成了著名的——有人从文化角度解释“李约瑟之谜”，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是儒家文化的影响。儒家文化中庸，太保守，不讲科学。有人从地缘角度解释“李约瑟之谜”，认为中国多数情况下处于统一的状态，太安逸了不思进取；不像欧洲国家林立，天天干仗，所以充满“狼性”，敢于冒险和创新。有人从人口角度解释“李约瑟之谜”，认为古代中国人生娃厉害，人多地少；穷人吃饱就不错了，没有闲钱搞创新。富人雇人很便宜，也没动力上装备。但在《解读中国经济》这本书中，林毅夫老师认为，这些解释都不靠谱。不论是文化、地缘还是人口因素，就算可以解释中国近代的“落后”，却无法解释中国古代的“先进”。为了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他建立了一个理论模型——划重点，不是只有看不懂的公式，才叫做模型。画一条横轴，横轴靠左边代表技术水平较低，靠右边的代表技术水平较高。比如在下图中，B点的技术就要比A的高，所以从A点到B点是技术进步，从A点到C点就不是。![]()
再画一条中间高，两边低（正态分布）的曲线，代表“发明可能性曲线”。它的高度，代表着在不同技术水平下，进行新发明的可能性。“发明可能性曲线”正态分布的形状意味着，在一定的认知层次上，人类的发明能力，会随着技术进步达到一个巅峰，然后逐渐枯竭。比如在下图中，D点的技术水平高于B点，但进行发明的可能性，也比B点小一些。 ![]()
如果想要增加发明能力，继续推动技术进步，就得提升认知层次。认知层次提升导致“发明可能性曲线”右移，导致发明能力提升（a线段到b线段）。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三体》里三体人干的坏事——它们用智子锁死了地球的基础科学研究，把人类逼进了发明创新的死胡同里。中国在实用新型技术上的传统智慧超凡绝伦，但基础科学研究却一直是短板。细想一下，四大发明都只是发明，而算不上是理论。这种情况，与东西方之间的社会制度差异有很大关系。比如——在长达千年的时间里，中国人当官靠考试，西方人当官靠爹妈。中国的科举制度让那些有能力的人不断进入到官僚体系，维持官僚体系的活力。有能力的人忙着搞政绩没空造反，国家也比较安定。安定的环境有利于总结经验，更新与搞钱搞业绩有关的技术进步，但与“失败率很高、但一旦成功就翻天覆地”的基础科学研究却格格不入。《天工开物》是中国科技史上非常重要的著作，但他的作者宋应星却写了一个尴尬的序言，他说：聪明而又有抱负的人是不应该读这本书的，因为读这本书对于考试没有帮助。西方的封建贵族在权力传承上采用的是继承制。继承制坏处是，一个国王傻，往往带着一串国王一起傻，所以就有了漫长的中世纪。但继承制也有好处，既然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娃会打洞；小龙和小凤没啥压力，生活又如此无聊，不研究研究数学，搞搞暗黑实验还能干啥。这可能是一部长达千年的失败史，但说不定哪一天，在某一个苹果树下，一道光就能够照亮千年的黑暗。以“科举制”和“世袭制”为代表的中西方迥异的社会制度，也造成了两大文明发明创新模式的差异。用前面的模型来演绎——中国的制度有助于技术水平在既有曲线中持续右移，但西方的制度有助于整条“发明可能性曲线”小概率的右移。![]()
模型推演的结果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技术水平都可能领先于西方，但一旦中国逼近当前认知层次上的发明瓶颈，而西方又被小概率的“苹果”砸中了，二者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就会在一瞬间天壤之别。由此看来，不论是清政府的固步自封，还是西方的工业革命，都只不过是“必然”的“偶然”。这就是《解读中国经济》（林毅夫著）这本书中，对“李约瑟之谜”的解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