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军与凉水岸
抗战时期，东北作家群的领军人物、知名左翼作家萧军曾经三到延安，而在他1938年从山西到延安这次，也是经过凉水岸从延长到了延安的。萧军与凉水岸产生交集，还是因为民族革命大学而起。
1938年2月5日，萧军从汉口到临汾的民族革命大学任教。可是学校里顿顿是萝卜条和黑馒头，伙食让他很不满意。学校里给他分配的课程不是他预备的，他也听不习惯阎校长的“精神讲话”“物产证券”之类的说教。当他知道学校给他的待遇并不是教授而是在艺术队担任文艺教员时，他就离开了民大师生，计划投奔延安。一路艰辛，在乡宁县时，他计划将学校艺术队提出一部分作山西战地服务团，但学校已经请他离开艺术队，要他到吉县本校的“军政系”报到。在吉县他又见到了阎 山，吃了败仗的阎在萧军眼里已经是“一个火气全消了的老人。”对二战区他已经失望之极，更加坚定了离开的决心。
萧军是3月12日到了小船窝渡口的。些时阎锡山的长官部和民大师生还在吉县山沟里转圈，只有萧军和几个离开民大的教授在等着过河。对岸圪针滩把守渡口的是中央军，不让任何人过河。他借住在一个老人的破窑洞里焦急等待，亲眼看到对岸的船在河里过来，尽管他站地河边的冰崖上摇摆着手里的护照和信件大声呼喊，可是对岸的士兵无情地拒绝了他。
同行的几个教授要去西安，只有继续等待。萧军决定了一个人沿河北上寻找渡河之策。次日，和大家告别之后，萧军提着一根棍子再次孤独上路。和几天后就要来到此地的民大学生不一样的是，萧军是在山塬上行走的，当他在窄窄的山路中上下奔波时，亲眼看到了日军的飞机袭击了半路上遇到的一队二战区小队士兵。
走完120华里的路途，就在太阳快落山的时候，萧军在山岗上看到了河西的凉水岸村，他终于松了一口气，因为他看到了河里有船。在萧军的眼里凉水岸的景像是这样的：
河对岸，在风沙的群队稍稍空离的时候，那些排列着的船只是可以看见的，那像一些仰天僵死了的大甲虫。那些惨白的，横横直直堆积着的长浆，又似乎是一些不知从什么年代遗落下来的巨人的骨骼。
几座碉堡样子的房屋，在河对岸更远一点，耸立在一处围绕着盘旋的道路的半圆锥体的山顶上。似乎还有些蓝色的烟氛在飘出——渡过河去的一些人和牲畜，现在正是向那里不断地爬行。
陕北的石窑洞在东北人萧军眼里像是“碉堡样子的房屋”，凉水岸村蓝色的烟氛让萧军充满了希望，在检验过护照之后，他终于踏上了最后一只渡船。船夫是一个“黄胡子、黄眼球”的老年人，他和骡马们拥挤在一起过了河。巨大的风浪让小船在波涛中起伏，老船夫与浪涛搏击的情形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不知道的是，半年后的11月份，有一个叫张光年的青年率领抗敌演剧三队由晋西返回延安时，在小船窝渡口过河时也看到了同样的景像，到延安后，张光年写出了抗战的最强音《黄河大合唱》。萧军虽然没有写出黄河颂，但是他写了一本叫《侧面——从临汾到延安》的书，给我们留下了一段珍贵的记忆，因此我还是把和凉水岸相关的笔墨留给他自己：
一直到了对岸，船被碇了索，才算听到了人声。同时那个黄胡子的老头也开始离开人的意念中似乎不存在了。河对岸，检查我护照的是一个褴褛的小战士，他恭谨地立正着自己的两只腿脚，僵硬的手指颤抖地扯开那护照，而那东西在风里不情愿似地被张开。
“好了吗？”
“好，好了。”
我从他的手里接过护照，同时这小战士的过细的脖颈和那杂乱地缠着裹腿的腿肚，更是脚下那双使两只踵完全脱落到外面的破的不成形的鞋子，不禁使我竟问了我不应该问的话：
“冷吗？同志！”
“不，不……冷！”他说这话时牙骨的震响，我可以听的很清楚。
“‘兵站’就是在那山顶上吗？”我指点着在河岸看过的那办圆锥体土丘顶端上的那些飘着烟氛的房屋问他。
“……”他没有回答，只是动一动牙骨，两只大眼睛迟疑地向我望着，点一点头。我看了他臂上那小块油污得连“八路”两个蓝色的字全要认不清楚的臂章，接着是一阵风沙就把我们分开。
在这个八路军小战士的指引下，萧军找到八路军的兵站，吃了一顿仅仅是加了一点盐和红辣椒面的小米饭。意外的是在这里他遇到了半路上曾经同行过的一个八路军干部，看到对方30岁就重病在身，依然坚持为抗日奔走，他激动的几乎要把民大发的200元薪水悉数送给对方。凉水岸的夜晚让认识到了八路军和他在山西时见过的国民党部队的不同之处，性情桀骜的萧军感受到了他在第二战区时从来没有感受过的温情。
住了一晚之后，3月19日，萧军继续出发，经过张家滩终于到了延长县城。作为鲁迅的弟子，他参观了在延长县的鲁迅师范，尽管他对学校里没有一本鲁迅的书感到诧异，简陋的校舍也让他心寒，但是学校负责人对他的真诚仰慕和热情款待让他感到“真挚和香甜。”下午，他还去参观了西门外的石油厂。在延长县短暂的逗留之后，20日，当民大的学生摆脱日军正在下游的壶口瀑布向凉水岸跋涉时，萧军到达了延安城。在他眼里，延安的“天气是晴朗的，路上一种浓郁的使人陶醉的泥土气息，随处升腾着。”
几天后，几百名民大的学生也从凉水岸出发，沿着萧军的脚印走进了延安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