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于民国十七年三月一日至法国的马赛的，汪先生派了曾仲鸣先生至马赛接我，并且告诉我一件新闻消息，说接到国内电讯，李任潮被骗至南京，给蒋先生幽禁在汤山。去上海请李先生入京的是吴稚晖先生，因此吴先生为着营救无方，觉得有负朋友，在蒋先生面前，自己碰壁而死。国内的内战爆发是我所预期，但吴先生自尽倒出乎我意料之外。我们看吴先生的文章，在纸上活灵活现显出一副嘻笑面皮，以惯于嘻笑之人而忽有慷慨轻生之事，真出乎我的意料。我在上海虽然和吴先生打过一场笔墨官司，但我对吴先生老当益壮的勇气，倒是诚心诚意的佩服。我听见吴先生自尽，不禁长叹一声，非常痛悼。
巴黎终于第二日早上到了，这次算是我第二次的重游，风景不殊，河山无恙，下午见了汪先生夫妇之后，我倒想在法国作一个一两年寓公之计。那时我住在城里，而汪先生却住在乡村，一星期中，我们也不过见一两次面。那时法国的改组同志会分会经已成立，人选是由汪先生打电报至上海总部介绍的，当中的委员我只认识龙詹兴和颜继金两人，他们是广东大学的学生，是邹海滨指定出洋留学，而俟我接任之后，才正式遣派的。汪先生又打电至柏林约王东丞到法国和我相会；王东丞先生是我素识，他在广州原任党军第二师，后来蒋先生说他勾结共产党，一朝便把他扣留起来，硬送他三千元，迫他即日离开广州赴上海。后来汪先生至海外，蒋先生曾给汪先生一封信，说汪先生不合勾结了王东丞倒他。这个罪案当然也是三月二十之变以前的整套戏法，同一为蒋先生神经过敏的举动。我们相见之后，知道东丞到过莫斯科，到了柏林也将近两年，现在正研究军事学，他已由一个豪悍的军人，变为恬静的研究者了。
我居住巴黎一个月，自然无事游游凡尔赛宫和枫丹白露旧宫，间中逛逛鲁佛博物院，欣赏历代有名画家的杰作。至到四月为着英国工党竞争选举，又到了一次伦敦，那时麦当奴正往乡村演说，我只和几个工党当事人交换些意见，据他们说依着新选举法，有一百多万的妇女做了新投票人，这班妇女是否同情工党，绝无把握。他们的确有些悲观，焉知那就是工党第一次登台的机运呢?我只住居伦敦两星期，又重回巴黎，那时我已赁了一层楼在巴黎郊外的云山门，打算作比较久住之计，一天汪夫人忍不住便找我去谈话了。
“我以为汪先生年纪大，身体又多病，才久居外国。怎么以你这样年轻的人也打算长住外国?”汪夫人的脾气一向谈话都用责备和质问的神气。
“不长住又怎么办?”我实猜不出汪夫人是怎样的心事。
“我不信国内一点办法都没有?”汪夫人提出了意见。
“什么办法?要办法只有反蒋和打仗，汪先生是不愿意的，因为现在还是汪蒋合作。”我禁不住发点牢骚。
“你怎知道汪先生不愿意?现在介石这样做法，谁也忍不住，只有你才忍得住的!”汪夫人大约用激将方法了。
“对于政治和党务，我真有些厌了。如果要我干，汪先生也得回国。否则你们会住巴黎，难道我不会住巴黎?”我那时对于怎样干，真一点把握也没有。
“你肯回国，汪先生也一定回国的。”汪夫人似肯定的保证。
这样汪先生是要我回国了。我和汪夫人谈话之后，再见汪先生商量以后的步骤，汪夫人又每天催我动程，我遂于五月十二离马赛归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