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驻第二战区办事处与凉水岸
抗战时期，凉水岸是八路军驻第二战区办事处来往边区的一个重要通道。办事处有些不便用电台报告的情况，则由专任交通员定期或不定期地送达。在克难坡时派往延安的交通，要经过蒋介石嫡系部队和阎锡山部队的防线，办事处就改变了路线，采取公开和秘密相结合的办法，从吉县小圪塔过黄河一直往北走六十余里，绕过云岩，再从凉水岸过河西行直接在边区走，办事处以公开的布匹、纸张为掩护，把秘密文件夹在牲口鞍子里应付路上遇到的检查。
有次办事处的梁玉贵和几位工作人员送办事处处长王世英的两个孩子去延安学习，他们赶了两头骡子，带着秘密文件和延安所缺的五金、电料等物资，从驻地吉县小圪塔村往北走六、七十里，由凉水岸过黄河，在快到西岸时，因艄公的橹把将一个骡子碰了一下，骡子受了惊就跳到水里去，梁玉贵在艄公的帮助下，用手把王世英的的两个孩子托上了岸，但骡子怎么也不上岸，梁玉贵为了不使牲口跑掉，在再三牵拉无效的情况下，也只好翻身骑到骡子身上，当骡子往回游到河中间时，因黄河里浪大水急，又加冰块冲击，他就被浪打到河里牺牲了。
更为重要的是，凉水岸是一条边区和二战区联系的商道。八年期间，阎锡山带着他的军队、干部与眷属约20余万人偏居晋西的吉县等10余个残缺的县份，过着穷困潦倒、吃了上顿找下顿的日子。这时，在中共中央指示下，八路军驻第二战区办事处大力支持阎锡山，不让蒋介石吞并掉他。1941年11月起，阎约见办事处主任王世英，表达了愿与中共以共生求自生,以共存求自存。王世英从阎处归来，便立即发电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中央指示王世英,为支持阎锡山合作抗日，应帮助他解决一些急需解决的困难，从实际出发沟通边区和二战区的贸易往来。
王世英根据中央指示精神，首先选择了一些边区机关部队把自己动手生产的农业和手工业产品的样品赠送阎锡山，其用意是启发阎也效仿边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办法克服困难。王世英向阎介绍了边区机关干部和八路军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情况。告诉他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创建的抗日根据地主要是在贫困的山区，在八路军总部的带领下，根据地粮食、蔬菜基本达到自给，大大减轻了群众负担。之后，阎锡山也向他的部队、机关发出了生产运动的号召，但响应者寥寥,
不久,王世英向阎提出了一个倡议：双方“以物易物”，“以有易无、互助互利”。阎锡山听了非常高兴，当即指令其妻侄、经济作战处长徐士珙和贸易特派员崔楚才等和王世英具体商谈。经协商,确定二战区在宜川县的桃渠村和河东的吉县建立办事处，在平渡关、马头关、永和关、辛关和三交等地设渡口，专门从事双方物资交换。平渡关对面的凉水岸由此也成为一个贸易通道。笔者老家家的几孔窑洞当时就是二战区的盐库。
当时二战区困守晋西，运城产的潞盐、天津产的长芦盐均运不进晋西去，军民无盐可吃，惟一指望的是陕甘宁边区马花池的食盐。而边区正搞大生产运动,开荒种地需要大量熟铁制作农具。双方商定第一批交换的物资主要是用陕甘宁边区的食盐和延长的石油交换晋西的布匹和熟铁。第一笔交易签订了5万公斤熟铁交换食盐的合同，运送到凉水岸村过河在平渡关进行了交换。
1942年初王世英调到延安军委总部工作，仍兼指导驻山西工作。办事处副处长曹言行向陕北延长石油厂的负责人介绍崔楚才去联系业务，并陪同其到各贸易点进行考察，接着又签订了以布匹、颜料交换石油、煤油和白蜡的协议。二战区的各经济部门也都争先恐后同陕北进行贸易。一时间来往边区和二战区的大路与小道上出现了驴驮车载，凉水岸的河面上船来船往的繁忙景象。
1944年初春，经阎同意，徐士珙派崔楚才前往延安走访边区盐业总公司。行前徐让崔带他致王世英的信。王世英接信后,将崔介绍到对外贸易局叶季壮处。双方就扩展贸易范围及交换物资的品种进行了磋商。崔楚才借到延安的机会,还拜见了续范亭和边区财政厅长南汉宸。续范亭和南汉宸都是崔楚才在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工作时的老上司。续、南二位对崔来延表示欢迎，鼓励他做好经济工作,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作出新的贡献。这样崔楚才便成为二战区常住延安进行经贸活动的代表，经常往来于凉水岸。
双方两地贸易进行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却被国民党特务密报重庆。1943年10月间,阎锡山遭到重庆当局的指责。阎对此十分恼火，回电进行了措词强硬的驳斥。他说：“交换货物，并无其事，购买食盐则是实情。因晋西军民不能不吃盐故也。”国民党政府无言以对，只好坚持每月拨给10万公斤食盐。对此,阎锡山采取了重庆的盐也要，但价钱要便宜；八路军的盐仍交换，为的是能赚钱。为了回避重庆当局的监视，将交换地点与渡口进行了调整，不在宜川与克难坡的路上设点，仅在延川的马头关、凉水岸渡口等地进行。
崔楚才在延安的活动被国民党特务密报重庆。这回是蒋介石亲电阎查询，阎密令徐士珙将崔楚才召回予以搪塞。但到1944年夏,阎锡山借欢送中外记者参观团到延安的机会，又派徐士珙带崔楚才赴延安，和边区有关部门直接商谈扩大物资交流的业务。边区和二战区这样互相支持度过了难关。
我与凉水岸
知道凉水岸很早了，在我的一些文章和书中也多次写到这个村名。但是真实的凉水岸于我却是陌生的。延长县的朋友多次邀约，也答应了他们写一篇凉水岸的文章，却一次次未能成行，也从未能动笔。直到2014年秋天，赴延长县调研文化产业，我才第一次站在在了凉水岸村的土地上。从延长县城去凉水岸村的路很长，一路依然是转折反复。坐在车里的我望着窗外的山路，想像着当年萧军、赵超构们走过的情形。作为我们这一代人，步行这么长一段路已经是力不能殆了，更何况他们还是在战火纷纷的慌乱年代。一个多小时的车程终于也消磨了我心中的热情。
说实话，在凉水岸村，我的情绪几乎没有一点高潮。延河青青、黄河泱泱，奇形怪状的石头随意散落了一河滩。谁家的狗儿兴奋地随着我们欢吠，农家的土鸡也此起彼伏地鸣叫。四野里散漫着花椒的浓香，憨厚的村民相逢于道，个个打一声招呼，都说今年的花椒有了好收成，但是我几乎没有找到村庄在哪里。
直到在河滩里，回过头来，才在身后的山坡上发现“在一处围绕着盘旋的道路的半圆锥体的山顶上”，有“几座碉堡样子的房屋，”我知道那就是村民居住石窑洞。恰好，那就是70年前落入过客眼中的那一座吗？但是，山坡上再也没有多余的建筑物，我不得不承认，时隔70年，萧军的文字依然是这么准确。我们到了河滩，不是赵超构看到的“阴暗的沙滩，”我们眼里的沙滩平坦如坻、宽广伟岸，阳光如碎金子般在河面上跳跃，衬出了一只泊在河湾之中的木船。
村民热情地请我们上了木船，黄河的浪和船夫的身“使我们不自觉的也有点粗野化起来，”每个人的情绪都在这一刻激爆了，恍惚中，我看到了河西的红旗和士兵，看到了河东的战马和记者，历史就在这一刻奇妙重叠了。几分钟后，我们渡过了黄河。站在山西省一侧回望陕西的凉水岸村，我觉得我仿佛才从历史深处走出来站在这河岸，一会儿我们从这儿过黄河之后就要经过一个叫凉水岸的小村子去延安了。
我知道，到了我给凉水岸一个交待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