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5月8日，美国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站在密西西比三角洲中部一个小镇的农民和商人委员会面前，准备公布冷战初期最重要的战略行动之一——马歇尔计划（The Marshall Plan）的蓝图。艾奇逊前往密西西比州克利夫兰的三角洲州立大学参加三角洲委员会（Delta Council）的年度会议，自1935年以来，该委员会每年都会吸引来自三角洲地区偏远地区的代表，讨论农作物、财政和社会活动。
但三角洲委员会的穿着府绸和泡泡纱西装的官员们即将听到一份雄心勃勃的经济计划的介绍，该计划旨在帮助欧洲国家在二战破坏后实现经济复苏。艾奇逊在演讲中强调，“欧洲和亚洲的最终复苏取决于德国和日本的重建”，这两个大陆的“大工厂”需要国际援助才能恢复战前的经济稳定水平。
然而，艾奇逊强调，这种形式的“紧急援助”不仅是为了重建德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很快将成为美国在由美国和苏联主导的新冷战秩序（new Cold War order）中的盟友——而是为了“建立世界政治和经济稳定，促进人类自由和民主制度，促进自由贸易政策，加强美国的权威。”他需要所有美国人的支持，包括密西西比三角洲的当地农民和商人，以加强美国在日益不安全的世界中维护和平与繁荣的作用。
次月，时任国务卿、前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透露了艾奇逊三角洲委员会提案的大致轮廓。马歇尔暗示美国有必要“在可行的范围内”制定一项欧洲经济复苏计划，并使其成为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共同努力。马歇尔和其他美国领导人几乎都承认，欧洲正在努力重建，国外的经济形势正在恶化。
虽然工业产出回升至战前水平（尤其是在西德），但这并没有转化为欧洲的快速经济增长，因为大部分复苏来自股票和外国资产抵押借款，贸易主要是进口粮食供饥民食用。欧洲的美元赤字也在不断扩大，艾奇逊向三角洲委员会解释说，这也对美国经济产生了负面影响：如果没有足够的美元支付进口费用，欧洲国家将不能与美国进行贸易，从而给农民和商人带来财务困难。
George C. Marshall (third from left, front row) receiving an honorary degre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ne 5, 1947, courtesy of the George C. Marshall Center for Security Studies.
经济威胁也是美国战略的指标。冷战初期，人们担心经济困境可能导致政治不稳定，为苏联在欧洲的影响力打开大门，这种担忧让美国采取了一种新的外交方式。美国和苏联因战后在欧洲的地缘政治影响力而产生的紧张关系预示着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冲突日益加剧。
美国领导人，尤其是艾奇逊、外交官兼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马歇尔和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总统，都担心苏联支持的政党和组织会在脆弱的欧洲国家掌权。这将使苏联建立立足点，对美国在日益两极化的欧洲的经济和政治利益造成麻烦。
杜鲁门和他的顾问指出，战后希腊和土耳其的动荡局势表明美国需要干预。希腊内战爆发于共产党支持的民族解放阵线和英国支持的希腊君主制之间，这对英国在战后重建期间的能力提出了挑战。
苏联向土耳其施压，要求其给予苏联使用土耳其海峡进行贸易的特权，这也削弱了英国在军事上支持土耳其的能力。1947年2月，英国正式要求美国接管对土耳其和希腊的支持，这促使杜鲁门呼吁制定一项经济和军事援助计划，以“支持那些正在抵抗武装少数派或外部压力企图征服的自由人民”。这被称为杜鲁门主义（the Truman Doctrine）。
作为回应，国会批准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4亿美元援助，并得到了美国公众的广泛支持，随后成功击退了希腊的XX主义势力。但杜鲁门主义为持续协助打击XX主义提供了强有力的言辞，而不是为下一步行动制定明确指导方针的政策。从1945年7月到1947年12月，根据杜鲁门主义用于支持反XX主义势力的4亿美元是向欧洲提供的约110亿美元援助的一部分，其中大部分旨在为欧洲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挑战提供更直接的人道主义救济，而不是长期的稳定计划。
随着欧洲经济状况持续停滞，人们对XX主义政治渗透的担忧日益加剧，杜鲁门政府中的许多人认识到，需要制定一个更有条理的计划，直接解决根本问题——经济不稳定。理想情况下，更全面的计划还要求美国和欧洲国家共同合作解决经济挑战，而不仅仅是美国注入援助。这些想法将成为欧洲复兴计划 (ERP) 或马歇尔计划的基础。
虽然马歇尔因在哈佛毕业典礼上的演讲而与ERP联系起来，但历史学家指出，杜鲁门政府中的许多人都为该计划的总体目标做出了贡献。马歇尔和凯南批评杜鲁门依赖肤浅的言辞，而不是清晰、广泛的欧洲复苏经济计划，这促使两人都研究最佳援助形式。
艾奇逊也认识到需要一个更全面和详细的复苏计划，因此，他委托凯南在1947年初准备一份报告，清楚地概述了欧洲贸易、进口和复苏方面的困难。但艾奇逊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解释说，对马歇尔计划最终版本的影响最大的是杜鲁门政府负责经济事务的副国务卿威廉·克莱顿（William Clayton）。
克莱顿出生于密西西比州图珀洛，在进入公务员队伍之前，他是一家总部位于俄克拉荷马州的成功棉花公司的合伙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担任战时工业委员会棉花分配委员会委员，并在战时继续为罗斯福总统和杜鲁门总统提供经济事务方面的建议，之后他担任副部长一职，任期从1946年到1947年。在担任副部长期间，他在战后前往欧洲，亲眼目睹了欧洲大陆为克服战时破坏和经济不稳定而做出的努力。
作为一名商人，克莱顿关心美国与欧洲国家的贸易关系，但也警告说，二战的废墟中可能存在XX主义的政治危险和威胁。1947年3月，克莱顿给杜鲁门写了一份备忘录，表达了他对欧洲经济状况的担忧。他认为英国无力维持对希腊和土耳其的经济支持，并敦促他的同事认真对待他的担忧，担心这对欧洲和世界的政治未来意味着什么：
“世界领导权正迅速从英国手中滑落，英国虽然能力强，但现在却非常虚弱。这些权力要么被美国接手，要么被俄罗斯接手。如果是俄罗斯接手，那么未来十年左右几乎肯定会爆发战争，而且胜算不大。如果是美国接手，那么战争几乎肯定可以避免。”
1947年5月，克莱顿出席日内瓦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会议后，直接向马歇尔提交了一份报告，题为《欧洲危机》（The European Crisis）。克莱顿认为，欧洲的经济形势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糟糕得多，“如果没有美国进一步迅速和实质性的援助，欧洲将陷入经济、社会和政治崩溃。”
1947年4月，马歇尔出席莫斯科会议，这进一步坚定了克莱顿的担忧，也使马歇尔认为苏联不能被委托与美国或其他欧洲国家合作制定经济复苏计划。会议召集了“四巨头”（英国外交部长埃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马歇尔、苏联外交部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和法国外交部长乔治·比多尔（Georges Bidault））讨论苏德奥战后正式和平条约以及德国重建问题。马歇尔不仅指责苏联拖延和谈，还在后来的一次采访中回忆说，正是在那一刻，他意识到克莱顿的报告是真实的：
马歇尔计划是莫斯科会议幻灭后的产物，会议明确证明苏联并未真诚地进行谈判，并且无法被引导合作实现欧洲复兴。
马歇尔后来在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向与会者以及公众介绍了一项广泛的提案，而不是一项计划：
“美国理应尽其所能帮助世界恢复正常的经济健康，否则就不会有政治稳定和和平。我们的政策不是针对任何国家，而是针对饥饿、贫困、绝望和混乱。任何愿意帮助复苏的政府都会得到美国的全力合作。其目的应该是恢复世界经济，以便出现自由制度可以存在的政治和社会条件。”
马歇尔的演讲呼吁欧洲各国相互合作并与美国合作，实现经济复苏，而不是仅仅接受一笔经济援助来重建欧洲。作为回报，人们相信民主以及和平与繁荣将在全世界蓬勃发展。马歇尔并不想完全排除苏联，而是希望为更大的利益创造一种开放的合作精神，同时也承认美国在新的冷战世界秩序中日益增强的国际反XX主义作用。
在提出总体目标后，马歇尔和杜鲁门政府的其他官员开始着手研究该计划与以往战后援助形式有何不同。该小组决定，为了使该计划取得成功，参与的欧洲国家必须协助制定复苏计划，正如马歇尔所指出的，该计划将“为经济困境提供解决方案，而不仅仅是缓解”，并促进长期经济增长。此外，马歇尔和杜鲁门希望该计划得到国会两党的支持和美国公众的广泛认可。
From left to right, President Harry S Truman, General George Marshall, Paul Hoffman and Averell Harriman in the Oval Office discussing the Marshall Plan, Nov. 29, 1948, courtesy of the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1947年7月12日，来自16个欧洲国家的代表在巴黎开会，讨论他们面临的经济问题以及可能的解决方案。这次会议成立了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 (CEEC)，这是一个由参与成员组成的合作小组，他们同意制定一项为期四年的计划，以应对各自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在生产和经济稳定方面面临的挑战。马歇尔没有排除任何欧洲国家加入该组织，包括苏联。
然而，苏联及其卫星国拒绝了该计划的条件，因为他们担心其经济主权会受到限制——这进一步证实了马歇尔的观点，即苏联之间没有合作的兴趣，并引发了人们对苏联在欧洲及其他地区的动机的担忧。在CEEC向马歇尔提交了其自主计划后，杜鲁门及其政府与国会以及包括经济顾问委员会在内的各联邦机构密切合作。后者对拟议计划下的出口需求对生产和供应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到1948年初，杜鲁门政府已经制定了分阶段的经济复苏计划；现在需要提交国会审议。但杜鲁门和他的政府也知道会面临挑战。尽管美国人绝大多数支持杜鲁门主义下的援助，但对于支持将近130亿美元的纳税人资金用于延长和平时期的对外援助计划，人们却犹豫不决，这是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由于共和党控制着国会，总统及其民主党支持者面临着赢得批准该计划的挑战，尤其是在1948年的选举年。国会中的一些人认为，马歇尔计划本身就是“社会主义蓝图”，而不是打击XX主义，它威胁到将资金浪费在其他国家而不是建立美国自己的国防。支持欧洲的代价还将是通货膨胀和更高的税收。
查尔斯·W·沃塞尔（Charles W. Vursell）众议员认为，马歇尔计划不仅不能确保所有人的经济繁荣，反而会“破坏本届政府的财政偿付能力，使国家陷入贫困和混乱”。他们所代表的选民也不完全相信需要增加欧洲支出。马歇尔后来回忆说，他“最担心”的让这项计划获得通过的“最大问题是来自中西部的负面反应”及其居民，他们代表了来自心脏地带的“普通”美国人。
尽管马歇尔解释说“向美国人民推销ERP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并且他“为此走访了如此之多，几乎就像是在竞选公职一样”，但到了1947年12月，由于政府成员和各国会委员会成员的公关工作，美国人普遍支持该计划。
前战争部长亨利·史汀生（Henry Stimson）领导了广受欢迎的马歇尔计划公民委员会，该委员会由来自工业界、政界和军界的近300名知名美国人组成，他们走遍全国发表支持马歇尔计划的演讲。该组织散发请愿书，并为基层妇女团体提供资金支持，这些团体在郊区家庭主妇中争取支持欧洲经济复苏，并解释说这是促进民主和保护美国及世界免受可能导致另一场战争的经济混乱的最佳方式。
艾奇逊早些时候在三角洲委员会会议上讨论了欧洲经济复苏计划，这预示着该计划需要何种支持。由于威尔·克莱顿在密西西比州的关系以及三角洲委员会的代表性，艾奇逊认识到，通过主张该计划将通过出口和贸易促进销售，赢得美国商人和农民的支持至关重要。
但该计划并非没有遭到批评。
一些人仍然坚持认为，这是对美国刚刚从法西斯魔爪中拯救出来的不稳定国家的过度支持。其他人，如前副总统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则认为，接受马歇尔计划资金支持的政权本身就相当独裁，如此激烈的经济行动将进一步加剧全球两极分化。
尽管如此，由于国会两党的支持以及政府行政和立法部门之间的合作（以及一些政治手段，以说服以农民和工业家为选民的众议员和参议员这也将使他们受益），国会于1948年3月13日通过了该计划，在四年内拨款近130亿美元用于对外援助。
到1952年6月马歇尔计划援助到期时，该计划已基本实现了其目标，即在参与该计划的16个欧洲国家中实现一定程度的经济自给自足。美国管理的经济合作管理局 (ECA) 和欧洲管理的欧洲经济合作组织 (OEEC) 负责监督马歇尔计划下分配的援助的实施。
OEEC保证所有参与国遵守协议，制定促进贸易和工业及农业生产的政策，而 ECA则负责管理各国从美国购买食品、燃料和机械以及开发和完成包括高速公路和铁路在内的基础设施项目的财政援助。援助并不总是均匀地分配给各国，而且它并不能解决所有政治或经济问题。
学者们经常认为马歇尔计划只会进一步加剧美国和苏联之间的紧张关系，并指出马歇尔计划援助的5%流向了新成立的中央情报局，用于在国外进行情报收集。然而，许多历史学家都认为，该计划成功地恢复了欧洲国家的农业和工业生产以及一定程度的自给自足，并阻止了实施破坏性的紧缩措施来抵消不断下滑的经济状况。
Rebuilding in Germany, circa 1948. The sign on the wall says “Berlin Emergency Program, with Marshall Plan help," courtesy of the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从在密西西比州克利夫兰首次公布，到一项雄心勃勃的经济援助欧洲计划，马歇尔计划标志着美国全球责任的新时代和新的战后秩序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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