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与凉水岸
1944年，日本侵略军败局已定，国际反法西斯战线开始全线反攻。同盟军十分希望中国国共两党配合其夺取最后胜利。为缓和、调整国共关系，驻重庆的外国记者发起访问延安的倡议，立时得到中共方面的欢迎，国民党为形势所迫不得不表示同意，但是当局设置重重限制，把记者团改名为“参观团”，要求先参观战区再去延安，而且明令对陕甘宁边区“只参观不报道”。
中外记者参观团共21人，有苏、美、英等国的塔斯社、美联社、合众社、路透社和《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纽约时报》《泰晤士报》和《时代杂志》社的记者普科、斯坦因、爱泼斯坦、福尔曼、武直等以及夏南汉神甫，中国记者有《中央日报》《扫荡报》《大公报》《新民报》《时事新报》的张文伯、孔昭恺、赵超构、赵炳良、谢爽秋等人，领队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外事局副局长谢宝樵和邓友德。
参观团5月17日启程，经西安、潼关、韩城、黄龙、宜川后，到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和山西省政府所在地吉县克难坡参观采访之后，6月9日到延安，7月2日结束采访活动。中央社记者则处处摆出垄断统稿的架势，到延安后仅发“事毕即赴延安”“毛泽东设宴欢迎记者团”寥寥数字。
值得一提的是，参观团中有一位民盟先贤赵超构，他当时是《新民报》主笔，实际上报社当时要派的是采访部主任蒲熙修，可蒲已经是中国民主同盟盟员，国民党宣传部以“女人不便”为由拒绝了。为什么让赵超构去，是由于宣传部的官员看到他的名字后开心地说：“就让这个聋子记者去吧。”他们没想到的是，这个两耳重听的赵超构也是一个盟员，就是这个聋子，在考察结束后写了一本十多万字的书，浓墨重彩地向世界介绍了延安。也就是在这本书里，赵超构详细记录了参观团从克难坡到延安的过程，也为我们记载下了参观团经过凉水岸渡口的过程，让凉水岸这个小小的山村也随着《延安一月》的流传而名载史册。
5月25日，国民党宜川方面派人用汽车将参观团送到桑柏村，他们到此再也没有公路可行了。在克难坡的阎锡山派来几十匹好马来迎接参观团一行人，他们从壶口附近的铁索桥上过了河，爬上了山坡到了克难坡。参观团在克难坡进行了三四天的参观采访，详细了解了二战区的情形和阎对抗战的态度。
在欢送参观团离开时，参观团多了三个神秘的人物，阎锡山派其妻弟山西经济作战处长徐士珙、进山中学教务主任赵宗复和英语教员阴纫斋分别以省政府、长官部参事和译员的名义陪送记者团。据笔者2009年采访原山西人大副主任李蓼源时所讲，抗战时期李蓼源曾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随从秘书，阎锡山本意是让此三人和延安方面联系经济往来。徐士珙和赵宗复在延安也接受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接见，但让阎锡山没想到的是，他的高干赵宗复虽然是原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的儿子，但早已是1933年入党的共产党员，在第二战区政治部交通局任主任期间，接受八路军驻二战区办事处的领导，为牺盟会和新军所做的递送文件、保持上下联系的工作，为八路军提供了大量的情报。
据赵超构记载，5月31日，参观团离开克难坡，一行近百人骑马走了8个小时，一路大伙骑着马尽情驰逐，于下午5时到达平渡关。他们在河边休息了半个小时，赵超构躺在沙地上，望着血红的落日、听着黄河的吼声。他写道：“在黄河西岸的那一边，阴沉沉的为阳光照不到的地方，就是我们要去的凉水岸。”
从他的词语中我们可以断定此时的他并没有觉得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经过在船上10分钟的颠簸之后，他踏上了“阴暗的沙滩，”面对前来迎接的三个穿青布学生装的男人，他“不自觉地紧张起来，”因为“我们知道自己到了共产党所统治的地界，”就连对方的话语也让他“感到异常沉闷。”我们不能怪赵的紧张，从他的文字里可以看出当时国民党对延安的封锁不仅仅是军事上的，铁桶般的包围让世界对延安是一无所知，而国民党统治区群众对延安的了解也是多么的片面。接下来他们在凉水岸的过程还是用他自己的语言来表达：
阳光已经离开地面，我们不出一声，跟这三位沉默的接待员向山坡上面去，在那里，有一所包括四个窑洞后一个大院子的地方，便是我们今晚的住宿之处。
在紧张而又兴奋的心理中，我们进入这所临时的宿舍。一看，除了几张板凳，上面设备也没有。接待员让着我们“请坐，请坐”，我们犹疑了一会，只好席地而坐。接着，有人送茶来，茶具是两只开水壶和几十个粗碗。碗少人多，大家这时毫不客气，抢起来喝了。晚餐相当丰富，鸡蛋、肉片，一钵子一钵子的送来；却因为没有桌子，我们只能站在院子里吃。一位外国朋友幽默地说：“我们做了半个月的贵宾，今天开始做难民了。”他当然并无不满之意。
大家听了这句话，不禁狂笑。笑的作用是伟大的，这几位共产党员，一直保持着沉默，也在这一阵笑声中，开始和我交谈起来。他问我对这一块最初踏入的边去土地有些什么特别的感受，我不禁脱口而答道：“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放弃我们的绅士架子了。”
雍容揖让的绅士礼仪，在这里失却效用了。这里所要求的是真刀真枪的吃和喝，疲倦了便坐在地上休息，这种无拘束的生活，使我们不自觉的也有点粗野化起来。
语言是心声。从他的文字里，我们能感受到共产党人神奇的魅力，就在这短短的接触里，赵超构他们已经放下了“绅士”的架子，开始习惯“这种无拘束的生活”了。
第二天一大早，十八集团军三五九旅的王震旅长带着一大批的牲口赶来接考察团一行。此后，参观团在陕甘宁边区开始了43天的考察参观。离开延安后，7月份，赵超构就在渝蓉两地的《新民报》上发表了介绍了毛泽东、朱德等共产党重要人物及延安的文章。接着又由重庆新民报社出版单行本《延安一月》，由于一度脱销次年在南京再版，重庆《新华日报》购2000册专送延安，毛泽东和周恩来对此书评价甚高。随后，日本也随即翻译出版。国民党不得不将此书即被列为禁书。
一年后的7月，民盟另一位领导人黄炎培一行访问延安，离开延安后，他也写了一本《延安归来》，这两本书加上之前美国记者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成为当年让延安名闻天下的三本名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