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中秋调休，我回村子陪护92岁的母亲。年迈的母亲行动迟缓，但思维清晰，记忆久远。我说中秋节之后马上又是国庆节，放假我再回来陪您。母亲听我说到国庆，缓缓起身，从身上掏出钥匙，打开她的木柜子，从柜子里拿出来一本《毛泽东选集》，又从《毛泽东选集》里翻出来一张薄薄的宣纸递给我说：“这是当年你爸抬担架拿回来交给我保存的，这都保存了整整七十五年了，你看这到底有用没用。”
我小心翼翼地打开薄如蝉翼但保存完好的宣纸，这是一张随军服务证，红色的印刷体历经七十五个春秋依然清晰可辨，随军服务证是由人民解放军第十六师政治部颁发，证明我父亲以担架队队员的身份随军三个半月，参加了渭北大歼灭战及解放兰州随军西征等战役，因西北基本解放，光荣完成任务，准予回乡参加生产，支援解放战争，落款是1949年10月1日。
在新中国成立七十五周年之际，母亲翻出她整整珍藏了七十五个年头的随军服务证，落款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盖着人民解放军第十六师政治部的红色大印，真是异常珍贵。可惜父亲已经离开我们二十五个年头，这张随军服务证虽然珍贵，但是对于父亲而言，没有因此享受过任何待遇，多少有些遗憾。
我清楚地记得小时候我家的橱柜抽屉里放着一本红色平绒面的兵役证，那时我刚上学，也能认得父亲的名字和兵役证上的那些字了，偶尔还拿出来看看，现在想来那个兵役证应该和这张随军服务证是父亲随军归来一起带回来的。1990年前后，乡政府曾统计随军人员信息，落实随军人员待遇，蹊跷的是那个平时我们常见的兵役证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了，我们都说让父亲找个证人或者去给乡政府说明情况，争取享受他应该享受的待遇，可父亲坚持说丢就丢了，现在生活这么好了，还要享受什么待遇呢！
至于这个随军服务证，母亲藏在书本里，又把书本锁在柜子里，我们做儿女的从来没有看到过，但是父亲和母亲总该记得吧，为何当时统计信息的时候不拿出来证明呢？父亲已故多年无从得知，我好奇地问92岁的母亲，她说自己不识字，也不知道这是什么。而且当年统计信息的时候父亲根本就没主动提起他有兵役证的事，哥哥姐姐催父亲去乡政府说明情况，争取待遇的时候，父亲不但不去，还轻描淡写地说丢就丢了，过去的事情再不追究了。现在，我不敢确定父亲是不是故意不上报自己曾经随军的信息，但是父亲作为一名当了多年村党支部书记和工会主席的老共产党员，如果自己有意隐瞒随军经历，不愿享受国家的优待政策，也不是不可能的。
我问母亲，父亲随军回来只带了兵役证和随军服务证吗？母亲说还带回来五个银圆，我问银圆呢？母亲又从五个银圆说起，讲起了她的风雨人生九十载。
母亲出生在宝塔区临镇山桃村，因家境贫寒，缺吃少穿，为了求生，外爷不得不在1943年拖家带口离开山桃村，来到宜川县的北门村，落脚后的几年家境虽然比在山桃村有了好转，但是家里又陆续添了几口人，生活依然是过得凄惨，为了一家人能有饭吃，外爷在母亲13岁的时候以四十八个银圆为彩礼将母亲许配给了父亲。可惜父亲也只是一名八岁丧父，从童工熬出来的长工而已，四十八个银圆的彩礼无法一次性拿出来，于是商定订婚的时候给一半，剩下一半彩礼啥时候凑够，再接走母亲。父亲用了两年时间挣够了所欠的二十四个银圆彩礼，在母亲十五岁那年，也就是农历1949年3月20日与母亲成婚。两个月后，父亲跟随担架队随军出征，于十月份新中国成立后返乡。返乡后，父亲用随军抬担架挣得的五个银圆买了一架囤糜子作为一大家人的基本口粮，正式开启了他作为一家之主的人生之旅。
92岁的母亲讲述完1949年父亲随军前后的故事，已经有些劳累了，喝了口水接着说：“哎，一晃就是一辈子啊，我结婚整整七十五年了，新中国成立七十五年了，你大姐是新中国成立第二年生的，今年也都七十四岁了。我们受过的苦三天三夜也讲不完，解放后1950年土地改革，老百姓才勉强能吃饱肚子。直到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落实以后，大家才真正能吃饱饭了，吃饱饭了就开始想着挣钱，种烤烟十来年基本上解决了老百姓手头有钱花的问题，后来发展苹果算是让老百姓真正富起来了。你看咱村现在，家家有小车，户户在县城有楼房，吃得好，穿得好，说到底还是党的政策好啊。以前是养儿防老，现在不是啦，国家一个月给我发的养老金就够我吃喝了，就是住院看病，你给我花的钱也没有国家给我报得多吧。”
一张珍藏了七十五个春秋的随军服务证，勾起了母亲对自己风雨人生九十二载的回忆，母亲的一句：“说到底还是党的政策好啊”，正是母亲风雨人生九十二载的切身体会。◆
安军锁，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延安市作协会员。在各级征文中多次获奖。出版有个人散文集《岁月深处》《宜川旧事》《黄土情深》，各级各类网络平台发表作品数百篇，偶有文字在《延安作家》《延安日报》《陕西工人报》《秦风》等报刊杂志发表。2021年荣获陕西省“三秦最美读书人”光荣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