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离上海赴巴黎之前，蒋先生一面召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而一面却积极筹备打桂系。他打不打桂系，我们倒不很注意。不过改组同志会也有些短视的人们，以为蒋先生打桂系，我们或者会有出路，最少可以喘一口气，因为桂系给我们的压迫太甚了。我当时认识很清，桂系只有地方的力量，而没有控制中央的力量，而且只有军事的行动，没有政治的背景，我们受桂系压迫，虽然很讨厌，但我们若受南京的压迫，则更是无法抬头。
我们为什么注意三全大会而不注意桂系呢?那时三全大会，蒋先生决定用高压手段，所有代表都由南京一手指派而不采用选举制，后来我分析三全大会的代表，指派者占到百分之九十六以上，我曾著了一本《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价值的估量》，纯粹站在客观去批评，也纯粹就事实来分析，这个大会实在算不得什么代表大会，只配说蒋先生个人的御用会议。经过这次大会，国民党的精神可以算寿终正寝，终蒋先生之世，也没法把党弄健全。
这个原因也很简单，我以为要把中国弄得好，先须使国民党真正成为国民的党，国民党的忧乐须变为全国国民的忧乐，国民党的休戚，也须使它变为全国民的休戚。我们如果要达到这个目的，须使有志和有识之士都加入了国民党，共同奋斗。如果代表是指派的，则南京所欢喜的人才有被派的资格，南京所不喜欢的人，当然会被排斥。这所谓凭一己之好恶以用人，而人亦只有阿其所好，从前帝皇时候，单凭着一己喜怒以治天下，还有亡国之忧，何况民国成立，民智已渐开明；又何况国民经几次反专制的奋斗，若果代表不采选举方法，有志和有识之士怎肯参加，所以这次大会光是指派代表，实是软性和慢性亡党一个方法。国民党倘若不是执政的党，与民生国计无关，谁也不去措意，但国民党是一个当时专政的党，这样独裁武断，必使中国再复陷入专制时期，我们对于这次代表大会，真是非常忧虑和惶惑的。
全国代表大会可以指派，那各地党部当然更是指派了。各地党部的作用，是跑人民众的核心，指导人民，辅翼政府，如果党部是选举的，则负党的责任的：
第一要顾到民众的利益，否则地方的感情和人望失坠，他必不能当选。
第二要顾到党员的意见，必定他自己比其他党员努力，比其他党员活动，才有当选的希望。
倘若指派，则负党部责任的只顾到中央个人的好恶，不复顾虑到党员，至于人民利益，更非他们所屑措意了。由此类推，中央委员只顾揣摩蒋先生的好恶，不必需要对党对国的忠诚，而地方党部又只顾揣摩和逢迎蒋先生和他亲信的意旨，不必浪费时间来体察人民的利益!这所谓“相率而为伪者也，恶能治国家”!我们平心静气的观察整个党的前途，遂决意反对这个非法的三全大会。
我离上海之后，还在赴欧的途中，蒋先生知道我们反对，派邵力子先生来上海见王励斋先生，要求我们维持缄默态度，而提供保证说可以令我们当选为三届的中委。然而连任中委仅是个人的利益，而维持国民党的法纪倒是我们责任和义务。上海的所谓粤方委员，对于蒋先生给我们的交易，毫不动摇，在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之前，终于在京沪大发传单，公开反对，因此博得这次的所谓三全大会通过决议，
一、警告汪先生，
二、开除顾孟余党籍三年，
三、永远开除甘乃光和我两人的党籍。
其实开除我的党籍是应该的，差不多反对南京的巨浪，都由我一个人煽起飓风，但开除甘乃光先生却未免过于冤枉，我私下替他抱不值。甘乃光既不是一个改组派，更于国内的煽动无关，自从广州复陷于李任潮之手，甘乃光已遨游海外，对于我们的举动，毫不知情，大概南京还根据着十四年广州时候“甘陈相提并论”的往事，胡先生极力主张来这个无证据的缺席裁判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